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按：最近北大教授辞职事件引发了什么是犬儒的争议。有人说李沉简等人无知到不懂犬儒二字的含义，本来他们是应该争作犬儒的。

『再说“犬儒”，三勇士把“好死不如赖活着”称之为犬儒的生活教条，因此激扬文
字，呼吁“挺直脊梁，拒做犬儒”。但我又要说了，你们TMD这点智商和不学无术，
恐怕连做“犬儒”都不配的，毕竟你们所说的“犬儒”好歹还带个儒字，比你们这
类文盲强多了。

犬儒派（Cynicism）原本是指古希腊的一种哲学思潮，犬儒派认为人不应被一切世
俗的事物所束缚，提倡对道德的无限追求和生活的极端简朴。而当代的犬儒主义也
对伦理及社会风俗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拒绝被收编”而被称作是愤世嫉俗的
犬儒主义者。尽管犬儒一词在当代包含更为广义的变化，但它毕竟与所谓的“犬儒
生活教条”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见按照犬儒的正解，北大“三公子”本不应该“拒做犬儒”，而是应该“挺直脊
梁，争做犬儒”的。现在可好了，还北大院长诏告天下，结果上演了一出望文生义
的文盲闹剧，把北大的脸算是丢尽了，也把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实在应该早点滚蛋
以谢天下，不要再以盲引盲误人子弟。』

这篇论犬儒与专制的分析文章从犬儒思想的起源谈到犬儒与专制政权的关系，相信对人们理解北大李沉简为什么要号召人们“拒作犬儒”可以提供一定的文史参考。也可以看清楚某些犬儒人渣的真正用心。

原标题：犬儒病——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作者：胡平

——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 (上) 

    人心不会熄灭，但它可能蒙上灰烬而不再燃烧。灰烬本来是燃烧的产物，但它反过来又抑制了燃烧。

    拨开灰烬，你会看到重新燃烧的人心。 

    ——作者手记

    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1.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中文里本来没有现成的对应词汇，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这些理解大致不差，不过,我们若想对犬儒一词有更完整的把握，有必要略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西诺普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这派哲学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这使人想起老庄哲学，想起某些魏晋名士)。据说狄奥根尼本人住在一个桶里(又有一说是住在瓮里)，以讨饭为生。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却不恼。“犬儒”之称由此得名。关於狄奥根尼，有段故事很著名，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前来探望正躺在地上晒太阳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和玩世不恭恰恰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立志要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热烈地追求真正的德行，追求从物欲之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狄奥根尼确实愤世嫉俗，他曾经提着一个灯笼在城里游走,说：“我在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

    随着犬儒哲学的流行，其内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後来的犬儒派们发表宏论，竭力鼓吹清贫生活的无比美好，甚至把人们正常的感情也讥为愚蠢。一位名叫德勒斯(Teles)的犬儒派就说：“我的儿子或妻子死了，那难道就有任何理由应该不顾仍然还在活着的我自己，并且不再照顾我的财产了么?”(这使人想起庄子死了老婆鼓盆而歌的故事) 超脱到了这一步，未免就有些矫情，就和冷酷分不清界限了。还是这位德勒斯，某富翁送给他一笔钱，他收下了，对富翁说：“你慷慨大度地施舍给我，而我痛痛快快地取之於你，既不卑躬曲膝，也不唠叨不满。”这里暗含的逻辑是，金钱本是无所谓的东西，我若拒绝你的馈赠，倒显得我把金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我若收下金钱又表示感谢，那也是把金钱看重了，当回事了。因此，正确的做法就是，只要你肯给，我就若无其事地收下它。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这种态度看上去很洒脱，但好象又有些无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问题在於，金钱本来是重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的东西。只不过在生活中还应该有别的东西比金钱更重要。所以，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看轻金钱是高尚的；没有更高的追求却又摆出轻视金钱的姿态就不是高尚而只能是做作了，因此，倘若是无功受禄，正常人总会感觉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德勒斯以不把金钱当回事为理由而若无其事地收下别人的馈赠，会给人以不知廉耻之感。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於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於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

   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於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狄奥根尼坚持真善，揭穿伪善，这种批评精神被後来者扭曲得面目全非。一位人称嘲讽者吕西安(Lucian the Mocker)的犬儒派以揭穿伪善的名义，压根否认世间存在有真善。在吕西安笔下,那些天真地追求德性的人都不过是大傻瓜而已。按照这派人的看法，世间之人只有两种，要么伪君子，要么真小人。犬儒一词後来的含义就是把人们一切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纯粹的自私自利。不错，犬儒派既嘲讽有权有势者，也嘲讽无权无势者，但前者并不在乎你的嘲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後者却必须赢得人们的同情支持。所以，犬儒派客观上是有利於强势者不利於弱势者。这样，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

    犬儒一词的演变证明，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一般来说，愤世嫉俗总是理想主义的，而且是十分激烈的理想主义。玩世不恭则是彻底的非理想主义，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偏偏是那些看上去最激烈的理想主义反倒很容易转变为彻底的无理想主义，其间原因何在?因为，许多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的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这样，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後才变成犬儒的，但正如哈里斯(Sydney J.Harris)所言：“犬儒不只是在过去饱尝辛酸，犬儒是对未来过早地失去希望。”

    说来颇具讽刺意味，早期的犬儒是坚持内在的美德和价值，鄙视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可是到後来，犬儒一词正好变成了它的反面：只认外在的世俗的功利，否认内在的德性与价值。王尔德(Oscar Wilde)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 

   2.专制与犬儒

    密尔(John S.Mill)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这使人联想起王夫之的话：“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共产专制既是一种极端的专制，因此它更会使人变成犬儒。在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统治者变成犬儒，因为他们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於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後。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犬儒。当然，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广义地讲，它们都可以归入犬儒主义。

    按照欧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极权主义有三个阶段，(一)、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二)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然後，狂热与恐怖被耗尽，於是，(三)、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我以为极权主义有四个阶段，在狂热和恐怖之後常常还发生过反抗，在反抗受挫之後才会出现普遍的犬儒主义。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後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於一九七六年的的<俄国人>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於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後，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後，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做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於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於发言著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後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於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後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象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於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4.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严格地说，犬儒病的发生并非只在共产专制的末期。早在共产革命兴起之初，犬儒的病毒就已经侵入其中。

    从一开始，共产党便与犬儒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准确地说，它是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特结合。一方面，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这自然是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这显然又是犬儒主义。一方面，共产党把人的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的人看得极低。它对未来人类的看法之所以高度的理想化，恰恰是因为它对现实的人类的看法是十足的犬儒式。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就是认定人是彻底自私的动物，利己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由此，共产党断言在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级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超阶级的自由民主只能是一场骗局。但只要通过彻底的共产革命，消除了阶级存在的社会物质根源，全体人类的利益便达到充分的和谐一致，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便不复存在，利己主义也就随之消失，具有最完美人格的共产主义新人也就随之出现。在这里，前提是犬儒主义的，结论却是理想主义的；或者说，理想主义的结论却是导自犬儒主义的前提。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方面，共产党宣称，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大众的利益，共产党别无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看上去很谦虚，也很富理想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坚称唯有它自己才“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大众，而被它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本身倒未必有资格算得上无产阶级,算得上人民大众(列宁明确宣布，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世界观，必须由共产党从外部将之灌输给无产阶级)。这不只是理性的狂妄僭越，更严重的是，它为那些骨子里

   什么也不信的犬儒主义者们攫取无限权力大开方便之门。所以，并不奇怪，尽管共产党以它的理想主义大旗召唤了许多理想主义者投身其间，但是在共产党内部，理想主义者们往往不能占上风，倒是那些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们更吃得开。

    讲到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犬儒主义，我们还必须提到它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不要忘记，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和中共的武装斗争历史相比，俄国的十月革命差不多只能算是一场武装政变，乱中夺权。一般来说，假如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党人就越是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诸脑後，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於到後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因此，他们就很容易从理想主义者蜕化为犬儒主义者。据说在六四之後，中共某元老讲过一句话。他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牺牲了三千万人的生命才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谁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乍一看去，此话甚是不通，当初共产党闹革命不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吗?如果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当家作主的权力，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不过，你没法用这话去驳倒那位中共元老，因为他们早就把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扔到九霄云外了。

    我们知道,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否定议会道路，主张暴力革命。这本身就表明它不相信民主，其实也就是不相信人民。一般来说，革命者决心使用暴力实行他们的主张，那不仅表明他们对统治者不抱幻想，同时也表明他们对人民感到失望，失望於人民的所谓愚昧无知与自私怯懦。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民众向统治者认同，为统治者效力，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政治上冷漠麻木，袖手旁观，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如何还能成功地抗拒改革呢?主张暴力革命的孙中山就不讳言他对中国国民的素质估计很低，所以他提出在革命胜利後要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共产党的情况则还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共产党更不相信人民。在漫长而残酷的革命岁月中，共产党历经多次失败，几度濒於绝境。不难想象，他们该有过多少孤寂，多少沮丧，多少怨愤。这就容易使他们对民众、对人性的看法变得十分阴暗。然而，靠着那套先锋队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很可以把自己对人民的失望以至蔑视掩藏在一层看上去理想主义的外衣之下。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发现，国民党的不民主为他们攻击国民党提供了堂皇的理由，而国民党专制的不彻底又正好为这种攻击提供了现成的空间。於是，他们就摆出了民主斗士的姿态，利用国民党专制的不彻底，抨击国民党的不民主，自己却早就打定了要更专制的主意。

    在八一年，针对着一些人提出制定出版法的要求，陈云作出内部批示，明确拒绝了这一合理要求。陈云说：过去，我们就是利用国民党的出版法和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我们绝不允许别人也利用这样的东西和我们作合法斗争。这段批示以共产党官场上少有的坦率揭示了中共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这段批示告诉我们，其实，早在中共夺得政权之前，他们就打定主意不要自由，不要民主，不要法治。那时候，他们在表面上反对国民党的霸道，暗地里却在嘲笑国民党的愚蠢，嘲笑国民党居然也作茧自缚，在自己通过的法律面前还有所忌惮，从而给对手开展合法斗争留下一定的空间。那时候，他们在口头上反对国民党不民主，心底里却想的是，等以後我们掌了权，连这点民主也决不答应——“我们才不会象你们那么傻呐。”

    这当然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还要补充一点，众所周知，陈云是中共党内有名的“老右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陈云是党内高层中仅有的几个没跟着发烧起哄的人物之一，文革中更是从一开始就靠边站。可见，犬儒与否和所谓极左路线并没有什么关系。

   5.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比作洋葱头，最核心是党的领袖，然後依次是领袖周围的小圈子、精英组织、党员，最外层则是党的追随者和同路人。她指出：“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个等级结构，从天真的同路人到党员、精英组织、领袖周围的小圈子、领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为一种由轻信和犬儒等不同态度的奇特混合”，而“层次越高，犬儒态度就越是压倒轻信的情形”。也就是说，越是外层的人越是天真轻信，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是不难理解的，譬如极权主义的欺骗性宣传，圈外人或许信以为真，圈内人既是谎言的制造者，当然不是受欺骗。问题是，圈内人为什么会存心制造谎言?其他那些由於接近核心而了解到谎言是谎言的人如何又能心安理得地维护谎言?下面一个例子或许有助於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中共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而遭到失败。根据张国涛在回忆录中所讲，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新任中共总书记瞿秋白对革命失败後的局势进行讨论商议对策。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个交代，虽然是按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所以只能由中共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如果责任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所以还不如把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其他人则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英明领导的立场上反对机会主义路线，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这段故事透露了共产党领袖们所共有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领袖们看来，要让群众坚定不移地投身革命，就必须让群众对领袖的英明正确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因此就必须编造和维护领袖英明正确的神话。不错，神话就是谎言，但这是“高尚的谎言”(柏拉图语)。它是革命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这个神话，就必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於领袖，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就必须压制对领袖的批评，压制自由讨论。我们知道，谎言总是有漏洞的，因此，为了防止谎言破产，就必须不断地编造新的谎言去补充，去圆谎。於是，单一的谎言就迅速发展成一套弥天大网。伴随着谎言系统的发展，在共产党内部也发展出一套强力禁制系统，一套铁血纪律。

    照理说，谎言系统与铁血纪律的形成只是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幸的是，它们并不会因为革命的胜利而自行消亡。事情往往是相反的。由於掌握了全国政权，共产党更可以把它的谎言系统和强力禁制系统扩展到整个国家，从而将之发展到更完整、更严密的地步。共产国家宣称自己是人民的国家，但是党的领袖们清楚地知道，那充其量是“为民作主”而不是“由民作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在五六年底五七年初一段时间，毛泽东看来确实考虑过是否实行真自由真民主的问题。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号召“双百”方针，主张言者无罪。他甚至在和某些人个别谈话时讲到中国的问题不只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说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见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可见在当年，虽然有许多人受惑於共产党宣传，把专制误认为民主，把不自由误认为“最大的自由”，但领袖们自己却一点不糊涂。当毛泽东发动鸣放整风时，越是圈内的人越是不当真，越是圈外的人越是当真，也就是说，越是圈内的人越犬儒，越是圈外的人越轻信。至於毛泽东本人，先前号召鸣放整风，俨然一个理想主义者，後来又发动反右运动，分明又是犬儒主义。毛泽东翻云复雨，正好说明了他是真犬儒主义假理想主义。

    专制者的犬儒主义可以有两套不同的说词，第二套比第一套更犬儒。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这样理解党的专制权力的，他说：“党并非为自己的目的才追求权力，而只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党之所以追求权力，乃因为一般群众是脆弱的、怯懦的动物，他们不配享受自由，或者说不能认识真理，必须由那些比他们强有力的人来统治他们，有秩序地欺骗他们。人类只能在自由与快乐二者之间选择其一，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快乐比自由更好些。党是弱者们的永恒的守护神，是为人民服务，它是为了善才作恶，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牺牲自己的快乐。”

    可是，身为统治精英的奥布来恩却嘲笑史密斯的这番见解。他直截了当地宣称：“党完全是为了自己才追求权力的，我们并不关心别人的利益，我们只关心权力。不为荣华富贵，不为福禄长寿，只是为了权力。...我们不同於以往任何寡头政治集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从事的活动是为了什么。其他任何人，甚至那些和我们相似的人，都是胆小鬼和伪君子。他们没有勇气承认他们的动机。他们自称甚至相信他们掌权并非出於自愿，只是暂时的勉为其难；他们自称甚至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就会实现自由平等的快乐天堂。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为了放弃权力才掌握权力。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专政的目的并不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专政。迫害的目的就是迫害。折磨的目的就是折磨。权力的目的就是权力。”

    上述两种犬儒主义在实际上常常互相交织而难以分清。那些“为权力而权力”的犬儒主义者往往要把自己的立场加以合理化，要自己说服自己他们是在为着一个高尚的目标。许多以高尚的目标为由而把持权力的人，到头来很可能只是“为权力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