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文庙的文章，“1976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 我才记起，今年是那个值得回顾和纪念的年份的50周年。也随笔记一下当年的印记。

那年虽然大事频频，从年初周总理去世开始，不过，留下半生印记的是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是“四五”事件。年初的总理逝世，已经很悲痛了，但是那是全国人民的悲痛，对个人触动不是特别大。跟着到来的“四五”事件。我是1974年底应征入伍，75年兵。1976年时，还是个新兵蛋子。在部队，比较闭塞，听不到什么信息，只是觉得心是和北京人民以及全国人民一起悸动。突然，电台里传来了“镇压反革命”的报道。大概是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家里把我当作小孩儿，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从抄家开始，我家里，外婆家，经历了若干次，可是我都被藏起来没看到，文革那些斗来斗去，我也完全不了解，只有一些朴素的对四人帮等的反感。听到“反革命暴乱”，我的直觉是当时的国家政府已经不是人民的了。当时年轻，觉得要跟这个反人民的政权割裂，甚至想到万一和家里没有站在一条线上，也要站在人民和正义一边。

第二件，我妈妈在四五之后不久，正好到部队来看我。记得见面之后，我妈妈拉着我离开部队，到了街上，讲了四五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才知道，原来家里是和人民站在一条线上。妈妈说，在北京，家里，还有许多老朋友，外屋挂着毛的像，里屋里悬挂着总理的像（人心）；妈妈说，爸爸在四月四日，镇压之前，还戴着大口罩到天安门广场走了一圈；妈妈说，爸爸当时在计委，给余秋里当大秘书，四五之后第一次开会，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余秋里，都说了一句话，支持中央决定（邓小平再次下台），然后一甩袖子走人。

爸爸原来在四人帮手下，担任整团小组负责人，大概是向谢静宜负责。那是一个或者上贼船，或者被打到水里去的角色。妈妈说，爸爸生平第一次走了后门，找了余秋里，余秋里跟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好朋友，当年经常走动，而我们60年代住在南锣鼓巷的秦老胡同，和余秋里邻居。余秋里住甲5号吧，是一个两进的大四合院，住着余秋里，康世恩等石油部的部长副部长们。我们住甲7号，是一个两进的小四合院，住着中国青年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们。耀邦经常到秦老胡同，同时看望老战友和部下（我们的院子是青年报的，耀邦有时也是来参加社论讨论会），于是我们院子跟余秋里也熟络起来。了解了爸爸的状况，余秋里两肋插刀，把爸爸调到计委当他的大秘书，专门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室，司局级的，爸爸任主任，其实啥事也不做，爸爸又不懂经济（当时的副主任有一个叫房维中，后来成了计委副主任）。妈妈说，这些老家伙在一起，泾渭分明，完全不买四人帮的账！

50年后，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大马路上走，避开所有的行人，因为这些都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掉脑袋的。我的手一直冰凉冰凉。那是妈妈第一次跟我谈所谓的政治。

第三件事，之后的几个月，虽然因为家里跟我站在了一起，心里舒服了一些，但是对前途却感到非常渺茫！我当时在海边，青岛的团岛水上机场（当时中国的唯一水上飞机场，飞着从苏联那里弄来的几架水上飞机）。有时坐在礁石上，一片阳光明媚，可我想到的却是，都说革命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可是人的一生有限，估计我这几十年，就要在曲折的道路上行走，在黑暗中摸索了。--- 年轻人，都喜欢想这些大词儿 --- 情绪极端低落，和灿烂的阳光，明媚的春天，形成强烈对照。

第四件事，是毛的去世。真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人盼着他早死，因为早死一天，也许光明就能早来一天。我是北京兵，我有家庭的影响（来往书信是绝口不谈政治）。但是，现在的人们料想不到，当时的部队，好多干部都破口大骂江青，张春桥等，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有四人帮一说。记得，毛的追悼会之后，干部公开议论那个王洪文，贼眉鼠眼，江青恶狠狠地望着华国锋等。用现在人的话来说，他们真敢说，但他们就是公开说。我在气象台，我们台长本来是和一些干部有些隔阂，但是骂起四人帮，都是淋漓尽致。可见当时四人帮并没有基础（至少在我当时接触的这些人中如此）。在北京，在老干部那里是个屁，在基层，在军队，也被公开辱骂。我们当兵的，就是听着，说实话，真是有变，当兵的肯定跟着当官的走。

第五件事，就是粉碎四人帮了。那是不言而喻，我那个一辈子都要在曲折的道路中徘徊的忧虑突然就没有了，而且走过了中国，也是中国人民最为光明的一段路，几十年。只是，到了近年，又在忧郁，是不是又走到了曲折的道路上去了？是不是未来的年月，又会走向黑暗 --- 只是一种疑虑，也许1976年的那场忧郁的重演，也会像那年的粉碎四人帮一样突然就随之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