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深信自己的制度?

尼克松访华时说，“我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来。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见面，并非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

长期以来，美国大选对于中共的领导人来说，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也是恼怒的根源。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活动，北京的政府官员总会密切关注。这也无形地提醒着这个国家的14亿人，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没有太多选择，中国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因此受到严格控制。

此次美国大选到来之际，新冠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全球经济遭到重创，政治两极化加剧，中国察觉到有些事情已发生了变化。似乎突然间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不是中国的制度，而是西方的民主制度。

中国通过一个严厉集权国家的庞大权力，有效而畅通无阻地对民众进行核酸检测或隔离。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场表彰抗疫卫生工作者和英雄的活动中表示。

用来佐证这条信息的，是中国官方电视台新闻报道中充斥着的严峻的统计数字，讲述着美国不断恶化的卫生灾难，以及抗议活动、反对者和大选活动混乱的画面。潜台词似乎是，谁能赢得大选似乎并不重要，重点是美国政治体制出了毛病，它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和威望正在下降。

世界史表明，政党是近代民主的产物，是政治自由的产物；作为政治自由产物的政党，必定存在多党。没有政治自由，或许可以有政党，但不可能有多党的和平共处、平等竞争之格局。

“多党合作制”实质上是一党制 

中共向世人宣称：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是“多党合作制”。据说，这种政党制度适合于中国国情，它不是一党制，也不是西方国家流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是中共的独创。在“多党合作制”这一名词前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其完整的名称其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民主党派作为被领导的团体，其荣辱沉浮全在中共股掌之中。“反右”、“文革”时期，它们饱受专政之苦；劫后再生，充其量仍是中共的“花瓶”而已。

中共的宣传家声称，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思想上自由。其实，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不能与中共居于平等地位，组织上不能独立，思想上没有自由，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例如，各民主党派若选举负责人，先得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有关部门审查(倘改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即将侯选人名单递交中共省委常委审查)，待中共批准后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交民主党派的代表大会举行所谓的“民主选举”；而且，这样的选举还是“等额选举”，以确保中共所批准的候选人都能当选。一些民主党派的新生代成员不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党史，经历了这种奇怪的选举程序和选举方式后不免惊叹：“民主党派不民主！”仅从民主党派负责人换届选举一事即可看出，民主党派被玩弄于中共的股掌之中，哪有什么平等、独立、民主可言。

一党制的困境 

传统专制国家是“主权在君”，现代极权国家则是“主权在党”，即主权由党的统帅、领袖掌握。这种国家也声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党赐予的“民主”，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是专制、极权的伪善言说。主权在党，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迈向现代文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后，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民主义”；“亲民秀”形象着实让百姓乐了一阵子。但也有评论指出，应当讨论的要害问题是“权为民所授”。其实，他的“三民主义”是以“主权在党”为前提的。所谓的“主权在党”，形象的说法是“党天下”。这是“大右派”储安平在1957年说出的大实话，他从此罹难失语。主权在党，则党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其他一切党派团体；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一切党派团体，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这虽然有违法理，却事实上高于法理。或者说，这就是共产党的法理。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才是权力的支配者。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党的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与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充其量不过是次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说是通过党的决议、指令、建议的“橡皮图章”与“表决机器”。按照宪法的要求，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实际上，各级政府大员是经由党提名、指定，交人大通过，因而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通过的党章承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党的活动不时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共产党若放弃这一特权，它也就不存在了。

中共统治的三大危机：第一个危机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它源于中国人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第二个危机即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第三个危机乃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来自中国人对权贵掠夺、侵犯国民财富的抗议，是统治者特权享受的危机。

当局似乎在向毛式极权统治回归。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理性、坚韧、沉着的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抗美援朝: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中国作家魏巍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以朝鲜战争为背景，赞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这篇文章于1951年4月11日被发表于《人民日报》头版，后来入选中国大陆的语文课本（现在不少版本的语文书已将此篇课文删除）。

作家魏巍于2008年8月24日辞世，他以长篇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闻名于世。文革中，他与大多数著名作家一样受到批判；1989年以后参与创办被称为左派刊物的《中流》，后杂志被叫停。

大陆财新网胡健博客曾援引当年北京军区文化部整理的《关于魏巍问题的材料》，列出了魏巍六个部分的所谓“罪状”:

一、抵制、歪曲、污蔑毛泽东思想

二、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三、与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关系密切

四、修正主义文艺思想

五、作品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六、目空一切，大摆资产阶级老爷威风

……

其实和许多人一样，看到各种批判文字时，最希望看到具体的内容，由自己来判断究竟那帽子是对，还是错。

比如第一个罪名，在“抵制、歪曲、污蔑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下，举的两个例子就很逗：

一是说从1960年军委号召全军大学毛主席著作的三年后，1964年，魏巍在填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调查表时，居然填的“准备通读”。在创作会议上讨论天天读时，他说：“搞创作的不能写着写着放下笔就去学毛著。”

二是说他剽窃毛主席的名句，据为己有。魏巍在《江水不尽流》中写道：“我在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强大的。”紧接着的括弧中是这样写的“系剽窃《论联合政府》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现在的人们暂且不要怀疑那时的人们的智商，那是他们存在的时代赋予他们的思维方式。

第二个罪名，说他攻击党，举的罪状中有一条是，魏巍在《春天漫笔》中写了一个党小组长，在反“扫荡”的残酷日子里还积极地抓紧开小组会，结果几天以后，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听说不久就当了日本人的模范干部，抗战后随日本人逃跑，又被抓住，到了这边以后又成了模范，魏巍写道：“现在这位老兄，大概还是‘模范干部’吧！”批评一个曾经是党小组长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攻击党吧。

后来在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下面，举的是他在《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写的一段话：“我们现在的生活，仅仅是幸福的开始，有许许多多方面，还使人很不满足，比方说，我们的农民得到了自由，成了土地的主人……也仍然不免要以野菜充饥……”

又如，在《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一文中他写道：“文化生活……如果和物质生活相比，只能占第二位，只有吃饱肚子，坐在那里看戏才是愉快的。”“一个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这当然不是幸福。”强调了物质生活，就等于攻击社会主义，这就是那时的逻辑。

第三个罪名，说他和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关系密切。有的是随着周扬的观点发表言论，其他多是作品被审查通不过的时候，魏巍便直接找党内主管文艺的周扬寻求支持。

第四个罪名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比如，魏巍在《我的写作信条》中强调“生活的真实”，强调“有感而发”，被批判为“反对领导上出题目，给任务，统筹安排的指示”。魏巍还写道：“一个作者……如果脑子里装了三十个、二十个活的连长形象……如果还是写不出活生生的连长形象，那就是怪事了。”这些话，被批判为“脱离开政治专谈创作技巧和写作方法”，“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反党黑货。”

再就是在《散文特写选》的序言中，魏巍说：“因鲁迅而有名的杂文，……这支锐利的武器，现在看来已经有些生锈了。在我们的文学杂志上，杂文的阵地现在是被一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充斥着。”这被批判为“提倡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到了第五部分，罪名是作品中的修正主义观点，罗列的都是从魏巍作品中摘录的片段，共有十八段，内容太多，不一一例举了。只看被总结出的主要问题是：1、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2、宣扬资产阶级幸福观；3、以修正主义和平主义的观点观察战争，描写战争；4、歪曲工人阶级形象。

第六个罪名，目空一切，大摆资产阶级权威老爷威风。这里又有特逗的例子了。

1、目无组织：他的大小作品，从写作到发表出版，从不交组织审查。

2、目无领导：他散布军区对作家不照顾，到处要房子，他向总政、向作家协会、向团中央都要过房子，影响很坏。

3、出国访问越南期间，曾衣服不整，吊儿郎当，去参加越南首长的接见，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

……

一言获罪，一念获罪。谁是最可爱的人?

说说三星集团的李健熙

三星集团在一份声明说，李健熙（Lee Kun-hee）2020年10月25日去世时，他的家人，包括独子和实际公司负责人李在镕，都在他身边。声明中说，李健熙是一位真正的有远见的人，”他的遗产将是永恒的。”

李健熙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之子（Lee Byung-chul）。1987年接管三星董事会，并领导三星成为了全球领先的科技产品公司之一以及韩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三星手机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之一，同时，该集团也运营造船，人寿保险、建筑、酒店、游乐园等业务。

李健熙被视为韩国最富有的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陷入司法纠纷。他曾多次因贿赂被定罪，但总是获得特赦。

2014年，李健熙心脏病发作，接受了支架置入手术，此后健康问题一直堪忧。其子李在镕接管了负责三星业务的重任，成为三星实际负责人。李在镕2017年因被指控涉及与前总统朴槿惠相关的行贿等罪行，被判处入狱5年，上诉后在入狱1年后获释。韩国最高法院后来下令就这起丑闻重新进行审理，该案尚未结束。

据悉，李健熙持有约5%的三星股份，他离世后，相关股份将会进入亲属遗产分配程序。作为韩国最大的集团公司，三星包揽了韩国主要股票市场20％的市场资本。

李健熙1942年1月9日出生于韩国大邱，是李秉喆的第七个孩子。他有2个哥哥，4个姐姐，和1个妹妹。13岁被送到东京接受日式教育。在韩国延世大学读完一年级，转学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李健熙擅长多种体育，包括摔角、柔道、马术、高尔夫球。曾担任业余摔角协会会长。1965年李健熙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赴美留学深造，1966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MBA学位（第二专业大众传媒）。1966年进入三星下属企业“中央日报-东洋电视台”工作。1967年4月，李健熙与东洋电视台会长洪进基的大女儿洪罗喜结婚。

1974年12月，李健熙对其父李秉喆表示：“爸，就算是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几天后，当时任职三星旗下电视台东洋电视台董事的李健熙收购美国kamco投资的韩国半导体，成为三星半导体部门的前身。1978年，李健熙担任三星物产副会长职务。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李健熙于该年12月1日就任三星集团新会长。1988年12月，上任届满一周年的纪念日，李健熙宣布第二次创业。1992年2月，李健熙在美国洛杉矶看到三星的电子产品被放在卖场不起眼的角落，让李健熙理解到，非有一次根本性的改革不可。李健熙是个喜欢乱拆竞争者产品再装回去的人，李健熙在美国购买科技品自行拆解研究，“回来拆解后发现，三星的零件比别人多，价格却比别人便宜两成”。三星重工业商谈员李大远回忆说: “当时拜访李健熙办公室的人，看到书桌上依组装顺序陈列着被拆解的高科技钟表，无不感到惊讶。”1993年，李健熙在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为期68天的马拉松会议，提出“新经营宣言”，李健熙表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1997年任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会长，当时三星负债达到170亿美元。

李健熙具有偏执狂式的危机意识。1993年6月，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建议：“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量的经营。”李健熙听了很生气，丢下茶匙，拂袖而去，这就是三星人之间流传的“茶匙事件”。不久，李健熙以玄明官替换李洙彬担任秘书室室长。2002年4月19日，三星集团上下还沉醉在欢乐庆祝气氛中，李健熙下达召开紧急会议的命令，历经50小时所进行的高阶主管会议，订定出“新经营二期”。2004年三星电子年获利103亿美元，出口占韩国全国出口量将近20%，是韩国最大的家族企业。李健熙更发表“天才论”，明确表示延揽全世界天才员工进入三星工作。

李健熙从小就形成了内向的性格，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人称木鸡。年轻时的李健熙表现并不出色，他的父亲原本亦无意将事业交给他处理。李健熙一旦陷入思考，有时候甚至可以连续48小时不睡觉。但是李健熙一旦开口发言，便直指问题核心。洪夏详在《李健熙传》中描写：“（1995年）在韩国飞往西雅图的飞机上，一位坐在头等舱的中年人正在将手中一款滑盖手机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脸上的紧缩的眉头及微微泛白的发际边缘，都在预示着他将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到了地面，他拿出手机拨号给市场部经理，说出了一句让身边工作人员都惊异的话，‘15万部手机全部召回，所有代价我们承担，从今以后不再生产这样的产品。’”

1994年，李健熙曾投资三星汽车，该子公司很快就债台高筑，最后成为集团巨大的包袱。1998年，李健熙将三星汽车卖给法国雷诺公司，合组雷诺三星汽车，李健熙捐出个人财产20亿美元来弭平集团亏损。

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和其夫人洪罗喜为“圆佛教”海外传教事业捐赠了120亿韩元，圆佛教目前正利用这笔捐款在美国纽约州哥伦比亚县修建426英亩的“圆达摩中心”。

李健熙有烟瘾，1999年在德克萨斯州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肺癌手术，日后还曾患上了肺水肿。

2008年，李健熙宣布辞去三星董事长。同年7月16日，李健熙以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为由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2009年12月31日，李健熙因帮助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功而获得韩国总统李明博特赦。2010年，李健熙回到三星管理层。

2014年5月10日晚，因心脏病送医急救，直到2015年1月才恢复意识，至2016年仍卧病在床。

2017年，由美国彭博新闻社报导中，因三星电子股票价格不断创新高，李健熙以185亿美元的财富，于全球富豪排得榜中位居第45位。

2020年10月25日，李健熙在首尔三星医疗院病逝，享寿78岁。

中美较量, 中国真的赢了

德国《世界报》10月22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作为新冠赢家的真相（Die Wahrheit über China als Corona-Gewinner）”。https://www.welt.de/politik/ausland/article218276172/Wachstum-Die-Wahrheit-ueber-China-als-Corona-Gewinner.html

文章开头写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一公布的该国第三季度同比增长近5%，这一消息令许多西方观察人士震惊。第二波疫情正在席卷欧美国家，经济遭受创伤。”

作者柯敬德(Maximilian Kalkhof)随后笔锋一转：“而中国的经济则蓬勃发展。对一些观察人士而言，这一证据足以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将成为新冠危机的赢家’。”听到这种说法，北京估计已经开香槟庆祝了。那里的当权者最大的心愿应该就是证明，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行动中，民主国家不如专制的中国。然而，给中国冠以新冠赢家称号的人不仅为中共送上了一份宣传礼物，而且也太过轻率了。因为，被他们认为是’赢’家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继续写道：“得出这种结论的人忘记了：过去这一年对中国而言可谓是一场政治灾难。中国和西方从根本上彼此疏远，将此作为2020年的标志事件载入史册，一点也不为过。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仅和美国的关系一落千丈，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世界报》进一步分析指出：“中国最初试图掩盖疫情的做法，加上其外交人员的强硬表态，使得该国国内的其他问题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新疆再教育营、无视香港法治、对台侵略性行为。媒体对这些议题的报道比一年前都要多很多。从公关角度来看，这对北京而言是一场灾难。”

文章最后写道：如今中国看似已经战胜了新冠危机，但是最初试图掩盖疫情的做法导致家破人亡、商店倒闭。这些悲剧不仅不会出现在中共宣扬其成果的叙述中，面对疫情，该政党反而加大了监控力度，由此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与其说中国是’新冠危机的赢家’，不如说：中国的危机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世界首富赢了世界，败给了中国

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在使用的电商平台是大名鼎鼎的亚马逊。它的创始人叫做贝佐斯，凭借自己9000亿美元的身价被评选为世界首富，享有无尽的财富。依靠亚马逊赚取到成为富豪排行榜第一的钱财，可见此人确实有着极强的能力，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在电商领域运筹帷幄，不管是谁都得给他三分薄面的人，却在中国跌了个大跟头。赢了世界，却败给了中国！世界首富带6万亿，宣布撤离中国。到底败在了何处？众所周知，亚马逊是如今世界上十分出名的电商平台，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批电商平台之一，而其创始人贝佐斯其实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拥有如今的地位和利益。因为他创立亚马逊的初衷只不过是想经营一家开设在网络上的书店，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书店最终会将规模发展到如此之大呢。

这都是由于贝佐斯是一个善于抓住时代机遇的人，他后来敏锐地感知到了未来的趋势一定会是网购作为主流购物渠道，于是他开始将自己的卖书网点改造成为了售卖商品种类数量最繁多的互联网零售商。而亚马逊经历这一次改革和转变后，焕发了别样生机，也成功走上了更宽广的道路。而贝佐斯能将亚马逊管理的头头是道，也得益于他本身就是个极有才干之人，在经营管理一事上十分有天赋。他还自己创造了一套管理学的理论，里面讲述了自己使用的何种方式来管理自己手下的员工。

他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了人口基数众多的中国上。他认为亚马逊在中国完全可以再上一层楼，而中国也是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于是他带着亚马逊开始了对中国的入驻。不过这样一位天才可能没有想到，自己赢到了世界，却输给了中国，他在中国铩羽而归，一败涂地。从相关的数据显示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电商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有61%都归属到了天猫上，而其余的39%则被京东以及其他的国内电商平台所瓜分。算下来亚马逊连1%的占比都没有达到，实在是十分凄惨了。而只拥有这样的市场份额，那么盈利可想而知不会高到哪里去，说不定连成本都无法填平，只会是一如既往的亏钱。

于是眼看自己无法成功的贝佐斯及时止损，带着还剩下的6万亿美元，宣布撤离中国市场，不再和天猫等电商平台进行竞争。世界首富在在中国尝到失败，这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如鱼得水的世界首富，最终还是败给了中国的社会市场。

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请愿网站“Change.org”近日出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讲座教授郑永年的头像和名字，指“郑永年”向中央委员会、国务院教育部、清华大学发起请愿书，号召网络联署，呼吁将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改名为“习近平大学”，不过，该请愿联署已下架。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资料，有人提议将格拉茨大学改名“希特勒大学”，该提案被当时的国家总理府拒绝(Antrag abgelehnt: Die Reichskanzlei beantwortet das Ansinnen der Universität Graz auf Umbenennung in „Adolf Hitler Universität“ abschlägig.)。

在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格拉茨大学许多的教职员工被解职。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托·吕维（Otto Loewi）、维克托·弗兰茨·赫斯（Viktor Franz Hess）和薛定谔 (Erwin Schrödinger)。

中国文人都梦想当国师

秦皇扫六合，平海内，建立集权的大帝国，离不开文人商鞅、李斯等的辅佐，只不过秦始皇太看重法吏，排斥文教，导致焚书坑儒，也断送了自己的“万世”基业。等到汉高祖刘邦重登大殿，无论儒法道阴阳诸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存之地。

《左传》有人生三不朽只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文人的梦想，立功就是辅佐君王，南征北战，立德就是待人接物，孝悌仁义，立言则是著书立说，吟诗作句。时代在变化，文人的梦想也随之变化。但中国文人始终不变，始终放不下俗世，不甘愿做隐士，不想出家，唐朝隐逸流行，但不过是“终南捷径”，还是为了做官立业。第一梦为国师之梦。国师，古代智囊也。中国作为文明古国，胜于其他国家的一点就是文教治国，而不是靠武力治国，宗教治国，或者商业治国。既要文教，便离不开文人，而最高者，就是国师。国师者，传道解惑，开宗立派，左右一国一朝的思想，他们不仅就具体的国家政策建言立策，更要从国家的意识形态铺陈叙说，为国家的统治提供合法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国师。秦朝的韩非子，以法家人性恶为秦帝国说法，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汉帝国奠定基础。再比如，唐朝的韩愈，宋代的朱熹，王阳明，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帝王，但借助著作的影响，却堪称一代国师。民国以来，国师也不少，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都想做清王朝改革的国师；戴季陶，陶希圣，堪称蒋家王朝的国师。其他纷纷扰扰，各种主义学说到处兜售军阀的，也不少。

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糊口。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状况，一点学问都没有。郑永年比我们多读两本书，多了二两知识，竟然当上“经济国师” 。

现代社会是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的生产（学校）和流通（媒体）的核心枢纽。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格类型基本是在大学奠定的，有什么样的大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媒体影响的是社会的现实，而大学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今天不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知识分子，首先给学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撑不起来，整一个俗人，斯文扫地，不是因为穷，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读书人自豪的不是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气质。虽然今天的社会以权势和金钱为中心，知识似乎已经贬值。但是，读书人首先要自信，然后才会被别人看得起。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社会，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过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识分子便显得格外重要。他们在功能上等同于西方社会的牧师，有拯救人的灵魂的职责。社会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堕落痛心疾首，格外关注，之所以对知识分子有特别的期待，乃是与中国社会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点有关。虽然人文知识分子今天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社会精英也开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业精英、权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的教授依然承担着独特的责任。

当中国读书人试图给君王上课的时候，当他总是在所有人面前摆出一副启蒙者形象的时候，事实上他早已认为，他的知识，他的品德，他的见解，他的能力，早就已经在众人之上，早就已经在君王之上。书生的傲慢，知识的狂妄，理性的自负在这里可谓极大化。这种无所不在的人性论漏洞和知识论漏洞，均衡地存在于每个中国读书人的心灵秩序之中，没有人例外。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伟大的君王们，当他们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会和知识分子握握手，吃吃饭，碰碰杯。当他们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知识分子送到五七干校送入监狱。

中国文人走不出历史的陷阱，以至于所有人都在经年累月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仅乞丐如此，皇帝也是他们的学生。当下中国最应该跪下来忏悔的人，就是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