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教授因“人權”課程命名問題與加州大學發生分歧後，一些平日裡持反“白左”立場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第一時間聲援他。這種來自美國少數族裔對一位白人教授的支持，在當下政治語言高度撕裂的語境中，自然會讓我們注目。筆者試出以“同情之理解”（借用錢穆先生語來對今人），約略體察一下這種“矛盾式選邊”背後的心理邏輯與文化背景。 • “白左”標籤的混亂使用 “白左”一詞最初源於對西方自由派的批評，含有明確的情緒化傾向。它所指代的，不只是左派政治立場本身，更夾雜了對“政治正確”（特指II型即非直接出自政治權力者）、“多元文化”以及西方社會反思傳統的否定與焦慮。在一些中文語境中，白左一詞逐漸被解為“偽善”，甚至泛指一切“非現實、假道德”的公共發言者。 但林培瑞教授屬於典型的美國自由派學者，他支持人權、反對集權、捍衛表達自由，在美國社會的政治圖譜中無疑屬左而非右。他關注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而以他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立場來看，他又被中文網媒確定地歸為“反左”的一邊。原因盡人皆知：中國政府歷來將“反華勢力”一律視為“右派”故也。 因此，平時常以“白左”作為批判對象的聲音此刻卻來贊同美國白人左派林培瑞，這不僅顯出其用詞的模糊，也暴露了評判標準的雙重性。 • 價值認同的兩難處境 這一矛盾的根源，在於現實處境中的多重拉扯。一方面，許多華人自由派希望藉助西方社會的言論空間，批評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與思想禁錮；另一方面，他們對西方學術界和傳媒界中“身份政治”和道德訴求的激進表達又常懷有不安，甚至感到排斥。 林培瑞教授在這場事件中的角色，正位於這兩種傾向之間。他所捍衛的，是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學術表達權，是對以程序方式掩蓋實質爭議的溫和抵制。身為反對極權的人文主義者和自由派，他不支持道德審查，也不擁抱學術圈中某些“用詞潔癖”式的規範。他的立場因此獲得“反白左”者的臨時認同，但也可能讓他面對那些支持者時心生複雜。 我們能看到：這種支持並非虛偽；但它所體現出的選邊方式，在現實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拉扯中顯得混亂。 • 標籤之外的思想連續性：反白左之中，仍有自由主義火種 如果撇開標籤，我們不難發現，那些批評“白左”的聲音，實際上並非完全拒絕自由主義。他們往往也重視個人權利、思想開放、反對國家權力的過度介入。在許多個案中，他們只是對自由主義在西方現實語境中的實踐方式——尤其是身份政治話語主導下的公共審美和道德表達——感到困惑、距離甚至抗拒。他們的不滿，更多是一種對路徑和風格的質疑，而非對核心價值的否定。 在這一點上，他們與林培瑞教授或許正存在着思想連續性，而非標籤所示的陣營割裂。這種連續性不是通過政治立場來表明的，而是透過對“自由如何落地”的共同關注來體現的：大家都在意自由是否被形式化了、標籤化了，是否因政治語言的固化而失去了其開放性和可辯性。 這種態度並不罕見，甚至可以理解為一個思想成長過程中的自然階段。在經歷身份焦慮與文化交錯的語境中，個體或群體對“誰是盟友”與“什麼是自由”之間的理解，往往需要時間去釐清。他們有時從“反感白左”的路徑出發，卻可能在某些具體事件中，重新觸及自由主義的核心。 林培瑞事件在中文語境中引發的共鳴，恰好說明：即便標籤掛得再醒目，實質的思想認同，仍可能跨越表面對立而發生。這是一種矛盾，但也是希望。 • 在模糊中接近真實 林培瑞或許不會在意這些來自“非典型自由派”支持者的身份。他關心的是學術空間是否仍可容納不服從主流語言的表達者；他也清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試圖融入西方公共話語時，會經歷怎樣的矛盾與困惑。 而我們在觀察這一現象時，也許可以減少一些標籤式的判斷，留出一點點對“思想複雜者”的理解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既容得下自由的堅持，也容得下對自由主義路徑的懷疑。 這才是我們真正可以共享的公共討論起點。 • 一點提醒 林培瑞教授可能的尷尬，也許不在於對手，而在於某些盟友。那些力挺他反對“政治正確”的聲音，有時恰恰來自中文輿論中最痛斥“白左”的群體。這並非不可理解，只是值得一問：若我們日常所批評的“白左”，其實也包括了林培瑞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那麼在支持他時，是否也應順勢重新審視一下“白左”這個標籤的含混與誤傷？ 在愈加撕裂的語境中，也許恰恰需要一點自覺，好讓我們分辨出真正值得捍衛的立場，而非僅靠標籤決定誰是敵誰是友。 • 一點聯想 中國最大號左派毛澤東曾說他喜歡美國的右派，反倒認為美國的左派“具有欺騙性”。這句看似策略性的判斷，背後所透露的，不止是毛的實利考量，更深層的，是他對現代政治文化與人文主義基本精神的排斥立場。今天一些華人批評“白左”，若已然踏入毛風毛路而不自覺，或許應當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所反對的，究竟是文明規範的某些走偏，還是旨在保障自由的價值觀？ 於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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