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快到了，想老萬(潤南)  
萬潤南（1946年10月29日—2025年10月13日），江蘇宜興人，中國計算機軟件工程師、企業家、異議人士。1984年創辦四通公司，1989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 ------ 今天早上給萬潤南的夫人李玉寫信： 六四快到了，想老萬，李姐你好嗎？ 平安！ 盛友 申華 ------ 萬潤南:《十七年前，我做了兩件事》 2006年“六四事件”17周年之際，已流亡海外的萬潤南先後撰文《十七年前，我做了兩件事》和《為什麼我在十七年前做這兩件事》 十七年前，我做了兩件事。一件是企圖促成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另一件是企圖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
下面是關於這兩件事情的陳述：
（一）人大常委簽名事件
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香港《文匯報》的頭版頭條消息是“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書要求召開常委緊急會議”。在幕後運作這件事的，是以曹思源為首的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
八九年四月下旬以來，我們和全北京、乃至全國的老百姓一樣，密切關注着北京的學生運動。戒嚴以後，北京的局勢已極為複雜，曹思源按照他一貫要讓人大這顆橡皮圖章逐漸硬起來的思路，建議草擬一份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的《建議書》，希望通過召開人大緊急會議來解決當時的政治危機。我同意曹的想法，並且認為，”人大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在這個時候，召開緊急會議，是完全符合憲法原則的，也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必要措施。”曹在《建議書》中寫道，“在此緊急關頭，應通過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在我的支持下,由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全力進行院外活動。曹思源首先找到時任人大常委的胡績偉。胡老審閱了《建議書》後，表示明確支持，並在《建議書》上加了一句話：“如果暫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委員非正式緊急會議。”胡簽名後，表示願意以他的名義，委託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等人向其他常委委員辦理徵集簽名事宜，並正式寫了委託書。從五月二十一日晚開始到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與各方聯繫，或登門拜訪，或打電話，或發加急電報，要求同意這一主張的全國人大常委委員在《建議書》上簽名。有的人大常委委員見了《建議書》，在上面簽了名；有的委員沒有見到《建議書》，在聽了內容後委託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代為簽名。
最後，一共有四十六位常委委員或直接簽名或電話委託簽名。有的回電話表示贊成開會，有的回電報表示贊成開會。加上之前已有一部分人大常委委員也呼籲從速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來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謀求問題的解決。先後共有五十七位人大常委委員贊成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超過全國人大常委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達到了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的提案人數。二十四日上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將關於提議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信件及收集到的常委委員的意見材料交給了胡績偉。胡老又分別給萬里委員長、習仲勛副委員長、彭沖副委員長寫了親筆信。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於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半將這些材料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收發室。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據此發了第二天的頭條消息。
李鵬對此進行了追查。五月三十日，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顧明、劉大年等六名常委委員發表聲明，聲稱自己沒有同意簽名，是造謠，要求追究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法律責任。五十一名常委委員對簽名沒有提出異議。
未及六四開槍，曹思源在自己家門口被秘密綁架；我的座車被明顯跟蹤；公司氣氛瀰漫着緊張和不安。公司內部開始有人責怪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活動，並建議與之作某種切割。我在公司召開的大會上明確表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進行的活動我知情，也贊同。我鼓勵四通同人：我們的血要熱、頭腦要冷、骨頭要硬。
（二）勸說學生適時離開廣場
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許，我在國際飯店彩虹中餐廳，召集北京和外地近八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靜坐學生負責人開會。在會上，我首先肯定了學生們的行動，讚揚他們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做了貢獻，也告誡他們：民主不是一天可以達成的。提醒他們凡事必須考慮到社會承受力。再在廣場上僵持下去，會造成群眾社會生活的不安定，也會成為軍隊鎮壓的理由。
我說，“同學們，如果把你們的行動比作一部作品，那將會是一部傑作。這部傑作的上篇和中篇已經寫完了。如果寫好下篇，寫好結尾，那就更加傑出偉大了。”“現在，你們應該不失時機地撤離廣場，主動地撤回學校，再堅持校園鬥爭。這樣，你們就會受到整個社會的讚揚。”
我提醒他們：“你們應當知道，軍隊進城意味着什麼？如果學生回學校了，廣場上沒有學生了，部隊進城就沒有理由了。”“當然，撤退，你們可以提出自己的條件。第一，就是軍隊回去，學生回校；第二，取消戒嚴，秩序正常；第三條，要有策略，我建議他們要尊鄧、打李、擁趙。對鄧小平和楊尚昆，可以請他們光榮退修；對李鵬，可以要他下台；對趙紫陽關於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要擁護。
我建議把撤離廣場的行動稱為“凱旋在子夜”，是進軍，是為了新的目標的進軍，不是灰溜溜的退卻。我還直接找了王丹，告訴他情況的緊急和面臨的風險。那是在北京飯店的咖啡廳，王丹處在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聽不進、也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五月二十三日，四通公司的曹務奇根據我與學生對話的內容，起草了一份《倡議書》，由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署名。《倡議書》要求“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要求新聞單位對此進行公開報道。《倡議書》寫道：“我們鄭重倡議：撤消戒嚴，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如果軍隊回去，撤消戒嚴，我們相信在運動中一直保持理智、克制、秩序的廣大同學會同意撤離。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應。”
主張撤退的學生領袖回到廣場大多被罷免，左右廣場的，永遠是最激進的主張。
這兩件事，留下了兩份白紙黑字的文字材料，一是《建議書》；二是《倡議書》。請有辦法的網友，找出來貼到網上，以為佐證。 為什麼我在十七年前做這兩件事
為什麼我在十七年前做這兩件事？我負責任的告訴各位，我既不是受政府某官員委託，也與趙紫陽或其秘書沒有任何關係。
我不習慣聽命於人，我也不需要看人臉色，我也有能力獨自作出決定。當時確有政府官員找我談過話，也是我的學長。他對我的告誡是：“萬啊，如果鄧和趙有什麼不同，我們還是要支持鄧啊！”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做不到。我清楚那是為官的準則，但卻不是做人的準則。那位學長六四後果然官符如火，先後做到一方大員和一部之首。我依然尊重他，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處世的方式。也感激他，對我說那番話，他完全是善意。後來他在自己的位子上，為保護四通和我的一些朋友盡心竭力，默默做了許多事情，我在海外也感同身受。
我做事不聽命於人，不等於不受外界影響。當時北京大街小巷的氣氛、救護車悽厲的笛聲、市民阻擋坦克的勇氣……我不是那種很容易被感動的人，但我也不是一根木頭。公司員工聯名給我寫信，呼籲我站出來。信的第一句就提到：我們初到公司，你就說要“先做人，後做事”。我能感到他們殷切的目光和期許。
當時有兩位長者也影響了我。首先是李昌，他是一二、九運動時的民先隊總隊長，對學生運動，他和其他黨官自然有不同的感受。看到他畢生為之奮鬥的政權，有可能對今天的年輕人開槍，可以想見他的不安和焦慮。十位退休上將出來反對戒嚴，背後就有他的運作。他還找過李鵬，自然是話不投機。他也確實問過我，看看有什麼人能和學生說上話。我理解他，不要流血、不能流血，這是我們的共識。為此他差一點被清除出黨，與他同命運的還有李銳、杜潤生、于光遠。
另外就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羅徵啟。當時他是深圳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他們正在開黨代會，他領銜寫了一封公開信，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表達了關注，對黨內生活的不正常反映了基層組織的看法和意見。這是黨章規定的權利，在清算時被說成是官辦動亂，老羅也因此被雙開。
十七年了，我沒有什麼需要隱瞞、更沒有必要說謊，因為我已經無所求。謝謝網上朋友對我的理解。我說過，曾有朋友設法安排我回去。一開始，他們希望我寫一封信，對自己六四期間所做的事情表示一下“內疚”。我斟酌再三，這兩個字仍說不出口，因為我對我所做的兩件事，並不“內疚”。回去的事只好作罷。
對第一件事，我後來到美國，遇到一位華盛頓DC的大律師，他對此極為肯定。他說，當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你主張議會解決，鄧小平主張坦克解決，歷史將證明你是對的。看到國內外許多志士仁人，說了許多憲政民主的口號和主張。我說不出那麼多道理，但我想，十七年前曹思源他們所做的，不就是在實實在在地推動憲政民主嗎？在六四之前一年多時間裡，曹思源一直在推動“破產法”、推動設立“人大旁聽制度”、推動修憲、推動如何使人大這顆橡皮圖章逐漸硬起來，也因此同人大的袞袞諸公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在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採取這樣的動作，可以說完全是一種合理的延續。哪裡有這麼多的陰謀和陽謀呢？
對第二件事，我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到從廣場上找來的學生代表一個個面有菜色、魚貫走進國際飯店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我了解許多朋友努力過了，並沒有成功。但只要當局還沒有開槍，我就還有再作了一次努力的時間和空間。在六四之前，我已經到人大、北大、清華、北師大、北京經貿大學等許多院校作過演講，同當時的大學生有過廣泛的接觸。我向他們報告四通的創業故事、鼓吹“學而優則商”，一般都得到非常熱烈的響應。北師大校刊上報道過我的演講和同學的對話，內容相當有可讀性。所以在非常時期，我把學生領袖們請來對話，可以說也是一種合理的延續，哪裡需要什麼“高人”來指點呢？
本來，凡事都應當“就事論事”，不應當糾纏什麼幕前幕後。既然網上的朋友認為這方面的內情重要得很，我就再補說以上多餘的話。 萬潤南——八九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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