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美国的那些年挺穷，买了个15座的二手大万给旅行社拉团，全美国到处跑。美国地域辽阔，气候温和，江山壮美，景色万千，真是个开车旅行欣赏风光的好地方。可是那时候我并不这样想，一心赚钱，想凑够学费拿个本地的学位，然后找个正式工作，在那个风景绮丽的小城安顿下来，不知道在西德州一望无际的荒原和大西洋城怪石嶙峋的海岸，辜负了多少美妙的时光啊。正像前几天在同学的群上，我看到蒋翡君说起她后三十年的计划，其中有一项要开车横穿美国，以纪念那些睡过她和她睡过的人的时候，我所说的，原来你对未来的美丽憧憬，就是我当年日复一日的苟且啊。

    我在美国为温饱奔波的时候，我另一个同学杨伟时，在达拉斯一家电话公司做IT，已经一年可以赚到五万美元了。他太太是同一家公司市场部的主管，赚钱还要多。有一次我送一个团组北上路过，他们一家请我在市中心中餐馆吃饭，那天正下雪，他们要好了海鲜火锅，开了一瓶茅台酒，摆了一桌子好吃的热气腾腾地等我。我一路风雪进来，看见老杨穿着崭新的婆罗衫，带着RAYMOND WEIL金色手表，太太珠圆玉润，打扮得干净利落，儿子又高又壮，头发浓密黑亮，像新买的鞋刷子一样，好生羡慕。酒劲正酣的时候我长叹一声，说你们比我早来了十年，所以可以年轻做起，学英语、上学、找工作，按部就班地融入当地文化和生活，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儿。叔起步晚了，只想赶快熬过这几年，拿个学位，找个工作，就可以像你们一样，过上安顿富裕的西方文明生活了。

    这个理想，在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很快就实现了。在北美稀里糊涂混了七八年，我学习的脑洞终于大开，两年不到在卡尔加里大学拿了MBA，又去著名的南阿省理工学院学了CGA证书，虽然比杨伟时还少两个硕士学位，但是赶上了最后一个阿省石油工业发展大潮。先是在加拿大联邦住房署做国际市场开发，然后到哈死期做石油资产分析，也曾西装革履，在加拿大各地乘公务舱做商务旅行，最后在当堂最西边的写字楼34层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落地大窗西眺连绵不断的落基山脉，而且在美元对加元一比一那年，年薪顺利涨到了十万块，正好是老杨当年在达拉斯做IT时的两倍。

    但我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我现在十万块钱的生活，比老杨当年五万块钱的生活，没有什么鸟的飞跃，甚至有些降低。老杨当年在达拉斯，开着6缸丰田CAMRY，我开的是四缸本田CIVIC，老杨接待朋友在海皇酒楼吃海鲜，我请客都是味香园吃炒饭，老杨穿婆罗，我穿JOE，老杨一年去一次坎昆，我两年去一趟古巴，差别最大的是房子。达拉斯的房子比较便宜，老杨住的房子有四千尺，房子间距要远，高墙围绕，树影婆娑，中间还有一个拉丁风情的游泳池，碧波荡漾。我的小区，房子并肩接踵，触手可及，外面包着木板塑料皮，面积也小，只有两千多尺，后院一个荒坡。好歹算起来价钱差不多，都是四十五万左右的样子。过了十年，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每年多赚5万块钱，幸福的爸爸哪里去了？就算通货膨胀每年百分之十，十年百分之百，把这点数字字面上的增长全抹去，那社会的进步怎么算，难道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我老就一点都沾不上吗？

    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答案是那么让人心酸地肯定，做为一个穷人，技术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对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和你的关系真是少的可怜啊。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出了历史长河滚滚东去，穷人的生活方式却始终没有什么质的提升的原因。当然，说技术的进步对穷人生活没有影响是不对的。比如智能手机的出现，对北京穷人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空前的，穷人扔掉了翻盖手机，装上了微信，可以在咽下最后一口二锅头的时候才不慌不忙叫个代驾。不过老板找你加班的时候也方便了，你撒谎推脱说你没空，老爸来北京了，正带老爸逛颐和园就不那么方便了。因为老板要和你视频，看你是不是就是昨晚跟你男朋友喝多了，宿醉未醒，现在正四肢摊开，躺在床上裸睡。

    但这不影响你在北京城中穷人的地位，你开最简约的车，买不起三环内的住房，只好飘在清河徜徉无限小区；你的车牌是单号，双号的日子就要在地铁里挤成一个彩色的二维码，被窗外一闪而过的一个又一个广告灯扫描；长周末不小心去趟北戴河，发现所有美妙的去处都被人占用，非富即贵，你不得不和一群哈尔滨南下的莽汉共享一片公众海滩，在北方八月的骄阳下，兴高采烈地互相揩油，在一汪混沌的海水中煮着怪味饺子。

     所幸的是，和混在卡村的穷人相比，你并不是世界上最苦逼的穷人。说来话长，卡村穷人的尴尬生活已经有一百多年没什么变化了，至少从90年代我第一次来这里就一直乏善可陈。好歹这些年在北京，你还有机会目睹穷人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前你挣800块钱，每个月吃完了饭就所剩无几，嫁妆花的都是老爸老妈的积蓄。现在你吃了饭，还可以想想买房子的事儿，在社科院建行工作的人，时不时还可以到马尔代夫东京香港搞一趟自由行。不过你也可能只是紧赶慢赶，搭上了中国进步的快车，现在和北约的穷哥们站到了一条起跑线，从此开始卡村式的百年孤独。

    说了半天，我想说的就是一句话，人对穷富的感觉，不是来自自己跟自己的过去相比，而是跟旁边的人，特别是富裕的1%的人比得来的啊。虽然大师们经常告诉你要放下得失，了断欲念，可是天性使然，人们还是不断地瞅准新的目标。更可笑是，大师们虽然这样跟你说，但是见到香客云集，点赞供养的时候，也会在没人的时候喜笑颜开啊。

    80年代有一句特别流行的话，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只是半句话，后面的话语焉不详。那时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各种经济理论层出不穷，我天天逃课，也耳熏目染了一些，可是我确实不记得有人保证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穷人也就会跟着富起来了。实际上，资本的本性追求效率最大化，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穷人的剥削。也就是说，不管管理更有效也好，技术进步也好，带来的效率，都要最大可能地被资本占有，而穷人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一些好处，生活水平因此提高，但是，因为资本的这个本性，你和资本家的生活水平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用吊丝经济学家的话重说一遍吧，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决定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人要想日子过得在好一点儿，只靠资本家良心发现是靠不住的啊。

    说是资本的本性决定，其实还是没说到点子上。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实是人性决定的。只有人的本性，才会无止境地追求物质（精神）生活的改善，生活每提高一个层次，人们就会感到短暂的满足和快乐。而且，人只有在超出大众平均生活水准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是富人，才会体会到富人的快乐。人人都有钱不是富裕，只有你比别人有钱了才是富裕啊。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超越了国家制度和东西方文化的界限，是所有人类社会共享的现象。因为经济运行机制的设计，就是以这个人性为基础的。所以经济也罢，不好也罢，技术停滞不前也罢，新技术层出不穷也罢，资本的所有者总是占尽先机。举个栗子，苹果公司的奇迹，成就了多少风险基金和背后的富人，穷人却只是赚了个好玩儿的手机罢了。这个运行设计不怎么光彩，还是个死结，但如果你打破这个设计，就违背了人的天性，就没有人甘冒风险，经济就会萎缩，社会发展就会停顿。我们国家六七十年代试过这个，不好玩儿，最后大家都没饭吃啊。

    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畅行的是大逆不道的丛林法则。想改变这个状态，只有依靠人性的进化。这些年一些富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比较老一辈儿的贵族，开始有了些变化的端倪，比如盖兹和巴菲特承诺死后把大部分财产捐给慈善基金，比如小扎生了女儿，决定捐出90%的股票。听说马化腾把10%的资产也捐了出来。也许人类的进步不会最终打成一个死结，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人们把尊严看得比财富更重要，劳动比权力更可贵，贡献比获取更让人满足。那个时候，人们上学、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比别人挣更多的钱，而是为了在劳动中获得个人价值实现的快乐啊。

    我靠，那不就是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大人跟我描述过的共产主义社会吗。他们跟我说，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有三好学生和先进工作者才有机会劳动，像你这么贪玩的人只有待在家里，想吃什么玩什么了，就去仓库里拿。仓库里什么都有，要什么就给你，就是不让你工作，养得白白胖胖，让人唾弃。老师的教导让那时候又黑又 瘦的我心中充满渴望，她训斥我的时候我温顺地低下头，假装难过，暗暗下定决心，永远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懒人。

    共产主义曙光在前，现在，我可以继续做我的穷人。上帝伟大，在制定了令人失望的穷富不均游戏规则的同时，还制定了另外一个规则，那就是穷人和富人，快乐的人和不快乐的人，并不一定是相同的两伙人。上帝爱每一个人，更爱车夫，穷人也可以过得很快乐。我想起我大学刚到北京，一个月只挣80块钱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也就六七美元，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我那时候住在祁家豁子国家地震局的大院，在德胜门外马甸北一大片麦子地中间，远处有一栋在建的七层楼，据说是我们将来的职工宿舍。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都会去火车站广场瞎逛，就为了看看站前广场上精疲力竭的旅客，坐在水泥地上不知所措。和这些迷茫的外地人相比，我在北京郊区的大院里有一间筒子楼宿舍，温暖干燥的单人床，一个有热水管的公用厨房，还有厕所，这一切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的优裕和踏实。晚上我坐104电车往回走，咣里咣当，经过大树遮荫的正义路，老大爷老太太吃饱了拍黄瓜炸酱面，在路中间的隔离带绿地坐在马扎上摇着蒲扇。那时候路上人少，车却走得很慢，首钢的烟筒冒着黑烟，北京的天却很蓝。回到宿舍的时候，我窗台上摆着工会那个叫郝大芎的姑娘送来的单位发的几套洗发水。三个月来，我洗澡洗头的时候一直偷用刘书记的浴液。我准备把这些东西全都省了下来，下次回南开的时候，带给我的女朋友。那个时候我大学里的女朋友们洗头还用香皂，我要她们都分享一下，一个瓦房店人，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北京郊区国营单位，从穷人变成富人的快乐和幸福。

    只是这些快乐和幸福很短暂，麦子地的安静平和很快被建筑工地的尘土和林立的塔吊取代，七层楼在完工之前就湮灭进了钢筋水泥的楼海，我乘霍金加速器，进入九十年代的扭曲时空，见证了北京现代化的高歌猛进和繁华帝都的确立。在眼花缭乱和怅然失落的反复交替中迷失了海伯利安的方向。我努力摆脱眼前和近处，大步跨进未来和远方。却在陌生的地方因为不相干的人的生活着急上火。每当安静的心乱了分寸，就会发现等在未来和远方的，原来还是一些眼前和近处，而所有的眼前和近处的日子，难免都是苟且偷生，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青年时代的远方、诗、劈柴、喂马、面向大海和春暖花开，这些一直拥有的快乐，从二十年前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开始，被我在北京德州一路抛弃，从此有意无意，统统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