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六年剛開始工作時，同行里的中國人大多來自台灣。但從九七年起，台灣同事便陸陸續續開始回台灣，二零零一年，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台灣好友加入了台灣人海歸的浪潮，搬回了台灣。到了二零零三年，台灣同事回台灣的比例已經相當高，剩下在美國的台灣同事大多為“老弱病殘”，公司里的中國人被新畢業的年輕的大陸人替代。說剩下的是“老弱病殘”是開玩笑，主要指剩下的大多是年紀大，想輕輕鬆鬆度日子，不想幹事業的人。到今天，據說台灣年輕人來美國留學已經非常稀罕，美國公司里則已經很少能看到年輕些的台灣人，而我第一家公司的七個台灣同事，如今只有一個還在硅谷工作，一個退了休，其他都回了台灣。我這些過去的台灣同事在美國工作時大多不過是普通的工程師，最多是工程師小組經理，如今在台灣則活躍在公司高層領導職位，而且不僅僅局限於技術領導職位，我認識的有兩個做了著名大公司的市場開發主管，今天的事業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
 
     反觀我的中國同事中國同學，在美國一起讀書的同學好友中沒有一個海歸的，到今天，大多仍然是在美國公司里當個普通的工程師。十幾年來前前後後一起工作過的中國同事也一樣，大多既沒有海歸，事業上也沒有什麼大變化。我認識的遠遠近近的中國人中，只有五個海歸的。一個是在中國讀大學時的同學，在美國工作了好幾年，但一直不滿意華人頭上難以頂破的玻璃天花板，與太太關係又不太好。後來在美國一家startup挖到了一大桶金，隨即與太太離了婚，回中國開公司去了。如今已經在中國再婚，事業怎樣不清楚，但他似乎是沒有回美國的計劃了。第二個認識的海歸是短暫共事過的一位同行，原來在美國一家公司做普通工程師，大約八九年前回中國做了家公司的VP，來美國出差時講話都與過去不一樣了，帶着中國特有的神氣意旨的官腔，不過每次回美國都抱怨不喜歡中國，說最後還是要回美國。在硅谷的房子也一直沒賣，打算將來回來住。第三位也是大學同學，原來在加拿大工作，後來去了台灣，又從台灣去了上海，而且是下決心把老婆孩子都帶回了上海的。在上海工作期間，有一年我回中國碰到他，記得當時他告誡我說：千萬別回中國來！不久後就聽說他帶着全家搬回了加拿大。第四第五個，是無奈海歸的年輕同事，因為拿H1簽證，2009年經濟蕭條期間被裁後，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中國，其中一個在中國工作了不到一年，在美國大學找了個博士後位置，又回到美國。我知道的中國人遠的近的扳手指算算可能有接近一百個，只有五個人海歸，兩個人還沒堅持下去，比例低得出奇。
 
    回中國，覺得中國年輕人出國留學的熱情依然很高；組裡招工，拿到留美中國碩士博士畢業生的履歷也仍然很多；另外，據說現在還流行中國父母把未成年孩子小小年紀就送出來留學。我在飛機上就碰到過一個瘦弱的中國高中小留學生，這麼小就一個人出來闖蕩，讓人覺得怪可憐的。為什麼經濟突飛猛進，GDP超日趕美的中國，卻留不住，吸引不回中國人？為什麼中國人手裡拿着鼓鼓的票子，卻仍然競相要離開中國？而台灣的GDP發展速度沒有在世界上激起什麼波瀾，人民卻樂意留在自己的家園裡，悄悄地過上了好日子，不再在乎去美國。為什麼？
 
    因為中國雖然GDP上去了，但仍然是一個落後的國家，雖然不少中國人手中有了鼓鼓的票子，中國的生活質量卻依然低劣。專制國家向來擅長於搞專項突飛猛進，一下決心搞原子彈，原子彈就爆炸了，一下決心造衛星，衛星就上天了，一下決心讓GDP大躍進，GDP就超日趕美了。但專制制度做不到的是：把人民的生活真正搞好。當在中國最發達的大城市，一場普通的大火，消防隊都沒有能力撲滅，造成五十多人死亡；當毒牛奶事件爆發，最後卻不了了之，到今天中國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自己喝的牛奶到底安不安全；沒有大地震是上天的保佑，大地震來了，死它幾萬人，過後也沒有任何改進，這樣的國家，GDP再高，又哪來的生活質量呢？我每次回中國都很糾結，父母年紀大了，應該回去看他們，但每次到了那裡又盼望着離開，因為在中國，出一趟門，空氣混濁得能把人嗆死，到處是灰塵，雖然有許多新造的高樓，但哪怕在最發達的沿海大城市，仍然隨處可見髒亂差的地段，一點不覺得先進發達，逛個店，去景點轉一圈都不是什麼愉快美好的事。本來騎車15分鐘能到的地方，現在開車也是15分鐘，路上又多粗魯沒禮貌的人，還有不少沿街乞討的老人。我問現在出門還要像以前一樣管住錢包防小偷嗎？家人覺得我不可思議，問這樣的問題，說是現在可能比過去更糟了，責怪是農民造成了城市社會治安問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是中國貧富差別大，城鄉差別大，農民沒有平等待遇沒有平等機會的必然結果。我每次回去不過是可數的天數，就覺得在中國再有錢活得也沒質量。如果在那裡工作生活，問題就更多了。整個國家管理仍然非常落後，靠政策命令靠口號管理，解決問題都是用“大搞”“大講”的方式來對付，一陣風過去，最後其實什麼問題也沒解決。很多政府該管的事沒人管，政府不該管的事卻有龐大的隊伍花大錢在管。社會道德風氣低下，不管是在單位里，還是在大街上，或是日常辦事遭遇中，都有很多氣人的事，這恐怕是我那位海歸堅持不下來的同學最痛恨的一點。政府的政策則朝令夕改，也沒有什麼公平合理可以講，人民對未來根本沒有信心，所以都把孩子送出來。
 
    而台灣呢，我十年前去過台北，大街上，素不相識的路人相互禮貌相待，連出租車司機轉彎急了些都會說對不起。記得在台北的商店裡和飯店裡，看到顧客與服務生總是彬彬有禮地交談，不知為什麼讓我有一種他們不是中國人的感覺，因為我知道的中國人不是這樣的。在美國的幾個老年台灣同事現在每年都回台灣看病，因為台灣如今是全民醫保，比美國都好了。我記得當年讀書時認識的兩個自費台灣女生，一個父母是小學教師，我說小學老師就能支助你自費留學，她說是啊，不過只能上這個學費便宜的學校。另一個家裡是鄉下種葡萄的，卻自費來美國學豎琴。那還是九十年代初的事，讓人窺見台灣貧富差別小城鄉差別小的一面。如今台灣人像日本人那樣，在自己的家園裡，在自己的文化里，樂滋滋地過着好日子，不再需要移民去別的國家做少數民族，去適應人家的文化，去給人打工。台灣在實現民主後迅速走進發達國家行列的例子說明，民主才是讓國家真正走上發達道路，讓人民真正過上好日子的有效制度。GDP數字再高也沒用，只有人民真正過上有質量的好日子，才能吸引人海歸，才能讓國家出色的人才不再流失給別人打工，才能讓人民在自己的文化里過幸福日子，不再需要去費勁適應不適合自己的文化，不會再被玻璃天花板限制住發展前程。中國大陸人海歸比例低，並不是因為他們在西方生活得非常開心，樂不思蜀，恰恰相反，大多數中國人在西方遭遇文化水土不服，事業發展方向可選擇的餘地也比在中國小很多，生活得並不那麼開心，但回中國去，卻會更不開心，只好將就着，過文化邊緣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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