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果老师的大字报之后，第二天，又有在我名字上做文章的大字报，标题：《乐可常，乐不常》。那已是在诅咒了。“乐不常”之说，明显脱胎于“不正常”，但那是咒我从此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紧接着，第三张出笼《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活不长》，那是恶意诅咒，咒我已死到临头。两张大字报出自一人之手：袁绣声，年轻的语文教师。 她在哗众取宠，但是，有杀伤力。它象两门大炮架在二楼走廊西边口，吸引了不少最喜欢热新闻的看客。她做得不光彩，包括后来又写我是＂漏网右派＂的大字报，都是平时同事间闲谈中，我自己透露的私事，她出卖我。数月后，为了证明她的言之凿凿，她真是神通广大，居然邀请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赵志强，请他来揭发我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我的这位老兄素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工部遗风。他既然来了，在当时背景下，不可能为我说好话，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也不会答应他说无关痛痒的空话。那么试想，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我被押在西办公室，揭发大会地点在二楼西边第一个教室，两室象直角两边，我能透过窗户闻其声，但见不到形，挡住了。会场很安静，可见效果不差。报告结束，有人来押我去会场。押送者勒令我低头弯腰呈虾弓型进去，才到门口，我的头上背上落下雨点般拳头，可作志强兄的报告效果的佐证。拨乱反正后，同学聚会，志强兄也在席上，他大义凛然对我言道：“当时我就表态，不满她们打人行为，因而被围攻。”故妄听之。我笑笑，暗想，老兄你就不该来。 袁绣声一生都在借他人之势攀扶上升，我只不过是她的一块垫脚石。四十五年过去了，成效如何？不便说。但有一点我信，不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不夯实脚下根基，不积聚厚实资本，纵然得一时之逞，充其量，只能是条藤葛。我不恨她，不是因为她不配我恨，而是为恨她而坏我心情，不值。 人生多彩，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活法。千百年来，历代文学大师们塑造了千百个光辉的艺术形象，还没有撞过车，袁女士的经历倒是个好素材。 我在那样的处境中，还暗存希望。我解释那是党对我的考验（写至此，我笑自己。我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享受党的考验。）我认为目前处境是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熬过了这一关就无事了。有一夜，我真的梦见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没摔死），我委屈地大哭。醒时，一脸泪水。 那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特点，一头虔诚的蠢驴。时至七月十日，一个月过去了。我站直着。新点子又出笼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星期一。 校门口围着一簇人，似乎在等待什么。我还没走进校门，她们如同捕获猎物般地将我围了起来，深怕一有间隙，就会被我逃脱。我被押到操场东边的大礼堂侧门前。 没有电视剧里群情激愤的场面，没有震天的口号声，没有杂乱的吆喝声，周围出奇地安静。他们专心地关注着我神情变化，也许是期盼见到我读了那大字报后全身瘫痪的效果。我猜测，猫逮住老鼠时，也一定是那样心情。 这是张贴在礼堂边门上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乐可常反动日记》。因为内容多，篇幅长，上面的字写得比较小，排列整齐，笔法稚嫩，但不拙劣，看起来不象是学生誊写的。我冷冷扫视围着的那一群，忽然觉得那场面在哪里见过。我从那些年轻人的眼光里读到的是欣喜，幸灾乐祸，还有些贪婪。后来才想起，那与鲁迅的小说《药》中夏瑜就义的场面气氛很相似。时代倒退了。 我有记日记习惯，校领导班子里只一人知道，也只有那人会有此鬼点子。 自己写的东西自己清楚，没有不满情绪，何来反动文字。但是，如果他们在誊写时做了技术处理，那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那是没有法制没有隐私的年代；那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罪犯摇身一变能成英雄时，无辜者就会被认定罪犯。我锁在办公桌里的日记本被撬窃，那窃贼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展示自己业绩，我还有何言。但是我没有慌乱，更不会瘫痪。我坚信，一个人自己不做出被打倒的行为，他人是无法将他打倒的。但当时的影响极恶劣，为日后遭受更严重迫害埋下祸根。 我被带到禁闭室，失去了自由。 教学大楼外围，一排沿街的平房，原是工部局女中时期勤杂工的住宿区。那时期，除了教师，男性不能进大楼。小区里也有简易卫生设施，四平方小间里，一只固定的日本式陶瓷大浴缸，上有水龙头，底有出水口；一个蹲式抽水马桶。余下的空间尚能容两个人。一扇小窗，上有铁栅与外界隔绝，无需改建，是现成的监狱。我独居一室，避开了整个学校的混乱喧闹，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我的心哪能接受得了？ 闷热！那是上海最闷热的时间段，常规气温在３５摄氏度以上，室内又不透风，没多久，汗水从每个毛细管里飚注出来，浑身湿透。浴缸上那只水龙头起了大作用，没隔三五分钟，我就要冲洗两臂。要不是看守是女的，我真想跳进浴缸洗个痛快。在“牢狱”里，我唯一可做的是读那本小红书，才翻几页，手上又汗腻了，于是洗手。洗后读，读不久，又洗。如是反复，具有高度警觉的小看守发现了问题，立即发了报道，说我亵渎红宝书，嫌红宝书脏，拿过了就洗手。随后，来了一群小将，厉声责问。我平静地回道：“我是爱护宝书，把手洗干净了才敢敬读。”我冷眼看那小看守，又朝她笑了笑。相安无事。 得知我被关在小间的人渐多，参观者络绎不绝。我成了珍稀动物。她们可能是想看到我的狼狈相，但是，眼前的乐某人还是原来的版本，不慌张，不泄气，不萎靡，目中无人，淡然自在。那时，我的最大欣慰是，来看戏的，没有我教过的学生。她们的回避就是对我的保护，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的脸，还是那么亲切可爱。 中午用饭时间，小看守又造事端，将代作警棍的康乐球棒横在门口离地面一米高处，命我钻过去，不然不让吃饭。嘿，钻有何难，但是我不！那完全是心血来潮，突然想表现一下浩然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一饭而屈节，岂我所为！其时，我才想起，我没吃早饭。我是进校门就被围住，押入这里，没到过食堂。 我没想要在自己脸上贴金。我的浩然正气很有限。如果小看守凶狠些，拿棍子猛击，我会钻。 下午三时许，饥饿感袭来。再过两小时，下班了，总该放我自由了吧。我能挺住。 五点了。没有放行迹象。肚皮已经贴住脊梁，胃里似有炭火在炙烧。我相信“度日”真会有“如年”的感觉。对“饥肠似火”的主谓词组，也有了切身感受。还不坏，有收获。 九点。曹君伟来了，叫我跟他走。他和我同住在余姚路第三小学三楼的教工集体宿舍里，托他押送我，是最佳人选。我并没自由。 过常德路面食摊，我花一角四分买了三两牛汤面，几乎是倒进肚子去的。问：世上何种食物最美味？答曰：“饥。” 回到宿舍，我发现一项奇迹，这一整天，我没有大小便！ 第二天一早，还是由曹君伟陪同（虽有被押送之实，但无被押送的感觉。谢谢曹老师）到校，还是进那个四平方的班房。早饭已在外面吃了。蹲在这里，无事可做，无心去想，还是装模作样读那本小红书。 遭禁闭的消息不胫而走，已经传到校外。上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理敏，沪西中学高二学生。初中就读于市一女中，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文革前夕，她给过我一信，说她入团了，谢谢我对她的严格要求。当时我还很自鸣得意。现在由于她的来到和仇恨的举止，我才明白那信的来意：“你心目中的捣蛋学生，换了环境就成了先进青年。”以此证明我是瞎了眼，不识良材，并以成见和偏见仗势欺人。 不必辩解，是我错。我伤害过她，曾以班主任名义向全班宣告给她警告处分（按：班主任无此权）。她离校后，还问过我是否撤消了对她的处分。可见那些日子，她一直承受着精神压力。 此刻，她一阵风似的出现在我面前，呼吸急促，脸色发青，一顿机枪扫射般的痛骂。我直面听骂，没有回避。一个多月来，我第一次隐生犯罪感觉。突然，“呸！”的一声，她一口唾沫，吐了我一脸，转身就走，又似一阵风。 那是一笔旧债，我该还。 后来，我重上讲台，总结了两段话：（一）对学生发脾气，暴露教师的无能；（二）面对犯错的学生，有理无须大声嚷；教师自己做错说错，无理不该大声嚷；要永远保持平心静气的教态。谢谢王理敏的启发。 第三天，七月十三日下午，我居然被无罪释放，莫非“反动日记”不反动了？但管理材料的沈海瑚没有将日记本归还给我。当然，她是无权作决定的。很快，我明白了释放我的原因是市一女中副校长吴达泉失踪。 非常时期常有非常新闻。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