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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雪缘的博客  
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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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为了不被遗忘> (六) 2012-01-17 14:32:07

    继果老师的大字报之后,第二天,又有在我名字上做文章的大字报,标题:《乐可常,乐不常》。那已是在诅咒了。“乐不常”之说,明显脱胎于“不正常”,但那是咒我从此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紧接着,第三张出笼《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__活不长》,那是恶意诅咒,咒我已死到临头。两张大字报出自一人之手:袁绣声,年轻的语文教师。

   

    她在哗众取宠,但是,有杀伤力。它象两门大炮架在二楼走廊西边口,吸引了不少最喜欢热新闻的看客。她做得不光彩,包括后来又写我是"漏网右派"的大字报,都是平时同事间闲谈中,我自己透露的私事,她出卖我。数月后,为了证明她的言之凿凿,她真是神通广大,居然邀请到了我的大学同学赵志强,请他来揭发我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我的这位老兄素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工部遗风。他既然来了,在当时背景下,不可能为我说好话,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也不会答应他说无关痛痒的空话。那么试想,他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我被押在西办公室,揭发大会地点在二楼西边第一个教室,两室象直角两边,我能透过窗户闻其声,但见不到形,挡住了。会场很安静,可见效果不差。报告结束,有人来押我去会场。押送者勒令我低头弯腰呈虾弓型进去,才到门口,我的头上背上落下雨点般拳头,可作志强兄的报告效果的佐证。拨乱反正后,同学聚会,志强兄也在席上,他大义凛然对我言道:“当时我就表态,不满她们打人行为,因而被围攻。”故妄听之。我笑笑,暗想,老兄你就不该来。

    袁绣声一生都在借他人之势攀扶上升,我只不过是她的一块垫脚石。四十五年过去了,成效如何?不便说。但有一点我信,不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不夯实脚下根基,不积聚厚实资本,纵然得一时之逞,充其量,只能是条藤葛。我不恨她,不是因为她不配我恨,而是为恨她而坏我心情,不值。

    人生多彩,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活法。千百年来,历代文学大师们塑造了千百个光辉的艺术形象,还没有撞过车,袁女士的经历倒是个好素材。

    我在那样的处境中,还暗存希望。我解释那是党对我的考验(写至此,我笑自己。我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享受党的考验。)我认为目前处境是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熬过了这一关就无事了。有一夜,我真的梦见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没摔死),我委屈地大哭。醒时,一脸泪水。

    那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的特点,一头虔诚的蠢驴。时至七月十日,一个月过去了。我站直着。新点子又出笼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星期一。

    校门口围着一簇人,似乎在等待什么。我还没走进校门,她们如同捕获猎物般地将我围了起来,深怕一有间隙,就会被我逃脱。我被押到操场东边的大礼堂侧门前。

    没有电视剧里群情激愤的场面,没有震天的口号声,没有杂乱的吆喝声,周围出奇地安静。他们专心地关注着我神情变化,也许是期盼见到我读了那大字报后全身瘫痪的效果。我猜测,猫逮住老鼠时,也一定是那样心情。

    这是张贴在礼堂边门上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乐可常反动日记》。因为内容多,篇幅长,上面的字写得比较小,排列整齐,笔法稚嫩,但不拙劣,看起来不象是学生誊写的。我冷冷扫视围着的那一群,忽然觉得那场面在哪里见过。我从那些年轻人的眼光里读到的是欣喜,幸灾乐祸,还有些贪婪。后来才想起,那与鲁迅的小说《药》中夏瑜就义的场面气氛很相似。时代倒退了。

    我有记日记习惯,校领导班子里只一人知道,也只有那人会有此鬼点子。

    自己写的东西自己清楚,没有不满情绪,何来反动文字。但是,如果他们在誊写时做了技术处理,那就说不清道不明了。

    那是没有法制没有隐私的年代;那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罪犯摇身一变能成英雄时,无辜者就会被认定罪犯。我锁在办公桌里的日记本被撬窃,那窃贼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展示自己业绩,我还有何言。但是我没有慌乱,更不会瘫痪。我坚信,一个人自己不做出被打倒的行为,他人是无法将他打倒的。但当时的影响极恶劣,为日后遭受更严重迫害埋下祸根。

    我被带到禁闭室,失去了自由。

    教学大楼外围,一排沿街的平房,原是工部局女中时期勤杂工的住宿区。那时期,除了教师,男性不能进大楼。小区里也有简易卫生设施,四平方小间里,一只固定的日本式陶瓷大浴缸,上有水龙头,底有出水口;一个蹲式抽水马桶。余下的空间尚能容两个人。一扇小窗,上有铁栅与外界隔绝,无需改建,是现成的监狱。我独居一室,避开了整个学校的混乱喧闹,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我的心哪能接受得了?

    闷热!那是上海最闷热的时间段,常规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室内又不透风,没多久,汗水从每个毛细管里飚注出来,浑身湿透。浴缸上那只水龙头起了大作用,没隔三五分钟,我就要冲洗两臂。要不是看守是女的,我真想跳进浴缸洗个痛快。在“牢狱”里,我唯一可做的是读那本小红书,才翻几页,手上又汗腻了,于是洗手。洗后读,读不久,又洗。如是反复,具有高度警觉的小看守发现了问题,立即发了报道,说我亵渎红宝书,嫌红宝书脏,拿过了就洗手。随后,来了一群小将,厉声责问。我平静地回道:“我是爱护宝书,把手洗干净了才敢敬读。”我冷眼看那小看守,又朝她笑了笑。相安无事。

    得知我被关在小间的人渐多,参观者络绎不绝。我成了珍稀动物。她们可能是想看到我的狼狈相,但是,眼前的乐某人还是原来的版本,不慌张,不泄气,不萎靡,目中无人,淡然自在。那时,我的最大欣慰是,来看戏的,没有我教过的学生。她们的回避就是对我的保护,想起那一张张熟悉的脸,还是那么亲切可爱。

    中午用饭时间,小看守又造事端,将代作警棍的康乐球棒横在门口离地面一米高处,命我钻过去,不然不让吃饭。嘿,钻有何难,但是我不!那完全是心血来潮,突然想表现一下浩然正气,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一饭而屈节,岂我所为!其时,我才想起,我没吃早饭。我是进校门就被围住,押入这里,没到过食堂。

    我没想要在自己脸上贴金。我的浩然正气很有限。如果小看守凶狠些,拿棍子猛击,我会钻。

    下午三时许,饥饿感袭来。再过两小时,下班了,总该放我自由了吧。我能挺住。

    五点了。没有放行迹象。肚皮已经贴住脊梁,胃里似有炭火在炙烧。我相信“度日”真会有“如年”的感觉。对“饥肠似火”的主谓词组,也有了切身感受。还不坏,有收获。

    九点。曹君伟来了,叫我跟他走。他和我同住在余姚路第三小学三楼的教工集体宿舍里,托他押送我,是最佳人选。我并没自由。

    过常德路面食摊,我花一角四分买了三两牛汤面,几乎是倒进肚子去的。问:世上何种食物最美味?答曰:“饥。”

    回到宿舍,我发现一项奇迹,这一整天,我没有大小便!

    第二天一早,还是由曹君伟陪同(虽有被押送之实,但无被押送的感觉。谢谢曹老师)到校,还是进那个四平方的班房。早饭已在外面吃了。蹲在这里,无事可做,无心去想,还是装模作样读那本小红书。

    遭禁闭的消息不胫而走,已经传到校外。上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王理敏,沪西中学高二学生。初中就读于市一女中,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文革前夕,她给过我一信,说她入团了,谢谢我对她的严格要求。当时我还很自鸣得意。现在由于她的来到和仇恨的举止,我才明白那信的来意:“你心目中的捣蛋学生,换了环境就成了先进青年。”以此证明我是瞎了眼,不识良材,并以成见和偏见仗势欺人。

    不必辩解,是我错。我伤害过她,曾以班主任名义向全班宣告给她警告处分(按:班主任无此权)。她离校后,还问过我是否撤消了对她的处分。可见那些日子,她一直承受着精神压力。

    此刻,她一阵风似的出现在我面前,呼吸急促,脸色发青,一顿机枪扫射般的痛骂。我直面听骂,没有回避。一个多月来,我第一次隐生犯罪感觉。突然,“呸!”的一声,她一口唾沫,吐了我一脸,转身就走,又似一阵风。

    那是一笔旧债,我该还。

    后来,我重上讲台,总结了两段话:(一)对学生发脾气,暴露教师的无能;(二)面对犯错的学生,有理无须大声嚷;教师自己做错说错,无理不该大声嚷;要永远保持平心静气的教态。谢谢王理敏的启发。

    第三天,七月十三日下午,我居然被无罪释放,莫非“反动日记”不反动了?但管理材料的沈海瑚没有将日记本归还给我。当然,她是无权作决定的。很快,我明白了释放我的原因是市一女中副校长吴达泉失踪。

    非常时期常有非常新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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