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美国公司，从日本定了一批零件，合同对零件的各项指标都有要求，其中关于次品比例的要求是最多不超过0.5%。交货的时候，同时收到两个箱子，一大一小，并附一封信，打开信一看，日本公司措辞谦恭地解释，本着对贵公司商业机密的尊重，我们没有问为什么贵公司需要0.5%的次品，不过我们按要求做好了。你们一共定了1000件，我们先生产了995件成品，在大箱子里了，然后我们又专门做了5个次品，装小箱子里了。

        当年我上质量控制课的时候，哥伦比亚来的教授给我们讲这个案例，全场爆笑，几个加拿大美国的本土同学笑得最起劲儿，好像他们对老师的意思最心领神会，生怕我们这些外地同学不知道北约对日本制造的认可最淋漓尽致。完全忘了不久前的七八十年代，整个北美大陆还对日本产品充满敌意，从政府机构到平民，以攻击日本产品为乐，说他们抄袭拼凑西方的创意，设计粗鄙，质量低劣，使用起来也不像本地产品那样可靠安全（是不是有点耳熟？）。

        看来日本对日本产品的品牌塑造和推广是非常成功的，短短三四十年时间，曾经诅咒日本产品的老一辈人还活着那，新一代人对日本的形象已经彻底颠覆了。不仅日本的产品成了优秀品质的代名词，人们甚至从产品深究到国民性，相信日本人之所以能制造出这么优质可靠的产品，归根结底，源于凝结在日本人灵魂深处的操守和性格。

        我对此将信将疑。就拿我们常常夸耀的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注重品质细节这个命题来说吧，我觉得生活的品质细节，更多地是建立在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决定于人的性格。我们经常对银座上班族整洁的装束赞不绝口，北京上海略显散漫，瓦房店上班的人就邋遢了，可是我们很难就此判断东京人、北京人、瓦房店人在注重品质细节上的性格差异，反倒是比较容易由此确定，瓦房店建设银行岭东办事处的出纳，比东京三井住友的前台，收入上一定差了不少。

        插播个笑话，昨天我去看中医，医生给我把了脉，建议我要多运动，不要喝酒，多喝水，不要吃海鲜，多吃菜，不要开车，多步行。我点了点头问他，我到底是啥毛病啊？医生说，毛病不大，你收入太低，不适合高消费，花钱一多就上火。

        我猜和日本政府商会从六十年代开始，竭力推广日本产品、塑造日本质量的品牌形象一样，现在的日本，不管是政府部门组织的也好，民间机构自发的也好，暗中一定正在向全世界推销它的国民性格，并希望在这个国民性格品牌被全世界人民接受以后，就此坐收渔利。这本是个无可厚非的好事儿，很多有所作为的政府都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从来没做过的现在考虑去做也为时不晚。因为这个正面的形象一旦确立，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化产品有水到渠成的推广作用。比如意大利的浪漫，法国的奢侈，韩国的美貌☺，美国的民主自由等等。而日本现在推广的国民性格的品牌就是日本人的“极致”，追求品质，关注细节，精益求精，秉持传承。

        当然一个品牌的推广，是需要有真刀实枪的好产品做铺垫的。所以我承认我上面说的那些话，多少是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醋意。说到刀，虽然我仍然怀疑奈良大阪的街上卖刀的店铺，动不动就是祖上八代相传的手艺，但是东京地铁上的人群，确实是比卡尔加里的人要更彬彬有礼、守规矩有秩序啊。我不知道60、70年代的日本车到底怎么样，但是现在卡城街上跑的日本车，也确实比美国车毛病要少，很少路坏，给使用者减少了多少金钱和时间上的麻烦啊。

        说到日本的国民性，就不得不说说咱中国人的性格。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全体中国人的性格的话，“差不多”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了。一说中国人的民族性，我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中国久远的农耕文明。不过用农耕文明来解释“差不多”就有些不公平了，因为农耕文明其实最讲究精耕细作，种粮食就是为了吃饭，土质、灌溉、气节，哪一项也含糊不得，差一点就要饿肚子啊。如果一定要把这个性格跟某个文明相联系，不如把它联系到游牧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侵蚀吧。游牧民族择水草丰美处而居，跟着牛羊走，自由散漫惯了，是不是在金、辽、元、清的时候，来自北方的英雄好汉，把这些潇洒豪放的性格，过多地融合进了中原人民的基因里头了啊。有一个旁证，好像蒙古国就没有什么精致绝美的艺术品（玛德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而且蒙古人性格确实普遍比汉族人粗旷，听我老板说二十年前他乘过蒙古总统的座机，驾驶员身旁一大堆空啤酒瓶，看到地面上有蒙古包，还会飞下来找大妈讨杯水，拿出张公路地图顺便问问路啊。

        不过“差不多”有时也会给你意外惊喜。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有一个骚年，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北京城里办事儿。他们在昌平街边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北京的出租车是黄色的大发，大家都叫它小面，虽然是日本淘汰设备和技术，但在天津本地制造，所以一出厂就摇摇晃晃，跑起来噼啪做响。小面停好，骚年左手拉开后门，右手扶着门框，正往车上伸了一条腿，朋友抢先一步打开前门上了车，再随手一带车门，咣当一声，骚年收手不及，四个手指被门夹上了。

        骚年的手当时就失去了知觉，再看车门，已经完全关上，手指消失在门缝里。骚年心想，这还不完了，四个手指一定夹断了。

        朋友赶紧开门下车，司机也过了查看，骚年动了动手指，竟然没事儿，只是有些红肿。司机道了声惭愧，说：幸亏咱们这车是国产，门松缝大，这要是日本原装，手指头一定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极致也好，差不多也好，各有短长。而且中国的“差不多”很可能代表着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这个性格源远流长，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特有的“差不多”式的生活环境。在这片国土上我们上班自由自在，开车倒行逆施，日子过得游刃有余，实在没有必要苛求改变。如果我们现在就需要没有沙子的栗子羹、坐不碎的马桶垫，那就去东京买吧。

        而且，我相信每一个品牌注定有自己辉煌的时代。我在判断世界经济文化大潮发展方向上是个天才，十几年前，冯小刚在非诚勿扰中平白无故地加入了许多日本元素的时候，我就准确地预测到，在享受够了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酒足饭饱之后，中国人就要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中的“极致”了。同样，在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极致”以后，全世界人民追求“差不多”精神境界的那一天也就不再遥远。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提早计划好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向来自东京大阪的大妈扫货团们兜售点儿什么。

        最后讲个笑话，我改装的。

        从前有个中国大妈到东京买马桶盖，进了门就大吵大嚷，说小日本你给我拿这个小日本你给我拿那个。店主懂点中文，听了挺不高兴，跟大妈说，你是顾客，我尊重你，虽然你这样叫我，我还是竭诚为你服务。但是请你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是到了中国，到你的店里，叫你支那人，你会怎么想？

        大妈说，没事儿啊，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在北京顺义有店，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日本店主憋了一口气，转年买了张机票到了北京，下了飞机直奔顺义城里，左打听又打听还真找到了。一开门看见顺义大妈，上去要打招呼，还没喊出声那，让大妈一把推出去了，嘴里还嚷嚷那：出去出去，我们这不接待小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