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著名小學之一茶園小學

茶園小學始名大宗學堂，由謝文卿等創建於公元1086年，坐落於海南省文昌市湖山鄉茶園村。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重修的《謝氏族譜》卷七記載：謝文卿為福建莆田士人，與蘇軾同期流放到海南島。1905年，清政府有個文件，要求全國開辦新學校，舊式學堂都改為新的學校，大宗學堂先後易名為大宗高等小學堂、大宗高等小學校、大宗小學，1950年改為茶園小學，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生育一胎化政策，生源缺乏，於2000年關閉。

2003年，林小峰來信說，家鄉的小學關閉了，他只好到湖山鎮去當老師了。薄薄一張信紙深深震撼了我的內心，含淚讀完小峰的信，心中感慨萬千。

海南島文昌縣茶園小學在文革前是整個文昌縣最著名的小學之一。茶園小學坐落在謝文卿祖祠內。原有一座正樓，另外又建了兩排平房。這些房子是什麼時候建造的，我不清楚，也沒有研究過。校內的景色是非常美的，特別是靠近祖祠正樓那一部分。小學前面有一條清溪從西向東流，尾部就是農田。登祖祠的高處，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向北望，“未名湖”水光瀲灩。夏天則是稻苗十里，綠葉擎天。向南望，能看到小山坡。 小學時讀書不多，對古代詩人對自然美景的描述和讚美，不甚了了，也沒有興趣。 今天回憶起來，我們的小學是極端美麗的。

那個搖籃文革前每年培養幾十個重點中學學生，當中又每年總有人考上大學，甚至有人能上華南最高學府中山大學。一個貧困地區的小學能有如此成績，不算出名嗎？

文革結束，恢復高考，當年的《南方日報》 刊登《報名過萬，錄取過千》寫的就是我們文昌縣。這一千多個被錄取者當然也包括我們茶園小學的生源，包括我這個笨人，沒考上理科，而成了海南島外語類的狀元。

我的小學是在茶園小學度過的，她是一所“正規”的五年制小學。那時，我六歲，每天早上背着一個凳子上學。在開學之前，老師就已經說過了，桌子學校里有，是各個家長捐的木板做成的。學校里的一個民辦教師會木工，他把人們捐獻來的木板，一鋸一拼一釘，就成了我們上學用的桌子。我六歲時上的是學前班，沒有教室。學前班是非正式學生，只好在學校外的一棵大樹底下上課。黑板則用一根鐵絲系在大樹的樹幹上，我們就在樹陰下上課。教者認真，學者用功。可惜若颳風下雨，我們只好停課。

下課後，我們這些學前班的學生必須把自己的桌子搬到三年級學生教室的屋檐下，將它們堆積起來，然後才能背着凳子回家。當年跟着大小孩一起上學，路上有說有笑，心裡感到很高興。

無論走到天涯還是海角，那顆幼小的農民之子的心卻永遠也改變不了，記憶里童年的快樂全在那所鄉村小學。

我同一般的調皮的男孩子一樣，放學後往往不立即回家，在路上同一些小朋友打打鬧鬧，見到什麼新鮮事兒，必然擠上去圍觀。看到三姑四婆五嬸六嫂爭吵，就更令我們興奮，非得看個水落石出不行。

我一天一天地數着日子，盼望學前班早點結束，一年級學年正式開始。誰也沒料到，我上學的美夢被文革破滅了。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們的小學校長林一峰不受之影響。大的小孩跟着大人去“鬧革命”了，可林一峰校長卻挨家挨戶地勸一到三年級的學生返校上課。我當時的確高興，不用背凳子就可以象大小孩一樣，到教室里上課，那感覺，真棒！那時，我笨，不懂什麼叫偉大，我只知道，林一峰校長是天下最偉大的人。

學校的鈴聲來自樹上掛的一截鐵圈。小學裡，20多個學生共用一間教室，一個年級一個班。黑板是當地的泥工製作的，粉筆是花錢購買的，記憶中， 每個老師使用粉筆，用到最後一點為止，絕對不浪費。

沒過多久，轟轟烈烈的運動也深入我們的小學校。林一峰校長由於主張複課，被打成“走資派”，從那以後，我們也上學，但任務不是學知識，而是到學校去揪斗“走資派”。

林一峰校長的太太也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教語文。她的頭髮被紅衛兵剃得光光的，站在舞台上，被自己的學生批鬥。我不敢直看那場面，儘管我躲得遠遠的，還是聽到了紅衛兵們在高呼：“把走資派的臭婆娘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小學五年級開始學作文，每學期的作文題目有一篇必定是批判劉少奇的流毒，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紅色接班人，我們必須年年消毒，月月解毒，日日除毒，刻刻清毒。不讀書的小孩天天搞批判、出牆報。後來，上午我們上課，下午全體師生集體進行勞動。

一九八八年，我出國前回過一趟母校小學，林一峰校長當然退休了，那時的校長是他的兒子林小峰，我過去的同班同學。林校長告訴我，學校面臨極大的困境，因為好的老師都往城鎮裡跑，好的學生也往城鎮裡跑，再加上計劃生育，小孩越來越少，鄉村小學的生源也越來越少。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鄉村條件艱苦、貧困，留不住人。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跑。

在小峰面前，我覺得我好藐小。小峰師範學校畢業後自願回家鄉小學任教，立志要重振他父親手下文革前的茶園小學的雄風。他日日夜夜、任勞任怨，而我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哪裡生活好就往哪裡跑。在國內時往大都市跑，最後又往國外跑。說我愛國愛鄉，其實真的不配。今藉此小文，再次懺悔我的“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