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際有客來訪。客人小我一輪，工作身體兩皆優勝，精氣神足夠，自不待言。

原是想藏拙，少說自己，多聽他的，但總不免要找些話說。於是提到如今生活平淡，應該知足，憶得自己全程經過的毛時代的末尾即文革的最後幾年時，一家五口分處四地，心情灰暗低落，內心盼望只是安定的——或如電視劇《渴望》中一句歌詞所唱——“真正的”生活，無非就是現在這樣了。客人想想那幾年，說：那我們倒沒有，那時候就是玩，打架什麼的，現在想起來還蠻高興的。我一算，對，文革結束那年他十四歲。

這使我悟到：對任何人的個人心路，有不同生活經歷的他人也許樂意聽聽，也許沒有興趣。像陳丹青和顧曉陽與兩位90後（或00後？）對談，年輕人還表示羨慕他們的“有經歷”，那就算談得不壞，不是如今人們說的尬聊，不錯啦，但陳丹青的語氣和神態中多少還是透出不被理解的落寞和無奈。

這樣的小事本無可寫。想寫的是由此想到的我和父母曾在同一時期心境大不相同的往事。那個時期是指1964到1966年即文革前。

先說我。那時是初中生，在學校里不能算一切順利，主要是因為政治上“不開展”，不積極靠攏組織，不追求進步，慢慢覺察到自己已經被政治輔導員（也許還有班主任）劃到可被吸收入團的同學之外了。但是，“不開展”就是不開展，除了有些惶惑，並不知道努力改變，仍是只注重學習。

回到家住的機關大院裡，我的生活是另外一個樣子。一群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生，自然由高中生領頭，從一起打籃球到形成了某種組織。起初是為了打球自己動手修整辦公樓旁的球場，結果把大人都震住了，像模像樣的球場成了一道風景，我們這一夥也漸漸參與機關幹部們的業餘活動。年節時在大食堂里舉辦的遊藝活動中，我們不只是玩，更參加服務。諸如此類，很顯示了自己在大院裡的存在。

文革初起，我們真正有了組織，成為機關“幹部子弟紅衛兵”。

1966年6月7日晚上，我們一夥有十幾個人，走出大院，走出胡同，沿長安街走到天安門廣場，鄭重其事地成立了這個組織。此後即參與機關的文革。其中有些人如我本人，乾脆藉機脫離了學校的運動（怕受“黑幫子弟”身份之累），到下鄉時也沒有參加學校的分配，自己帶了戶口回鄉（父親的老家），因此之故，數十年後再跟本班同學電郵聯繫，發現相互間既無怨，也無恩，像是重新相識而不像重聚。

話扯遠了，還是說回那個六月的夜晚。當我們走出院門時，有一位家長追來，是我媽媽。她靠近我，小聲但急切地連說“回去”，這使我覺得在同伴面前很丟人，當然不聽。媽媽更急了，幾次說“你不懂……！”這讓我逆反更甚，終是不跟她走。那時媽媽的擔心一定是到了極點。姥爺和大舅在五七年都被劃成右派，離開北京，媽媽對這些比我知道得多，因為不願讓子女有思想負擔，她直到那時並未對我們說過以前政治運動中事情都是怎樣發生的。

那時我對政治運動只有響應號召的自負熱血，真真是什麼也不懂。至遲自上了初二之後，學校里那種氣氛就越來越濃。我在父親書桌上看到的一些文件同時也在學校聽到了大會傳達，什麼主席對體委徐寅生所做報告的批語，什麼主席跟毛遠新的談話，還有關於“四清”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如“二十三條”等等，我都聽了，甚至還讀了不只一遍。但是，我懂嗎？不但我不懂，大人們都懂嗎？

我清楚記得，那一兩年父母常關起房門在臥室（與外間走廊隔兩道門）內談話，有時談完開門，我能聽到他們提到“老頭”，口氣是敬佩稱讚。起先我以為說的是我姥爺（離開北大後，右派帽子在“甄別”時“一風吹”了，但也沒回北京），後來才意識到說的是“主席”。但是，若只是敬和贊，用得着關起門議論麼？

與父母的心路對照，文革前我的歲月雖然不能說是“光明浩瀚”（畢竟也還是有青春期的困惑折磨），但也可以說是晴朗，玩得高興，自己覺得充實，到初次參加政治運動時更是腦熱心顫，自以為身上有什麼責任似的。而父母那邊早已憂思暗侵，心頭是有烏雲的。他們當時想到過什麼，談論過什麼，我以後從未想起去問，一切經歷都該是被文革覆蓋和沖刷掉了。如今揣想，在父母晚年，假如我會想起那一段來探問，他們會怎樣回答呢？

有關父親，我記得一些事，也可算與以上問題有關聯的蛛絲馬跡。

一次是他已經不用再每天自己掛牌然後拿大掃帚去掃院子的時候，但我自“劃清界線”後跟他也很少說話。有一天收音機里傳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播音員聲音高亢到有點岔氣兒，令我們爺倆吃驚地對視了一下，父親稍稍猶豫後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好？（那得）讓人家說。”

再一次是在他下放去“五七幹校”前，自忖前途難卜，說道（這次是對我）：“共產黨（要是）不用了，我回家種地去。”我心裡動了一下但沒說出口：“你不是共產黨麼？”我知道他不滿十五歲就參軍時已經父母雙亡，土改時在老家早就無產無份。說種地，他大概只是文革前夕在農村“四清”時幹過。

但也別說，父親後來作為“先遣隊”一員被發到安徽幹校墾田，身是北人，倒學會了駕水牛犁田，着實被當作壯勞力用過一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