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破坏：一切拜倒在俄国熊的滛威之下，用苏俄的破烂代替先进，把中国大陆的基础虽然薄弱但却很先进的多元化大专院校，按苏俄落后模式，来个彻底搅乱。文理两大领域分割，许多科系被消除了，例如社会学，家政学、心理学、遗传学等。很多高水平的大学被取消，例如燕京、辅仁、津沽、圣约翰、震旦、金陵、岭南、齐鲁等大学。

反文化反科学的学术大批判也趁机作恶，连义丐兴学的武训也批，以後还批胡适、胡风、朱光潜、俞平伯、梁思成等等，美国化学家鲍林(Pauling)、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遗传学家摩尔根(Morgan)等也批，把遗传学家说成刽子手。结果，全是胡批，大错特错。而今日，遗传学己经是医学领域发展最快最具成果的一支。胡批的人居然还妄想诺贝尔奖，可真无耻，脸往哪儿搁！。

思想改造：当年成为读书人工作和生活的主旋律，没完没了的纠缠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生活检讨会、批判会、斗争会花样繁多，没完没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会”，一会儿去拉排子车，一会儿去扫厕所，上午不知下午该干什麽。後来乾脆设立了五七干校，专职长期劳动。其实这才是共党控制知识份子的根本方法。劳其筋骨，饿其体腹，断其思维，毁其脑髓，使之脑残身废，成为去大脑的人。其目的就是迫使人们接受共党的邪说恶行，如果还不服，那就送劳改或肉体消灭。

那些主导思想改造的，想必是思想先进，工作正派，廉洁奉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但正好相反，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还真没有过像他们那样坏的。例如那个坏头头，光是违法获取稿费，有人说就达人民币1.3121亿元，而他身边人员辩称，1983年底只有157万元。当时工人每月才三四十元，大学毕业也只不过五六十元。其实，这项只是他万恶的九牛之一毛。有他为例，继承人和信徒们，一个个都“青出於蓝，而胜於蓝”。 权力无边，腰缠亿万，六十多年，敢言公布个人财产的党官连一个都没有，近来温家宝表示希望公布，其实只是秀个姿态，谁信啊！

大学生毕业统一分配工作，关键职位一律配给党团员，边远地区和基础单位则分配给“出身不好的”。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

党团员、欺下骗上的小人、科技白痴等把科研位子占满了，想出成果那不是作梦吗？！

政治运动冲击一切：三反、肃反、整风反右等运动时全面停课，文革时更彻底，乾脆关门，不办学了。历次运动，全都以民族精英为打击对象，起先以批判为主，後来则是以铜环皮带大打出手了，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被打死，科技领军人基本上全军覆灭。

建政初期由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大多数被定为外国特务，成为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不是设法适当利用而是想法整死。

例如“一滴泪”的作者巫宁坤教授，1951年回国後，历次运动始终是打击对象并劳改，三十年内始终被审问，“你为什麽回国”！有人性的能这样问吗？

卫生部长李德全邀请的英国理兹大学脑外科专家李宝光教授，1951年在天津医学院创建大陆第一个专业脑外科，并轮训大陆外科医师脑外科技术。三年之後被编造罪名“充冒诺贝尔奖得主、贪污”等被判刑。出狱後文革时期又定为“国际间谍”判了死刑，恰好在行刑前一天，最高法院通令全国停止执行。因而未死枪下，但是躲过一枪，没躲过一刀，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折磨，仍使这位热爱祖国的医生很快因脑出血含恨去世。人家满腔热血，想为祖国尽力，祖国则想法编造“罪行”，把人家弄死，道德落差如此之大，历史上有吗？也只在共党大陆才可得见。

大连的石油化学家肖光琰也是同样，在美国己经很有成就，人家回大陆可不是来找饭吃，而是带来了许多科技资料，想为祖国作贡献，谁会想到祖国竟把满腔佛心的肖先生一家三口全给逼死。还有比这样害人更缺德的嘛！在逼死他们的单位政府应该树碑立塑向死者赔罪，让後人景仰。

比较幸运的是物理学家黄昆院士，1953年回国後基本上没挨过打，但挨过批，几年内时不时地被命令去拉排子车，都拉惯了，洗脑後变得一张嘴全是左话，让人烦。其实这正是黄先生悟出的人生真理，与其等人批斗，倒不如先以左制左。如果不让他去拉车，一心钻研业务，不得诺奖都很难。1945年，中国政府派他和杨先生二人出国，允许二人自行挑选美或英国，黄昆礼让请杨先挑，杨先生选了美国，黄昆乃去英国。这些只是作者知道的人，占被杀关管的专家学者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连万分之一都不到。

上山下乡：教育乃人生之本，不受教育就白活了。但是，高、初中学生在培训打砸抢贼盗行为之後，一律被轰到地里去干活，据说有六千多万人。把大树砍倒了，连树根也刨了，使中华民族来个彻底的痴呆化、荒蛮化、身心退化。开天辟地自有人类以来，从来就没有人这麽狠、这麽坏、这麽蠢。好几代人深受其害，一个小家天南海北分成好几份，几个子女全都野化、低智化、下岗优先、脱贫滞後。如今，这些上山下乡的都当政了，应该忆苦思甜，追究当年那些不让上学的坏分子们，把他们揪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踏上几十亿只脚，让他们万世不得翻身。

管制无边：大陆对言论的控制至今仍极度严酷，古今中外少有。1964年4月有人投稿某杂志，报导营养缺乏的某种临床现象。编辑部回信说“为帝国主义提供材料，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根本没有营养缺乏”。但是，1960年代大陆饿死了至少四五千万人，还嫌少嘛。当局指示负责医生，死亡诊断不许填写饿死，而应以前患过的病作为死亡诊断。再者，退稿本来很平常，何必说些恶言恶语。杂志编辑本人政治上固然“积极”， 可是自己也是从“瓜菜代” 刚爬了出来，好了伤疤忘了疼，悲哉！

改革开放後
不可否认，这三十多年，人民的确享有了较多的自由。一两百万中国大陆学生学人来美国深造，尽管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且仍然亲共反美，但还没有一个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1991年11月1日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留学生卢刚屠杀了美国依阿华大学六位知名教授和工作人员，美国仍以事了事，把魔心的卢刚当作偶发事件，并未影响中美关系，仍然继续招收大陆留学生。与此绝然相反，毛斗时期, 中国自己的佛心的中国学者，一回到自己家园大陆，就被定为特务，不是弄死，就是劳改。

特权海归高就：另一项进步，成千上万的大陆学生学者，回去後居然连一个也并未被迫害，而且也未被当作特务。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有些特殊人物还大反常理地当了高官。例如宾卅大学博士生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人造卫星上天的副总指挥等。不知这位毕业生确实真有几把刷子，还是大陆科技也只不过是毕业生水平。这个恶例无形中引发了官二代抢劫高位之风。靠这样的人得的了诺奖吗？！

抢高职称：改革开放後，很多左的作法的确放松，但是共党对学校和文化机构的控制则否，有的反而变本加厉加强。例如二十多年没有评级调薪，八十年代开始评定专业职称，一些无关的行政干部却趁机也要求评为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等高级职称，其实都是学徒工或卫生兵出身，没有所需的学历。评职称变成了抢大饼。

院士官定：不仅如此，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科学院评院士也不是遵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而是高官优先。例如某专业科学院院长从讲师提升院长後并无科研项目，也没什麽著作，但也评选为院士。

三峡工程本属民族大业，各方面的继发问题和後遗问题很多，争议很多乃属必然。遗憾的是，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并签字的头头们後来都成为工程院士，超过二十人。他们是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副组长陆佑楣，专业组负责人徐、郑、伏、朱、张、徐、陈、陈、李、曹、胡、梁、梁和谢等。参加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412位专家中有九人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除侯学煜原来就是学部委员外，其他八人无一成为院士。从学术水准来说，陆钦侃、郭来喜、陈昌笃都应该成为院士。北京大学生态环境教授陈昌笃因拒绝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直接导致了陈昌笃在院士评选中落选。但在陈昌笃看来，比起水利专家、极力主张反对三峡工程的黄万里先生曲折的一生，自己的遭遇根本算不上什麽。(摘自王维洛：三峡工程是培养工程院院士的摇篮)

改革政治体制才能得奖

其实，想得科技诺奖并不难，因为大陆人材现在很多，只要中国大陆认真改革大学和科研机构，得科技诺奖就像囊中取物。其要点是还原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学术共同体，杜绝政治干涉，具体措施为：

1.     党团退出各级学校和科研机构，校内党团活动属於非法，教职员工和科研人员一律不许参加党派，否则解催。学生不得参加党团，否则勒令退学。

2.     学校各级领导一律由国内外专家选出，不得由官方委任。

3.     取消政治课，禁止阅读马列毛等共产邪说恶理。

4.     废弃95％谎言的现行教学的历史课，而应以真实记录为准，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

5.     多元化办学，鼓励私人办学，争取外国来华设校。恢复原先的名校，例如燕京、辅仁、金陵等大学。

6.     科研基金审批委员会，由专家组成，政府不应干涉。可效法台湾或美国。

7.    甄审两院院士。

8.    改组教育部，由专家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