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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回，效于戏说王麻子，云娣呓感红太阳
刘致远等江东学子，参加了上海石化厂工人造反队成立大会后，回到驻地和平饭店，在上海已是第三天了。小诸葛的通知还没有来，大家都焦急起来，打扑克的心绪也没有了。周静茹说：“我们在上海已经三天了，毛主席接见的通知怎么还不来啊？”徐正洪也有点心慌说：“我看，干脆我们直接去北京，在北京等也比在上海等强啊。”张效于按捺不住说：“对啊，我们干嘛要等小诸葛的通知呢？”刘致远说：“昨天‘解放日报’登了，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已经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了，如果我们去了北京，毛主席不再接见红卫兵了。岂不是要空跑一趟？”
李云娣听了刘致远的话，脸上露出特别紧张的神情说：“刘才子，你不要吓我，不可能吧？一定还有机会的。要是见不上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这辈子真要遗憾死了！”说着差点急得落下泪来。徐正洪说：“我看，还是早去北京为妙，以免万一小诸葛疏忽了，忘了通知我们，错过了机会，那就太可惜了！就算毛主席不再接见了，我们去北京扑了空，也不要紧，反正是串联嘛。”众人认为老夫子说得有理，一致决定立即去北京。
第二天，众人去上海市政府“红卫兵接待站”，凭学校的串联介绍信和学生证，顺利办理了去北京的“革命师生串联临时乘坐火车证”。大家背起自己的行李包，就急匆匆来到上海火车站。但见车站广场上和候车室里到处挤满了人。就地坐着的、躺着的，“绿压压”的一片，全都是红卫兵。废纸、废物、残汤剩面随地可见。路边墙角，柳暗花影之处尿气冲天。江东学子捏住鼻子，紧紧靠在一起，生怕被挤散了，手里拿着“临时火车证”随着人流，缓慢地穿过车站广场，艰难地挤过了检票口。
一进入站内，五个人全都傻了眼。站台上停靠着四列客车，车厢外面都刷着大标语，搞不清哪是去北京的车，也见不到服务员，问身旁走过的其它红卫兵，也都是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眼看离开车时间还有五分钟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李云娣一路埋怨道：“快开车了！究竟该上哪列车啊？真急死人了！”刘致远说：“车厢外面应该有指明发站和到站的牌子，注意看！”。徐正洪说：“哪里还看得到车牌呀！全被标语遮住了！”
张效于指着靠近的一列火车说：“这趟不是去北京的，是去山东济南的，赶快，到前面去找！”李云娣焦急地说：“小张，我怎么没看到车牌？你是怎么知道的？”张效于说：“不用看车牌，你看，车厢外面贴着大标语‘向王效禹学习！向王效禹致敬！’，那不是去山东的车吗？”周静茹不解地问：“王效禹是谁？怎么要向他致敬？”
张效于兴致勃勃地说：“王效禹，山东人都叫他王大麻子，如今他也数得上是风流人物之一了。他原来是青岛市副市长，八月二十五日青岛红卫兵造市委的反，与保市委的工人发生严重冲突。这个王大麻子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市级干部中只有他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支持红卫兵。九月七日毛主席就‘青岛八.二五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并指示说，‘王效禹，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金口玉言，亲自肯定和支持的人，自然就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了。王大麻子现在在山东，乃至全国可红火了。”徐正洪挤过来说：“小张，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张效于说：“呵呵，我们办报，不知道各地情况怎么行？我们江东造反报上还发表过支持青岛红卫兵的声明哩，刘才子比我还清楚。”张效于得意地说。
这王效禹当时果然红得发紫，有毛泽东，中央文革的支持，王大麻子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率领山东造反派所向披靡。他后来官拜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不料，在后来的所谓“二月逆流”期间，王效禹同毛泽东的另一个红人许世友司令结了怨，种下了倒霉的祸根。
原来，在与山东省交界的江苏边陲有一重镇——徐州市，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曾有陶谦（字，恭祖）“三让徐州”的美谈。文革时期这徐州市，行政上属于江苏省。驻军却又属于山东济南军区。可巧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兼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是个大麻子。在毛泽东“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取政权”的理论教导下，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麻子，可没有东汉官僚陶恭祖的谦谦风度。在文革夺权的关键阶段，各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大搞武斗，双方势不两立，大有不惜再来一次淮海战役，哪怕再牺牲数十万人，也不愿学陶谦拱手让出徐州。起初王大麻子占有地利优势，曾经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跑到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一度打跑了许大麻子批准的“徐州市革委会”，占领（解放）了徐州，把个少林和尚，许世友司令员的鼻子都气歪了。
后来中共召开“九大”，在小组会上许世友·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王效禹不认帐，两个麻子当场激烈辩论起来。据说曾经救过毛主席命，人称江苏省，南京军区太上皇的许世友岂能受此窝囊气？立时火冒三丈，揪住王效禹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那许世友年青时当过少林寺和尚，武功了得，王效禹岂是他对手？吓得王麻子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了。
“九大”一结束，王效禹和济南军区、济南、青岛的代表，被留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再支持王麻子了，并作出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王麻子被定为山东五.一六的总代表。文革后被山东省委判处死刑，后报经中央改判为无期徒刑。王效禹的命运，其实是文革中所有造反干部的共同下场，如浙江的翁森鹤，赖可可，辽宁的毛远新，上海的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等等，以及各省市的造反派头头，后来皆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正所谓世事无常，乐极生悲，爬得高跌得狠。当然此为后话，江东学子们此刻还不得而知哩。
此刻，张效于指着贴着王效禹大标语的车厢说：“那肯定是去山东济南的火车了，不是去北京的。”于是几个人焦急地在人群中向第二辆列车挤过去。只见第二辆列车上的标语是：“打倒李井泉！砸烂三反分子李警犬的狗头！”张效于说：“不是，这也不是！这是开往四川成都的！”徐正洪说：“怎么又不是啊？这李井泉又是何方神圣啊？”
张效于说：“李井泉原来是中共西南局政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人称‘西南王’，运动不久就被揪了出来，被中央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走资派。这个家伙罪恶累累，四川人民恨之入骨，现在‘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敢公开提保卫李井泉。这家伙已经成了丧家之犬了！据说他的老婆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上吊自杀了。他的儿子李明清，也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殴打致死了，可这样悲惨的消息传到四川，竟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拍手称快。”
那么四川老百姓为何对李井泉恨之入骨？又为何骂其为“李警犬”？当时张效于和江东学子们并不很清楚。事情要追溯到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李井泉的极左表现在全国可算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他凭主观臆断大搞浮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八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整谁。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到了一九六零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而四川的粮食情况又最为严峻。从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四川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二百三十一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四十九亿斤下降了二百十八亿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少收三十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罔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三年，就外调一百五十七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
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二十一斤。农民每天的口粮一般只有一到二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二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东西都归公了。为了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农民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 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苞谷秆扎起的篱笆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和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提出解散公共食堂，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再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
尤其令四川人民永不忘记，切齿痛恨的是，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宾馆、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却是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团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灾荒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第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这样祸害老百姓的封疆大吏，老百姓岂能不恨之入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造反派的无情报复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可悲的，可叹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呢？此刻却在接受着红卫兵天神般的崇拜。
张效于肯定地说：“贴着李井泉标语的车一定是去成都的！”于是众人又向后面的车厢跑去。李云娣焦急地紧跟在张效于后面，忽然她抬头看到站台上的圆形大钟，时间已经超过了发车时间十多分钟了！只见她停住了脚步，呼吸急促，两眼发直，满脸挂着豆大的汗珠，猛然尖叫一声：“呀！糟了！完了，晚点了！来不及了！”便一头栽倒在站台上，眼睛紧闭不省人事。
众人一见大吃一惊。张效于，周静茹急忙将小李扶起。刘致远和徐正洪挡住涌来的人群。“小李，小李！你怎么了？”刘致远急忙递过水壶，张效于给小李灌了一口水，喊到：“小李，小李！你快醒醒！快醒醒！”。约莫过了两三分钟小李慢慢睁开了眼睛，泪如雨下失声哭道：“火车开走了！开走了！北京去不成了！再也没有机会见毛主席了！”周静茹说：“醒了！醒了！这就好了！”
李云娣忽又止住了哭声，转悲为喜。她恍恍惚惚站起身来，瞪着两只大眼睛，环顾着四周乱串的红卫兵。突然，站台的尽头一束强烈的光柱射了过来，“啊，那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探照灯吗？”李云娣喃喃自语着，她感觉自己已经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仿佛正在前面天安门城楼上，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向她招着手。多么慈祥！多么光辉！她情不自禁举手用力挥了一下，一直紧攥在手上的毛主席语录本，脸上展露出激动的、幸福的如醉如痴的微笑，高声呼道：“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拔腿就迎着光柱，朝站台边冲去，一面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刻，一列亮着刺眼前灯的货车正喷着浓烟，“呜！呜——”鸣着汽笛，紧贴着站台开了过来！众人没有提防，小李从身旁窜了出去，吓得目瞪口呆。眼看着一场悲剧就要发生！
说时迟那时快，刘致远一个鱼跃扑了上去，一把拽住了李云娣的后脚，两人一同滚倒在站台边缘！一阵狂风呼啸着横扫过来，“呜——呼哧！呼哧！”货车闪电般地一驰而过！“好险哪！”江东学子门个个惊得面如土色。张效于奔过去，将李云娣紧紧地搂在怀里，心有余悸地说：“云娣，云娣，你着魔了吗？我们还在上海，这里不是天安门！我们会去的，很快会去的！”李云娣经过重重的一摔，这才慢慢清醒过来，睁眼看看大家，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坐起身来，捶打着张效于的背：“全怪你！全怪你！讲什么王麻子，李警犬，误了车！北京去不成了！我心中的红太阳见不着了！”众人将她扶起，安慰她：“不要急，不要急，还有机会，一定还有机会的。”
李云娣的举动现在看来未免荒唐可笑。可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在连年“政治思想教育”和主流媒体的强烈灌输下，广大民众尤其是红卫兵对毛泽东崇拜的狂热程度，现在的青年人是无法想象的。如今任何疯狂的“粉丝”“追星族”也不及当时高烧温度之万一。
李云娣是江东工学院造型系的一位才女，她的绘画、雕塑成绩十分优秀，名列全系的前茅。造型系金教授正在江东工学院大门口的广场上，领衔制作一座十多米高的毛主席塑像，而李云娣就是金教授挑选的得力助手。大概艺术细胞比较丰富的人，“情商”越高的人，就越容易为情所困，也就越容易走火入魔，李云娣就是这种情况。
她对毛主席无比崇敬，无比热爱，无比忠心，可以为毛主席奉献一切，甚至生命。每当她看到报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报导和照片，她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期盼着能够见到毛主席。当她得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已经是第七次了，她心急如焚，催促张效于赶快北上。哪知道在上海又遭耽搁，她在和平饭店的几天，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此时她好不容易从人海中挤进了车站，不料又误了车！巨大的失望令她急火攻心，从而导致了危险的幻觉，幸好刘致远是班上篮球主力，身手敏捷，才得以化险为夷。
李云娣等人惊恐之余，正在为误了北上的火车而懊恼之时，忽然张效于远远指着停靠在站台上的，最远一列火车激动地叫到：“你们看！快看！那列车上的标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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