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革中到文革後，我對文革前的北大社教（“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有個淺顯的疑問：當年（1964）去北大的第一個社教工作隊即“張磐石工作隊”（以及其前的調查組）是從中宣部派出，部長陸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工作隊“整”的對像是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陸平背後是北京市委，市委書記彭真是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其權力地位在實際上相當於總書記鄧小平之下的副總書記）。如此背景下，北大社教中對立雙方鬥爭激烈，局中基層人卻多不明底里。眾目得見的表面是中宣部工作隊先出手，一時威脅到北京市委；而後北京方面得到中央書記處鄧小平的支持，反手壓過了中宣部。其後不出一年，文革一起，彭真和陸定一同時淪為首批被打倒的“反黨集團”（所謂“彭羅陸楊”）……此中到底是個什麼名堂？張磐石工作隊的派出只是陸定一的決定麼？在北大搞社教運動的決策在當時中央所謂“一線”“二線”領導格局中是怎麼形成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在各種回憶文字中有幾種回答。一個，是聶元梓回憶，說毛對她說過（應是在文革啟動以後），北大社教是“姓陸的（定一）整姓陸的（平）”，聽起來好像是說此事與他無干，他不過旁觀者清罷了。另一個，是說工作隊是由彭真和陸定一經書記處決定而派到北大的，此說語焉不詳，且與表面過程不符——難道這是預先安排的中央書記處一隻手去打另一隻手麼？ 

先父當年工作在高教部，被抽調到張磐石工作隊，在副隊長（高教部副部長）劉仰嶠領導下工作。他也一直不能解開我的疑問。晚年時他告訴我，曾經想過把自己經歷過的文革前那一案（1964年秋到1966年初）寫一寫，以期儘量留下點原始記錄。但他自己寫不了，原因是已不再能接觸舊檔案。他試圖邀一位當年工作隊的同事一起寫，因為那位是中宣部的退休幹部，有權進部文件室索閱，可是對方回應“不想寫”。 

另外，現在有些回憶文字明顯是從聶元梓大字報事件倒推來評述北大社教的背景，其中頗有後人的妄揣，比如在提到師大女附中學生打死校長事件中的劉進時將其父劉仰嶠說成是“文革紅人”，來由只是張磐石工作隊在社教運動中支持聶元梓，那是離譜到沒邊了。 

另一種當事人回憶值得後人嚴肅看待，那就是力圖將那場社教混戰中的一方作為史上的正確方來描述。例如這樣兩篇：一是根據《記憶》電子雜誌對李清崑的訪談整理的《談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出台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是吳根耀對李的批駁《北京大學社教早期執行了極“左”路線——兼析李清崑的“談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出台的社會歷史背景”》。兩篇皆洋洋灑灑，充分重現了當年“上下交征‘左’”（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的風氣。有些人大概忘了：1949年後大陸政治運動中正面批“極左”（而不是輕描淡寫的“糾左”）是從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才有的事情。在此之前，凡參與政治運動批判他人的必定要占踞“左”位，挨批被整的永遠屬“右”。張磐石工作隊對陸平如是（其實陸平自掌北大後何嘗不左，但有誰會批其極左嗎），“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上北京市委的鄧拓對北大教員中的“社教積極分子”們亦如是（反黨委即是反黨，被整的當然只能是“右派”），各自出手狠辣不留餘地，活生生的“春秋無義戰”。 

龔育之（中宣部派出替換張磐石的許立群工作隊成員）著文回顧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民族飯店會議、第二次國際飯店會議。其中前兩次會上都有給社教工作隊整風的議程。文中提及彭真曾特意交代在運動中對學校師生不要“打態度”，認為那樣做的效果歷來不好。而我父親作為工作隊成員倒在會議上被打了一次態度，起因是他在進城的班車上說了一句“嗨，大不了到農村去趕兩年大車”。有此感慨是因他覺得一個運動兩邊互批互整、動輒說對黨對組織如何如何，到底什麼是“中央精神”？實在令人糊塗；於是想起在人民大學的老同事1959年被整成“右傾反黨分子”後下放學校農場趕大車直到1962年平反覆職的遭遇。結果這句話被人揭發，成了“對抗”組織批評的態度。 

1966年文革爆發時，父親從農村“四清”被撤回機關參加運動，旋即名列大字報上的“另冊”，成了“舊十七年”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 “黑幫”、“走資派”。環顧身邊大勢，昔日北大社教中一同被整者有些已是當紅左派。這讓他怵惕之下為自己訂了戒律，曰絕不沾北大的邊，並一直謹守不渝。文革後期，我姥爺去北大看望馮友蘭（姥爺終生對馮執弟子禮，自五七年戴帽離京後每進京必詣馮府問候請益），父親讓我同行照料，但特囑“你就別進人家裡了”，於是我在校園長椅坐了一個時辰，沒見到馮先生。我媽說這也太小心啦，我倒完全理解：說了不要與北大的事有瓜葛，就應徹底避嫌。父親在文革的“三結合”（要求被“解放”的領導幹部與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運動）階段被結合到原高教部的“北京公社”（屬當時北京造反派組織中的“天派”，與北大聶元梓的組織同路）。後來他特地對我說了一聲：那是因為他所在單位（一司加一室）多數人在北京公社，他與本單位群眾的聯繫應視為“天然”而非“站隊”。 

老一輩人往矣。如今我在看到有關北大社教的回憶文字時仍很注意，總想看到一些內幕，能夠揭示毛髮動那場運動時的心路線索，特別是有關毛對“倒劉（少奇）”的突破點和所要動員和依靠的力量而做的考量和試探。 

中宣部長陸定一當年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姿態偏左，如：在1962年3月的廣州會議上周恩來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陳毅明確宣布脫掉壓在知識分子頭上“資產階級”的帽子，為他們“加冕”，承認他們是勞動人民和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而事後陸卻表示了不同意，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提法不能變，這得到毛澤東贊同。可是，派隊進入北大，出手就使一級黨委狼狽失據，進而陷上級黨委於被動，要說這麼大的動作出自中宣部，那太超乎想象了。我認為，那項大政只可能來自兩個方面，或者是“二線”的毛，或者是一線的劉鄧（中央書記處）。 

若說北大社教出於劉少奇的中央一線領導的布置，那只在理論上有其可能。現在能看到的材料在在顯示劉在領導前“四清”後“社教”的工作中全副注意力都在農村方面，即使處在毛給他設的各種花頭問題的困局中焦頭爛額，他也沒提出過要讓運動焦點離開農村工作的想法。 

而輕吟着“憑欄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的毛澤東卻遊刃有餘，他可以悉心玩味孤家“所思”——託名“故國人民”，其實就是自己——然後選定發動運動的出擊方向。 

要在農業和農村方面找出擊點麼？恐怕毛並無優勢。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留給他的遺恨尚在。雖有林彪出手救駕，替他挽回些須顏面，但陳雲講話傳達下去時激起的那一片“嗷嗷叫”的反應更讓他難以忘懷。對待陳雲，他一句“陰暗面講得太多了吧”就可以令其知趣，回去繼續養病，但下面那麼多幹部，全國億萬熬過飢餓存活下來的農民，他們還會像五八年那樣盲目狂熱地應和他的運動號召嗎？ 

先說各級幹部。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國計民生得到緩和回升，劉少奇的政策能力漸漸為眾所信服，其威信在地方和基層已經不弱。六十年代的材料顯示，像提倡“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的柯慶施領導下的上海市委那樣的地方黨委不是多數，毛號召鼓動的社教運動在各地幹部中得到的反應一直難以讓他感到鼓舞和放心。那麼，他暗中布置江青張春橋在上海起事後是否足以在各地煽起普遍的“勤王”聲勢？他可得想好了，否則一旦發難，也許會失控，結局難料。 

而說到農民呢，這裡得讓我提另一件實事。七十年代初，文革進行中，我在老家，身是下鄉知青勞動力。有一次，大隊黨支書召集社員開會，傳達關於農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內容總不離反修防修，防止農民走“資本主義道路”。聽傳達文件算出工、計工分，一屋子人找地兒坐定，書記讓我念文件。念完後要討論，但無人開腔。這時我老爺（祖父三兄弟中的老小，父親叫老叔，我叫老爺，成份中農）磕了磕煙袋，慢悠悠出聲：“還是怕農民富——啊！”眾人無言，他管自說下去：“你說是窮了好還是富了好？窮了，手背子朝下，都跟你（政府）要（救濟糧款）……”支書趕忙打岔，揚聲道：“誰怕你富啊？……你富了還不好？”一邊向我眨眨眼，意思好像是“他老糊塗了”。其他人還是都不說話。這事給我印像太清楚了——老人說句老實話，情如公然妄議毛和中央，卻無人起而批鬥，與其說是鄉里鄉親沒人在意這“階級鬥爭的動向”，不如說是大家心知肚明都有同感。我回家時對父親說起此景，經過農村四清、體驗過當時農民生活的父親也覺得佩服：“你別說，這老中農的想法……（真說中了老問題）。”須知毛澤東最初提出要搞“社教”時想到的教育對像正是富裕中農（“毛澤東在1957年的青島會議上提議，要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鋒芒主要是針對富裕中農，對他們進行一次說理鬥爭。”——見霞飛《毛澤東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黨史頻道-人民網 ）！

所以，站在毛澤東的角度，可以想象，他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在哪兒最有可能顯靈？答案：在已經被整怕了也整熟了的地方，在多少有點文化、已經學會了自覺而無條件地跟黨走的人群。毛在1962年4月9日召開的第十八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反右運動，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麼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是的，哪裡的人已經不敢講話並且最能跟從，那裡才是毛情之所鍾、優勢所在。北大，這個毛終生念念不忘要馴服的冤家，在毛製造的連串政治運動中矛盾雙方對撞熱度足以爆發，毛一把抓住，挑動學生“造反”，讓劉鄧找不着北，怎麼做都是錯。這就是1966年毛將北大社教導向文革內亂的底蘊。 

以上所說各節，分析部份不避粗糙，略陳管見而已。敘述親歷部份，屬於有聞必錄，也是小人物的一點個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