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前辈陈乐民先生的遗著《临窗碎墨》中《行己有耻与文明意识》一篇，其中说，“说实在的，‘仓廪实’未必一定能使人‘自动地’分辩荣辱，‘衣食足’同样未必一定能使人‘自动地’懂得文明礼貌。倒是相反的事时常可见；例如直到今日，‘为富不仁’者有之，举止去野人不远的西其装革履者有之，物质极大丰富而精神极度贫乏者也有之。对于人类的这一部分，怕都是由于缺了‘教之’这个环节的缘故。”（按，最后一句中的“教之”来自孔夫子答弟子问时所说的，“既庶矣”，应进而“富之”；“既富矣”，则应进而“教之”。）读罢，拉拉杂杂地联想到许多事情，觉得陈前辈这番感慨之言虽然出自平常，但是长盛不衰，可称哀哉万岁。 不知为何，鄙联想主要不在街头骂架一类，反倒是那些貌似已经形成了“规矩”的现象。例如，北京的十字路口既有交通灯，也有横过马路的人行道，交通灯有专为行人过街的指示。可是，不成文的“规矩”却是：即使行人走在人行横道内，面对为行人开的绿灯，只要有汽车转弯横过人行道时，驾车人照样大模大样地在行人前面强行。在各停车场里，汽车更是从来不避让行人。按说如今有车阶级人数不少，但咱们看不到“实”与“足”应该带来的“礼义”和“自爱”，只见一副几千年的“为富不仁”相。 另有一种事，更是仿佛“规矩”得无可置疑，却令人联想更多。 今年初夏时在北京，家里收到季度煤气账单，上面说明到各家银行都可以缴付，共列了小二十个行名。拿了账单出门，马路对过就是民生银行，单子上有它，但进门一问，说是不收现金，只许用银行卡转付。楞了一下，想知道是否各银行都如此，“民生”的值班经理说不知道别家如何，反正我们这儿不收现金，但又加了一句，您可以到旁边那家试试。出来，走两步，到另一家，果然收现金，办了。 就这么点事，路没多走，时间没多费，有什么让人多想的呢? 看官，就在我跟“民生”的值班经理说了谢谢后一转身时，发现身边，几乎紧贴着我，站着一位保安，正饶有兴趣地在……旁听? 不，在监视着我! 就在我将离开时，他居然还要说点什么，让那位女经理用手势制止了。
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头，拿着账单和钱要缴账，一听不行，多问了两句话，既未表示不满（当时确实只有疑惑并无不满），更无丝毫冲突，就算你银行重地防范要多加，可这位保安究竟看见什么安全威胁了呢? 这使我一下就想到大名鼎鼎的“维稳办”，想起对言论者的监视监禁、寻衅拘押和侮辱人格的种种。大家不妨想想，使用这些工具和手段，结果到底是什么? 是维护、保持了稳定，还是势将制造、激化导致社会不稳的各种因素? 开篇说的是陈先生提说的文明不会从富裕自动产生，而是需要经过教化（“教化”有时就是“文明”的同义语），然后又扯到银行保安和“维稳办”。这是因为笔者以为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占据主流主导地位者的开化程度有关系。从一方面看，把持一切政治资源的社会领导者不讲现代文明，不尊重公民的权利，只凭专政工具“教育”公众，使民战栗，“晓以利害”，会使社会的价值准则堕落。从另一方面说，在历史前进过程中，这样的领导最终要落在社会公众的后面，它不能长久地拖社会发展的后腿，只能最终被公众抛弃。 汶川地震时，报载武汉发生的一件事，是在高层建筑内人员撤离时，不宜用电梯，楼梯上遂排满了人，因前面有孕妇，下楼人层层传语，勿相拥挤，秩序井然。那是在武汉，一个民风强悍之地。当今年轻一代能做到的事，看来比政府（更不必提一干无良颟顸的官员）要强得多。要说中国有希望，亮点委实不在权势层。 相关文字： 改变制度会导致动乱－老这么说你就信了 何谓大国之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