缅怀北京协和医学院前院长李宗恩先生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陈元方

李宗恩：我国热带病学的先行者和奠基人；热忱、富有理想、牺牲精神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我国杰出的、有重大影响的医学教育家。

今年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95周年，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前院长李宗恩教授逝世五十周年。他的一生，是为中国医学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奋斗拼搏的一生，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我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没有机会和他进行过直接接触，但他的精神、他的功勋却永远铭刻在协和的历史上和协和学子和教师的心中。

李宗恩是我国热带病学的先行者和奠基人。

李宗恩于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出生在江苏一个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清朝官宦之家。在“良相”和“良医”中，他选择了后者，于1911年负笈远渡英伦，1920年获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任助理研究员，1922 年1月获该院热带病学文凭，并开始了他在西印度的最初的热带病学考察研究。

1923年，李宗恩为了把学到的东西用于防治和扑灭中国南方热带病的蔓延，毅然舍弃了在英国不错的职位和优厚待遇，回到祖国，就职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4年的热带病研究工作。在1920~30年代，他主要是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黑热病、丝虫病、日本血吸虫病和疟疾、痢疾等疾病。回国后的头10年，他几乎每个暑假都要亲自到湿热难熬的南方疫区去考察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他穿着厚帆布衬衣和马裤，戴着有纱罩的铜盆帽，钻进芦苇塘，在密不透风的苇丛中采集蚊子标本，并在当地建立了多个疫病观察站。在此期间，李宗恩和他的同事、学生共发表了29篇有影响的热带病学研究论文，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才被迫中止研究。李宗恩的学生钟惠澜、王季午日后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热带病学/传染病学奠基人和院士。1948年，李宗恩院长因其在热带病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与贡献，特别是首次发现犬是人类利什曼原虫黑热病的贮存宿主，而被评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成为我国生物医学界最早的院士之一 (注：这一年，协和共有七位教师和毕业生同时被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另外六人是生化系吴宪，内科张孝骞，药理系陈克恢，生理系林可胜、冯德培，公共卫生系袁贻瑾)。

李宗恩是热忱、富有理想、牺牲精神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爱国知识分子。

早在李宗恩留学英国之初，就受到当时英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学派——费边社的影响，曾和一些有强烈民族自尊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建了留英同学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他非常关心国内的局势，经常带着字典到图书馆去查阅报纸。从英国回国以后，他经常浏览方兴未艾的新文艺理论及其创作，对鲁迅的杂文小说最感兴趣，高度评价鲁迅反封建的彻底性。

1923年，李宗恩舍弃了英国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甚至割舍了他与英国女同学热烈的异国恋情，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为的是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本领用于消灭中国的寄生虫病。1931年长江洪灾肆虐，李宗恩带领北平协和医学院第二批医疗队，在洪泛区组织了临时医院，他处事一丝不苟，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建立了正规制度，由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层层负责，工作井井有条，深得青年医师和学生钦佩赞扬，他出色的组织工作在防治疫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李宗恩正好被阻在南方。“八·一三”前后，他被迫滞留上海。应中华医学会之邀，他在上海筹办组织了一个临时难民医院，院址设在中西女中(一所教会学校)内。他很快就在当时上海的同辈和学生中搭起了一个医疗班子，非专业的人手更是召之即来，从事各种辅助和后勤工作，如为有伤病的难民擦洗、铺床、喂水喂饭、代写家信等。对所有专业人员或非专业义工，他的要求同样严格，一切医疗护理工作都必须按正规医院的秩序进行。

李宗恩在医院初具规模后回到了北平，这时他面对着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原来，北平协和医学院在1937年上半年开始了它的“本土化”方案，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李宗恩被晋升为正教授并成为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院方的意思是要他留在北平，像燕京大学那样在美国国旗的荫庇之下继续把协和办下去。尽管协和有他视为生命的实验室，有他尚未完成的课题研究，有他胜任的职务与熟悉的环境，有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但他说过他决不能在日军的铁蹄下工作。他谢绝了协和的邀请，把妻子和三个孩子托给朋友，只身南下，准备接受教育部长王世杰(他的留英同学)的聘请到武汉筹办武汉医学院。但等他到武汉时，南京早已沦陷，武汉也岌岌可危，教育部又紧急决定让他去贵阳筹备创建贵阳医学院。如后文所述，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并出色地完成了这千头万绪正无从着手的任务。

抗战期间，他还在清华大学前校长、著名教育家、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前会长周诒春博士的推荐下，担任过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分会的会长。

李宗恩不愿意卷入国内政治，但对进步学生却表现了同情和关怀。当时大后方的学生运动正风起云涌，贵阳医学院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个名为“阳明学社”的进步学生社团，借用因反对特务太监而被贬至贵州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隐喻地抨击了当局的独裁政治。学社的两个医学生领袖还曾去李宗恩家说明结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建立良好学风，振兴贵阳医学院，得到李宗恩的理解和支持。阳明学社组织过一次座谈会，讨论“什么是最完美的大学训育方针？”当时主张国民党应退出大学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中以学社负责人林敦英最为激进。不久，林敦英被捕，学校训育主任袖手旁观，李宗恩乃亲自出马，多方活动，“以身家性命，力保敦英”，才使林敦英获释，但条件是必须保证把林敦英羁留在医学院内，不准外出活动。李宗恩便把林安排在生物教研室当实验员，并为林创造了完成医科学业的条件。林敦英后来从事生化研究，成为一名药学家。

李宗恩是杰出的、在我国有重大影响的医学教育家，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籍院长(1947-1957)。

在国外名校长期受教育以及在协和长期任教的经历，使他对于现代医学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有深刻的理解。事实上，李宗恩早在抗战后就任协和学院院长之前，就已经在1938年初接受了国民政府要他创立贵阳医学院的任命，开始了他战时的医学教育生涯。李宗恩在西南边陲两幢极其简陋的破庙和会馆里，凭借他通达良好的人脉关系、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1938年6月按期把贵阳医学院创建起来了，招收了大量因战事辍学流亡内地的医学生，共五个年级，九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照旧，并要求按时毕业。他延聘了一大批也是因战事流落后方的协和毕业的和其他学校的高素质教师，其中包括许多日后的大师和院士，如药理的周金黄，病理学的侯宝璋，生理的柳安昌，内科的王季午、杨济时、贾魁，皮肤科的秦作梁，神经科的程玉麐、妇产科的李瑞麟，公共卫生系的施正信等。李宗恩还从清华请来了著名生理化学家汤佩松担任化学系主任，著名哲学家洪谦担任文科部主任，分别负责生理化学和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人文课的教学。他还在贵阳医学院办起了医士职业科、三年制的护士班和助产士班，建立了门诊部、附属医院和卫生工程专业科。在办学过程中，他得到了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北平协和医学院前董事长周诒春博士以及协和同事张孝骞、林可胜教授的鼎力支持。李宗恩在极短时间和极困难的条件下，就把贵阳医学院从一无所有建设为师资和教学质量在当时都堪称上乘的医学院，为抗日战争和我国的西部建设作了很大贡献。

当时，贵州的文化比较落后，一些人认为新医学就是“开肚子”，没有什么人敢“以身试刀”。李宗恩认为，要让医学科学在西南扎根，关键在于赢得那个贫困落后的社会对它的了解、信赖和接受。为推广新医学，反对落后与愚昧，李宗恩要求他在贵阳医学院工作的胞弟帮他编写一个话剧宣传新医学，强调人的整体性以及心理因素和护理工作的重要性。演员都是医学生和护士班学生。演出那天，当李宗恩作为群众演员(贺客)走上舞台时，气氛之热烈真令人难忘。该戏后来还去重庆演出过。这件事充分说明了李宗恩对医学具有宽阔的社会视野。

抗战胜利后，贵阳医学院一度出现了是否要和上海医学院合并迁往上海之争，李宗恩力主贵医留在贵阳，以便为发展地区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

在贵阳医学院的9年，李宗恩作出了很大牺牲，但也为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宗恩付出的心血换来了贵阳医学院广大师生热诚和衷心的爱戴。一次，贵阳上演一部美国电影《万世师表》，片子的原名是《再见吧，契普先生！》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有的只是献身教育和关心学生的热忱之情。散场时，学生们把他们即将离任的校长李宗恩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再见吧，契普先生”的呼声此起彼伏。平时冷静矜持的李宗恩，此时此刻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只轻轻地重复说：“谢谢！谢谢！”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秋，李宗恩突然出现在大公报工作的他的胞弟李宗瀛的采访室，神情严肃地说，香港的朋友问他能否去香港主持卫生署工作，想听听李宗瀛的意见。李宗瀛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讲了讲，认为战争最多不会再超过三年，到时候取胜的将是共产党。“您如果一如既往，想对国家对同胞继续有所贡献，可以留下来，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否则，您就此去香港做事也好。”李宗恩没有再提去留，只是表示了对李宗瀛的感谢。1947年3月，李宗恩接受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聘任，担任了战后第一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说明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留在大陆从事医学教育事业。1947年5月，李宗恩到协和走马上任。(注：李宗瀛是李宗恩的胞弟，大公报前主编。现已知李宗瀛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期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地下党员)

当1947年5月李宗恩刚到协和就任院长时，协和的建筑虽然完好无损，但却没有一名教师或学生。学校的房间绝大部分被关闭或占用，美国为调解中国内战而成立并设在协和医学院内的“军事调停执行部”的大牌子依然赫赫在目，能马上用于医学生讲课和实验的，只有一间可容纳二十多人的10楼217小教室，和医院地下室一间病理科原来的尸体解剖室。李宗恩必须马上着手招生。经过笔试并亲自参与面试，淘汰了50%的考生之后，李宗恩从全国精选了复校后第一班24名学生，其中12名具有本科科学学士学位，保证了医学院的教育水准。同时，李宗恩还必须马上从各校延聘一批一流兼职教师，以解决复校后第一班学生教学的燃眉之急。首先被聘来的有上海东南医学院的张鋆(解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的赵以炳、林从敏(生理)，沈同(生物化学)，唐敖庆(物理化学)和徐光宪(胶体化学)。李宗恩还要为学生找解剖教学用的尸体(两人一具)和组织学标本，收集仪器设备，恢复各科实验室，解决房屋修缮和各种后勤问题，并为第二学年以后的教师聘任和课程设置做好准备。为了加强对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李宗恩还从燕京大学社会系请来了社会学大师张东荪、张奚若来为医学生讲授社会医学，还有一些年轻的社会系教师带领医学生到北京郊区进行社会调查。

在李宗恩的努力和热忱的感召下，1947~50年陆续回到协和担任教师或客座教授的，还有基础的马文昭、臧玉洤、张作干(解剖)，张锡钧、李铭新(生理)，周金黄、金荫昌(药理)，冯兰洲(寄生虫)，胡正详、刘永(病理)，谢少文(细菌)，何观清、裘祖源、蔡如升(公共卫生)等；临床教学方面，内科有张孝骞、邓家栋、刘士豪、钟惠澜、朱宪彝、朱贵卿、方圻、张学德、张安、李邦琦、黄大有等；外科有吴英恺、黄国俊、侯幼临、孟继懋、虞颂庭、曾宪九、吴蔚然、費立民、吴之康、宋献文、周同轼等；妇产科有林巧稚、叶惠方、韩美龄、唐敏一、姜梅、焦书竹等；神经科有许英魁、冯应琨、赵葆洵、匡培根等；儿科有诸福棠、周华康等；皮肤科有李洪迥、曹松年等；眼科有罗宗贤、胡铮、劳远琇等；耳鼻喉科有张庆松、徐荫祥等；放射科有谢志光、胡懋华、徐海超(放射物理工程)等，药剂科有陈兰英等。这批最早的协和教师中有不少医学大师、学科奠基人和院士，以及一大批我国各学科、各医学院校日后的领军者和领导人。

北平协和医学院的重建就这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着：1947年3月李宗恩接受院长聘任，5月到任，6~8月开始为第一学年课程招聘教师，8月完成了第一班医学生的招生工作，10月初一年级医学生全面开课。次年即1948年5月，北京协和医院的第一个病区开始了它的医疗和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图书馆、病案室、社会服务部等也陆续恢复或走上正轨。

1948年，战时迁往成都的协和护校50名师生也在校长聂毓禅领导下，搭乘卡车、货运火车或步行，长途跋涉近二千公里，历时2个月，于1948年 6月到达北平，随即着手进行开学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1日，16名护校学生开始了一年级课程，二、三年级的护校学生则借用中央医院、儿童医院开始上课，公共卫生实习则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进行。在李宗恩院长领导下，还恢复了护校原有的2年综合大学护士预科 + 3年护士本科的高级护理教育学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7~48年协和复校期间，协和教师(包括美籍教师)没有一个人离开协和。1948年北平“解放”前，胡适曾试图动员一批著名学者到台湾去，不少人拒绝了，李宗恩也是其中之一。他早已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抉择——留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办医学教育。

李宗恩院长坚持协和高标准和少而精的办学方针；认为普及必须在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不能保证其质量和持续性；他主张研究生、进修生的培养也应该以质量为主；他强调讲课必须精炼，强调培养自学能力、实践能力、获取和综合文献资料的能力；实验室训练不仅要条件优越，要求也要非常严格，特别强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娴熟的动手能力，以及实验报告的准确忠实；临床方面则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基本功，无私奉献、不畏艰苦，倡导以病例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学习方法。在传统医学方面，他对于麻黄素的成功提取赞不绝口，对于针灸的疗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但认为中医缺乏检测手段和科学数据，因此对于西医已有肯定疗效的疾病，他反对中医介入。

1949年到1950年上半年，是协和在政治上最宽松的时期之一。解放军进入北平后，协和的复校工作並没有中断。新的当局——北京市军管会——虽然对协和这一特殊教育机构没有做过明确表态，但在非正式接触中，李宗恩受到了鼓舞，他认为当局对协和继续培养医学教育家和其他卫生领导人才的方针很感兴趣。1950年3 月，在一份协和给纽约CMB的电讯中说：“一切正常，我们中间没有人受到过骚扰。财政情况一如既往，由当地账户支付。前景令人鼓舞——这不是‘门面话’——如果你们今天能来访，我相信你们会感到惊讶：为什么一切都能如此有条不紊？各部门照常在工作，门诊部还是那么多病人，其中包括守秩序、有礼貌的军人。病房住得满满的，医生护士都在忙自己分内的工作。学生们早起晚睡，正忙於准备第二学期的考试。”同时，美籍外科主任娄克斯获得了赴纽约参加中华医学基金会会议的“出入境证”，该会议决定继续支持协和。

1949年9月，李宗恩受全国科协推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很多老朋友都和他一样入选了全国政协。李宗恩对参加政治活动一向很犹豫，但不久，他觉得去政协开会倒给了他一个解释协和办学宗旨的机会，有助于协和自主办学。1949年10月1日，李宗恩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十分兴奋。1949年12月，医学院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将“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校名恢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决议。1950年7月20日，北京协和医学院向卫生部登记，并归教育部领导。这一年，中华医学会、中国护士学会、公共卫生学会和另一个科学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场都设在协和，协和教师为会议增添了浓郁的学术气氛。同年暑假，卫生部建议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主持临床病理讨论(CPC)周会，一共举行了11次，北京各医院都有许多医生前来参加，每周到会者不下500人，协和礼堂爆满。卫生部对协和的CPC十分重视，胡正详也非常高兴，供病理解剖用的尸体也从此增加了。1950年10月7日，协和举行了返校日，返校的有医学院和护校毕业生百余人，许多已离开和在职的教师都来了。教育部长和高教司司长也出席并讲话，他们希望协和以它高质量的教学与医疗服务规则造福人民。

李宗恩对这个阶段做了如下的概括和总结：“过去的一年发生了极为巨大的转变，但我真诚地相信，在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工作的范围内，协和仍然占有一个重要地位。”

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没能持续多久。

1950年10月，美军过了三八线，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圣诞夜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从此协和的处境就变得复杂了。1951年1月18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人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冻结一切与中国有关的银行账户，禁运所有准备运往中国的物资。1月20日，北京协和医学院改为国立，学校里开设了政治课，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于光远还到协和为医学生教过课。

接踵而至的，是层出不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

1956年5月，英国的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有不少李宗恩的故知，他们希望与李宗恩重聚。政府要求李宗恩在家里接待他们，以示友好和尊重，还派来了厨师和接待员。为了一个多小时的午宴，整个协和教授大院都作了一番修整。林巧稚教授调侃说：“就差没把房顶也洗一遍了，大家都沾了外国人的光!”

也是在1956年，李宗恩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他的不少医学界的朋友、同事、学生在此前也加入了农工民主党。那时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对希望中国富强的爱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吸引力的。反右之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在“大鸣大放”的动员下，李宗恩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医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他反复强调普及必须在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坚持少而精的办学方针，强烈呼吁恢复协和八年制医学教育和高级护理教育，在传统医学方面，对于西医已有肯定疗效的疾病，他反对中医介入。

李宗恩的这些本属学术或认识范畴的意见，在反右时都被无限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1957年7月，《人民日报》的一条新闻“指实”李宗恩是“章伯钧在医学界的‘统帅’，和党争夺领导权。”另一些人则批判李宗恩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文化侵略的代理人”。或许是因为这些缘故，李宗恩被划“右派”后的处置，比一般知名科学家要重得多。他被逐出了他魂牵梦绕、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毕生为之奋斗的协和。已逾花甲的人，被发配到了万里之外的昆明医学院。从1959年起，一批又一批“右派”摘帽，虽说摘与不摘差别不大，但李宗恩的右派帽子却一直未摘。直到1979年，中共中国医学科学院委员会才发了这样一个批件：“1958年1月，将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同志划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本人于1959年调昆明医学院，1962年病故。1979年4月9日经卫生部(79·2党字第42号文)批复，已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其影响。”

李宗恩到昆明医学院后，一度分配在门诊部工作。他对医疗工作的效率看得很重，尽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只要一干上工作，他就会全力以赴，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昆明医学院留学法国的副院长蓝瑚对李宗恩评价很高，说“李院长为门诊部的工作建立了一个秩序。”

1962 年，李宗恩病危，昆明医学院向北京打了报告。中央(据说是周恩来总理)让李宗恩的长子李寿复飞往昆明，说有可能的话，将李宗恩接回北京救治。但接回来的，是李宗恩的骨灰盒和李寿复悲痛欲绝的老母亲。

李宗恩院长逝世已经整整50年了。对于许多曾经知道他的年长者来说，李宗恩或许也已经成为一个在记忆中逐渐模糊淡化消失、不再能引起任何思绪和情感的姓名符号；对99%的年轻一代来说，李宗恩更是一个从来不曾听说过、不曾进入过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一生受惠于协和、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一代协和学子，在得知他的生平事迹后，心灵却受到极大的震撼。我们不能忘记他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血，不能忘记他为中国医学教育和协和作出的牺牲和奉献，不能忘记他为协和流淌的血泪和汗水，不能忘记他曾带着怎样的悲怆和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李宗恩院长的一生是光辉灿烂、可歌可泣、令人敬仰的一生，却又令人感到如此痛楚苦涩、悲戚凄凉、惋惜和怅然。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如果没有李宗恩，在二战中被日本人解体和几乎摧毁的协和医学院绝无可能这么快恢复重建。李宗恩院长把协和的教育理念与传统、协和精神与作风、协和教学模式与校园文化原原本本地、系统地保留和传承了下来。正是这种传承，使协和传统得以通过当时的一代宗师和他们的学生以类似遗传基因的方式一代一代往下传递，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生根发芽 [注1]。听复校后的高班学长说，他们读了《话说老协和》这本书以后，深感复校后他们在协和所受的教育和前辈们所描绘的战前协和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对协和传统的这种传承，使协和虽然历经多次险恶的政治风暴，仍得以保持住自己的生命力和特色，从而在雨过天晴、阳光灿烂时再放异彩。直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协和的文化传统、协和人的素质和作风仍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称道，北京协和医院在近几年的医院评比中仍然高踞全国榜首，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协和传统的力量所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李宗恩的高瞻远瞩和深刻的洞察力，没有他在医学界的威望和号召力，没有他的坚韧不拔和顽强拼搏，没有他超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没有他脚踏实地的精神和作风，协和怎么可能在二战后短短的两三年内(1947~49)由一座空城迅速重建为一所现代医学殿堂，迅速恢复到战前的实力和水平，从而成就了协和尔后和今日的辉煌。李宗恩院长对协和所作的不朽的历史性贡献和功勋，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应该永远铭刻在协和的历史上和协和后人的心中。作为我国医学教育的拓荒者、耕耘者和忘我的献身者，李宗恩不应该被人们遗忘，更不应该被协和人遗忘。他在协和复校和贵阳医学院创办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李宗恩情结、李宗恩精神和李宗恩速度，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学习。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年轻一代理解协和一些老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抱负、拼搏和挫折、荣耀和和沉沦，也希望本文能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段曲折、坎坷和悲剧。以史为鉴，总结教训，走向未来。[注2, 3]

注1：在英语中有一个相应的名词¾¾meme，指的是一种文化信息单位，例如概念、信仰、实践等，它是在各个世代间传播理念、价值观和信仰的基础，它以和遗传基因传递生物物质类似的方式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参阅Webster新世界大学字典2001年第4版；以及Nakamura和Shernoff在《Mentoring in Academic Medicine (学术性医学中的导师制)》一书中的一段文字，见ACP Press，(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出版社)，医学教育丛书，Philadelphia，pp.40-41，2009。

注2：本文资料来源：(1)大部来自大公报前主编李宗瀛先生遗作《回忆李宗恩》，载于《百年》杂志1999年9月号；(2)北京协和医学院1947~1952届毕业生回忆；(3)档案资料。

注3：作者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科学教授，现任北医协和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