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凱湖紀事


作者：陳奉孝


（一）興凱湖建場記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

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省東南角的密山縣。那裡有大、小兩個興凱湖，小興凱湖完全在中國境內，大興凱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國境內，三分之二在蘇聯（俄羅斯）境內。兩湖之間有一條不太寬的土崗子將兩湖隔開，這條土崗子叫大湖崗，它是由密山縣城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唯一的陸上通道，長約五十公里。由大湖崗進到裡面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沼澤地，到了雨季，這一片沼澤地跟小興凱湖連成一片。密山縣的北面是虎林縣，那裡有部隊開墾的十個農場：八五零農場至八五九農場。當年的大“右派”丁玲、吳祖光等人就在這裡勞動改造過。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李銳被打成“右傾分子”，也在這裡勞改過。據說是在建這十個軍墾農場時發現了這片沼澤地，如果在這裡開墾，條件實在太困難，所以就選擇了虎林縣。這一情況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後，組織人去進行了實地勘察，發現如果圍着小興凱湖修一條堤壩將水攔住，然後將沼澤地的水排掉，開墾出來，那將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於是通過跟黑龍江省協商，徵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這一片沼澤地要了下來，打算組織勞改犯去開墾。

五一年鎮反、五五年肅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間的第二次肅反，全國抓了幾百萬、上千萬的人，這麼多的犯人關里各地方的監獄是絕對容納不下的，怎麼辦？毛澤東決定利用這批無償的勞動力到邊疆去開荒，美其名曰“勞動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關里的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龍江省發配。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發配。人們常說的“北大荒”（興凱湖農場還不屬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勞改犯開墾出來的。我估計光勞改農場就不下一百個，因為六七年我從興凱湖農場調到北安縣的長水河農場時，長水河農場就叫第四十九勞改支隊。除了幾個大城市的監獄外，基本上一個支隊就是一個大農場，支隊下面又分大隊，每個大隊又是一個分場，因此我估計黑龍江省光勞改農場就絕不止一百個。可能是因為荒地開墾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為黑龍江省的荒地靠蘇聯太近，六十年代中、蘇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從六四年開始，關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龍江省發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發配。聽說一九六四年山東省和黑龍江省還打過一場官司，山東省想把四十萬在黑龍江省勞改刑滿後就業的人員要回去，結果沒有成功，原因是經中央調解說，山東人多地少，黑龍江地廣人稀，還是將這些人留在黑龍江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從這點就可以想象到全國究竟有多少勞改犯發配到了黑龍江省了。

興凱湖勞改農場始建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批發配來的犯人都是青壯年勞動力。椐一個叫王世祿的犯人（回民，原是國民黨兵，他是第一批發配來的）告訴我，他們是冬天發配來的，為什麼選擇冬天來呢？因為冬天沼澤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結了冰，人們可以用鎬頭刨開凍土挖土修堤。他們那一次就來了一萬多犯人，解放軍用機槍押着，經過大湖崗進到裡面。車停下後，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的一位處長下來用喇叭筒子對大家說：“我們到家了！”犯人們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連一間房子都沒有，怎麼說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體槍斃？開始有點騷動。那位處長可能早就料到了這一點，馬上大聲喊話：“你們不要胡思亂想，你們看前面地上的煙筒不是在冒煙嗎？那是地窖，裡面生着爐子，很暖和，鋪着厚厚的草，一點也不潮濕，這是早就給大家預備好了的。目前條件暫時艱苦一點，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們還要蓋磚瓦房，蓋樓房，把興凱湖農場建設成一個魚米之鄉！”

犯人們隨着他指的方嚮往前看，果然在不遠處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豎着一根根煙筒在冒煙，這時大家才放心了。下車後，根據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組，一組一個地窖進到裡面。外面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里的確很暖和。離犯人居住區大約五、六十米遠的另一個高包地上是管教幹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軍住的地方，他們住的也是地窖，條件當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這裡既然沒有圍牆，難道不怕犯人逃跑嗎？不怕。這裡除了大湖崗唯一一條旱路外，周圍全是一片沼澤地，而大湖崗上設了好幾道卡子，連幹部進出興凱湖農場都要有證件，犯人要想從這裡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周圍方圓幾百里沒有人煙，你怎麼跑？這片沼澤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爛泥塘，誰要冒險逃跑，非掉進爛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結了冰也不行，小湖裡有的地方冰凍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車和拖拉機，可有的地方不結冰，湖裡到處是蘆葦，人要進去連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凍死不可。我在興凱湖勞改八年，還沒有聽說有一個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蘇聯跑的話，那很容易，因為興凱湖一分場與蘇聯毗鄰，中間僅有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相隔，可那時中、蘇友好，往蘇聯跑等於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確實有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跑到蘇聯去過，結果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在我被押送去興凱湖農場之前，已經押送去過好幾批犯人，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務有四項。一是圍着小興凱湖修了一條長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導流堤”。導流堤底寬七、八十米，高十多米，頂上兩輛汽車對開富富有餘，最初的規劃是修好後在上面鋪鐵軌，直達密山縣城。二是修了一條寬幾十米寬的瀉洪道，因為小興凱湖的水位比大興凱湖的水位高，夏天漲水時可向大興凱湖瀉洪。三是修了兩條大排水渠，取名叫“雙排乾”，直通蘇爾察河，將沼澤地的水排下去後好開墾。四是修了一條七、八十米寬，一百里左右長的大幹渠，好引小興凱湖的水灌溉種水稻。五九年我去時，從興凱湖總場印的一份小報上看到過介紹，僅這四項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來，可以繞地球三圈半！有個叫盧俞飛的犯人是總場的技術員，此人當過國民黨上將衛立煌的秘書，他給犯人作報告時也談過。這樣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鐵鍬和鎬頭一鍬鍬的挖、一鎬鎬的刨，然後用肩膀抬出來的，這跟歷史上秦始皇修長城又有何異！今天中國的媒體宣傳“長城是中華民族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修長城的目的是為了抵禦異族的侵略，但實際上這成了中華民族幾千年封閉鎖國的象徵，也根本沒有起到抵禦異族侵略的作用。實際上長城是用千百萬奴隸的屍骨堆積起來的奴隸勞動的象徵。當時修長城累餓而死的奴隸就埋在了長城角下，歷史上還留下了家喻戶曉的孟江女哭長城的故事。興凱湖建場究竟累死凍死了多少犯人，官方是絕不能公布的。不過，王世祿告訴我，當時的確死了不少犯人，死了的犯人就埋在了取土修堤後留下的土坑裡。興凱湖建場這樣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隊或老百姓干的，報紙、廣播電台早就大量宣傳了，可犯人的勞動是不能宣傳的，外人哪裡知道其中的內情和犯人的苦難！


（二）在四分場的經歷

1.押送經過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號被押送到興凱湖農場的，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還有一部分勞動教養的（後來譚天榮告訴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過因為他是勞動教養，我是犯人，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碰過面）。臨走時一人發了一身勞改棉衣、一兜子饅頭和幾個蘿蔔鹹菜。管教幹部囑咐說“這是路上的口糧，要節約着吃，誰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發了。”悶罐車裡犯人像排麻袋似的擠的滿滿的，中間放着一個大尿桶，讓犯人拉屎撒尿用。每個悶罐車頂上有解放軍架着機槍看押，每到一個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時，車站上都布滿了菏槍實彈的解放軍。

四、五月份正是黑龍江省東部的連陰天季節，五九年這一年的雨水又特別多，一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火車到了密山，大雨下個不停，汽車根本走不了，這麼多犯人怎麼辦？車站上有一些破倉庫，就把犯人暫時關在這些破倉庫里，解放軍穿着雨衣日夜持槍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劇院裡。密山劇院是興凱湖農場蓋的，平時給密山縣當電影院、劇院用，當北京押送犯人來時作為臨時落腳的地方，面積很大，樓上樓下能容納兩、三千人。為穩定犯人情緒，預防犯人鬧事，天天演戲，這倒不錯。演戲的是興凱湖農場的一個犯人京劇團。這個犯人京劇團大有來頭。解放初，中國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先生因干涉他兒子尚長春的婚姻（尚長春因此自殺）曾被判過三年勞改，是他在北京監獄創建了這個犯人京劇團。五七年以前，政府對犯人還比較好，北京的各勞改單位為了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每兩個禮拜還演一次電影，過年過節還組織犯人自編自演節目。後來聽說梅葆玖先生也曾參與過這個犯人京劇團的創建工作。

勞改隊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這裡面什麼樣的人才都有。北京監獄犯人京劇團的水平還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縣城的劇團的水平要高的多。興凱湖犯人京劇團就是由北京監獄京劇團分出去的。在這裡困了四天，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覺，醒了就看戲，與在悶罐車裡相比，簡直是進了天堂了。解放軍看的非常嚴，每隔五六米遠就有一名解放軍持衝鋒鎗日夜監視，想逃跑比登天還難。

不過在這四天當中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監獄的幾個犯人想組織逃跑，由於解放軍看的太嚴，他們沒敢行動。這幾個犯人的刑期都是無期、死緩，只有兩個年青的，一個叫閆長河，一個叫趙得亮，刑期是十五年。這件事差一點把我牽連上，如果被牽連上，我早就沒命了。趙得亮原是一名中學生，因參加流氓盜竊集團並且是一名小頭頭，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劇院他曾幾次跑到我跟前來跟我聊天，但卻一點也沒有向我透露他們想逃跑的問題。這種事情是極其秘密的，他們絕不會向一個他們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們的計劃，更不可能隨便拉一個不可靠的人加入他們的團伙。他們既然要策劃逃跑，當然免不了要來回串動，這一點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積極靠攏政府的犯人盯上了，匯報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幹部，可是他們沒有付諸行動，幹部也沒有驚動他們，因為怕驚動其他犯人。要知道，幾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險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車向興凱湖農場進發。每兩輛大卡車之間有一輛中吉普，上面有解放軍架着機槍看押，車隊兩邊還有騎兵，這種威嚴的陣勢我是第一次經歷。如果有哪個犯人企圖跳車逃跑，立即擊斃。

到了農場後立即把趙得亮他們抓了起來，經審訊破了案。突破口是從一個叫牛連鄉的犯人打開的。牛連鄉此人大有來頭，他是山東濟寧人，五十歲左右，從小跟着傅作義將軍，當過北京市昌平縣的縣長和傅作義部隊的軍法處處長。一九五一年鎮反時，他被抓起來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個山溝里準備槍斃，可是臨行刑前，一輛吉普車飛速趕到刑場，將他押了回去，後改判無期，是傅作義向中共領導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來，大鐐子往地下一摔說：“牛連鄉！你是一個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這條命是怎麼留下來的。你們在密山劇院策劃的陰謀我們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問題徹底交待清楚，否則後果怎樣，你自己也會知道！”這老傢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後首犯鍾殿馨（此人是國民黨空降特務）、主犯李學謙、王海洲、劉全忠四人被槍斃了，從犯趙得亮、閆長河被加刑到死緩，牛連鄉因為已經是無期，又檢舉有功，沒再加刑。

2.四分場的勞動

到了興凱湖農場後，我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七班（勞改隊對犯人的管理完全是採取軍事化的辦法）。那時興凱湖農場共有總場、八個分場和一個造紙場共十個單位，另外還有一個碼頭監獄（也叫“嚴管隊”），是專門關押重新犯罪準備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編制相當於一個中隊。總場是團級，分場是營級，每個分場又分若干中隊，中隊是連級，中隊下面又分若干小隊，小隊是排級。

我在的四分場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大約二百到二百五十個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隊種水田，四中隊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殘，種旱田和菜園。犯人住的房子是從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壘高一米左右，頂上搭上木杆子，鋪上草，抹上泥，因為是鹼土，下雨一般不漏。監舍里有對面兩盤大土炕，每個監舍住七、八十個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幹活都要站隊點名。勞動是安班分配任務，班長都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刑事犯，實際就是牢頭，專門負責在地里監督本班犯人的勞動。班裡領到任務後再分到每個犯人，如果整個班完不成任務，班長要受批評，如果長年都能超額完成任務，班長首先要受到獎勵，有的給予減刑。這樣一來，有哪個犯人幹活不賣力，完不成任務，不用幹部說話，犯人班長就對你不客氣，回去以後還要開你的批鬥會。有哪個犯人如果長年完不成任務，會以“消極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勞改隊後，首先一條，你必須拚命幹活，這一關如果你過不了，勞動中拉班裡的後腿，不要說會受到加刑處分，犯人這一關你就過不了。知識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勞改隊裡受犯人的欺負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興凱湖農場進入春播大忙季節，我們這批犯人就是為趕春播，勞動力不夠調來的。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種着近一萬畝水田，全是人工勞動，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種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這裡打的田埂可不像我國南方農民打的那種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擋住水就行。這裡由於是新開荒的地，地勢不平，面積又大，每個池子就有三、五畝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寬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計算的，每個人每天的定額是十方。

黑龍江地處我國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別長，早晨三點鐘左右太陽就出來了，晚上八點鐘左右才落下去。為了搶種搶播，早上三點多鐘就下地，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到了播種時，甚至到晚上九點也收不了工。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打田埂時，我的兩隻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來，腰疼的象斷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後，就慢慢適應了，“勞動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龍江的氣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經化開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凍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裡仍然結冰。早上三點多鐘犯人到了水池子裡，光腳下去將一層薄冰踩碎，腳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凍土上，凍的腳疼的受不了，干一小會趕緊就得跳到池埂上讓腳暖和暖和再下去，這樣來回折騰五六回，腳慢慢適應了（實際是凍麻木了）才能幹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幹部和犯人大組長看到你在池埂上會催你趕快下去。我的腳脖子被冰碴子劃的滿是小血口子。這樣干不行，後來就乾脆穿着鞋下去，這樣好多了，起碼腳不至於直接踩到凍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脫下來曬一曬，晚上收工時再穿。到中午開飯時，犯人伙房把窩窩頭和菜湯送到工地，吃完飯休息一小會，馬上起來再干。每一批新調來的犯人，在來農場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幻想，認為到了農場後就能吃飽飯了，也不至於天天被鎖在監號里了，到農場一看，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農場不但依然吃不飽，而且勞動強度之高、勞動時間之長、氣候條件之惡劣比在北京監獄及北京附近的勞改單位要壞的多。我的情緒更加低沉，懷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3. 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第一次被關小號

春播過後到中耕除草，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農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較早，吃過晚飯以後，犯人可以在院子裡溜躂溜躂，下下象棋什麼的。這時有幾個同中隊但不同組的犯人經常來找我聊天，一個是北京鐵道學院的蔣明欣，一個是北師大的閆景旭和清華大學的智淼源，這幾個人都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有人向幹部作了匯報。管教幹部找我說：“監規紀律規定犯人不許串隊、串班組，你知道不知道？”我說：“報告管教!我知道，我沒有串隊、串班組。”“那你為什麼經常和蔣明欣等幾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們打算搞什麼名堂？”我說：“又不是我找的他們，是他們來找的我，不過是閒聊天罷了！”他又說：“陳奉孝，我警告你！我們知道你原本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如果你膽敢在勞改期間繼續搞什麼名堂，絕沒有好下場！”本來我的情緒就很低落，一聽這話我就火了，我說：“監規上沒有規定犯人不許互相聊天呀，國民黨監獄裡關了那麼多共產黨員，還允許互相聊天呢，難道共產黨的監獄裡犯人連聊天都不允許嗎？聊聊天就是企圖搞什麼名堂？”這下把他惹火了，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哪個犯人敢如此頂撞管教幹部的，他下令：“把他關起來！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於是給我戴上手銬，關進了小號。這是我到興凱湖農場後第一次，也是入監後的第二次被關小號(第一次是在通州監獄)。實際上這次我和蔣明欣等人都犯了一個大忌，前面我交待過，在犯人當中，“現行反革命”犯，被認為是犯人中的“危險分子”，因為這些人的罪名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因此是被嚴格監視的。如果幾個“現行反革命”犯經常在一起湊堆子，勢必引起管教幹部的懷疑。

不過這次被關小號並沒有給我施加什麼嚴重的刑罰，只不過戴了付前銬，小號也不是後來幾次被關的那種棺材式的小號。這次被關的小號是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兩八”，而是每天八兩，一共關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吧，在這期間分場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導員（即分場的副場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對我進行教育，他說：“陳奉孝！你本來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人民培養你念了大學是很不容易的，你應該感激才是，而你卻犯了嚴重錯誤，成了右派反革命，你應該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好好接受改造，可以爭取減刑嘛！你還年輕，初入監改造，不能自暴自棄。在改造期間頂撞幹部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你要好好寫個檢查，早點出去參加大幫的勞動。”

此人看來有點文化，說話態度也比較和善，我也沒再講什麼，只答應着就是了。最後我胡亂寫了份檢查承認自己頂撞了幹部，違犯了監規，就把我放出來了。其實我也很清楚，我又沒犯什麼大錯誤，他們也沒抓着我什麼把柄，現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節，將我關着也是白白浪費一個勞動力，所以才決定把我放出來的。

這次關小號認識了一個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歲，跟我關在一起。他有嚴重的抽羊角瘋病，一天抽好幾次，不能下地幹活，整天關在這裡。一抽起羊角瘋來就“朴通”倒在地下，滿嘴吐白沫，渾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飯，犯了羊角風，菜湯也撒了，窩窩頭也掉在地上了，我給他檢起來用水洗了洗，等他醒過來再吃，醒來時他還從地上撿菜葉子吃，太可憐了。我出小號後，不久他就死了。

4. 五八年犯人加刑風潮中的幾個案例

拔草這種活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輕勞動，實際不然，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水裡，彎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說，因為頭老衝下，許多人的臉都倥腫了。這還是其次，如果幹部要找哪個犯人的麻煩，利用拔草這個機會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當時又是條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會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來。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許帶下三棵稻苗來，如果拔下稻苗多了會以破壞生產論處，輕者挨批評、關小號、記過，重者加刑。在興凱湖農場各分場年年都有為此而受到加刑處分的。按理說草拔下來應當塞進泥里爛了當肥料，但幹部不讓，必須將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讓幹部和犯人組長檢查。我幹這種活時非常小心，因為我知道管教幹部時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時候，在北京監獄K字樓就知道，那時凡是不服判決上訴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對勞改隊的情況並不了解，現在通過跟一些早來的犯人閒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風在監獄、勞改隊也很厲害。

我舉幾個例子。

有個叫孔慶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陽大學的學生（朝陽大學是專門學法律的，國民黨時期有一種說法，叫“無朝不成法”，意思是說，法院、檢察院如果沒有朝陽大學畢業的，你這法院、檢察院的牌子就掛不出去。當律師的也必須有朝陽大學的文憑，否則你這律師也當不成。解放後五二年北京各大學進行院系調整，原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都取消了，在朝陽大學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北京政法大學）孔慶海在朝陽大學只讀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歲，因為在讀大學時他參加過“三青團”，解放後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鳴、大放”，犯人雖然無權給共產黨提意見，可讀過兩天書的人有個壞毛病，總愛對時政發表言論。他老兄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根本沒有法，判刑多少完全憑審判員當時的心情而定。”他舉了個例子，北京市玄武區法院一位審判員判了一個偷自行車的小偷，因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這位審判員的自行車也被偷了，他火了，說：“偷到我頭上來了，再讓我判偷車賊，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個月又趕上他判一個偷自行車的，這次他一下就給判了十年。就這麼一句話不要緊，他老兄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a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躍進”，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爭分奪秒，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國）趕美（國）不困難”。有一個叫張亞介的犯人（刑事犯）說怪話：“爭分奪秒，累死拉倒”，結果以“惡毒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個叫蘇振興的老犯人（姦污犯，文盲），在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時，他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就是吃不飽”，結果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糧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個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經六十多歲了，是個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莊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儉用買了二十畝地，解放後被化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躍進”，農業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種了一輩子的地，種地對他來說當然是行家裡手，他看着村里人這樣翻地，拄着根棍子，一邊搗着地，一邊說；“你們這是種莊稼嗎？你們這是糟蹋這快地！把冷土翻上來，莊稼還能長嗎？”這句話不要緊，以地主分子“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企圖破壞農業生產”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

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讓我詳細列舉的話，憑我現在的記憶，至少可以舉出一百個。五七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報紙上出現了不少“右派分子向黨發動猖狂進攻的反動言論”，有些在押的勞改犯也藉機進行申訴，結果偷雞不着舍把米，不但沒有減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沒有申訴，也無緣無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肅反時，這些人作為歷史反革命被抓起來以後，判刑判的特別重，五六年實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寬鬆政策，對在押犯進行了甄別，不少人被減了刑，甚至被釋放了。可反右後，五八又給減過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還重。那些被甄別後釋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來，無怪乎人們常說，共產黨的政策朝令夕改。

5.被蚊子叮死的王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開始拔節揚花，拔草就停止了。從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這段時間是農閒期。所謂農閒是不會讓犯人閒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導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場院和田間道路。

這一個多月興凱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難以想像。每個在興凱湖農場呆過的人，不管是犯人、勞教人員還是幹部都知道這一點。在關里，白天蚊子是不出來叮人的，興凱湖的蚊子可不一樣。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幹活時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變成”黑囚服，犯人幹活必須把袖口、褲腳扎死，用一塊布把臉包起來，光露着眼睛，手因為不停的幹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緊。這年八月份我參加了修場院。場院裡的雜草長的半人多高，裡面的蚊子滾成蛋。用鐵鍬一鏟，蚊子像一窩風一樣向你撲來。有一個叫王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綏遠省人，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董其武等人都作為“功臣”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成了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部隊則全部被整編了，而他的中、下級軍官大部分卻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鎮反”、“肅反”運動中被送進了監獄和勞改隊，前面寫的牛連鄉就是一個，王錦泉又是一個，我接觸過的傅作義部隊這樣的下級軍官不下十幾個。王錦泉經常發牢騷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傅作義把我們賣了”等等。在修場院時不知為什麼他跟帶工幹部頂起來了，幹部下令把他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里，蚊子叮的他一邊打滾，一邊象殺豬一樣的叫。等收工時叫幾個犯人把他拖出來，臉上全是血，腫的像個發麵饅頭，白囚衣也成了紅的了，這全是他打滾時壓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進小號，三天后就死了。興凱湖的蚊子能吃人，沒到過這個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過興凱湖的人都了解這一情況。那時晚上犯人都把勞改被子裡的棉絮抽出來，利用被面和被裡做成一個象棺材一樣的小蚊帳，鑽進裡面睡覺，屋地下還用蒿子點起來熏着，就連吃晚飯也要鑽進象棺材一樣的蚊帳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還有兩種咬人的東西最可惡，一種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麼厚，都被這小東西咬出血來，何況人，一叮就是一個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種就是“小咬”。小咬這種東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專門往人的眉毛、頭髮根里鑽，人被他咬以後，腫起來好幾天下不去。過去民間有一種順口溜：“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可興凱湖的犯人也有一個順口溜：“興凱湖有三寶:瞎虻、蚊子和小咬”。

6.第一次與死神握手

修完了場院我參加了打烏拉草。真正的烏拉草並不長在旱地里，而是長在水泡子裡的草甸子上，草根連着草根織成一層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爛泥塘。用鐮刀割下來後，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來，小把連成大把，然後用草搓一根繩子，趟着水拖出來，最後背回去。老弱病殘犯人再用木棒子將每把烏拉草砸柔軟了，打成烏拉草繩，秋收時發給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墊在棉膠鞋裡，的確很保暖，冬天鞋裡如果不墊烏拉草，非把腳凍壞了不可。打烏拉草這個活按說不算累，可我差一點送了命。烏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爛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圍好幾米的地方都顫動。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草甸子上，一條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來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趴下以減輕壓力，同時用手抓住周圍的烏拉草大聲喊，幸虧組長楊奎離我不遠（實際上是管教幹部叫他時刻盯着我），趕緊過來把我拉上來了，不然的話，再晚一點我就全陷進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號前後開始收割水稻。水稻、穀子這類農作物跟小麥不一樣，小麥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穀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厲害。頭一回割水稻，我一點經驗沒有，拿鐮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個手指頭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訴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對，攥的太死，應當攥活把，後來我學會了，割的還比較快，為此還在黑板報上受過表揚，這是我二十二年勞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過的表揚，其它時間不是挨整，就是關禁閉、戴銬鐐蹲小號了。

收割完了是運輸脫谷，運輸全靠人背，最遠的地方離場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萬畝的水稻背到場院，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脫谷的時間更長，從十月下旬一直干到過了元旦，這種活又髒又累，犯人日夜兩班倒，每班十二小時。拖拉機發動起來帶着十個大脫粒滾子，每個滾子上四個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飛速旋轉的滾子上脫粒。每個滾子前面有一個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亂草挑出去，把脫下的穀粒用刮板刮出來，這項工作不僅又髒有累，而且很危險。按照操作規程，打料的人是不許背朝脫粒滾的，可是有一個犯人背對着脫粒滾往外推脫下來的穀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脫粒滾把腳絞了進去，兩條腿從膝蓋以下全絞爛了。

也是同年，種旱田的三分場在脫黃豆時，一個在脫穀機老虎口前管着餵機子的犯人，因為踩着黃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裡往裡撓豆秸的鐵爪子鈎住了他的包臉布拖了進去，兩邊的兩個犯人趕緊拽住他的兩隻腳，結果整個腦袋被打碎了。犯人脫谷，不論是在脫粒滾上脫水稻，還是在脫穀機上脫黃豆，年年都有傷亡。犯人工傷致殘不能下地幹活了，養好後在監舍里干輕活，例如坐着編筐，打草繩之類，不會讓你白吃飯。工傷死了的，挖個坑埋了拉倒，不論傷還是死都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扶恤金，死傷犯人的家屬沒有一個敢追問的。

黑龍江一年有五、六個月的時間，地里被大雪覆蓋，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場以後基本上沒有多少活可幹了，進入了農閒時期，犯人是沒有什麼農閒的。脫完谷從一月到三月打凍方，每人一把鎬、一把鍬修排灌渠或馬路，零下三、四十度頂着大“湮泡”幹活。所謂“湮泡”就是暴風雪，黑龍江人管它叫“湮泡”。這一年快過春節時，一連幾天刮大湮泡，一天夜裡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監舍都埋起來了，我因為靠近一個窗戶口睡覺，窗戶口上有一條縫子，雪花直往裡鑽，我就把頭蒙起來睡，等睡醒後，被子上落滿了厚厚的一層雪，屋裡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來了，就從裡面往外掏雪洞，一個個像狗一樣爬出來，然後用鍬把堵住監舍的雪挖開。

7. 跟死刑犯關在一起

由於環境的惡劣，又累又餓，冬天又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後回來，吃過飯以後我就往被窩上一靠，開會學習我也不發言，有人向管教幹事匯報說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幹事找我談話，問我：“陳奉孝！你來興凱湖農場已經半年多了，通過半年多的勞動改造，你有什麼收穫和想法？”我心裡說，什麼勞動改造，純粹是拿人當奴隸使喚！於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勞動嗎？有什麼想法？我沒有什麼想法！”他聽我講話帶着不滿情緒，便說：“陳奉孝！我告訴你，我們對你的要求，不僅僅是勞動，而是要通過勞動改造你的反動思想。我們知道你不認罪，你開會學習不發言，你整天在想什麼？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麼名堂，那是死路一條！”

我本來情緒非常低落，思想苦悶的很，聽他這麼一講，立刻就火了。我也沒加“報告”倆字，就說：“王幹事！你根據什麼說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據什麼說我想搞什麼名堂？是哪個混蛋向你做的匯報？學習不發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麼名堂？”一個犯人怎麼敢用這種口氣和管教幹部說話？這還了得！他立刻給我戴上了手銬，關進了小號。

這時興凱湖農場還沒有蓋起象棺材一樣的小號（這樣的小號是六零年蓋的）。可是小號里已經關着一個犯人劉全忠，就是在密山劇院參與策劃逃跑的其中一個。他已經被判了死刑，等待開宣判大會槍斃。我一進去他就問我：“怎麼，你也被判死刑了？因為什麼？”我說：“沒有！我是因為頂撞幹部進來的。”他說：“那怎麼跟我關在一起？”我說：“不知道！”實際上我明白，他們是想給我施加思想壓力。我進來的頭幾天，劉全忠好像還跟常人一樣，可是當快鄰近槍斃的時候，這傢伙精神開始崩潰了。劉全忠原來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後來又因為在監獄裡參與犯人打群架，死了一個犯人，結果他被加刑到死緩。像他這樣的流氓犯，在監獄和勞改隊裡，總喜歡表現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殺他的時候，精神就垮了，這就是所說的“假亡命徒”。臨槍斃前大約一個禮拜，這傢伙時哭時笑，我有點害怕，我怕他對我下手，因為這種傢伙臨死前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判了死刑等待槍斃的犯人，關在死刑號里，拉屎撒尿都不許出去。號里有一個破馬桶，專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這傢伙這時卻把屎尿到處拉尿，拉完屎還用根小木棍往牆上抹，這時我可不敢制止他。你想，跟這樣一個傢伙關在一起是個什麼滋味！

到了槍斃他的那一天，一早給他端來一碗餃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槍斃他了，他一邊吃一邊說：“餓了這麼多日子了，臨死做個飽死鬼！”看他吃完了，門外的看守讓他把手伸出來。他從觀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給他摘了手銬，然後開開小號的門，叫他出來，等他一邁出小號的門，事先藏在小號門口兩邊的看守人員一個胖子把他撩倒，迅速將他的兩隻骼膊擰到背後，五花大綁綁起來，押到汽車上拉走了。後來看小號的犯人告訴我，是在二分場開公判大會槍斃的，同時槍斃的還有鍾殿馨，李學謙和王海洲。

聽早進監的犯人劉玉祥講（槍斃建國初期第一宗貪污案犯劉青山、張子善時，他是劊子手之一，後來也因為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鎮反”及其以前，槍斃犯人時，犯人不戴腳鐐，可鎮反時北京槍斃惡霸“南霸天”，將他拉到刑場，兩邊兩個解放軍押着他，讓他跪下，就在這時，他猛一回頭，一腳將一個押他的解放軍踢死了，這傢伙會武術。從那以後，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戴腳鐐，槍斃後再摘下來。

因為是冬天，農活不緊，我就這樣無故被關了四十五天，這年的春節我就是在小號里度過的。

8.第一次行兇. 又一次與死神握手. 被關進“三兩八”小號

我的情緒低落到了極點，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這時收到家裡來信，說我父親去世了，臨死時還喊着我的名字。我簡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時才二十四歲，年紀青青就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裡水平地，一個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煩，這傢伙原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一個地痞狗腿子，其壞無比，總想拿別人立功，經常向管教幹部打小報告，犯人沒有不恨他的。他說我這裡平的不好，那裡平的不對，還說我幹活投機取巧，把我氣壞了。我掄起鐵鍬照他腦袋劈去。要知道，因為是新開荒的地，為了切草皮，犯人的鐵鍬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這一鍬如果劈在他腦袋上，非把他腦袋削去半個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沒想到像我這樣一個大學生，身體又瘦又小，竟敢這樣行兇，他嚇的趕緊往前跑，可兩隻腳陷在泥里，挪動不方便，只把身子彎了下去，我的兩隻腳也陷在泥里，往前挪動不了。因為他彎下身去，我的鍬就夠不着他腦袋了，同時當鍬落下去的時候，角度也變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後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鍬把斷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在附近幹活的幾個犯人趕緊把他扶起來，時間長了泥水就把他嗆死了。他穿個棉襖，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誰也沒有想到我會幹出這種事來。帶工幹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來押回監捨去，帶上手銬腳鐐塞進了小號里。

這回的小號跟上次關的小號可就大不一樣了。小號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像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在裡面站不起來，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個棺材。

我這一鍬要是劈死了他，毫無疑問我要償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鐵器行兇，我也要被加刑，可是關了我三個月就把我放出來了，只記了一大過，沒有加刑。這是為什麼呢？管教幹部找其他人了解情況，我們倆是怎麼打起來的，所有的犯人都異口同聲說是他挑起來的，都說這個傢伙壞，說他平時匯報別人也是假的，犯人沒有不恨他的。其實管教幹部也知道這個傢伙壞，他並不屬於“自己人”（所謂“自己人”就是那些國家幹部、軍人犯一般刑事罪的傢伙。毛澤東把這些人稱為“人民內部犯罪”。在勞改隊裡，這些傢伙實際上成了犯人中的貴族）的範圍，同時又考慮到我剛入監不久，刑期長，思想不穩定，最近父親又死了，心裡難過，因此算是對我從輕發落。不過這三個月的小號也算是閻王爺開恩，好歹活出來了，這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孫得高說的“共產黨把我餓怕了！”這句話的含義。每天三兩八的苞米麵，這個滋味真不好受阿！出來時我真成了皮包骨頭了，腳鐐子摘下來以後，我連十公分高的一根門檻都邁不過去，只能像剛學會走路的小孩子一樣，用手扶着門框才能邁過去。

順便談一下關於“三兩八”的故事。

在北京監獄時我認識了一個叫孫得高的犯人，山東萊陽人，父母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過膠東遊擊隊，後來被日本人殺害了。解放後他參加了海軍，是海軍少尉。五十年代初共產黨大力號召學習蘇聯老大哥，跳舞是蘇聯人的主要娛樂活動之一，於是我國的機關、工廠、學校、部隊等每個星期六晚上都舉辦舞會。孫德高迷上了跳舞並在舞會上交了個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錢的，他掙的那點軍響不夠花就向戰友借，但借了他又沒有錢還人家，人家多次問他要，他還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給他錢的戰友當着他女朋友的面問他要錢，他覺得這傷了他的面子，結果把人家打了，於是被關了禁閉。他又把禁閉室給砸了並打了看禁閉室的戰士。本來關七天禁閉就算了，這下可好，被軍事法院依破壞軍紀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繼續胡鬧，又被加刑到七年並轉到地方，進了北京監獄。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而今天為這麼點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這輩子算完了。於是便破罐子破摔，頂撞幹部、抗拒勞動、罵監獄長，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乾脆就豁出來了，越鬧越厲害，監獄長找他談話，他打了監獄長一個嘴巴。這還了得！犯人打管教幹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換一個沒有像他這樣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動手打管教幹部，非槍斃不可。但考慮到他畢竟是烈士遺孤，原犯罪也較輕，又不是反革命這樣的階級敵人，因此對他寬大處理，加刑到死緩，塞進了小號，一關就是三個月。在小號里每天給他三兩八錢的苞米麵窩頭（或稀粥）吃。“三兩八”是什麼意思呢？聽一些早進監的犯人說（管教幹部也透露過）是一位法醫研究出來的，一個人只要不幹活，躺着不動，每天吃三兩七錢五的苞米麵就餓不死，四捨五入成了“三兩八”，這也算是“人道主義”吧？！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社會上的人都吃不飽，全國餓死了幾千萬人，你想，勞改隊犯人的生活能好嗎？（關於這方面的情況後面我將詳細敘述）犯人當中又犯了錯誤的“犯人中的犯人”，被關起來不勞動，還能讓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樣的待遇？於是便決定只給“三兩八”吃。說來也奇怪，有人被關小號最長達一年多之久，竟然沒有餓死！我看這位發明“三兩八”的法醫真“應該得諾貝爾生物獎！”但這種長期飢餓的滋味可真難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時間的，而這種飢餓卻是長時間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勞改單位被關過小號的犯人，一提起“三兩八”沒有不害怕的。

孫得高被關了三個月實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監獄長談話，監獄長問他：“怎麼樣，孫得高？你想談什麼？你服不服？”他說；“報告監獄長（犯人跟幹部談話，前面必須加‘報告’兩個字，過去孫得高從來沒喊過報告），我服了！在敵人的機槍面前我沒有低過頭，現在共產黨把我餓怕了，我服了，我低頭認罪。”監獄長笑了，把他放了出來，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頭了。後來孫得高也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並且跟我在一個中隊。我們在一個中隊呆了四年多，後來他被調走了。他雖然被加刑到“死緩”，但我估計用不了十年他就會被釋放的，因為他畢竟屬於“自己人”。

出來後，那些刑事犯可就對我另眼相看了，這就應了那句話：“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勞改隊有些刑事犯所謂的“亡命徒”，實際上是假的，藉此唬別的犯人，欺侮別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時候，他就縮回去了。而我的這次行兇證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時放出話：“我上無老、下無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沒打算活出去，我不會找別人的麻煩，誰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煩，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從這件事以後，沒有哪個犯人敢隨便找我的麻煩。

9.第二次企圖行兇. 第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這年秋天收割水稻時，犯人普遍偷生稻穀吃。稻穀上有芒和和皮怎麼吃？犯人有辦法。從稻穗上擼下稻粒來，在手裡搓搓，吹去芒,帶皮吃，只要在嘴裡細細的嚼，把稻殼嚼的像麵粉一樣細，咽下去就不會得闌尾炎。我也像其他犯人一樣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幹活時偷吃生稻穀，在脫谷時不少犯人用一個象煙荷包大的小口袋裝好了塞在褲檔里往回帶，有的就把褲腳紮起來，塞在褲腳里往回帶，半夜裡藏在被窩裡吃。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減刑的犯人匯報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隊時，讓犯人解開棉襖、褲腰帶檢查。這你還能藏得住嗎？都檢查出來了。被檢查出來的犯人除了挨訓挨罵外，還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帶工隊長，他是山東人，部隊轉業的，屬於“苦大仇深”的貧僱農出身，“階級覺悟”特別高，一提到“現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齒，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他似乎有一種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對“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厲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權的話，非把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帶生稻穀被他檢查出來了，他不但當眾罵我：“你是什麼大學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全都是些黑心狼！”這還不算，把我捆起來示眾，回監舍不僅不讓我吃飯，還讓我在院子裡凍了半宿。我心裡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這條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裡。本來自從我父親去世後我就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現在又遇到這樣一個惡魔，我也不能白白讓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過是一死。於是我便偷偷預備好了一根鎬把，藏在了監舍的風斗里，準備對他下手。因為每天晚上犯人吃過晚飯還要盤腿坐在炕上“學習”。所謂“學習”，大多數時間是開生活檢討會，讓犯人像狗一樣互相亂咬，有時也找人唸唸報紙，而他每天晚上都來查看。我想等他走時我就跟出去，從風斗里摸起鎬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後我就撲電網。那時監舍院子周圍除了有圍牆，上面有解放軍站崗外，圍牆裡側還有一道十米左右寬的水溝，水溝里側還有一道電網（六三年以後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個管教幹部打死了，他們絕不會簡單的給我一個槍子吃就算了，他們肯定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最後才槍斃我（七二年我刑滿後在內蒙扎賚特旗烏蘭農場就業時，就遇到過這樣一個就業人員，這傢伙是福建人，過去當過海匪，因為多次請假回家探親得不到允許，結果他把一名幹部殺了，臨槍斃以前，不知把他整死過多少回，眼睛、耳朵、舌頭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沒了，最後是被綁在汽車上開宣判大會後拉出去槍斃的，實際上槍斃前他已經被折磨死了，不過是通過開宣判大會來“教育”其他就業人員罷了）。可是說來也奇怪，我一連等了他三個晚上，姓鞠的沒來，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隊時來了一位新隊長，他說鞠隊長調到五分場去了。我心裡忽然一驚，心想我已經是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了，第一次差點掉進烏拉草甸子裡淹死，第二次行兇打郝志祥，差點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沒命了，這一次又這樣過去了，看來我命不該絕，還能活出去。從此以後我就老實了，雖然我仍不認罪，可儘量避免與幹部正面頂撞。這一想法我從來沒有敢向任何人暴露過，如果當時讓管教幹部知道了我有這個思想，非槍斃不可。有不少策劃逃跑的犯人，還沒有付諸行動，被幹部知道後都加了刑，有的像鍾殿馨、李學謙、王海州、劉全忠等人策劃逃跑，沒等付諸行動都給槍斃了，何況是企圖殺幹部呢！今天我把當年的這一想法寫出來，只不過是想說明，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勞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決心咬牙活下去的一個重大轉折點罷了。


（三）三年“自然災害”

1. 大批犯人被餓死

由於“大躍進”造成的大破壞，我國從一九五九年起進入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點自然科學常識的人都明白，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在這樣大的面積上，每年局部地區都可能發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這毫不奇怪，但是要說在這樣大的面積上，連續三年都發生全國性的自然災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正如當時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講的實際上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幾千萬人，比八年抗日戰爭死的人還多！幾千萬人呵，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誰應該對此負責呢？無人負責！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老百姓把樹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腫病，社會上尚且如此，勞改隊犯人的日子能好過嗎？從五九年的上半年，社會上的老百姓就開始挨餓了，興凱湖農場晚了半年多，嚴格的定量是從這年的秋季開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據每個犯人的勞動表現分為若乾等級，少數身強力壯能幹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組長（牢頭）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殘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說，平均三十斤糧食可以了，不至於餓死人，實則不然，請別忘記，犯人每天十小時以上的強體力勞動，肚子裡一點油水沒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時，不少犯人就藉着打田埂的機會挖野菜根吃。有兩種野菜根吃起來是甜的，很好吃，一種是野胡蘿蔔，另一種是野芹菜。可偏偏有兩種有劇毒的草根與這兩種菜根十分相似，吃起來也是甜的，一種叫狼毒，跟野胡蘿蔔十分相似，另一種是走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這兩種植物在中藥書裡都有記載。這兩種東西吃了以後，如果在十五分鐘到半小時之內不進行搶救，必死無異。犯人幹活的地方最近離監舍也有四、五里路，遠的地方離監舍一、二十里，就是馬上有人跑回監捨去找犯醫也來不及。這年春天光四分場就有十三個犯人因誤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個叫連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誤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沒等將犯醫找來，他就死了，死時滿臉青紫，面目嚇人極了。我現在記得因誤食狼毒或走馬芹而被毒死的犯人，除連喜子外還有楊貴、馬明華、李亦彬，這四人都是我所在的一中隊的犯人，其餘的都是別的中隊的，我叫不上名字來。

現在正是春播大忙季節，一天勞動十二到十五小時，犯人都餓的幹不了活了怎麼行呢？有個叫李義山的犯人就說，不如給我幾天飽飯吃，槍斃了算了。

分場場部開會決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穣子一起磨成粉，摻在苞米麵里蒸窩窩頭給犯人吃。這回窩窩頭個大了，犯人的肚子撐起來了，可拉不出屎來了。醫務室門前犯人排成隊等待灌腸，疼的捂着肚子亂叫，有的自己用手指頭扣，把肛門都扣流了血。看來這個辦法也不行，後來就決定凡是參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間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過後再慢慢往回扣，並且還採用了“雙蒸法”。什麼叫“雙蒸法”呢？就是把窩窩頭做成發糕的形狀，蒸兩次，發的個特別大，裡面的孔象馬蜂窩一樣，據說這是從社會上學來的，能起到一種精神作用，純粹是糊弄人。

凡是六零年在興凱湖農場勞改過的犯人都知道，這一年是最難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個春播四十多天裡，大雨小雨總下個不停，沒有幾個好天氣。為了搶播，每個犯人發了一塊大約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頂着雨水平地、播種。又冷又餓，早上三點多鐘到地里，晚上八點多鐘才回來。在收工的路上，有的體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帶工的幹部命令幾個身體好點的犯人輪流着連拖帶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實這些人並沒有什麼大病，只不過是像一盞油燈一樣，油都熬幹了。有的犯人夜裡就死在監舍的土炕上。有個叫孫連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縣人，罪名是“歷反”，不到四十歲，個子很高，瘦的象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來餓的昏倒在路上，帶工隊長叫幾個體力好一點的犯人連架帶拖將他弄回了監捨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覺，半夜我起來解手，發現他死了，告訴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報告了值班隊長，值班隊長說：“死了死了唄！半夜三更往哪裡弄？等天亮再說。”嚇的我和另外挨着他睡覺的犯人後半夜根本沒有睡着覺。天一亮，叫兩個犯人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開始我還有點害怕，這種事情發生的多了，習慣了，也就不怕了。

經過六零年一年的飢餓勞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過了。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飢餓勞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隊的菜園旁的一塊荒地里。一開始死了的犯人還用幾塊薄木板定個棺材，後來死的人多了，乾脆就用一張破席或用一床破勞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個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讓我和另外兩個犯人去挖坑埋一個剛死去名叫毛繼玉的犯人，挖着挖着發現下面已經埋了一個死了的犯人，因為興凱湖氣溫低，地下很涼，屍體和穿的衣服還沒有爛，怎麼辦？把兩個人埋在一起就是了。這下可好，兩人合葬併骨了！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塊小墳地上，死人都埋不過來了。

中國官方承認的數字，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其中是否包括犯人，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犯人被餓死，連中國的公安部門恐怕也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因為犯人死了連個死亡報告書都沒有，因此我猜想，餓死的這三千多萬人當中肯定不包括犯人。我只能說明一點，那就是在五九年調往興凱湖農場的犯人當中，跟我一起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七十五名，到六七年一月因“文革”全國大亂，興凱湖農場因緊靠蘇聯，被編散時，活下來的只有二十九名，其他人絕大多數都死在六零和六一這兩年。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年老體弱，經受不了那種惡劣環境的折磨；第二類是個子高、食量大，營養分配不過來而餓死；第三類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長，思想壓力過大，飢餓、勞累、鬱悶而死。像我這樣個子小、食量小，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光杆一條，無什麼可牽掛的，這樣反而能活下來。

我現在能記起來的四分場一中隊餓死的犯人的名字有：孫連仲、毛繼玉、周世偉、馮繼文、賀祥、胡儀、於廣才、曹玉明、田維新、賈世昌、敖全忠、梁玉田、李顯庭、李得祥、馬明、李樹芳、鮑文震、楊玉華、任鳳歧、桂連科、孫如山、國成、王彬、張得民等，其餘的人記不起名字來了。四分場一中隊大約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左右（因為犯人隨時有來的有走的，人數不固定），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犯人不少於五十人。

2.四分場幾件難忘的事

這一年還發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難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隊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輛馬車拉着餵馬用的一車碎豆餅往馬號里送，有一個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塊，別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這一下不要緊，好多人都上去搶豆餅。帶工的幹部立刻鳴槍示警，隊伍就停住了，幹部和犯人大組長挨個檢查，犯人藏在懷裡的豆餅都被翻出來了。當時沒怎麼樣，可是等晚上收工回來，把十幾個搶豆餅的犯人都關了起來，春播過後都加了刑。第一個帶頭拿豆餅的犯人被加刑十年，其他犯人被加刑五年、三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與我同中隊的犯人李（我不願透露他的名字），他原是北師大的一名講師，因為是高級知識分子，不好意思像別的的犯人那樣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東西吃。一天夜裡他起來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撈東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報告了管教幹部。第二天早上站隊出工時，當着全體犯人的面，管教幹部罵他：“你是什麼知識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餵豬的，你卻去偷豬食吃，你連豬都不如！”把他羞辱的恨不得鑽進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時，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個叫郭懷玉的犯人（北京市通縣人，鎖匠，精神有點毛病）躡手躡腳走到我背後，當我的大便還未落地的時候，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裡塞，當時把我嚇了一大跳，我以為是狗或狼什麼的，回頭一看是他，把我噁心的差點吐出來，真是人餓極眼了什麼東西都吃呵，無怪乎歷史上記載着災荒年有人吃人的現象（近年來看了一些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回憶錄，才知道那時也有人吃人的事情發生），現在我確信歷史的記載是不假的。不過那時犯人吃不到什麼油水，窩窩頭裡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來的屎確實不很臭，拉在地上風吹乾了，隨風也就刮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