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正門到二道門，橫穿甬道不過五米距離，我思緒紊亂。迎面走來的臉，我也看不清，只覺得那些人都在躲我。我不自覺地垂下頭，看着地面。

    好端端的，我又怎麼啦？

    馬上明白了。踏進二道門，向右折入縱貫大樓的走廊，眼前景象大出我意料，昔日很有紳士氣派的大樓，如今披上了乞丐的百衲衣，一張張舊報紙上寫滿了稚嫩毫無章法的毛筆字，密密地擠在走廊兩側的牆上，窗戶上，從房頂直拖到地面。一個個拳頭大的毛筆字拼湊了一篇篇聲討書；第一間教室里課桌椅已搬空，大字報布成了迷宮，現在的世博會的進口設計，莫非就是從那裡得了靈感？矛頭出奇地集中，直對我一人。這個戰陣的設計者顯然是用了一番心思，但是我卻平靜了。過分的集中便是人為的虛假。我細細地反覆讀那些傑作，越看，破綻越多。沒有一張大字報有實質性內容，儘是“必須老實交待”之類的虛張聲勢；相似的筆跡太多，說明他們是在玩空城計，無幾人操筆；墨跡猶新，說明是臨時突擊的產物。顯然，有人在幕後操縱。說不清原由，近十年來，我第一次萌動了反抗意識，臉上掛起了冷笑。兩個學生走來，兇惡地喝道：“把頭低下來！”我平視她們回道：“人民不向人民低頭。”那該是我反抗的第一聲，這一聲雖沒能震瓦瓴，卻足以壯膽氣。一九六七年，依然是牛鬼蛇神的吳副校長向已經是革命群眾的我吐露心扉，北京，南京騷動，很快要波及上海。（黨）支部幾次會議分析，認為我將是攻擊校領導的揭竿者（這就是吳領導下鄉兩次返校取得的成果）。於是決定先發置人，組織大字報，造聲勢，將我壓下去。他只說到這裡，我就勢推理：下鄉期有少數學生留在校內勞動，她們就是現成的大字報操刀者，趕在我回校前，突擊布陣，於是有了那天場面。唉，領導們高估了我，一個見人矮三分的草民有此膽量？不敢呀，你們枉殺了無辜！

    但是我還是小看了那大字報的作用，那不僅是聲勢，那是輿論，輿論可以殺人。只差時間了。

    有個問題，現在的青年一定難理解，就是我身受其害的人在當時也感到迷惘：既然人人可寫大字報，為什麼我不能舉筆反擊，一洗清白？但我知道沒有這個權利．因為在毛氏詞海里，只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反批評”條目。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大人物幕後挑動指使下，用大字報圍攻馬寅初校長，時年七十六歲高齡的馬老寫了五千言大字報張貼出來予以駁斥，結果全被人撕掉。馬校長很無奈，只能連呼“不公平”。當時還有很權威的十六字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它堵住挨批者的嘴，奪走了挨批者的筆，而對方卻可以放肆地無中生有惡毒攻擊而不負任何責任。而反過來，哪個傻瓜信了那“十六字令”，善意向上司提了意見，弄不好就被認為是“惡毒攻擊”而遭滅頂之災。

    他們得逞了，我只能沉默。

    第二批大字報出籠。從內容看，有了質的飛躍。既有具體罪狀，又有理論分析。顯然有高人作了精心指導。我仿佛看到我班學生懷着滿腔革命熱情，苦苦思索，大有不將我打倒誓不罷休之勢，終於將我平時對他們講話內容歸納為“污衊偉大領袖”的六大罪狀。

    何須六條！只須一條核實，我就該槍斃。

    校領導組織學生寫我大字報的初衷僅想堵住我的嘴，此時已是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了。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為之”，為何？現在我懂了。一切大惡罪犯幾乎都是從小惡起步的，蟻穴能潰千里，也是一樣道理。殺人犯不是天生的！

     我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不敢保證不說錯話。我的同行朱宗煥老師，就是因為有人揭發他把魯迅的《友邦驚詫論》中一句“國民黨屠戮人民”讀錯，犯了污衊共產黨的彌天大罪，被一陣痛打後送來我們牢改隊，這是後話。但是我不信自己會犯大錯。這一回，我是第一次細讀揭發我的材料。讀完後，懸着的心，平安降落。那是無知的恐嚇：

    一罪：要偉大領袖跪下來。辯駁：驚人之筆下面卻是波瀾不驚的小事。我曾經複述了蕭三寫的毛青少年時代故事中對其父跪一腿的經過。此罪能成立，除非毛是真龍天子。這是移花接木法；

    二罪：污衊毛主席不喜歡美術課。辯駁：這話我講過，自有出處，但不必費筆墨了。不愛畫圖，論得上污衊?

    三罪：胡說毛主席不愛看話劇。辯駁：誰要是說他愛看話劇，那才叫胡說。

    四罪：胡說毛主席不喜歡陳毅的詩。辯駁：找陳老總算賬去。那是他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講的話。老總當時還得意的補充一句：“我覺得我的詩寫得很好哩!”

    五罪：胡說毛主席最愛讀封建主義大毒草《紅樓夢》。辯駁：我還要加一句，毛主席還說過，至少要看五遍，才能讀懂《紅樓夢》。

    六罪：污衊毛主席有右派朋友。辯駁：確實有，有名有姓。一個是國民黨將軍張治中，一個是他同學周谷城教授。

    我的逐條辯駁，只不過是我的內心獨白，我好象生活在空曠的沙漠中。周圍儘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男女，那怕曾經是密切的，如今遠離三尺。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因為他們沒有投石下井。但是，我錯了。有人投石了。這時期，要了解個人尤難。

    教師中第一個寫我大字報的，竟是我平日最尊重的人，我的教研組長果魯英老師。傷心，我還能相信誰？！

    果老師的大字報僅只標題嚇人：《樂可常不正常》，內容就是說我近來情緒不正常。她寫的倒是實話，但是沒必要寫。你一寫，客觀上就在助長害人者的聲勢，為虎作倀。我默唸着：果老師啊，現今的處境，我的不正常才是正常，而依舊如平時的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除非白痴。你老人家正常嗎？你的往日的健談和自信呢？為什麼成天板着臉？為什麼說話底氣那麼的不足？為什麼目光閃爍不敢正眼看人？你能觀察我，為什麼不想到我也在觀察你？已經挨整和自知將挨整的人的心態能正常嗎？

    整人的人，其心態正常嗎？他們長時間處在狂熱興奮中，發泄着原始人的獸性，從被迫害者的痛苦呻吟中尋求刺激，對被迫害致死的人開聲討會，揚言要在那屍體上＂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正常嗎？

    天道何在！人性何在！

    後來，吳達泉副校長告訴我內情，果老師當時處境很危險，她丈夫當過舊政權縣太爺。她要擺脫被動處境，必須有所表現（於是就以鄰為壑了。我不恨她，她當自責）。她終於踩着鋼絲，搖晃着熬到退休，悄然逃離是非之地。

    我本不該老是記着那事，但是，烙在心上的事，一輩子難忘。我對果老師，心存感激。三年來，在業務上，她對我的關注，足使他人嫉妒。她的備課方法省力省時見效，影響了我的教學風格。我在教學實踐中，一旦被專家認可，她比我還興奮。我被認為＂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她轉達的。我感受得到她的器重。如果沒有該死的文革，那是多麼完美的師徒情誼呀！撥亂反正後，我兩上其府探望，已不再覺得有隔閡。倒是她的得意門生，有小秀才之美譽的６６屆高中畢業生柴谷明談起那張大字報，尚有微詞，為她自損形象而深為惋惜。我調離市一中學後，沒有再聯繫，也不知她何時辭世。這微妙的感情變化反映了我在潛意識裡已經排斥了這份情。感情這東西，畢竟不是理智能駕馭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