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卅年“六四”，哀乎？壯乎？

　　作者：萬浩天

　　一．“五四”運動的本質與後果

　　100年前，由於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引爆了“五四”。“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國家的羸弱，受到列強的欺辱。學生認為當時的北洋政府賣國，而群起討伐。”五四”運動的本質是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也就是共產黨定義的愛國主義。

　　“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的確催生了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的革新。然而，民主（德先生）和科學（賽先生）卻始終與中國人民失之交臂。“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無數有識之士爭相探索強國之道，但不幸的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後果，是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催生了中共。“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們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中共的精英。用官方的話來說，“五四”運動為中共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而共產黨在中國的蓬勃發展，是中國現代史上無數災難的根源。從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到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反右、大躍進以及後來登峰造極的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民飽受苦難。可以說，沒有“五四”運動，可能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可能早就找到了一條富強民主的康莊大道。

　　二．“六四”與“五四”之區別

　　1989年，“五四”運動70年之際，中國學生又一次走向街頭，為人民吶喊。這一次，不是因為被外國欺負，而是因為對國內的現狀不滿。“六四”運動的導火索是三年前被中共元老派罷黜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的悴逝。以北大為首的大學生們自發地去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之所以成為學生運動的導火索絕非偶然。胡是76年後最先跟隨鄧小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馬前卒。胡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倡導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當年的知青們之所以能夠快速地從文革的陰影中走出來，並順利參加高考，胡功不可沒。胡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為地、富、反、壞、右摘帽，同時讓成千上萬成分不好的子女順利通過政審而上大學，讓他們感恩戴德。另外，胡本人開明、廉潔，在他執政的十年中，推行寬鬆的思想文化政策，與鄧和其他保守頑固派形成鮮明的對照，也深得知識分子的擁護。在“六四”爆發前三年的1986年，也曾經有一次短暫的學潮。胡正是因為那次學潮而被一幫元老罷官，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理由是元老派認為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威脅中共的統治。胡的突然離世，讓學生們心頭的舊傷被再次撕裂，胡被一幫老人逼退抑鬱而死，學生為胡鳴冤叫屈。胡的悲劇，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民族的悲劇。雖然改革開放已經10年，中國的政治生態一點也沒有改變，仍然有太上皇，總書記只是個擺設，與封建的兒皇帝沒有兩樣。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讓學生們憤懣難平，因而，借悼念胡耀邦，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所以，“六四”實際是三年前學運的繼續。難怪在一開始胡耀邦的遺像旁，就有“何處招魂”、“打倒專制”的標語。悼念活動迅速轉化為反貪污、反官倒、制止通貨膨脹、問責政府、要求官員公布財產以及對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等一系列訴求。學生們從要求與政府對話，到遊行、罷課、絕食、靜坐，最後發展成政府戒嚴和軍隊武裝鎮壓，留下了永遠的傷痛，至今已經30年。

　　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人，尤其是在北京親眼目睹或者投身到“六四”運動中的人們，都會被當時學生的熱情所感染，被他們的精神所感動，對他們的訴求產生強烈的共鳴。當時的中國，物價飛漲，官倒橫行，官員貪污腐化成風，廣大群眾敢怒而不敢言。學生敢於站出來，對當局叫板，自然會引來一片喝彩聲。從學校到機關，從普通百姓到黨團員、警察、軍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學生的同情和支持。當看到北京街頭聲勢浩大的遊行，當看到天安門廣場成千上萬人的聚集，當看到全國各高自聯的聲援，當看到學生運動持續一個半月，政府無能為力，當看到北京市警察撤崗而改由學生來維護治安，當看到戒嚴部隊的軍車被群眾攔截而不能抵達天安門廣場，很多人心裡納悶，為什麼中共沒有按照以往的一貫做法，對學生運動堅決鎮壓？也有人錯誤地以為，學生運動的成功近在咫尺。甚至有人預測，中共會很快垮台，新的民主共和國即將誕生。然而，“六四”的失敗，從一開始就是註定了的。

　　與“五四”運動相比，“六四”學生運動有以下預設障礙和缺陷。第一，學生領袖必須保證學生的所有活動合法、有序、和平，非常擔心，一有閃失，就會被當局找藉口而鎮壓。第二，口號不能過極，尤其不能有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否則，會嚇退一部分對共產黨恐懼的人。第三，不能與中共上層有任何直接的明顯的聯繫和互動，以免有被人利用之嫌。第四，領導層沒有一個長久的、系統的策略。第五，沒有一個明確的、容易實現的目標，以此來鼓舞大眾。第六，沒有一個始終如一的訴求，這一點尤為致命。

　　“五四”運動的核心口號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很容易挑起了民眾的國恥情節，其最終目的是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下，任何反對的聲音，都會被掃進垃圾堆。而“六四”沒有這樣一個貫穿始終、可以凝聚廣大學生和市民的口號。學生一開始主要是悼念胡，後來要求與政府對話，把反貪腐和政治改革提到重要位置。“四二六社論”發表後，他們的主要訴求轉為要求當局撤銷“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錯誤定性。靜坐絕食期間，在天安門廣場立了一尊自由女神像，表達了追求美式民主的願望。正是因為思想和目標的混亂和搖擺不定，“六四”運動主體始終是學生，沒有能夠爭取到廣大工商業者義無反顧地積極參與其中，儘管他們很多人在背後提供了精神上和道義上的支持。民眾不願意或者不敢沖在運動的前沿，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共的長期高壓統治，特別是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讓民眾內心對中共充滿着恐懼。他們害怕中共秋後算賬，害怕被黨抓住把柄和罪證，不僅斷送了自己的前程，而且還會讓全家老小跟着遭殃。畢竟他們還沒有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也看不到學生運動有改天換地的能力，因而，不值得把全部生家性命都押上。

　　三．中共統治下學運之困境與出路

　　共產黨統治下學生運動總是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當你要求改良，他們會說，你們學生都是我們的子弟，任何改革改良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循序漸進地完成。他們還說，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群眾的利益，你們學生的所有利益，我們都代表了，你還鬧騰個啥？你如果要要搞西化，搞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選舉，他們會說，那個東西不適合中國，中國沒有共產黨領導，必將大亂，甚至發生內戰。你如果想把共產黨推翻，無論是和平還是暴力方式，他們一定都會用暴力來回答，沒有商量的餘地，死多少人根本不是考慮的問題。

　　對共產黨來說，如果他們執意要鎮壓，從來就不會缺少理由。“六四”前十三年，1976年的四五運動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要知道，89年與76年一樣，中國仍然是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她的執政者仍然是中共，雖然領導人換了，但中共壓迫人民的本性沒有絲毫的改變。他們之所以沒有在五月二十日之前強行鎮壓，一是由於中共黨內存在兩派爭鬥，短期內沒有統一明確的處理方針。二是因為89年5月有幾大國際事件聚焦中國：5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5月15日到5月18日間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並將與鄧小平舉行世紀高峰會。可想而知，此期間，很多外國記者和名人云聚北京。89年時，中國的內外環境與76年不同，共產黨不大可能人不知鬼不覺地將示威學生一頓痛打並抓捕，然後封鎖消息。相反，為了吸引外資，中國一直在致力於塑造開放、開明和自由的國際形象，不會輕易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做侵犯人權的勾當，否則代價太大。但當共產黨感受到學生的言論和行動威脅到自身的執政基礎時，就不會在乎任何國際影響，毫不猶豫地鎮壓。所以，學生運動的空間極其有限。”六四”鎮壓也從側面證明，學生運動後期已經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共，他們對體制內的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趙紫陽也不例外。如果趙紫陽最後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的講話之後，不被學生無情地拒絕，歷史可能會重寫。然而，歷史沒有假設。

　　世界上很多民主運功成功的範例，都是爭取到軍隊倒戈，或者至少讓軍隊維持中立。獨裁政權只要沒有槍桿子，崩塌是一夜之間的事。但在中共統治下，靠學生自己去爭取軍隊，是一件非常困難甚至不可能的任務。唯一可能讓中國軍隊不開槍屠殺的辦法，是全國人民的反抗。設想一下，六月三日晚，當政府決定清場的時候，當天安門的高音喇叭威脅群眾離開的時候，當六部口、木樨地傳出槍聲的時候，北京全體市民都豪無畏懼地湧上街頭，冒死阻擋軍車、坦克，會發生什麼事情？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軍人才可能放下武器，甚至調轉槍口，讓下令屠殺者得到應有的懲處。唯有在這個時候，中共的溫和派和學生才能走向良性互動，推進中國的民主改革和憲政建設。

　　四．“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偉大壯舉

　　“六四”以後的30年間，海外華人“六四”運動的爭論和反思一直沒有停歇。最讓人痛心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抓住某些“六四”領䄂的道德瑕疵和不當言論，大加鞭撻，並以此來徹底否定“六四”運動的意義。連很多當時支持並參與“六四”的人，也加入到反對的陣營，對民運人士的不滿，讓他們轉而為中共的暴政辯護。有人罵“六四”學生領袖貪生怕死，在外國勢力的保護下逃離中國，卻讓追隨者留在中國坐牢。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也因為各方理念不同而四分五裂，甚至互相攻擊。更重要的是，這些人長期離開中國土壤，很難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發揮太大的影響。有人甚至說，全部海外民運加一起，也抵不過一個在中國坐牢的劉曉波。

　　“六四”慘案發生後，西方國家紛紛制裁中共，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遭遇奪取政權40年來最大的執政危機。有人認為，中共執政基礎已經完全喪失。更有人預言，中共政權將在三年內垮台。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中共不僅沒有在三年內垮台，三十年後，仍然看不到它垮台的跡象。如今，天安門廣場已經被鐵欄杆層層包圍，人民再也沒有機會去那裡市威集會了。互聯網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興起，也沒有逃過被中共防火牆屏蔽的命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言論自由的空間受到空前的擠壓。中共治下的十四億人，生活在一個與現代社會思想分離的獨立王國，幾乎完全忘記了三十年前的悲劇。他們不僅自享其樂，而且還在三十年裡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令世人震驚的奇蹟。於是，有人驚呼：當年的那句“用二十萬人頭換取二十年穩定”不僅真的兌現了，而且還大大超過了預期。更有人狂言，“六四”屠殺，不僅合理，而且必要。

　　“上帝欲使之滅亡，必先使其瘋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3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仍然是非常短暫的。中共之所以沒有很快垮台，並不能證明他們屠殺學生的正當性，更不能證明他們本身有多強大，而是因為人民沒有完全克服對專制政權的恐懼。30年來，由於許多國際事件陰差陽錯，讓中共得到了一次次喘息的機會。專制政權有時表面看起來堅如磐石，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可以將其撼動；有時又是那麼虛弱，一條微博就足以將其擊敗。我堅信，人不可能永遠像動物一樣，只滿足於溫飽。只要時機成熟，中國人民必然會渴望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自主地選擇自己的政府官員，必然會追求司法獨立和社會公平、公正。過去的50年，每個國家的民主進程多有不同，但有一點卻是驚人地相似，就是專制政權總是在貌似不可一世的時候，被人民一推便轟然倒塌。南韓、菲律賓是如此，東歐和前蘇聯的巨變更是如此。

　　雖然“六四”運動沒有在中國獲得成功，但作為世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它的效應迅速擴展到世界各地。當看到中共公然命令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世界人民進一步認識到共產黨政權的邪惡的本質和殘忍的本性，這無疑加速了東歐共產黨政權的瓦解，也為前蘇聯民眾和軍隊提供了寶貴的反面教材，從側面幫助了前蘇聯人民推翻蘇共政權的偉大實踐。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當中共退出歷史舞台的那一天，中國民主化完全實現的時候，人們肯定會重新認識“六四”，重新定位“六四”，不會有人再去糾結“六四”運動的瑕疵和細節。人們將記得，在很久以前的中國大地上，曾經爆發過一場旨在推翻中共專制政權統治的學生運動。有人甚至預言，6月4日將是未來共和國的國慶日。

　　從“五四”到“六四”，70年間，中國人民完成了從民族主義向民權主義的過度。民族主義催生了中共，是”五四”的悲哀。民權主義吹響了打倒專制的號角，單憑這一點，“六四”壯哉！

　　（後記：感謝萬維讀者網舉辦這次徵文活動，讓我有機會把自己對“六四”運動的思考做一次歸納和總結。--謹以此文祭奠劉曉波和30年逝去的“六四”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