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西降: 歐美西方在衰落? 東升西降是一個政治概念，意思是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中國已經崛起和復興，將會取代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逐漸衰落的西方文明。這個概念與毛澤東於1957年11月所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有異曲同工之處。東升西降的觀點在外界很有爭議。例如有媒體指出，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021年8月表示“東升西降”這個想法是錯的。李顯龍說：“有些人相信，也寫出來說，美國正在永久衰落，我不這麼認為。我告訴他們，你看看所有的華裔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和醫學獎獲得者。除了一個是中國公民外，他們要麼是美國公民，要麼變成了美國公民。這裡就告訴你一個道理，美國能夠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們才華橫溢，充滿活力。有時候，美國似乎在朝着不可挽回的錯誤方向前進，但是，之後，美國有能夠重塑自我並重新振作起來”。 《西方的沒落》（德語：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德國歷史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的兩卷本著作，第一卷發表於1918年夏，第二卷以《世界史的視角》為名發表於1923年。斯賓格勒將他的書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拒絕歐洲中心史觀，尤其反對把歷史劃為線性的古代-中世紀-近代。斯賓格勒認為歷史中有意義的單位不是時期而是以有機體形式發展的完整文化體。他承認至少有八個高等文化體，即巴比倫、埃及、中華、印度、中美洲（瑪雅/阿茲特克）、古典（希臘/羅馬）、阿拉伯、西方或歐洲。文化體有生命周期，約一千年的繁榮期和一千年的衰退期，每一個文化體的最後階段就是他所說的“文明”。 Röttgen sieht USA nicht mehr an der Seite von Europa Mit
ihrer neuen Sicherheitsstrategie hat die US-Regierung ihren Kurs
gegenüber Europa verschärft und den Druck auf ihre Verbündeten erhöht.
CDU-Außenpolitiker Norbert Röttgen sieht daher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gefährdet.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us-sicherheitsstrategie-norbert-roettgen-sieht-usa-nicht-mehr-an-der-seite-von-europa-a-39ba112d-1ebc-4a23-929c-a200cb468fc0 創新是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驅動力，也是各國全球競爭力的基礎。然而，長期以來一直是工業和技術發展中心的歐洲，如今卻面臨着這方面的嚴峻挑戰。 根據法國《世界報》10月27日發表的一篇報道，由於結構性、財政和官僚主義方面存在的挑戰，歐洲機構推行顛覆性創新的能力已明顯下降。 該報告指出，創新能力的下降不僅限於商業活動的放緩，還波及了歐洲的全球競爭力、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結構以及社會福利水平。報告指出，歐洲的商業環境導致重組成本高昂，給初創企業帶來沉重負擔，並抑制了對高風險項目的投資——而這些都是顛覆性創新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報告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創新能力下降的原因、這種下降對歐洲經濟的影響，以及這一現象對歐洲及其未來競爭力造成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歐洲創新能力下降的原因 《世界報》的這篇報告指出，歐洲創新能力下降的原因眾多且複雜，涉及經濟、監管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經濟方面：儘管存在地方和歐盟政府的支持基金，但嚴格的申請條件導致許多初創企業錯失良機，也限制了可能帶來重大創新的個體項目。 每個創新項目都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但當成本高昂時，歐洲的資助機構和銀行往往不願出資，認為此類項目風險過高，更傾向於維持收益有保障的傳統業務 這篇報告指出，這種情況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資金短缺導致創新減少，進而導致回報降低。這也解釋了投資者未來不願承擔風險的原因。此外，一些初創企業被迫遷往美國或亞洲，以尋求更靈活的融資環境。這加劇了歐洲年輕人才的流失——他們流向了那些提供更多實驗和冒險機會的市場。 與美國和中國相比，歐洲在研發方面的支持和投入仍然不足，尤其是在那些可能需要數年才能產生實際利潤的高風險項目方面。 監管和法律挑戰：該報告特別關注高科技領域在這方面的問題。雖然歐洲在安全、環境和知識產權方面的嚴格標準非常重要，但這些標準有時會減緩新產品的開發速度，並使其進入市場變得更加複雜。這使得歐洲公司與美國或亞洲公司相比競爭力較弱，後者在試驗、實施和將創新轉化為新產品方面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報告指出，這種監管官僚主義營造了一種害怕犯錯的環境。公司往往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遵守法規，而不是專注於開發新想法。此外，歐盟各國法律框架的多樣性使得在歐洲大陸推出產品成為一項複雜的任務，需要在每個國家/地區執行不同的程序。這削弱了單一市場的活力和活躍度，並扼殺了跨境創新。 文化方面：這篇報告指出，歐洲機構缺乏冒險精神和創業文化。這解釋了金融機構為何傾向於選擇安全、有保障的項目，而非他們認為可能導致利潤損失或生產延誤的新項目。換言之，他們更看重當前的業績和快速回報，而非將時間和資源投入到長期項目中。 報告指出，許多機構保守的管理思維也加劇了這種傾向，在這些機構中，失敗被視為職業恥辱，而非創新過程中必要的學習經驗。因此，歐洲缺乏一種鼓勵審慎風險的環境，這與美國等國家截然不同——在美國，失敗被視為通往成功之路的一部分。這種企業文化的差異限制了歐洲創造顛覆性創新或徹底變革生產方式的能力。 這篇報告還提到的挑戰之一，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缺乏合作網絡。政府資助的研究往往局限於學術領域，與企業的實際需求脫節，從而降低了將創新轉化為適銷產品的潛力。 報告還指出，歐洲大學儘管科研實力雄厚，但與商業世界仍然脫節，其研究成果很少能轉化為可持續的商業項目。 報告強調，工業實驗室與研究機構之間缺乏聯繫是歐洲創新環境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依然巨大，需要進行體制和立法改革，以確保科學知識能夠轉化為切實的經濟價值。 《世界報》證實，歐洲的創新能力正在下降。這給當地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導致其經濟增長放緩和生產力顯著下降。由於企業依賴傳統的生產方式，其效率不斷下降，產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也隨之減弱。這就降低了歐洲對外國投資的吸引力，並限制了能夠創造可持續就業機會的新興產業的出現。此外，這種衰退也削弱了歐洲在重大技術變革領域的領導地位。歐洲不再在人工智能、清潔能源和電動汽車等關鍵領域制定全球標準，而是落後於其他工業強國。 創新疲軟的影響也波及了勞動力市場。對顛覆性項目投資的匱乏導致現代高附加值產業的創建停滯不前。隨着數字技術、工程和科學研究領域的機會日益減少，歐洲市場越來越依賴傳統的低增長產業。這反過來又削弱了對先進技術技能的需求，並限制了新創新者的湧現。 《世界報》指出，缺乏創新精神的公司往往固守過時的運營模式，優先考慮運營效率而忽視現代知識的吸收。這導致了生產力下降，員工職業發展機會減少。 這種停滯不前反過來又導致人才流失到美國和亞洲，因為這些地區擁有更具活力的環境和更廣闊的研發創新機會。隨着歐洲大陸研發投資放緩、競爭減弱、產業多元化程度降低，其國內市場也陷入了結構性停滯。 由於先進技術領域的初創企業數量減少，未來就業前景黯淡，歐洲創新能力強的國家與創新能力弱的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這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並威脅着經濟穩定。 這种放緩在向綠色經濟轉型方面尤為明顯。歐洲在清潔能源和可持續交通領域開發能夠與美國或中國競爭的先進環境技術的能力正在下降。當歐洲大陸以外的主要國家投入數十億美元用於研發以開發創新型環保解決方案時，歐洲卻仍然深陷於繁瑣的法規和官僚主義的泥潭。 這種不願投身綠色創新的困境源於轉型成本高昂和缺乏稅收優惠，迫使企業僅僅改進現有系統，而非創造新模式。 報告警告稱，繼續沿用這種做法將導致歐洲競爭力嚴重下降，尤其是在全球競相發展可再生能源、綠色氫能和先進數字技術的背景下。創新疲軟阻礙經濟增長，加劇歐洲各國之間的差距，並且有可能使歐洲大陸從領先的工業強國淪為海外創新湧入的旁觀者。 《世界報》的報告證實，歐洲創新衰退已經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和政治影響。在社會層面，創新疲軟加劇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減少了專業化、高價值工作的機會，同時增加了對傳統、低生產率工作的依賴。這種勞動力市場的扭曲加劇了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差距，提高了年輕專業人士的失業率，並限制了人們獲得社會福利的機會。此外，創新疲軟導致技術和職業教育活力下降，因為教育機構往往側重於傳統知識，而不是為學生提供適應創新和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這給歐洲帶來了長期挑戰，即如何滿足全球對高級技能的需求。 從政治層面來看，創新能力的下降直接削弱了歐洲在技術、能源和人工智能領域制定全球標準的能力。對領先技術和產品的依賴決定了全球市場的規則，而缺乏這種能力將迫使歐洲採用美國或者中國制定的規則和標準，從而使之處於從屬地位而非領導地位，並削弱了其在國際論壇上的影響力。 創新能力的不足也給歐洲決策者帶來了負擔，他們更傾向於維持現狀，而不是制定雄心勃勃的技術和產業發展戰略。這限制了他們適應全球快速變化的能力，並削弱了歐洲在塑造數字經濟和可再生能源格局方面的影響力。 在制度層面，歐洲企業難以實現可持續增長，因為短期戰略往往掩蓋了可能帶來重大技術突破的激進創新計劃。私營部門傾向於依賴有保障的回報項目，減少了對高風險研發的投資，阻礙了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競爭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的開發。此外，公私合作關係薄弱以及科研成果與實際市場需求脫節，限制了知識向實際應用的轉化，進而減少了先進技術解決方案的產出。 這篇報告總結認為，改革創新環境已成為當務之急，包括簡化官僚程序、鼓勵審慎冒險、增加對激進項目的資助以及促進強有力的公私合作，以確保歐洲重新獲得其作為全球影響力和創新力量的地位。 歐洲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正在萎縮，人們越來越擔心歐洲大陸再也無法跟上美國和中國的步伐。 “我們太小了，”意大利前總理恩里·科萊塔說，他最近向歐盟提交了一份關於這個單一市場未來的報告。 “我們沒有什麼雄心，”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負責人尼古拉·坦根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美國人更勤奮。” “歐洲企業需要重拾自信，”歐洲商會協會宣稱。 造成所謂“競爭力危機”的原因有很多：歐盟的監管法規太多，而該組織在布魯塞爾的領導層權力太小。金融市場過於分散；公共和私人投資過低；企業規模太小，無法在全球範圍內競爭。 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說：“我們的組織、決策和融資都是為‘昨日的世界’而設計的——新冠疫情之前，烏克蘭危機之前，中東爆發衝突之前，大國對抗回歸之前。”德拉吉目前正在領導一項關於歐洲競爭力的研究。 來自俄羅斯的廉價能源、來自中國的廉價出口、以及對美國軍事保護的基礎性依賴都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與此同時，北京和華盛頓正投入數千億美元，擴大自己的半導體、替代能源和電動汽車產業，並顛覆世界自由貿易體制。 歐洲央行前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和他的繼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他說，要跟上世界其他地區的步伐，歐洲有必要加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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