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伦获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可以算是该奖项历史上的一个极具爆发力的瞬间。可耐人寻味的是，获奖10余天来，鲍勃•迪伦始终保持沉默，既不“笑纳”，也不拒绝，令人摸不到头脑。毫无悬念，此举激怒了颁奖方，一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即对媒体指责鲍勃•迪伦“无理、傲慢”。在鲍勃•迪伦之前，曾有两位获奖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是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哲学家萨特。

    颁奖方的愤怒既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也多少有些徒劳无益。按理说，百余年来高居“庙堂之上”的诺奖如今竟颁发给“江湖之远”的流行文化人士，难道后者不该感恩戴德、战战兢兢才是？但鲍勃•迪伦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流行文化人士——他的音乐和诗歌界定了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的文化评判权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大众。所以，依我来看，鲍勃•迪伦的沉默乃至“无理”，固然与他发端于反传统文化时代形成的不羁个性有关，但更多体现了一种带有折衷色彩的抵抗行为；他所抵抗的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独特的奖项，而是诺奖所代表的学院式的文学艺术“领导权”。

    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不会因为鲍勃•迪伦的“无理”而蒙羞，但鲍勃•迪伦的“非暴力不合作”姿态也无疑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那就是所谓的高雅文化或学院派文化试图对流行文化进行吸纳和收编的努力，在如今这个时代里已经很难取得成功。

    在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滋养下，流行文化已经取得了对抗高雅文化的地位，这一地位就体现在热爱流行文化和创造流行文化的人，丝毫不会在美学和道德上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感到羞愧。诺贝尔文学奖和鲍勃•迪伦就如同全球文化生产领域的平行空间，你不必俯就我，我也不必羡慕你。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道不同，不相为谋。

    诺贝尔文学奖像是一位资深的贵族绅士，勤勤恳恳地躬耕于高雅文学的殿堂。但评委们试图用学院派的词汇和语句去界定鲍勃•迪伦的成就，则注定难以为后者所接受。流行文化有自己自洽的逻辑和自洽的评判标准，这一点已在鲍勃•迪伦的姿态中变成确凿无疑的事实。而百余年来始终以“终极”评价体系自居的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原来的“终极”如今已变成多极中的一极，这一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现实了。

    所以说，鲍勃•迪伦的沉默是件好事，他让原本还有些迷惑的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世界文化本来的面貌。庙堂的归庙堂，江湖的归江湖，各安其事，十分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