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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雪缘的博客  
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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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为了不被遗忘> (二) 2012-01-13 12:06:16

 

   “狗”友有多少?记不清。但是,主要成员,尚有印象。

    裘某,女,中共党员,校总务主任。年轻时,是上海颇负盛名的裘天宝银楼女小开。数年前去了一次宁波慈溪老家,在她童年住过的老宅门前留连了一阵。这种依恋故乡怀念童年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那房子在土改时已经分给农民兄弟,这就有了准备反攻倒算之嫌。这是她一大罪。将她编入劳改队的直接原因是剪报闯了大祸。她竟没有注意到那报纸的另一面是毛泽东的标准像,那像的半个脑袋被她剪了。这事被人发现后,激起群愤,认定她是发泄阶级仇恨。老牌右派分子张厚墉得意忘形,说她是在刀头上舔血,也挨了斗。

    我们这群“狗”的每天工作任务是拖地板,扫厕所,做好全校环境的清洁卫生。之后便回到称之为“牛棚”的教室里写坦白交待。在“牛棚”里,有裘主任在,大家不敢说出格的话(在那样环境里,说句生活笑话也算出格)。她的组织观念很强,经常自觉向上面回报思想。我到现在仍不知道当时由谁在监管我们,只知道,只要不是“狗”,人人都可监管和训斥我们,指派我们去干人最不愿干的苦活。“狗”队长梁祥禾就因为管理不严被上面的人训斥过,我们都认为是裘主任去回报的,她有夺权之嫌。

   朱佩玉,女,任教生物学科,区优秀教师。旧社会曾是舞女,共和国成立后,改造一批营业性舞女(舞厅还在营业),根据朱氏本人意愿,参加师训班进修,结业后被分配到市一女中。从舞女到人民教师,是她人格的大转化,也算得新中国的非凡业绩。她工作尽心尽力,但在班主任工作上可能生硬些,使一些学生敢怒而不敢言,心生症结。这种症结很普通,在中小学里更有普遍性。倘在正常的社会秩序里,也就被时间消化了。而文革激发了一些学生的报复心理。当时,建国十七年的教育成绩被彻底否定,由此推定,越是先进的教师越黑。1966.8.25那天,她从三楼办公室被揪出来,头上套着木制斗型垃圾桶,推推搡搡下楼,一脚踏空,滚下楼梯,套在头上的垃圾桶不定地碰击她的头脸。到达底楼,掀去那桶,向人群展示的是她充满淤血的鬼似的青脸。我想起了电影<白毛女>中一句评语:“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而朱氏的厄运分明是历史的倒退。在劳改队,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饭请示的那幕灰色喜剧。

   那个年代,大事无纪律,小事特隆重。吃饭要整队,饭前有仪式。先唱<东方红>,再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齐声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听说在贵州还要加呼“敬祝李司令员比较健康”。因为“健康”这一席位只能“永远”既属林彪,那位李司令员不过是贵州一把手,没有资格与林某并起并坐,其“健康”程度不得已只能屈降为“比较”了。现在学到了一个医学名词,“比较健康”就是“亚健康”,即不太健康。依此类推,县级官员如果也要老百姓为他祝愿,非得癌症不可。贵州人真幽默。

   我们劳改队没有资格参与那隆重仪式,但是也有规矩,进食前必须向“狗队长”请示批准:“报告狗队长,我可以吃饭吗?”必须等狗队长说过“吃吧”,才可动筷子。我估计那套规矩是红卫兵小将们临时编造的恶作剧。我不理他们,自管举筷,没有人罚我。但是在场的小将们逼着朱佩玉执行命令。

    劳改队吃饭的场地是个室外凉棚,有桌没凳。梁站在我对面,正闷着头扒饭;朱在我左边,她平时说话就有些结巴,此刻表现更出色,一句话十一个字,中间用了六个破折号,三个顿号,最后一个句号,神情恭敬严肃。梁知道自己是在被作弄,但不能不回答。他耷拉着眼皮,极不情愿说了声“吃吧。”我刚将饭扒进嘴,急转身,喷了一地饭粒。除了梁和朱,小将们和“狗们共享这幕活报剧。

    在那样处境中,要活下去,就必须麻木。过分自重自爱,很危险,死亡会幸灾乐祸地向你招手。短短的三天,从八月廿三到廿五,老舍上官云珠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年轻的钢琴天才顾圣婴还有至今难以统计的各界精英,受不了人格的污辱,一个个走上绝路,争得灵魂的尊严和安宁我给自己的身份定了位:小丑,马戏团小丑,将每一次侮辱当作成功的演出。

    最可叹的是洪丕然老先生,数学专业上很有造诣,对待学生诚恳和善,耐心教导,深得学生尊重。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居然没有一个小将去惹他。这实在是个奇迹。但是,当红卫兵运动将打击对象由“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份子)扩大为“黑六类”后,洪先生自觉地来劳改队报到了,他所穿的人民装右(请注意:必须在右边,否则要犯大错误)胸襟上缝了块布片,上写“资本家”三字。其时,全校师生没人知道他曾做过老板。他的一百多公斤重的臃肿身躯在劳改队里做不了什么,整天捏着块小抹布东摸摸西擦擦。每见着我,就轻声叹息,边指着右胸前那布片。我才知道他在1954年与朋友合伙,开过一家五金商店。两年后就被公私合营,收归国有。没赚着多少钱,却赢得了一顶“帽子”。真是今昔两重天呀!洪先生没赶上好日子。如果能活到现在,经商,他是企业家;从教,很有资格被评上特级。

    还有两位,我很为他们惋惜,仅仅因为受不了几张大字报的压力,一个突然失踪,一个去翻<圣经>。失踪的跳西湖自杀去了,没死成,三天后,被押回学校;翻<圣经>的,为求得灵魂的安静,虔诚地写了一句忏悔词:“耶和华,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你身边。”写了,如果当即烧了,也罢了,她偏要把它深藏在枕头芯里。莫非每天晚上,头枕着它时心可以靠近耶和华?那里想得到,耶和华拒收“忏悔书”,反而被红卫兵抄着了!也许是她心不诚,该惩罚。两位都是无产阶级战士,男的是副校长,女的是副书记,这回可不妙,他们做的都是叛变组织的行为。于是,我们劳改队的队伍又扩大了。后来女书记还见过大场面,全市批斗贺绿汀,她做陪客。客观地说,这两位本不在红卫兵打击计划之内,要找他们算帐的倒是我。没有他们刻意整我,我不会受此磨难。但是,我原谅他们。起初,他们要是不害我,没法向上面交帐。他们要是早知道结局会同我坐同一条“板凳”,也许,不会加害我。世上高尚的人毕竟不多,何必苛求。现在,男的走了,当年,西湖不接纳,现在,弄不清谁接管;女的,健在,将九十高龄了。不管生的还是死的,都需要灵魂的安宁,我就不提其名了。阿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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