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背离邓小平模式 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发表评论称，一些德国大企业仍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十足，但他们却忽略了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篇题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激进转型》的评论写道，中国正在逐步背离邓小平开启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 "中国新政治路线是：为了稳定，宁可牺牲发展活力，宁可降低经济增长，也不能让阿里巴巴或腾讯等私营企业拥有过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基础是源源不断的境内外资本流入、西方的技术转让、国有银行优惠的贷款、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他们收入极低，缺乏基本保障。" 这个“开明专制”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战略高地”——其最核心、最要害的操作杠杆是，必须存在着一位独一无二的“开明专制者”（英文很清楚，是单数不是复数：Enlightened
Dictator，参阅Norberto Bobbi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
158-166）。必须要有这样一位具体的个人高高在上，否则，“邓小平模式”就很难操作，维持不下去。邓小平本人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选择、安排中国党政最高层权力转交的架构和人事布局的。当邓小平在党内外、国内外威信最高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他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最高层权力和人事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毫无阻力，但阻力不是大到让他的意志贯彻不下去的地步。 可惜的是，“邓小平模式”连续两次遭到严重挫折。这样的挫折在我看来，反映了“开明专制”内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就是“专制”和“开明”之间的矛盾。开明专制一定是具有两面性的，二者之间有着时隐时现的紧张关系。第一次是胡耀邦1986年年底下台，薄一波带头落井下石；第二次是赵紫阳1989年5月下台，李先念带头开炮。可以说，这两次都是“专制”越来越占上风、“开明”越来越占下风导致的结果。邓小平自己在1970年代末重新崛起的时候，人们希望他的“开明”越来越多，“专制”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党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军事的、安全的力量（用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术语来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大支柱”），综合意义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开明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越来越使“开明”退步，使“专制”高涨（胡绩伟：《胡赵新政启示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 邓小平经济理论 邓小平关于经济的理论，概括起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主张恢复市场的功能，以迈向生产力理论。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同时统购统销的方法不是按照需求，而往往是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重要的上游资源产品的价格总是被压低，以便使下游产业获取利润，而在市场定价下面，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观。 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萧条时期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邓小平认为在本质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是否存在剥削。因而邓小平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凡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都属于公有制成分。同时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多数成了私营业主。 邓小平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的企业管理制度使企业丧失了自主性，对人才以及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企业效率低下，利润率难以提高，科技含量也始终很低，因此邓小平希望建立和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相似的股份制企业制度。 邓小平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 邓小平政治理论 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邓小平认为为了完善体制，需要做到党政分开，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误解是造成党政长期不分的原因。举美国的例子，现在民主党在美国执政，但这并不表示民主党中央机关可以干预联邦政府的运作，政府和党负担的是不同的职能。由于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党委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职能不明确等弊病。 邓小平曾认为学校、企业当中不需要党组织。 邓小平认为应该适当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邓小平也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彻底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模式所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绝不应被美化，但它在经济层面上却十分有效，也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但这一模式也极大地消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外国影响日益明显，中产阶级日趋自信，不满现状的农民工也频频发起抗议活动。 腐败现象已经接近失控边缘，不仅弥漫至中共领导架构的各个层面，也从长远角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威胁。中共政权坚信，如果不能控制住经济领域的离心力，那么中共的政权垄断地位就将面临危险。 评论指出，无论是针对高科技行业的整治行动，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拳出击，还是对西方的脱钩行动，都是出于稳定共产党政权的考量。 "在过去七十五年间掌控共产党权力方面，毛、邓和习并无本质区别。毕竟邓小平也曾在1989年下令出动坦克去镇压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学生。但邓小平一直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两种制度的并行存在，并不会危机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允许经济自由运作，为企业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法治安全，也不去干预私营企业的具体决策。但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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