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日，家有访客。客人小我一轮，工作身体两皆优胜，精气神足够，自不待言。

原是想藏拙，少说自己，多听他的，但总不免要找些话说。于是提到如今生活平淡，应该知足，忆得自己全程经过的毛时代的末尾即文革的最后几年时，一家五口分处四地，心情灰暗低落，内心盼望只是安定的——或如电视剧《渴望》中一句歌词所唱——“真正的”生活，无非就是现在这样了。客人想想那几年，说：那我们倒没有，那时候就是玩，打架什么的，现在想起来还蛮高兴的。我一算，对，文革结束那年他十四岁。

这使我悟到：对任何人的个人心路，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他人也许乐意听听，也许没有兴趣。像陈丹青和顾晓阳与两位90后（或00后？）对谈，年轻人还表示羡慕他们的“有经历”，那就算谈得不坏，不是如今人们说的尬聊，不错啦，但陈丹青的语气和神态中多少还是透出不被理解的落寞和无奈。

这样的小事本无可写。想写的是由此想到的我和父母曾在同一时期心境大不相同的往事。那个时期是指1964到1966年即文革前。

先说我。那时是初中生，在学校里不能算一切顺利，主要是因为政治上“不开展”，不积极靠拢组织，不追求进步，慢慢觉察到自己已经被政治辅导员（也许还有班主任）划到可被吸收入团的同学之外了。但是，“不开展”就是不开展，除了有些惶惑，并不知道努力改变，仍是只注重学习。

回到家住的机关大院里，我的生活是另外一个样子。一群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生，自然由高中生领头，从一起打篮球到形成了某种组织。起初是为了打球自己动手修整办公楼旁的球场，结果把大人都震住了，像模像样的球场成了一道风景，我们这一伙也渐渐参与机关干部们的业余活动。年节时在大食堂里举办的游艺活动中，我们不只是玩，更参加服务。诸如此类，很显示了自己在大院里的存在。

文革初起，我们真正有了组织，成为机关“干部子弟红卫兵”。

1966年6月7日晚上，我们一伙有十几个人，走出大院，走出胡同，沿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广场，郑重其事地成立了这个组织。此后即参与机关的文革。其中有些人如我本人，干脆借机脱离了学校的运动（怕受“黑帮子弟”身份之累），到下乡时也没有参加学校的分配，自己带了户口回乡（父亲的老家），因此之故，数十年后再跟本班同学电邮联系，发现相互间既无怨，也无恩，像是重新相识而不像重聚。

话扯远了，还是说回那个六月的夜晚。当我们走出院门时，有一位家长追来，是我妈妈。她靠近我，小声但急切地连说“回去”，这使我觉得在同伴面前很丢人，当然不听。妈妈更急了，几次说“你不懂……！”这让我逆反更甚，终是不跟她走。那时妈妈的担心一定是到了极点。姥爷和大舅在五七年都被划成右派，离开北京，妈妈对这些比我知道得多，因为不愿让子女有思想负担，她直到那时并未对我们说过以前政治运动中事情都是怎样发生的。

那时我对政治运动只有响应号召的自负热血，真真是什么也不懂。至迟自上了初二之后，学校里那种气氛就越来越浓。我在父亲书桌上看到的一些文件同时也在学校听到了大会传达，什么主席对体委徐寅生所做报告的批语，什么主席跟毛远新的谈话，还有关于“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二十三条”等等，我都听了，甚至还读了不只一遍。但是，我懂吗？不但我不懂，大人们都懂吗？

我清楚记得，那一两年父母常关起房门在卧室（与外间走廊隔两道门）内谈话，有时谈完开门，我能听到他们提到“老头”，口气是敬佩称赞。起先我以为说的是我姥爷（离开北大后，右派帽子在“甄别”时“一风吹”了，但也没回北京），后来才意识到说的是“主席”。但是，若只是敬和赞，用得着关起门议论么？

与父母的心路对照，文革前我的岁月虽然不能说是“光明浩瀚”（毕竟也还是有青春期的困惑折磨），但也可以说是晴朗，玩得高兴，自己觉得充实，到初次参加政治运动时更是脑热心颤，自以为身上有什么责任似的。而父母那边早已忧思暗侵，心头是有乌云的。他们当时想到过什么，谈论过什么，我以后从未想起去问，一切经历都该是被文革覆盖和冲刷掉了。如今揣想，在父母晚年，假如我会想起那一段来探问，他们会怎样回答呢？

有关父亲，我记得一些事，也可算与以上问题有关联的蛛丝马迹。

一次是他已经不用再每天自己挂牌然后拿大扫帚去扫院子的时候，但我自“划清界线”后跟他也很少说话。有一天收音机里传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播音员声音高亢到有点岔气儿，令我们爷俩吃惊地对视了一下，父亲稍稍犹豫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好？（那得）让人家说。”

再一次是在他下放去“五七干校”前，自忖前途难卜，说道（这次是对我）：“共产党（要是）不用了，我回家种地去。”我心里动了一下但没说出口：“你不是共产党么？”我知道他不满十五岁就参军时已经父母双亡，土改时在老家早就无产无份。说种地，他大概只是文革前夕在农村“四清”时干过。

但也别说，父亲后来作为“先遣队”一员被发到安徽干校垦田，身是北人，倒学会了驾水牛犁田，着实被当作壮劳力用过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