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观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贫富差距

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不能说是中国特色。因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像现在的朝鲜一样，都是普遍贫穷。而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既与社会主义的普遍贫穷不同，也与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不同，所以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贫富差距，真的那么与众不同吗？请看事实：

第一、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普遍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尺度，从0-1，数值越大差距越大，0.4是公认的警戒线，0.5以上为贫富差距悬殊。中国改革前为0.16，平均主义的普遍贫穷。1978年为0.317，2000年越过0.4的警戒线，2004年达到0.465，以后不再公布。

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请统计局长马建堂介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们才知道2005年以后的情况：

    2005年0.485，    2006年0.487，    2007年0.484，    2008年0.491，

    2009年0.490，   2010年0.481，    2011年0.477，    2012年0.474，    

    2013年0.473。    2014年0.469。

因为隐形收入的存在，大家公认中国收入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0.5。2012年12月，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公布了一份《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认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日本0.249，瑞典0.250，德国0.283，荷兰0.309，法国0.327，瑞士0.337，澳大利亚0.352，英国0.360，印度0.368。美国的贫富差距比较大，原来是0.4。去年4月29日，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美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5，中国是0.55，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第二、隐形收入、灰色收入、不法收入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去年7月25日，北京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发布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认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程度。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明显高于体制外工作的家庭。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低端25%的家庭，仅占全国家庭财产的1%。也就是说，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隐形收入、灰色收入、不法收入等，才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低端25%的家庭，3亿多人口，仅占全国家庭财产的1%，已经非常触目惊心了。但是，由于裸官的大量存在，由于裸官的配偶、子女和财产都转移到了海外，裸官情妇们的财产属于另外的家庭。所以，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也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贫富差距情况。

第三、贫富差距和贪污腐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迅速恶化。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价格双轨制，官商、官倒大发展，把计划内物资倒手成为计划外的，就可以大发其财。可以称为权钱交易阶段。最终酿成八九六四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运动。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中小企业一卖了之，市、县企业几乎卖光，省属企业也所剩无几，1998-2000年国企下岗职工2137万人，爱厂如家的一代人惨遭抛弃。国有财产大规模流失，贪污腐败开始进入官商勾结阶段。官商之间的关系，就像薄熙来和万达老板徐明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再是权和钱一次一次的交易，也没有了行贿、受贿、索贿这样的概念。薄熙来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受贿，徐明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行贿。

2002年中国十二大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股份制成为主要形式。太子党、官二代全面掌

控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国防、电信、能源、交通、冶金、机械、银行等垄断行业。他们缺钱，国家会注入资本金。他们亏损，国家会给补贴。他们不断地吞噬着国家的财政资金，还不断地从股市上吸取资金却几乎不给任何回报。贪污腐败开始进入官商一体阶段，就像周永康父子、曾庆红父子、江泽民父子一样，父官子商，不再是权钱交易，也不再是薄熙来、徐明那样的官商勾结，而是到了贪腐父、贪腐子、贪腐灵三位一体的阶段。

去年10月，香港《争鸣》杂志称：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在九月上旬共同完成了一份调查报告：全国31个省市区中，千万财产以上的个人及家庭有548-560万个。其中，在职和退休中共党政官员占了360-365万个，高达65%以上。也就是说，一天抓一万人，要抓一年才能抓完。

去年12月28日，国家审计署公布：2015年共审计查出官员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资金2500多亿，涉案官员101人，人均24亿多，不断地冲击我们的想像力。

第四、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长、省长、师长、军长、人体器官、活佛证，都是商品，都可以买卖，也都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教徒、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可以任意剥夺其工作，任意掠夺其财产，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

第五、这不是可控的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而是不可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恶性膨胀造成的两极分化。除了权贵攫取大量财富外，还留下了海量的房地产库存和鬼城、海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海量的政府债务和崩溃的环境。

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主要源于科技进步的产业化过程，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发家致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靠艰苦创业提高收入，扩大贫富差距，也通过慈善捐款，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完善。而一般的劳动者，可以通过独立工会、游行示威争取自己的利益，还可以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执政，维护自己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最后，至少还有经济规律，贫富差距太大了，老百姓消费下降，就会造成经济危机。整个资产阶级都没有办法阻挡经济危机，都没有办法不让泡沫破裂，从而让他们也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贫富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贫富差距中，权贵们靠权靠贵攫取了大量财富，既不创业，也不会慈善。劳动者们既没有独立工会，也不能游行示威，还没有选举权。最后，连经济规律也没有。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权贵们不仅可以不让泡沫破裂，还可以把泡沫继续吹大，给社会留下海量的房地产库存和鬼城、海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海量的政府债务和崩溃的环境。也就是说，除了贫富差距之外，每一个劳动者还都被迫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背负着大量的政府债务，还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

附1，海量的房地产库存。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去年11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在建未售约48亿平方米，待开工8.5亿平方米，以2.4容积率计算，全国库存约63亿平方米。北大教授钟伟认为，加上3600万套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等，至少库存85-90亿平方米。按过去三年的平均销售速度，七年才能消化完。还不包括小产权房、集资房、福利房等。90亿平方米，按每平方米一万元计，就是90万亿。而中国2014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3万亿。

中共发改委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称：全国九成以上地级市在规划新城，部份新规划是旧城的7.8倍，新规划居住人口34亿人，远远高于全国人口。而鬼城已经有50个以上。

附2，海量的政府债务。2013年12月30日，中共审计署发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称：截至2013年6月底，中共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

2015年8月29日，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的决议，确定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万亿元，预计债务率为86%。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地方政府欠债20万亿以上，连利息都还不上。

据大陆新京报2015年12月25日报导，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姚胜初步计算，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大概已经达到36万亿左右，估计占GDP的60%左右，约是2015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1.78倍；地方政府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的是16万亿，系2015年地方本级财政预算收入数的1.23倍，如果加上或有债务，则达到1.84倍。早就超过了100%的警戒线。老百姓们权力可以没有，债务却不能不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