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何以走到今日之悬崖边沿，是继任者的愚蠢还是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我们回到改革的起点来看。

邓小平和毛泽东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视人命如敝履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军政大权时，就用横征暴敛逼死和逼反了百万民众，在大跃进中，当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都反对大跃进时，邓小平却在暗中支持李井泉为毛泽东撑腰打气，这也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杀邓小平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恨邓小平是因为在大跃进后毛泽东威信扫地以后，邓小平背叛了他；不杀他是因为知道邓小平与他价值观相同，以后还可以利用。

邓小平在文革中屠杀回民和越南战争中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而在反右扩大化和六四运动中更是比毛泽东更加残忍没有人性。

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毛泽东的经济体制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毛去世后，任何人上台也必须改革，从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不管是谁写的）不难看出，他如果上台也是要进行改革的。

任何人企图维持毛泽东体制、阻挠改革，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他的心腹“四人帮”如此；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也如此。

毛泽东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为改革“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只等他这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旦倒下，民众中改革的热情立即自发喷涌而出，势不可挡。

人类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归根结底是一场利益的博弈。总是有受益者和受害者，而“全民受益”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但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全民受益”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民受害的体制。

在全民受害的体制下，不论其改革方针如何，只要表现出改革的勇气，就会受到民众广泛拥护，而且只要改革就会收到明显效益而受到人们推崇。邓小平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袖的。

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这是有一定道理的。1975年是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迫于周恩来的压力而让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邓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在支持他的后台周恩来去世后，立即被毛泽东用政治铁腕挫败。这也使毛泽东失尽最后一点人心，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就是最清楚不过的证明。

而邓小平则因为他敢于改革的勇气而陡然提高了威望。人们首先看中的是他的勇气。

邓小平被阿谀奉承者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其实,在邓小平复出以前，,民众早已自发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改革,连指导思想都没有，,,那有什么总设计师.？.人们将邓小平的理论归纳为“一切向钱看“”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是一种低俗的实用主义价值观,。根本说不上什么设计，,..而”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是边想边干,，,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设想,，,何来总设计师？

小岗村的18户农民的指导思想就是想“活下去”，并不了解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更想不到由此引发的农村改革。

即使在上层的斗争中也只是权力之争，根本谈不上什么指导思想；华国锋连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密谋抓捕“四人帮”是如此；后来的老干部们平反、复出和同华国锋、汪东兴等“文革”新贵们的斗争也是如此。尽管双方都大打“毛主席”的招牌，文革新贵们的两个“凡是”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邓小平则回应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与当年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将毛泽东思想变成了一种标签，根据需要可以随便贴，谁有权力就说了算。实际上，双方都理解，在“毛主席”外衣包装下的只是各自的利益和实力的较量。

改革之初的重要改革：农业生产的“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等是农民中自发起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胡福明等一批知识分子自发发起的；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和陈云首先提出和胡耀邦大刀阔斧地进行的；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是胡耀邦在1975年〈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首先引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来的；国营企业承包是河北省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首先提出和实现的；提出“打破大锅饭”、车间实行“联产承包计酬制”的是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引入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广东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等等。

我们看到，从1975年的整顿到1978年以后的改革，邓小平主要是“恢复”文革以前的秩序，包括整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恢复高校招生、平反冤案、老干部复出等等。对于凡是能冲破毛泽东体制的改革，他都予以支持，如农业生产大包干、家庭联产责任制和后来的乡镇企业；“真理标准大讨论”；国营企业承包，打破大锅饭，市场经济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得到邓小平支持后才得以推广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又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权威是极其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邓小平这样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的支持，，改革是难于进行的。但是，称呼邓小平为总设计师，显然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邓小平的理解与提出者的初衷往往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改革深入开展以后就很快暴露了出来。正是这种不同，使改革在深入后就出现了混乱，而包括胡耀邦在内的许多改革的先行者，在以后大多命运多舛。

从实践看，他对这些事物的意义和后果理解并不深刻，这就是他说的“改革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口号的原因。我们不能要求领袖在改革之初能够预见一切，也不可能要求他不犯错误。但是，一位改革的指导者应该有一套先进的道德价值标准，这就是继承民族的、外来的一切先进文化和成功经验。尤其在毛泽东多年破坏中外先进文化以后，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法制荡然无存，是非颠倒，常识缺失等情况下，首先应当是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指导者的价值观对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将有重大影响。

但是，毛泽东体制的全民受害特点，使得只要改革就能使全民全益。恰恰是这个特点掩盖了邓小平在先进文化价值观上的缺失。使改革开放成为历史上罕见的缺乏指导思想的改革运动。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先天性缺陷导致的混乱和不合理日益明显。直到今天仍在阻碍着改革发展的正常进行。

如果实事求是地剖析开来看，真正属于邓小平原创的东西只有这么几件：四项基本原则、老人干政（包括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军委主席家客厅决定国家大事、“邓（小平）指挥杨（尚昆），杨指挥枪，枪指挥党”的权力体制，等等）。

邓的本质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对现代资本主义一无所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必须适合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邓小平却毫无所知，这根本不是什么善于不善于说话的问题，而是由于无知而违背科学规律，盲目蛮干，其结果必然是贪污腐败盛行，民众起来反腐败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小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令军队开枪屠杀反腐民众。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支持者，而当改革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候，他就成为了深入改革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