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经常说，生我的那年，中国的经济就好了，猪肉随便买，鸡蛋6分钱一个。这话重复多了，给我造成一个错觉，就是我的出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曾经产生过一种非常正面的影响。 但是她说的那个鸡蛋和肉多的时候，我太小，自己还不能吃东西。等我到了能记住吃了什么东西的年龄，瓦房店又没有什么好东西能吃了。看来要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靠一个老师的出生是管不了多久的，需要一下子诞生一批知识精英才行啊。 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家吃饭还是能吃饱的，也许是因为我爸我妈的收入高些吧。我妈是中学教师，我爸在瓦房店拖拉机中等专科学校教中文，高级讲师，听说等同于十三级国家干部。后来也有人跟我说，其实那时候，工人的待遇比干部要高。不过比较起邻居的生活，我们家的日子明显比那些工人家庭要好些。首先我从来没挨过饿，而且过年过节这种特殊的日子，也有好东西吃：端午节一定会包上粽子，中秋节一定会有月饼，春节更不用说了，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啊。 不过幸福仅就于此了，有关吃的美好记忆说来不多。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上小学了。有一次我胃疼，我妈带我上医院。怎么处理的我忘了，总之从医院出来就不疼了。回家的路上我妈很高兴，带我转进百货大楼，一楼的玻璃柜里摆着糖果，有一种黑色的成片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我妈给我买了一块儿，甜甜地在我嘴里化开，味道很惊喜，不是我吃惯了的那些水果糖，奶糖的味道，让我想起刚吃的治胃疼的那个药的苦味。 你看，说起这个，就想起胃是怎么不疼的了，原来是在医院里，医生给我吃了治胃病的药。从此以后，巧克力和胃药这两种东西就在我的脑子里结成特殊关联，以至于我经常不自觉地跟人家说，吃巧克力对胃有好处。 那时候好像不止我一个人，我同学很多人都有胃疼的毛病，这让我怀疑是不是跟吃的东西不好有关系。我们瓦房店很多年的主粮是玉米。大概有两种，一种叫苞米茬子，一种叫苞米面。苞米茬子用来做粥，苞米面用来做饼子。我妈我爸高级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一直没学会大锅贴饼子的技术。所以我们家的苞米面只能做窝窝头。苞米茬子做粥也需要些技术，因为都是陈粮，一定要放碱，粥才能变的粘滑顺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孩子们胃液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时间长了，就得了胃病。要不是不好解释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孩子经常胃疼，而等改革开放以后，馒头大米饭随便吃的时候，就不治而愈了。 童年都是快乐的。我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丰富了，有时候发贱，和小时候比较一下，才意识到那时候的日子有多苦。当然馋的感觉是有的，菜里有肉就会觉得香，油水大的时候就会多吃饭，但是我确实不记得有过因为连着一个礼拜喝苞米茬子粥啃窝窝头觉得日子不幸福的时刻了。当然我现在知道了，父母那时候一定会很难过。看着自己没办法给孩子提供营养丰富的三餐，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好在那时候家家都这样，也容易自己安慰自己。 有一天我和娜塔莎聊天，说起了她小时候正好赶上苏联垮台，经济崩溃的时候，她妈妈做了好吃的自己不舍得吃，省下东西让她吃饱的事儿。她的故事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伤心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家里炖一只鸡，我妈总是说她不喜欢吃鸡肉，说鸡肉没什么味儿，她最喜欢吃鸡脖子鸡脚鸡脑袋。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管俄人中国人啊。我把这事儿说给娜塔莎听，她的眼睛就红了，我觉得挺尴尬，说了个黄色笑话想解解嘲，结果她没笑，我也笑不出来。她一出去，我自己就老泪纵横了。 下面的故事我以前都是当闲话说的，边说边乐。现在老了，有孩子了，再讲就觉得是个挺惨的事儿了。我小学一个同学，叫方继春，家里孩子多，妈妈有点精神问题，不工作，全靠老爸一人上班养活全家。他们家早晨吃什么我不知道，中午就是贴饼子，一人一个，连菜都没有。哥哥吃得快，吃完了还没饱，就管妹妹要，妹妹不给，哥哥就抢，妹妹哭着说，等爸爸回来告诉爸爸打你。哥哥一边吃一边说，打吧，反正我那时候吃饱了。这种情况我看到几次，回去给我爸爸妈妈说，当笑话讲。我爸爸妈妈听了也不笑，摇头叹气。我那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笑，长大了才明白。 人吃不饱饭，真是没有尊严，那些让自己的人民吃不饱饭的人，哪有资格跟人民谈尊严啊。 东北那时候的领导人叫陈锡联，外号陈三两，此人当权的时候，东北人一家一个月给三两油，故有此称。种的粮食、磨的油搜刮上来以后，都送到北京去了。所以北京人民的特供，是建立在对全国人民残酷的剥削上的。我在这只是说一个事实啊，我并不因此讨厌北京人。相反，我以前也讲过，虽然这事儿不太地道，但是因为生活比较好，日子过的比较舒坦，北京长大的孩子性格比较开朗，讨人喜欢。瓦房店的孩子从小受苦，紧紧巴巴过日子惯了，养成了敏感、计较、紧张的性格，成年以后，反而不好打交道。扭曲吧？人生来平等，但世道就是这么不公平啊。 而且我也不因为这件事记恨当时那些当权的人。中国历史上的战乱纷争、改朝换代，从来就是为了一口饭。别看打出什么冠冕堂皇的旗号，大军指向，全是产粮的地方啊。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的故事，队伍到了一个镇子，要看看镇子有多少人，才好定留下多少人宿营，剩下的不管多少人得接着往前走，多累也不能停，直到找到下一个地方。为什么啊，你十几万人一下子全停下，一晚上就把人家全年的粮食吃光了，你走了，全城就只能饿死了。现在讨论红军转移的战略，好多说法，我猜最大的可能，就是寻着炊烟走的啊。所以说老实话多好，当兵吃粮，打天下就是为了吃得比别人多比别人好。革命成功了，多吃多占不算惊喜。但是我特别讨厌那种人，本来你就是为了自己多吃一碗肉闹的革命，成功了，老老实实吃你的肉就得了，非要装神弄鬼，让饿着肚子的人对你歌功颂德，这样做多不好。 没有什么吃的日子里，精神生活就变得特别重要。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城里吃肉的人，每隔几年就给大家搞出些振奋人心的事情的原因。每到这时，全瓦房店饿着肚子的人一下子就精神起来。我是从评水浒批宋江开始关心政治的。因为这事儿传到瓦房店的前一天，我正好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刚刚有滋有味地读完。后来批林批孔，批邓，批四人帮，我一天比一天懂事，颂歌越写越好，漫画越画越快，终于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成为活跃世界各大中文网站的行走作家和浪漫诗人。 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儿，再小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吃完晚饭，太阳落山之前，小伙伴们在街口集合，分成两队，带上弹弓上山，选好阵地开打。做为一个有经验的战士，我一般都是找个大岩石，埋头藏好，听着敌人射过来的石子儿打在岩石上，嗖嗖作响，弹向天空。我不慌不忙，耐心等待，等到弹雨停止，就意味着对方的石子打完了，这时候我突然站起来，看见敌方的孩子们拿着弹弓惊慌失措，到处寻摸，想在我发射之前找颗树躲起来。 这时我就瞄准他的眼睛，满弓如月，然后右手松开，左手一送，把一颗石子狠狠地射出去。 我很奇怪我参加这个游戏多少年，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被我打瞎眼睛。后来我一点点儿明白了，我们的弹弓制作粗劣，射击技术更是糟糕，喵的越准，越是什么也打不着啊。 我们就这样饿着肚子，互相对着好朋友的眼睛射弹弓，安然无恙地长大成人。很多年以后，在加拿大西部落基山下，一个据说北美最牛逼豪迈的城市，我跟我公司里的红脖子在酒吧里喝酒，喝高了，比较起白人的气魄和黄种人的性格。我们互相揭短，攻击对方文化的丑陋，我英文不好，一直处于被动，但当他说起中国人比较脆弱，胆小怕事儿的时候，我终于迫不及待地笑了。我跟他说，那你小心了，不是中国人怕事儿，是中国人压根儿没把你说的那个破事儿当个事儿啊。老师小时候饭都吃不饱，还每天傍晚拎着弹弓想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眼睛打瞎，你酒醒了好好想想，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激波坚强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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