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中国考古界定性为夏朝晚期都邑之后，寻找夏朝早期都城就成了当务之急。要知道，夏商周断代工程得出的夏朝始建于公元前2070年左右的结论，是在偃师商城建设于公元前1600年基础上，参考《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其中“无王”是指太康失国后的后羿、寒浞统治时期，由此结论出自古书并不是基于考古发现，所以只有找到夏朝建立时的考古学遗存，才能从根本上理清夏朝的年代框架。

        今年在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先生做出了结论性概述，河南新砦遗址发现有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及护城河，公元前1850年至公元前1750年间“新砦期”原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遗迹，新密新砦遗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城，在过去的40多年里，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基本达成了两点共识，1，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750年，只能算是夏朝晚期遗存。2，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并不是河南本地的龙山文化，而是呈现出多种文化来源，故二里头遗址被称为“移民城市”，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省新密市刘砦镇发现了一处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性质的文化遗存，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砦遗址，这遗址从文化属性上看既有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同时又和二里头文化存在着直接渊源，且时间上早于后者，按照中国考古郑州论坛的观点，把新砦遗址视作夏朝早期遗存的话，的确可以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夏朝，由于新砦遗存的存续时间在100年以上，上限已经与龙山文化晚期相衔接，如此一来，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夏朝建立二者之间也就没有空白期，新砦遗址犹如最后一块模块将中国上古时代拼接圆满。但是这次的考古发现结论却和陕西石峁遗址DNA检测结果产生了冲突，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石峁村的一处山峁上，遗址规模达四百二十五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已知的史前最大城址，而石峁遗址的年代跨度则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如果按照王朝纪年，石峁遗址横跨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所谓的夏朝前期，如果不考虑王朝纪年，石峁遗址的兴亡时间早于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换言之，如果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分别是夏朝的早期和晚期都城的话，那么早于夏朝的几百年前陕北就已经出现一个又早又大的政权，并且这个政权的存续时间还和夏朝有着百年以上的重叠，不仅如此，石峁古城还发现了近10公里的由内外两道石墙组成的宏大军事防御体系，以及四级聚落等级结构，俨然就是同时期北方的一个大国王都，这跟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发现外城城墙形成了鲜明对比，夏朝被中国考古学家视为华夏第一王朝，打破了过去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的方国聚落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突破地理单元和血缘限制的广域王权政体，既然夏朝开创了多个历史首次，那么它所呈现出的气象理应更为宏达，为何比它年代更早的石峁古城相比反而体量欲小了呢？这种差异就好比我们突然发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修建的国都比原赵国邯郸城还小，军事实力比原来的赵国还弱一样不可理解。

        为了给石峁古城一个“合理”的定性，不少专家学者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假释，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先生推测石峁遗址是北狄先民的遗存。邯郸学院学者任乃宏先生认为石峁是被尧帝流放幽陵的共工氏。更有甚者，推测石峁古城是中亚等外来游牧族群所创造，把石峁人看成是华夏的一个支系，旁系或者是非我族类，似乎能合理地解释为何石峁可以不受夏朝以来严格的等级和礼制约束，建设比宗主国还要大的都城和军事防御设施。不过，DNA检测结果欲将上述推测全部否决，根据中科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多家单位对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的一百七十二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到龙山时代的人类线粒体DNA的研究显示：1，石峁人群与位于黄河中游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与同时代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更为紧密。2，相对于中国其他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中国北方汉民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3，在已发表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文化的古人群中，中国北方汉族人群和石峁人群的母系遗传系最近与这些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对现代北方汉族可能有更大的遗传贡献。诚然，这个研究结论还有一个缺憾，没有同步对Y-DNA即父系遗传进行研究，但吉林大学曾提取过石峁文化神圪垯梁遗址的两例父系古DNA，结果显示为C2e1b2，为C系南支在现代汉族占比10%和O2a2b1a现代汉族主流类型，这也就意味着原本被我们视为生活在远离中原的夷狄之地的石峁人才是与我们血缘更近的老祖宗，由于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人群遗传结构是连续的，所以雄踞陕北的石峁人能与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如此紧密，表明石峁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具有等同于夏王朝一样的影响力，因而能够主宰北方汉族的基因交流，要知道在我国历史上与中原政权征战纠葛了数百年甚至一度改姓刘姓，进入长城以南与汉族长期杂居的匈奴群体，其与现代汉族的遗传结构依然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所以石峁的DNA检测结果与夏文明的起源地在中原的考古认知之间有了令人尴尬的困惑。

        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是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源头，目前学界主流观点都将炎黄二帝的生存年代放在了仰韶文化时代，他们甚至认为无论是陶寺群体，石峁群体还是二里头群体都是广义上的仰韶人，汉族群体“严格地说是北方汉族”也可以说是仰韶后裔，那么大家都是仰韶后裔，石峁人与同时期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古人群遗传关系更为紧密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笔者必须指出一点，石峁DNA检测结果可不是简单的认为仰韶时代一支族群北上陕北建立了石峁政权，而是石峁比其他创造了不同文化遗存的仰韶后裔与现代汉族更亲密，举一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过去我们认为石峁是北狄，而二里头是中原人，但DNA告诉我们石峁才是中原人，而二里头反而成了眼中的蛮夷戎狄。

        其实早在石峁遗址还没有正式确认的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根据《春秋传 》“ 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的记载，提出夏鲧的活动区域并不在河南的崇山，而是在陕北一带。此后包括社科院易华教授在内的不少学者也主张石峁遗址才是夏朝最早的都城。但这就又带来另一个困惑，石峁古城的绝对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300年，如果石峁是夏鲧或者夏啟的都城，那么夏朝的国祚将被拉长到600至700年，古史描述的内容将被全面推翻。同样石峁人是夏人他们在龙山文化就有实力在陕北修建面积四百二十五万平方米的超级都城，为什么在南下河南后修筑的新砦遗址仅有一百万平方米且文化面貌上还是一个过渡期，即非文明状态。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公元前18—16世纪广域王权文化的中心，这个已是国内学者共识，晋陕豫冀鲁甚至四川的三星堆都发现了二里头独创的礼制文化的身影，而石峁人DNA检测结果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石峁与所谓的夏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在公元前23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陕北和晋南分别形成了石峁文化和陶寺文化，其中石峁略晚于陶寺，在主要群体上，石峁和陶寺都是仰韶人北上的结果，且二处都邑之间存在长期的文化和群体交流，比如石峁考古发现的大量玉刀玉钺玉璧在本地没有渊源，却与稍早的晋南陶寺文化的玉器近似。此外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有关人群具有较近母系遗传联系，不过，在上层文化信仰上，二者却存在差异，石峁遗址体现出浓郁的良渚文化影子，高体玉琮，V形石刀都是良渚典型器物，石峁石雕中的神人双手下撑骑兽的形象更是被公认为良渚文化的神徽，而陶寺遗址上层文化则有浓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贵族墓葬中往往会出土猪下颌甚至整猪骨架，这种葬俗此前在整个晋南地区都没有渊源，而是典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随葬习俗，这也跟史书记载的陶唐氏部落从山东荷泽定陶迁徙而来相吻合，而时间上晚于石峁和陶寺的二里头文化却同时出现石峁陶寺上层文化因素的情况。

        如果将上层文化视作统治层，笔者试着通过想象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先民迁徙线路：最早的良渚人因故北上，可能是因洪水，经徐州花厅遗址与大汶口文化群体接触或冲突，迫使大汶口人迁徙进入晋南，与当地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群体创造了陶寺文明。而另一支良渚人则辗转进入陕北，与当地的仰韶文化群体创造了石峁文化。进入公元前1900年这个时间节点时，石峁和陶寺两大力量欲突然同时衰亡，他们的主要群体即仰韶人南下进入二里头平原。与其他族群共同创造了二里头文化，其中陶寺群体南下二里头的原因很清晰，他们遭遇了外部入侵，捣毁了陶寺早中期所有墓穴，并且只为泄愤而毁墓虐尸，并不全力搜求宝物，政治报复色彩浓厚，这也是陶寺群体南迁的直接动因。至于石峁人群南下的原因不得而知，考虑到石峁人对现代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以及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龙与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形象非常相近，可以推测石峁的南下是上层群体带领全部族群的主动式迁徙，当然这并不等同于二里头文化就是石峁人直接创造的。上文追叙，从文化面貌上判断，二里头文化与早于它的新砦文化更接近，但石峁跟二里头文化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如果石峁遗址是中国学者认为的夏朝早期都城，那么二里头文化就跟夏朝都邑无关。同样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都城，那么石峁遗址就跟夏朝都邑无关。言而总之，针对只依据古书而设定的夏朝而言，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一对“水火不容”但又确凿存在的上古遗存。要从现有证据推理出这两种文化的依存性，唯有放弃“夏朝”！对目前已知疆域内上古遗址进行重新洗牌，从一手考古发现还原真相。

              <  待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