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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雪缘的博客  
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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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为了不被遗忘> (十三) 2012-01-25 15:57:15

    停课闹革命初期,学校热闹了好猛烈的一阵子。闹到此时,再闹不出新花样。学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学生们膨胀的心,但我宁可相信多数人激情过后归于冷静。她们的大串连走向全国,也是苦旅,在家里做逍遥派才是上选。工人出头唱主角了,大学生杀进社会,中学生的"革命饭"吃到头了。二十九日,校门口冷冷清清,不见一人。甬道墙上的大字报几被撕尽,只留些被浆糊牢牢粘住的残片。进腰门,走廊上遇见吴大主任,圆黑的脸庞上嵌着一对金鱼眼,还存三分威严,我不自觉地凛了一下。她倒客气,往事只字不提,随意说声"你回来了",擦身而过。这回,我悬着的心放安定了,形势真的变了。

"牛棚"竟然还在!设在底楼东侧第一个教室里,就是六月份迷宫般张挂揭发我的大字报的那一间,已经没有人监管。但因为没有人向他们宣布过撤消"牛棚",也就没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吴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监管和被监管的都怕形势逆转,小心为上。做人太老实,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这类人最让人生气的是,他们的依赖性太强,在人生道路上,处处小心,逆来顺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怀疑,那正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进"牛棚",招来一阵骚动。我发现,"牛棚"内情还是有变化,气氛轻松,人人谈吐自在。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个敢于逃跑的英雄!太讽刺了。史无前例的年代产生史无前例的怪事,此为一例。

有人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英雄而人为地制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说,没有英雄的民族,一边是人人自诩为英雄,一边是不断出现悲剧英雄,这样的民族只有可怜和无救了。

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逃跑也是反抗。我们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

我反抗了?没有。反抗者敢于藐视权势,而我,屈从权势。离校时那封自辩信便是明证。逃离后,仍不忘和工农相结合,到农村去挑稻谷,还在追求脱胎换骨,我对党的忠诚,天地可鉴。

一头虔诚的蠢驴.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难旅程。当时不敢奢望从这里起步,道路会越走越宽。四十五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自己留下的脚印,我可释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于校;大而言之,于国,灾难还在继续漫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这一年,学校枉死了两位苦命人:先有俄语教师柴慧敏跳楼,后有语文教师张厚墉,在全校教师封闭式(日夜集中在校,不准回家)学习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队的逼问,凌晨从操场北墙边老式垃圾箱里钻出,逃至松江投河而死。听说,前一夜,工宣队盘问他时,他曾要求负责人允许他找我谈谈心,他想谈什么,成了永远的谜。这一年,由王孝钊等人策划联络戏剧学院狂妄大队绑架物理教师王乃乾,王乃乾的牙齿被打落;周凤稚老师因姐夫所谓驾机投敌案遭牵连;某老师因生活作风问题在闸北公园被扣,押回学校挨斗;梁祥禾因为"防扩散"案被隔离审查,两度遭难;体育教师徐某,据说是三代矿工出身,根正苗红,重点培养对象,却因将68届高中学生带进宿舍,东窗事发,对他的处理在当时很有包庇之嫌,应其本人要求,调去江西。至于校外,乱得我看不懂:才荣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写再打叉的大字报赫然贴在中百公司的大橱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剧场无戏看,人生处处戏。

一天一夜,都是不变的24小时,但那24小时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后半年最慢,之后的十年也很慢;再后来的时间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间。突然发现青春不再,镜子里见到的已是白发稀疏一脸皱皮的老头了。"人生如梦",大概到了我这年龄才会有实感。既为梦幻,何必认真,这一悟,悟出了平静与宽容。对章秀华、宋爱娣、钱士珍,我毫无恨意,只为她们可惜。我希望她们活得健康开心,告诉子辈,莫要不分是非图一时风光荒废前程。市一女中涌现很多人才,她们抢时间做学问,在各自岗位上事业有成。很高兴,她们还记得我,那真是一笔莫大的精神财富!我珍惜。

拨乱反正后,从良心上讲,我最感恩的是邓小平。他的改革开放政策,我没有水平论其长短,我只提他的一句话:"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就这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此脱去资产阶级帽子。正是:历尽劫波,难成正果(指没完没了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机关道破。我这蠢驴经他一点拨,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私心重的人,才会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终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得"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就是"老板"么,求之还怕不得呢。但当年这帽子就象如今的"爱滋病毒携带者",谁敢接受!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是两度遭劫难的余生,更珍惜平静安定的生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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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遗忘> (十二) 2012-01-24 14:40:13

    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斗争中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具体详情不交代清楚,读者始终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关键是要说清楚为师以耀辩护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是我受处分的根源.所以,现在是补述的时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二年春,全国农村建立了九万五千多个初级社,那些农民在土改时分到的土地又被夺走了.一年后,发展到四十八万余个.再一年,七十五万六千个.如此迅猛发展,基层干部严重不足.干部队伍中滥竽充数,鱼龙混杂,在所难免.一些生产合作社出现腐败,也属正常.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农村干部金旺就是个典型.

 

    当时,师以耀家乡徐州农村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这种现象:"社长见社长,身上穿大氅.吃饱饭,没事干,去跟寡妇打交道.会计见会计,脸上笑喜喜,腰里忽喇响,尽是人民币.社员见社员,两眼泪涟涟,你也没有柴,我也没有盐."师以耀在整风运动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谣,揭示农村问题.就那三段民谣,虽非师某编造,帐却算在师某头上.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陈章亮无限上纲,他那段名言至今难忘:"社长会计是党的农村基层领导,是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师以耀否定农村基层领导,就是毁坏桥梁,从而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了党的领导,否定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论,居然博得全场掌声.师某定为二类右派,开除学籍,押送回乡.三首民谣葬送他一生.

    我为师某辩护的依据是凭三首民谣不足以给师某下结论.为此,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撤消团内职务,并给于团内严重警告.我的漏网右派名声由此而来.

    我躲回老家宁波,落脚在鄞西高桥乡陈家村,那是我姐夫的亲弟家.旧时代的亲情远胜于现代.姐夫的亲弟,这关系很远了,现在,我妹夫的亲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见,也形同陌生.而那位亲弟,我们就象亲兄弟.他比我大八岁.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宾.过了五个多月“贱民”生活,一下子很难适应,这就叫“贱痞贱相”.

 

    是时正当秋收,我要求参加劳动,闲着很无聊,更重要的是将来返校可以有个交代.于是,下来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谷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动,我不输于他们,赢得一阵赞许.心头的阴霾逐渐被化解,纯朴的乡情让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严.这里就是现实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没有暴力,没有震耳欲聋的语录歌,没有乱七八糟的市容,没有大字报,没有军皮带,没有军便装,没有红袖箍.这里甚至不染一点“红”色.还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头尽是庄稼人,农舍依然旧模样.

 

    有一个问题,当年不曾想过,时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农村为何那么平静?我的答案是:农村公社化虽不是农民意愿,但农民如果不理庄稼,就没饭吃.而城市里,学生不读书,一样活;大串连,到哪里都有饭吃,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工人不干活,工资照领.衣食无忧时,上面一煽动,不乱白不乱,人的堕性和恶念充分暴露.进而想到,如果市场私有化,文化大革命还闹得起来吗?

    苦难的日子,度日如年;轻松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陈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动态,一无所知.直到大姊下乡捎来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变化.我决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亲告诉我,我离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闯来.气势汹汹对母亲,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发通缉令).母亲反复只答三个字:不知道.来人一无所获,临走,扔下一句话:“没那么容易!”

    现在我要说:“就那么容易!”我回来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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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遗忘> (十一) 2012-01-23 07:40:01

    一头乱蓬蓬浓厚的卷发,一脸连鬓胡须.脱下麻袋呢夹克衫,卷起来,夹在腋下.那件上衣的后背被钱司令涂满白浆水,我不愿将它示众.我已经出丑太多了.踏出校门,深深吸一口气,自由,真好.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仿军用品草绿色低帮球鞋,适合跑步.

 

    从余姚路99号门口起跑,快跑,早些回家!

    折入西康路.快跑,早些回家!

    穿过康定路,跑,再跑,早些回家!

    左转弯,新闸路,有些气喘,不要慢走,跑!早些回家!

    穿过陕西北路,泰兴路,石门一路,成都路,黄河路,快了,快到了!加油!

 

    那年代的都市夜景已成绝版,而今而后,再不会重现.电线杆上高悬着白炽灯,那昏黄的亮光是街上唯一光源.马路两旁楼房门窗紧闭,路上看不见任何活物,连车辆也不知缩在哪个角落里睡去了.抛在我脑后的是我单调的脚步声.上海成了一座空城,只我一人被遗弃在街头.

 

    跑着穿过温州路,长沙路,西藏中路,踏上北京东路,终于到家了.不知那来的内力,居然是一口气跑完全程.

 

    走进850弄,在第一条横弄上左转弯,抬头看前上方,一股热流急剧上涌,我的眼眶湿了:不远处三楼亭子间的窗口,射出一道亮光,整条弄堂唯一亮光,母亲在等我!哦,妈妈!这世界只要有你在,就值得留恋.

    七点六平方的亭子间,简陋的家具.床边写字台上摆着两碗菜,荷包蛋和红腐乳露肉丝炒百叶丝,都是我最爱吃的.一包光荣牌香烟,一瓶绍兴黄酒.母亲坐在床沿,一脸平静,好象儿子是中班放工回家.我明白母亲的心,她将焦虑埋在心底,不叫儿子生丝毫愧疚.

    我默默地啜着酒,默默地点燃烟.我感觉母亲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我脸庞上扫视.她不问,但很想在我脸上读出:今晚怎么了?

    我已经有了打算.

   “妈,我要离开上海.”我很平静,就象拉家常,守口不提昨晚今晨发生过的事.我知道母亲不会反对儿子的意向.她相信儿子.五个月来,儿子一次次受折磨,她都记在心里.但是儿子从未有逃离学校的念头.尽管她不知道这次发生了什么,但儿子那么迟归家,那么狼狈的形象,那么不安的神情,她都看明白了,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

   “去躲一躲也好.”这是母亲今晨唯一的吩咐.一个“躲”字道出了母亲的倔强.“逃”是认输,“躲”是避开锋芒.儿子没有输!她没有文化,但她有骨头.

    如果孤立地看我挨的那一鞭,不能说严重.严重的是全国大串连开始,市一女中也接待外来大中学生,其中不乏打人成性的暴徒.这次来的是兰州的,济宁的;下次还会有北京的东北的.而我已经是以最不老实闻名全校,北京副市长乐松生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学校腰门前矮墙上鲜血般巨幅标语“红色恐怖万岁”在作无声的煽动,让人头脑发热发狂.环境越来越恶劣,今非昔比,六月的大字报在今天看来,太温文尔雅了.生死攸关,谨慎为上.

    临走前,我给校方发了一信.当时社会上大小企事业的领导机构一律称“革命委员会”,学校校长改称革委会主任.市一女中领导机构处在筹备阶段,领导机构全称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革命筹备委员会”,主任吴桂宝,66届高中生.市一女中的学生出身大多属于非工人阶级,吴桂宝就在那一点上与众不同,于是成了市一女中的“宝”货.于是荣任主任.我看她也没有实权,只不过做些具体事务性工作,要不然,我那一鞭子的账就要算在她头上了.我与她不熟,所以,信是发给副主任吴云的,她原是68届(二)班团支部书记,我是这班班主任.那封信是我文革以来唯一的一次申辩,我简述了旧社会苦难的童年,新中国给我带来幸福的青少年生活.我的历史是清白的.反右斗争表现,组织上的结论是明白清楚的.我走上人民教师岗位,是党培养的,我要为党作贡献,我的生命不属于我个人,保护好自己,也是对党负责.现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不得不离开学校,离开上海.时间将证明我无罪.最后,写上万岁万万岁口号,是当时流行格式.

    母亲坚持不收我的安家费用,我带着48.5元人民币,是我的全部积蓄,乘船离沪.船票,3.60元.

    明天是发工资日,我被迫放弃.只要活着,钱,会有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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