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3, Number 2, October 2016 第 3 辑，第 2 期，2016 年 10 月 https://icsum.org.my/wp-content/uploads/2020/02/CCSV3N2-full-issue.pdf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focusing on relat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第 1-30 页 《通知》（26）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四十年回望／王海光 (2016) Review of the 4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Wang Haiguang 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四十年回望① 王海光 内容提要：中国的“文革”史是与现实关联度最高、互动性最强的 一段历史。中国大陆的“文革”史研究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发展 的，开始于平反冤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展于改革开放，开拓于 21 世纪。经过 40 年筚路蓝缕的历程，当前的“文革”史研究开始 出现了新的学术气象，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本文主要对中 国大陆的“文革”史研究进行历史梳理和语境分析，概论目前的这 一领域的学术状况，以期为今后的文革史研究工作厘清思路，指明 方向。 关键词：文革史研究；史学史；《历史决议》；社会共识 作者介绍：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 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 “文化大革命”历史。他的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 年 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 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 年 出版）。 Title: Review of the 4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bstrac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ive part of Chinese history affecting China today.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evelop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It began with efforts to vindicate injustices, facing many initial difficulties, but subsequently progressed with the reform momentum, leading to the 21st century. After 40 years arduous labo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① 爆发于 1966 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2 Wang Haiguang Review of the 40 Years of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gan to manifest new and promising academic condition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serious problem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present a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of the ongoing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ur aim is to advance some clarifications and directions on how to enhanc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Studi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History; History of History Studies; Social consensus; The Resolution on Some Historical Issues of the CPC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2016 年是文革发生 50 周年，结束 40 周年。此时，总结一下 文革史研究的历史，梳理一下当前研究中的问题，展望一下文革史 的研究前景，应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点。 历史不是单纯的流逝的过去，而是现在对过去的重新构建。如 何构建过去的历史映像，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理性能力。意大利哲学 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 此为学界引用最 多，歧义最多，批评也最多的话。但在文革史上，这句话却是非常 贴切的。文革史搭接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界，与社会发展的关 联度高，与时代变迁的互动性强，有着与众不同的学科特点。 ① 〔意〕B. 克罗齐／文 田时纲／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世界哲学》 2002 年第 6 期。 首先，文革史的学科形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是同时发生 的，学科问题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联度很高。中国的文革研究工 作，开始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起步在 1980 年代的思想解放 运动，开拓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 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文革做出了“彻底否定”的政治定性，在 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1980 年代，围绕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左右之争非常激烈。但无论如何激烈， 没有人会赞成回到文革。这是“六四”以前中国朝野上下一致的 共识。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获 得巨大发展，但政治上僵化如故，社会转型的问题多多，社会阶层 分化相当严重，这使文革研究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改 革开放让人们享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证明了毛泽东左倾社会 主义的虚妄，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另一方面，中国改革显 失公正的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六四”之后，改革的倾斜度尤其 突出，形成了一小撮权贵集团和社会广大弱势群体的两极对立。这 也会促使人们反思文革的发生原因，一些人会把对现实的困惑和愤 慨投射到文革上来。同时，由于执政集团对文革研究长期设置禁 区，以“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切割历史，丧失了叩问 历史的能力，阻塞了社会自我调整的通道，以至于造成社会不满情 绪的严重淤积。这种讳言文革的态度，不仅不能为现实性问题提供 历史镜鉴，而且造成了民族记忆的巨大断层，失去了建立社会共识 的基础。文革结束至今已有 40 年了，但中国社会仍然还没有走出 文革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史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 学术，也是政治。 第二，文革史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很强的交互性，相互投射，相 互影响。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1、文革是一段民族痛史，一 块国家的伤疤，揭开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需要有正视历史的勇 气。所以文革史研究的开放度，总是反映了当前政治体制的宽容程 度、学术民主的自由尺度。2、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历了文革劫难 后的反拨，人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往往是与对文革的认识联系在 一起的。当改革开放发展的比较顺利时，社会上否定文革的声音就 大。反之，社会上肯定文革的声音就会大。3、当前中国社会转型 正处于各种问题的多发期，官民矛盾、贫富差距、腐败严重、道德 滑坡等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会促使人们回望文 革，试图从历史中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与答案。4、当前中国社会 的阶层分化严重，而体制又缺乏民主政治的社会整合能力，因此造 成了巨大的社会利益落差，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许多 底层人士由于知识视野的局限，往往会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投射 到对文革的认知态度上，谈论起来时常会带有非常激烈的情绪。所 以，人们对文革认知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当前的社会认同分裂的 状况。① 也正因如此，一些有识之士总是不断地提起反思文革的问 题，以作为建立改革共识的历史镜鉴。 因此，文革史并不单纯是过去的历史，凝固的历史，还是当下 的历史，行走的历史。文革史研究状况，具有多重的社会维度意 义，是政治开明的度量衡，社会现状的投影仪，社会共识的测量 表，社会情绪的温度计。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性，一方面说明了 文革史研究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性，是我们民族自我认知的 一面镜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文革史研究，有着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复 杂性，绝不是政治上“彻底否定”这么简单。从这个角度也可以 说，文革史研究的本身，也是文革史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出现了新的路径困惑，改革开放初 期形成的社会共识已不存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回首文革 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重新激发人们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在长 时段的历史中找回前进的方向感，这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讲，“让历史告诉未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失 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方向感的民族。在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 下，社会缺乏共识的基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会使整个民族盲目 地走入灭顶之灾。这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的惨痛教训。 文革史的研究是与中国拨乱反正的政治社会转型同步发展起来 的，可分为四个阶段：酝酿于平反冤假错案，起步于拨乱反正，发 展于改革开放，深化于二十一世纪。因为文革史研究的复杂性，它 是还没有走入历史的历史，是政治学术化的历史，其研究过程的艰 难曲折一言难尽。本文只能是撮其大要，就其学术流变的主要特 点，进行粗线条的、挂一漏万的脉络梳理。② ① 关于社会上各派对文革思想的认知关系，论者众多，以对毛泽东的评价 为焦点。论述较为全面的文章可参见陈子明的《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 谱》，《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32.html。 ② 本文是讲中国学者的文革史研究和发展状况，只在相关部分涉及到西方学 者的中国文革史研究。行文以政学关系为主线，以趋向性研究为问题导 向，不做一般意义上的成果述评。 第一阶段：文革史研究的初始阶段。 大陆文革史的研究，首先开始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需要。具体说 来，是从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组织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开始的。“三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路线、林彪路线、 “四人帮”路线，实际上就是讨论文革。这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 论”的背景，是中共十一大强调要学习党史，要总结“三次路线斗 争”的经验教训。十一大坚持了毛泽东的“三七开”观点，宣称文 革“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 它提出的总结 “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前提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这个研究任务就交给刚复校的中央党校了。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对研究文革的事情非常积极。② 最 初的研究文革是与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平反冤假错案的迫 切性。文革的“走资派”错误就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动 不动就搞出一个某某反党集团。特别是那些政治的大案要案钦案， 一搞就要从上到下打倒一大批人。文革结束后，老干部群体对平反 冤假错案特别关注。许多老干部还都没有“解放”，有些虽然恢复 工作了，但文革中的问题仍然还“挂”着，还是待罪之身。包括邓 小平、胡耀邦在内，文革中扣在他们头上的“走资派”帽子也都还 没有拿下来。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搞清楚，是走不出文革的。所谓 讨论“三次路线斗争”，就是要说清楚路线是非的问题，这实际上 就是在研究文革了。 在胡耀邦的指导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 组，搞出了一个“三次路线斗争”讨论提要，提出了以实践来检验 路线斗争是非的讨论原则。③ 这是最早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 的问题。 ①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 年 8 月 12 日。 ②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 第 15-18 页。 ③ 金春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支前奏曲》，北京：《北京党史研究》 1998 年第 3 期。 1978 年 4 月，中央党校在校内开展“三次路线斗争”的教学 讨论。在提交给学员讨论的三次路线斗争“提要”中，把八届十二 中全会给刘少奇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给取消 了。学员们对“提要”提了许多意见，内容都很尖锐。特别是对给 刘少奇摘帽的事情反映最为激烈。反对的意见说，你们党校是中央 的一个部门，怎么可以擅自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呢！赞成的意见 说，你们讲的好，你们是实事求是的。① 这次大讨论牵扯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按什么标准去判断路线 是非？判断文革对错？讨论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领袖标准， 一个是实践标准。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就开始着手写文章，论证实践 检验真理的唯一性问题。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刚参加了中央党校“三次 路线斗争大讨论”，接受了胡耀邦拨乱反正的思想启蒙。他从众多 来稿中发现了一批署名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 章，推荐给了中央党校。党校理论工作者也正在撰写同样主题的文 章，遂将这两篇文章合起来，做了全面修改，题目加上“唯一” 两字，经胡耀邦两次审定稿，于 1978 年 5 月 10 日首发《理论动 态》。《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转载发表。② 《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 论，推动了破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一共有两轮。第一轮是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78 年 4 月在第一期学员中开展讨论。 当时讨论稿用语比较慎重，但学员的不同意见很多，不少人反映讲 过头了。第二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 年 1 月在第二期 学员中开展讨论。这时讨论稿写得更解放了。其中关于放开言路的 问题说：“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 话。”要允许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 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要有批评任何领导人的权利。否则，所谓 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 当家作主吗？”③ 这段话代表了当时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的痛定思 痛的反思高度。但是学员对第二个稿子不满意，说编者的思想还不 够解放。学员们的这些反映，正是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新气象。此 后，“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模式不再使用。 ① 于南、王海光：《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北京：《炎黄 春秋》2011 年第 5 期。 ② 孙长江：《关于一篇文章的思考与补正》；沈宝祥：《一场具有深远历史 意义的大讨论》，北京：《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 年第 5 期。 ③ 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关于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 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求意见稿），1978 年 11 月。 根据学员的意见，参加这场讨论的一批党校教员到中纪委帮助 工作，参与“两案”审判的工作，同时收集教学资料。他们成为了 中国最早开讲文革史课程的一批人。因为有天时地利之便，文革史 教学课程首先是从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这些从事干部教育的学 校搞起来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兴起之后，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 限制，体制内外要求澄清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功过是非的声音十分强 烈，并首先在党内高层提出来了。1978 年 11 月，以陈云为首的一 批党内元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动发难，提出了历史人物和文革中 的一些重大事件，要求中央澄清这些问题，突破了原有议题。与会 者群情激愤，揭露了文革的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中央决定给天安 门事件彻底平反。①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 的是为了向前看，解决遗留问题，时间不要长。粗一点不要紧。完 全满意不可能。他要大家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集中力量 搞经济建设。关于文革的问题，邓小平此时的态度是回避：“对文 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 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② “处理遗留 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干脆利落地解决”，“大处着眼，可以 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③ 这是“宜粗不宜 细”的滥觞。 简而言之，当时邓小平对文革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一种政治 功利主义的态度：不纠缠，不争论，向前看，绕着走，把全党的注 意力集中到搞建设上来。在文革后百废待兴、人心浮动的时期，邓 小平采取这种回避策略也有一定道理。 ① 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8 年。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435 页。 ③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8 页。 第二阶段：文革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文革史研究的起步，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而发展起来的。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处理了文革的 “一月夺权”、“七·二〇事件”等一些重大事件① ，但中共高 层并不想继续探讨文革问题，而是把它作为不要纠缠的“遗留问 题”，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全会公报说：对于文革“适当的 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 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② ① “一月夺权”事件，即 1967 年 1 月由上海市首先开始的夺市委和市政府 领导权的夺权行动，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夺权。“七·二〇”事件，即 1967 年 7 月 20 日在武汉发生的一派群众组织和支持他们军人一起，冲击 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殴打和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事件。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北京：人民 出版社，1982 年，第 8 页。 然而，在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要讨论当前重大理 论问题，文革是绕不开的。会议主持者请示邓小平，允许讨论文 革。于是，文革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涉及到文革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以及毛泽东的责任和体制原因等各个方面。与会者的很多批评 是相当严厉的。如说文革是一场空前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复辟，文 革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错误的，批判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评论毛泽东 晚年错误和功过是非，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等问题。同时，在社 会上，谴责文革和“非毛”声音鹊起。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发表 了许多激烈抨击毛泽东的言论。 对文革的否定是与批判毛泽东晚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思想解 放运动的必然。要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不能不触及到对毛泽东的 评价问题。理论务虚会对毛泽东错误的激烈批评，引起了邓小平等 人的担忧。1979 年 3 月 31 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讲话，中止了会议对文革教训的深入讨论。随后，西单民主墙被 取消。 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文革是更绕不过去的。此时的文革 研究，有着非常现实的政治需要。首先是党内建立政治共识的需 要。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建立不了起码的共识，全党思想行动就不可 能统一；第二是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如果中共对文革没有 否定的认识，改革开放不仅没法推行，还会受到“姓资（资本主 义）”、“姓社（社会主义）”的责问；第三是确立党内政治权威 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就无法确立改革开放领导 集团的权威；第四是引进海外投资的需要。如果不能否定文革，就 不能消除海外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猜疑。当时国际社会还有对中国 是否还会搞文革的疑虑，海外投资不敢进来。所以，中共必须要对 文革和毛泽东的问题作出一个历史性的交代。 1979 年，中共中央组织起草了叶剑英国庆 30 周年讲话。讲话 说：“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 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这里隐含了批评毛泽东的意 思。讲话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 等”，“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等原则，表达了 与文革的政治切割。讲话还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 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 议，做出正式的总结。”① 1980 年 3 月 15 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是中共中央吸取文革教训，防止文 革重演的一项制度安排。它制定了反对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 保障党员权利、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诸项 规定，在党规党法中具有上位法的地位。 在 30 年国庆后，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历史决议》。目的是要 在文革问题和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上，协调各种意见，形成全党的 基本共识，结束历史争论。如邓小平在 1979 年 9 月 4 日对叶剑英 国庆 30 年讲话稿的起草班子讲话中所说，就是要“硬着头皮和稀 泥”② 。 ①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 日报》1979 年 9 月 30 日。 ② 《邓小平关于起草国庆三十年讲话稿的谈话纪要》，1979 年 9 月 4 日。引 自《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有关报告选编）》，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资料室，1979 年 11 月。 1980 年 3 月，邓小平给《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明确了 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 帜。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 30 年来的历史事件，正确 与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 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 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 此基本结束。① 胡耀邦最初对《历史决议》期许是：“成绩要讲够，错误要讲 透”。《决议》经过了 4000 多高干讨论。② 在讨论中，各种意见 纷纭，主要焦点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少老干部点名批毛，有的话 说得很重，直接批评了毛泽东的政治品质。③ 实际上，包括以后社 会上的非毛言论，在学理上也很少有超过这些党内老同志的。④ 最 后，邓小平、陈云亲自出面，把党内的这些非毛言论给压了下来。 邓小平在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讲话说：前一段时间对毛的有些问题 “讲得太重了”，有些问题要从制度上来认识，我们集体也要承担 一些责任。对毛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 分”。⑤ ① 1980 年 3 月 19 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第 291 页；邓力群：《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学习与研究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93 页。 ② 参与讨论《决议》的高干号称 4000 人，实际上不止此数。如中共中央党 校的几百在校学员也参加了讨论，没有统计在内。 ③ 参见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北京：《炎黄春 秋》，2010 年第 4 期。 ④ 王若水遗作，冯媛编：《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 册），纽约：明镜出版社，2002 年，第 603-605 页。 ⑤ 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的讲话》，1981 年 6 月 21 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08、209 页。 《历史决议》无疑是一个政治决议，它的最大政治就是否定了 文革，符合了拨乱反正的时代需要。一是《决议》认真总结了文革 的惨痛教训，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的一些重大原则。如“完善国家 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 量”，“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 的范围内活动”等条文；二是《决议》在党内和社会上建立了最大 限度的政治认同，确立了反“左”的政治基调；三是《决议》在 “彻底否定”文革的基础上，批评了毛的晚年错误，从而确立了改 革开放的底线，预留了探索新道路的理论空间；四是《决议》确立 了邓小平在党内的历史话语权力，完成了从毛泽东叙事到邓小平叙 事的转移。 另一方面，正因为《决议》是一个“宜粗不宜细”的政治决议，一 些本应该搞清楚的问题，没有去搞。对有些事件的评价和结论，也 多有不当。如高饶事件、反右派运动、“两年徘徊”等事件 的定性，都大有质疑之处。再如，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而把文 革的主要罪责推到了林彪、“四人帮”的身上，让他们扮演了替罪 羊的角色。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决议》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如主要起草人胡乔木说：《历史 决议》是平衡党内的各种意见，搞出的一个“最大公约数”① 。也 就是说，这是全党在走出文革上建立的共识：中国以后的事情无论 怎么搞，就是不能再回到文革的老路上了。这种政治妥协确立了中 国 30 年改革开放的底线。正因为如此，《决议》也是和改革开放 出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问题增多，《决议》成为了“左”、 “右”两派都猛烈批评的文本。“左派”说《决议》讲的过了，全 盘否定了毛，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右派”说《决议》讲的不够， 对文革劫难的反思不彻底，对毛的错误反思不到位。有些官员还以 《决议》已经对文革作了结论为由，阻止对文革的深入研究。现 在，社会上否定《决议》的声音和拥护文革的声音呈现了合流之 势。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警惕的现象。② ① 胡乔木：《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1980 年 7 月 18 日。引自胡乔木传 编写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② 李伟东、程敏：《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 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北京：《炎黄春秋》，2011 年第 10 期。 《历史决议》后，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政治前提下，文革史 研究一度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 1980 年代中期的整党过程中，按照《历史决议》的精神， 中央在全国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活动。为配合教 育活动，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些省、市、自 治区党委，出版了各种“彻底否定”的小册子。“彻底否定”是政 治上否定文革，否定“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张 目，但也有把历史问题简单化处理之嫌。在对“三种人”的处理 上，有矛头向下的倾向。对老干部比较宽，而对群众比较严，特别 把一些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也当成“三种人”处理。在 中央高层，胡耀邦、赵紫阳对文革中参加造反的学生是比较宽容， 他们明白运动中的群众是怎么回事儿。 1980 年代中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做 过一项北京中学老红卫兵的调研。这项调研工作的背景，有着中央 高层对干部使用方面的考虑。而对学界来说，这是最早一次的有组 织地对红卫兵一代人进行的口述采访工作。后来，参加采访工作的 人曾发表过一些个人的研究成果。① 而在大学生方面，高层对红卫 兵组织的“保”、“造”两派都不感兴趣，只青睐“逍遥派”。 1980 年代以《历史决议》为指导的文革研究与教学活动，是 以反左为基调的，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当时中共中央党校的党史 教学，开设建国后党史上重大事件的专题课。课程体系的中心是拨 乱反正，总结毛时代的经验教训，否定文革，批判阶级斗争的左倾 路线。 1986 年 7 月，胡耀邦同河北省委领导人谈话，讲现在许多高 级干部、中央委员都不清楚党的历史，应该告诉他们。胡耀邦还列 出了 10 个问题。其中关于文革的问题有：文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林彪事件是怎么回事儿？“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等等。② 当时，根据书记处的布置，中央党史研究室拟定了相关的讲授专 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等单位，还据此制定了教学计划。后来由 于反自由化运动，胡耀邦被迫辞职，政治形势大变，这个事情就没 有再继续下去。 1980 年代初期，关于文革题材的作品多是以文学形式出现， 流行纪实文学体的历史叙述，学术研究的史学著述较少。这种情况 有着 80 年代文学兴盛的社会背景。1980 年代中后期，文革学的研 究开始出现了向学术化转型的趋向。具体表现为：由文学描述开始 转向史学研究、由理论分析开始转向史实探究，由定性研究开始转 向实证研究。③ 这种转型尽管是初步的，但发展趋势的特点也比较 明显。 ① 参加采访工作的，以后比较有成就的学者有米鹤都、印红标等人。参见米 鹤都：《聚焦红卫兵》，1993 年版前言，香港：三联书店，2005 年。 ②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 司，2007 年，第 1240 页。 ③ 王海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文化大革命时 期》，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版 一、出版了一批文革史的著作。1986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 。 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丛书，收集了一批拨乱反正以来有关揭露 文革的文章，以报告文学体为主。① 1986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② ，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 著作。该书的史实错误较多，立论与结构也不甚合理，其三篇（刘 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划分，是套用了文革的两条路线斗争 说，但它毕竟是国内第一部文革史著作，有开山之功。另一部是河 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该书是 “1949-1989 年的中国”四卷中的一卷，吸取了 1980 年代拨乱反正 的成果，资料比较丰富，写作质量较高，代表了 1980 年代的国内 文革研究水平。 ①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 年纪实》，华夏出版社， 1986 年。该丛书第一批为 3 册，第二批 3 册，共 6 册。类似的文革丛书还 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梦魇》系列，共 4 本。 ②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二、出现了第一批研究文革的硕士博士论文。这批硕博论文主 要集中在中央党校。如郑谦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研究；张沱生关 于邓小平 1975 年整顿的研究；安建设关于周恩来 1972 年整顿的研 究；朱兆中关于文革思潮的研究；王海光关于红卫兵运动起源的研 究；杜蒲关于文革极左思潮的研究等等。这是学界最早的一批研究 文革的学位论文。1990 年代后，中央中央党校还有几个博士生做 过文革史的选题，但研究文革的大气候已没有了，现在更是没有人 再做了。 三、开始做了一些文革研究资料的整理工作。在文革史研究资 料的整理工作中，做得最好的是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 下）三本。由于国内学界的情况是文革档案根本不开放，文革史料 奇缺。只是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中央文献研究室曾编过《“文 革”十年资料选编》（三册），作为提供给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参阅 文件，只有少数中央级研究单位内部控制使用。所以，国防大学的 这套材料给文革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的教员张 天荣、王年一，曾组织北京几家著名大学、党校系统、研究单位的 一批青年教研人员，编了一部几百万字的《文革大辞典》。但至今 也没有能出版。 1986 年文革结束 10 年时，国内学界还组织了一些小型的学术 活动，对文革有比较深入的总结和研究。当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的文革论文有 40 多篇。学界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十年后的评 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①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央党 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 在 1980 年代，文革史研究阵地主要在官方党史部门。由官方 研究引领学术界的潮流，民间研究还没有形成气候。研究者主要集 中在中央的官方学术机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有资料条件的大单位。基本上是一个 内外有别的研究格局。此时的研究课题，大都是一些全国性的大 事件，地方性的研究还没有开展起来。1987 年，胡乔木提议中央 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一部文革史，相关编写人员还到中央档案馆 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但 1989 年的“六四”事件之后，此事不了 了之。 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对文革研究出版物管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 了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1986 年文革 10 周年时，中央 宣传部专门发出通知说：“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目前，对 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史实的专著文章，未经过严格审查，各出 版社不要出版。”② 文件口气较和缓。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文革研 究的口子更加扎紧。198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了《关于 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单 位准备出版《文革辞典》等文革选题的动向，指责为“翻腾旧账， 引起争论，实无必要。”③ 该文件口气峻厉，反映了执政集团的在 历史担当及文件能力上的退步。 ① 谭宗级、郑谦等：《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 ② 《中央宣传部关于慎重对待专门叙述“文革”历史的专著和文章的通 知》，1986 年 11 月 18 日。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1988 年 12 月 10 日，中宣发文［1988］31 号。 违规被处理者不仅是出版社，还有作者个人。1989 年出版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两 名作者为专业军史工作者。因书中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作者受到了 所在单位的严厉处分。 第三阶段：文革研究的艰难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文革研究的进展，是同步性的相得益彰的关 系。以 1990 年为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阶段性变化，反映在文 革研究上，情况亦然。1990 年之后的文革学研究举步维艰，进入 了沉寂期。 “六四”之后，反和平演变的左倾思潮一度泛滥，改革开放路 线受到严重干扰，对文革研究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难继续下去 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重新启动，形成全民经商的 浪潮。但在政治上，中共不再有进取的举动，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 制改革设想搁浅，已经不再有 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活跃气氛。这种 政经分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文革史的研究。 1990 年代的文革史研究，处于全面收紧的状态。文革学属于 严格控制的学术禁区，研究者劳而无功，体制内研究日渐稀少。虽 然，总体上 1990 年代的文革史研究进入沉寂期，但 1980 年代思想 启蒙的余力还起作用，也还有一些进展。 从官方党史来说，最重要的著作是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 七十年》的出版。该书的文革部分是胡乔木亲自审改的。其主要的 出新之处是提出了“两个趋向”说，认为在中共党内有正确与错误 两种趋向，最后是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导致文革的发 生。这个观点对文革发生的原因解读，要比《历史决议》更有解释 力。这部书可以看做是官史的顶峰之作，代表了官方修史的最高水 平。① 以后，龚育之承继《七十年》思路，领衔修撰党史二卷，但 没有通过。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以后，主持修史工作的官员，再 没有既熟悉高层政治，又懂理论有学养的红色历史学家了。② 由于 官方修史的知识能力退化，宣教史学的刻板化趋势日益严重，对以 后青年人的文革历史知识影响很大。 ① 金冲及：《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 ② 党史六权威谈“中共是如何构建自己历史的”：澎湃新闻网，2014 年 11 月 24 日。 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第一部由中央 部门正式报批而获准出版的文革史书籍。这部书从 1980 年代后期 开始写，比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起笔还早，但直到 1996 年才 正式出版。这部书偏重史论，归纳文革发生的原因为“三个恶性循 环”。即：“左倾理论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 拜的恶性循环，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恶性循环，最后走向极端， 爆发了文化大革命”。① 此前，金春明的另一部文革史著作在四川 人民出版社出版。② 因只有地方主管部门审批，而没有经过中央主 管部门，也被禁止了。其实，该书的内容已经反复磨了多遍，完全 没有什么敏感词了。 从研究状况来说，1990 年代国内的文革史研究，在意识形态 管理部门的严密管制下，资料控制越来越紧，研究队伍越来越小， 成果发表越来越严，研究平台严重萎缩。一方面，体制内的研究进 展缓慢，研究队伍大大缩小，文革史的修史任务限于党史研究室等 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文革研究出现了民间化、个体化、海外化、 地下化的趋势。热心文革学的研究者，主要是自己的学术兴趣，并 不限于党史和历史的学术圈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纷纷进入。一 些学者是从哲学、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学科领域转到 了文革领域。民间文革研究的小圈子开始形成。③ 由于国内研究条件严苛，文革研究中心外移，研究成果发表的 阵地，主要是在海外。所以，许多学者感叹说：“文革在中国，文 革学在外国”。其实，国内的文革研究者都是在潜水状态，只能在 海外出气冒泡。 1996 年是文革发生 30 周年，国内只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 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几家教学研究单位举行过小范围的研讨。 媒体关于文革题材的文章发表，是被严格限制的。 海外对文革研究则十分活跃，多家单位召开文革 30 年讨论 会，出版了论文集。④ 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 《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一书。⑤ 该书汇集了近年来在香港中 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革论文， 具有重现史实的实证价值、文革与世界的国际视野、群众运动和异 端思潮等多重视角，在国内外学界有较大影响。 ① 在正式出版的书中，“恶性循环”改成了“交互作用”。参见席宣、金春 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一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年。 ②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③ 笔者对民间研究的界定是：学者按照学术规范独立进行的研究，其中既包 括体制外的，也包括体制内的。 ④ 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与方法》，宋永毅主编：《文化 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香港：田园书屋，2006 年。 ⑤ 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999 年，国内文革史研究者从《历史决议》以来的学界关于 文革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和回忆史料，汇编出 版了《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一书。① 该书涉及面较宽，主要事件都有讲述，但历史线条较粗，多数文章 是 1980 年代的。大陆和香港的这两本书，虽然编辑思想与内容风 格不同，但寸长尺短，有一定的互补性。 1990 年代在文革研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对文革发生多因 性的研究。金春明曾概括了海内外研究文革起因的 10 种说法。 即：1）阶级斗争必然说；2）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3）封建遗 毒复辟说；4）毛泽东帝王思想说；5）奸臣误国说；6）乌托邦碰 壁说；7）群众反官僚主义说；8）东西文化冲突说；9）人性兽化 说；10）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② 徐友渔则概括为 3 种说法：毛泽 东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说；权力斗争说；两者综合说。③ 影响最大 的观点是海外研究者的“两种文革说”。该说认为：实际存在两个 文革，一个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文革；一个是基层群众争取自己 权利、反官僚、反特权的文革。徐友渔认为“两种文革说”脱胎于 西方的“社会冲突论”，思想脉络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造反派思 潮，并梳理了从杨小凯、王希哲、郑义、刘国凯到王绍光的思想脉 络。④ 金春明认为：该论是“群众反官僚主义说”的无限拔高。⑤ ① 张化、苏采青：《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年。 ② 金春明：《文革起因，众说纷纭》，太原：《党史文汇》，1995 年第 3 期。 ③ 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萧延中主编：《外国 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 年。 ④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 年在《在“中 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366.html。 ⑤ 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定性研究》，北京：《中共 党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再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上海：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两种文革说”的提出，有着很耐人寻味的社会背景。在 1980 年代，社会上没有人会讲文革的好话。但在 1989 年后的市场 化改革，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国营企业的“砸三铁”① ，把大 批职工推到社会自谋生路。与大量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出现的同 时，一些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国有资产，开始形成了权贵资本 主义群体。“两种文革说”强调了群众造反的合理性。与“两种文 革说”同时提出的，还有“三年文革说”，即把群众运动的时段作 为文革时期。认为“十年文革”实际上只有三年。② 两者在理路上 有一定的互通性。 在中国社会矛盾继续发酵的背景下，2006 年发生文革 40 周年 时，刘国凯又再度提出了他的“人民文革说”，认为“人民借文革 之机造反，反对官僚和体制”③ 。对于刘的“人民文革说”，一些 学者表达了不同看法。有的从造反派的角度，有的从领袖与群众的 角度，有的从个人经历上解释，有的从学理上说明。④ 这些文章的 共同特点是，摆脱了过去“奉旨造反”的刻板印象，摘去了当局给 “造反派”贴上的政治标签，呈现了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复杂性和 正当性。“两个文革”的提出，不仅是探讨文革历史，而且还有 对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关注。郑义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与民众的 相互利用，毛泽东要利用民众打倒他的政敌，民众则是“趁机造 反”，争取自己的权利。⑤ ① “三铁”是“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这是 1992 年初朱镕基搞国企 改革时提出的口号，拉开了国企职工下岗的序幕。一些地方还提出“以三 铁砸三铁”。即要以“铁手腕、铁面孔、铁心肠”去砸“铁饭碗、铁工 资、铁交椅”。 ② 王海光：《文化大革命时期》，郭德宏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 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 ③ 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2006 年 3 月 31 日。 载自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 屋出版，2006 年。同年，刘国凯在博大出版社出版《人民文革丛书》四卷 本（《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基层文革泥泞路》、 《人民文革论》）。 ④ 比较有影响的有：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刘自立： 《析“人民文革”》；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等文，参见《记 忆》，2009 年 2 月，总第 15 期。 ⑤ 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2004 年春，载自宋永 毅：《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出版， 2006 年。 徐友渔在史观和史实上不同意“两个文革说”，但又对当前中国 社会矛盾急剧发酵的情况提出了不无忧虑的关切，担心一旦中国 社会失控的话，又会有人用“打倒走资派”这样理直气壮的口号 来惩罚官僚特权，出现类似文革的大动荡。①另一方面，由于意 识形态制约和商品大潮冲击的双重作用，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历 史遗忘，乃至出现了历史记忆的集体断层。许多文革后出生的年 青人，对文革历史已是非常陌生了，对前辈谈及的文革情景恍如 隔世。而体制内新一代官员对文革历史的记忆空白，意识形态管 理体制的僵化，更是给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创造了体制条件。在 意识形态管控下，教科书版的历史虚构主义知识得到全面普及， 文革极其丰富的历史教训被简化为几句政治结论。由于文革的历 史面目模糊不清，加上社会不公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腐败程度日 益加深，一些社会底层民众错误地把文革当做维护民众权利的历 史符号，拥护文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 实用主义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佳拍档。 ① 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2011 年在《在 “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aisixiang.com。 在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国内文革史研究的处境十分尴尬。 官方的历史研究单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90 年代末，邓力群创办 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曾计划进行文革专题的研究，但很快就被停止 了。民间的文革史研究甚至被认为是异端，政治风险很大。1999 年 8 月美国华人学者宋永毅在国内收集文革小报等民间文革资料 时，被中国安全部门逮捕，理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 该事件为 1990 年代文革史研究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第四阶段：文革研究的开拓阶段。 从 21 世纪以来，文革史研究进入了别开生面的新阶段。外 部的政治社会条件，内部的学科发展条件都有了与前不同的重大 变化。 这段时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上高速增长与政 治上日益保守的体制性矛盾进一步发展，社会严重撕裂，当局言行 不一，原有的社会问题更加恶化。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和空头 社会主义的虚假口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分配不公更加严重，贫 富差距更加扩大，官员贪腐更加肆无忌惮，弱势群体更是求告无 门……，中国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回首历 史，重新解读文革，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一些底层 民众则把毛泽东作为维护民众权益的权威象征，寄予了许多假定的 意象。这是民间文革热的现实社会动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特别是 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沟通途径，大大增强了民众 的意愿表达能力。这就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 术条件。在新的历史因素作用下，新世纪以来的文革研究，其政治 性与学术性的冲突更加剧烈，各种议论，众说纷纭，问题所涉及的 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研究。这些情况，为文革史研究带 来了新的学术推动力。 第一，当前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加剧了现实政治与文革研究 的双向互动，给文革研究带来了新的政治社会因素。 首先是左倾思潮的回潮问题。一是要给文革翻案的思潮，一是 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这些年来越来越猛烈。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人 从拥戴毛，肯定文革，发展到公开膜拜“四人帮”，集会纪念江 青、张春桥，给他们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① 这是过去 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② 同时，一批极端的左派人士（毛左分子） 公然反对和诋毁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的领导人称为“资改派”。③ 这些左派人士不仅在现实中煽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还否定 了毛时代的历史错误，包括《决议》已经否定的历史错误，重新肯 定大跃进和文革。而且这些言论还得到了官方支持。如中国在 3 年 大饥馑时期只有 250 万人“营养性死亡”的不经之论，就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主办报刊首先推出来的。④ 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变成了戏 论，这是政治功利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 ① 从纪念毛诞辰 120 周年起，北京、河南、湖南等地不断有左派人士集会纪 念江青、张春桥等人，为社会所关注。如 2014 年一些人聚会纪念江青诞 辰 100 周年。2015 年又有人聚众纪念张春桥逝世 10 周年。 ② 1980 年中共当局进行“两案”审判，判处江青、张春桥为死缓。当时权 威媒体称之为“历史的审判”，赞扬说“人民不可侮，真理和正义不会泯 灭，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参见《人民日报》社论《正义的判决》， 1980 年 1 月 26 日。 ③ 参见乌有之乡网站上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等人的相关言论。 ④ 孙经先：《“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 怎样形成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8 月 23 日，9 月 9 日。 再就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返祖”现象。近来，有些 意识形态官员又重新翻出了“阶级斗争理论”① ，对知识界咬牙切 齿地放狠话，发表“砸锅党”② 的言论，对知识分子的封口更甚于 前。这是一种思想返祖现象，退回到晚年毛泽东了。最近，以求真 求实为宗旨，敢于刊载文革历史的著名国内刊物《炎黄春秋》被当 局强行接管，③ 这是延续了文革反智主义的余脉，意味着知识分子 与现政权的关系达到有史以来最低谷。 在国内知识界中，引人瞩目的是“新左派”的动向。秦晖认 为：“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 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 90 年代分裂为左右翼”。④ 主要角色是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两者的思想资源都是西方来的。徐 友渔将两者的思想分歧归纳为 7 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看待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⑤ “新左派”以西方 “后现代”理论为理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高度认同文革和晚年 毛泽东，现实的政治活动是支持薄熙来“唱红打黑”的“重庆模 式”。⑥ 2014 年，秦晖又提出：文革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被扭曲。 官方文革解释的困境与民众的想象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文革印象。他 认为：大跃进失败后，老百姓怨左不怨毛，而刘少奇等老干部是反 毛不反左。毛泽东先利用群众搞刘，然后又搞群众。⑦ 这是一种较 新颖的文革发生学的解释。 ① 著名的有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文稿》， 2014 年 9 月 23 日。 ② “砸锅党”其意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③ 《炎黄春秋》杂志社：2016 年 7 月 14 日第一号声明、7 月 15 日第二号声 明、7 月 17 日停刊声明。 ④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2004 年，http://www. aisixiang.com/data/4673.html。 ⑤ 徐友渔：《进入 21 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2007 年，http://www. aisixiang.com/data/15141.html。 ⑥ “新左派”关于文革的主要观点，可参见其代表人物崔之元的《毛泽东文 革理论的得与失》，2007 年，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54.html。 ⑦ 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2014 年，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7 79.html。 在当前的社会思潮中，一些在 1980 年代提出并认为已经解决 的文革教训问题，现在又被再度提了出来，而且还赋予了某种正当 性。比如早在拨乱反正时期就被否定的个人崇拜问题，如何对待领 袖、党、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如何认 识文革发生原因的问题，如何认识文革的群众运动问题，如何认识 反腐败的问题，重新认识文革体制的后现代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 的重复提出，反映了文革与现实的一种互动对应关系。这表明，过 去对文革的“彻底否定”是很不“彻底”的，还需要进行“彻底反 思”的补课。而一切真正的观念反思，都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知 识之上。这就使重建文革史实的学术研究要求，具有了当前社会关 怀的现实意义。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新时代因素。 第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搭建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民间讨论历 史问题的研究交流平台，使网络学术得以出现，其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 长期以来，官方把文革史列为研究禁区，文革书刊的出版基本 是被封杀的。网络学术的出现，降低了人们进入文革历史的门槛， 使历史话语权下降到了民间。在网络上，关于中共历史的讨论非常 热闹，许多都是敏感话题，各种议论众说纷纭。而文革史的话题， 更是大家关注的重中之重。在纸介媒体谈不了的文革史话题，在网 路上则可以公开讨论。网民对讨论文革的参与热情非常高。网络学 术平台的出现，民众广泛参与当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使文革研究的 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文革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这是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因素。 互联网带来了学术研究的一系列新变化，研究的主体和客体、 联系和交流都与过去大不相同：一是历史的话语权已经不再是行政 权力，而是学术权力。以往由官方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已不复存 在；二是过去在文革史研究中被正史所忽略的地方，包括一向不为 人知的隐秘角落，都在网上现身了，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 三是沟通了国内外的学术联系，促进了文革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接 轨，改变了过去文革史研究者独行侠的局面；四是民众话语权的部 分实现，许多历史的参与者提供了自己的文革经历，包括文革史的 负面人物都有了表达意见的地方，各种言论都有存在的空间，形成 了对话的多元主体。 随着网络学术的开展，还出现了专业性的文革史网刊，如《华 夏文摘增刊》、《往事》、《记忆》、《昨天》等等。① ① 这些关于文革研究的民间学术网刊，都是个人行为的无报酬纯公益的性 的阅读对象是对文革史感兴趣的小众群体，旨在提供文革史研究信 息，促进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这些网刊经过多年来的工作，有的网刊在 文革史学界已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如《往事》的编辑水准相当出 色，不亚于正规出版物。另一方面，网络在推动了民间学术成长的 同时，也有一定负面因素。如网络上流传的一些极不负责任的言 论，爆粗口的谩骂攻击，恶意编造伪史料，传播虚假信息，散布无 中生有的谣言等等，对平和理性的学术研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 响。但无论如何，纵观这些年来民间文革研究的发展，网络的推动 力应具首功。 第三，文革史的研究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队伍和研究 阵地都发生了学术化的转型，出现了“官退民进”的情况。 进入 21 世纪以后，民间文革史研究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形成 了新的研究队伍，出现了一批新成果。特别是近 10 年来，一些民 间研究者在文革史上做出了很有分量的研究。民间文革史研究者的 课题，大都与他们个人经历的某种因缘有关，所以比官史更具亲和 力。如在文革群众的问题上，徐友渔对造反派群体的研究、王绍光 对武汉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文革异端思潮的研究、王友琴对学 生暴力的研究、徐海亮对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研究、卜伟华对北京红 卫兵的研究、何蜀对重庆文革史的研究等等，都与他们个人文革经 历有某种关联性。而唐少杰对清华文革史的研究、叶青对福建群众 组织的研究，则都与他们工作单位的关联度很高。② ② 参见：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 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卜伟华：《北京红卫兵大事记》、北京：《北京 党史》，1994 年第 1 期；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他的异端思 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年；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唐少杰：《一叶知秋——清华大学 1968 年 “百日大武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王友琴：《文革受难 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 年；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 织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年；徐海亮：《东湖风云录—— 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 年；《武汉“七二〇事 件”实录》，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 年；何蜀整理：《亲历重 庆大武斗》，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年。 这些研究者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兴趣，不如说是学术责任。最典 型的是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 寻访实录》一书，共有 659 名受难者，材料主要来自作者的调查采 访。该书揭开了民族鲜血淋漓的伤口。但真正在社会上发酵，还是 在 10 年之后，“红二代”成为政治名词的时候。 这些研究者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兴趣，不如说是学术责任。最典 质，经营。海外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华夏文摘增刊》，1992 年创办。国内 网刊的生存状况更为拮据，生灭无常，但存在时间最长的是《往事》，也 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 体制内的党史研究部门，是以课题为导向的。这些年来，作为 国家队的官方党史研究，越来越走向宣传化，学术的创造力严重退 减，课题的学术含量越来越低，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基本还停留在 80 年代的水平上。有学者概括官方研究状况是：“万马齐喑，墨 守成规，毫无生气，无所作为”① 。与官学衰落的同时，民间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断出新，与官方研究机构的学术退化，观念陈 旧，成果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研究阵地上，由于这些年来官方党史部门很少再有推动文革 研究的举措，文革史的主阵地已经由官学系统转移到了高校系统。 高校系统的文革史研究路径，通常是从校史、地方史发展而来的。 因为高校的学科门类齐全，提供了文革研究的多学科工具，成果的 呈现形式更加丰富。据这几年笔者评阅高校的关于文革史硕博士论 文的体会，一些论文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有新的思考。高校的文 革史研究，范围大大拓宽，把原来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研究，扩展为 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如对服式、时尚、歌曲、电影、 娱乐、婚姻、家庭等生活领域的研究，这都是过去很少触及的方 面，丰富了文革史的研究内容。有的研究分量很重。如在文革观念 史的研究上，印红标关于文革青年思潮的研究，所著《失踪者的足 迹》一书，可谓是文革史十年磨一剑的扛鼎之作。② ① 卜伟华：《关于文革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009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三味书 屋的讲演，http://blog.sina.com.cn/sanweib。 ② 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2009 年。 第四，文革史研究的史源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官方史料扩 展到民间史料，由档案文献史料扩展到口述史料，由国内史料扩展 到国外史料，出现了多源化和多元化的局面。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状况是 表示史学研究进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的文革史研究，在史源 方面有重大突破。主要标志是民间史料的发掘，这是新世纪文革研 究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资料大都是从个人家里和机关单位流入 市场的。从私人的日记、信件、照片、批件、工作笔记，到一个单 位的全套档案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里面有大量的文革资料。 有些文革资料连档案馆也没有，都落到了私人收藏家手里。这些民 间保存的文革资料，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 面，可以做出许多研究课题。新史源主要情况如下： 一是民间史料系统的发达，出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常百姓家”的新格局。大量过去的密级文件流入市场，打破了过去 “史在官家”的史源垄断局面，来源广泛的民间史料成为研究文革 主要来源，降低了文革研究的门槛。特别是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 化大革命文库》的资料光盘，把大量文革史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 提供给学界使用。① 该光盘自 2001 年初版以来，已出了第三版， 共有 3500 多万字的规模，收集了大量中央内部文件和毛泽东、林 彪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这是一块巨大的学术奠基石，为体制 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平等地研究文革的资料条件，对促进文革史研究 的民间化，功莫大焉。另外，美国洛杉矶还有一个名为“中文出版 物服务中心”的机构，它们编辑出版的《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 编》，收集的文献资料数量更大，文件密级更高，而且都是文件原 件的复印件。这些文革史资料在海外的出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大 陆封锁文革史料的局面。这些原始史料具有的“立此存照”意义， 就当前的时势来说，也是对付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的最大 克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 二是口述史料系统的发展，以回忆录为主的口述史料的大量出 现，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和缺憾。在文革结束 30 年后，海内外 出版了许多“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者的身份各异，有 高层领导，也有底层群众。不仅个人（或家人整理）性质的回忆史 料，也有兼有研究性质的回忆史料② 。 ① 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出版：《中国文化大革 命文库》，2001 年第一版，2014 年第三版。之后，宋永毅团队还陆续出 版了《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2010 年），《中国大跃进 - 大饥 荒数据库，1958-1962》（2013 年），《中国五十年代初期政治运动数据 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2014 年），四个数据库共包 含了 32,000 篇文件。麦克法夸尔教授高度赞扬说：“整个研究领域也因此 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伙伴们一份沉甸甸的感谢之情。” ② 后者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如：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北 京：红旗出版社，2009 年。 不仅有记录和澄清有关史实的个体回忆，也有为了记忆和反思历史 的群体回忆① 。这些回忆录 的共同特点是个人和民间性质的。其中尤其以文革高层负面人物的 回忆录，最为研究者关注。这些人物参与文革高层决策，是许多重 大事件的知情者，他们知悉文革高层政治的内幕，又有给自己的事 情说清楚的主观动机，在回忆录中披露了很多内情，史料价值很 高。如陈伯达、王力、徐景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 作、戚本禹等人的回忆录② ，都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可以 补充文献史料的缺漏，与官方叙述形成一种对证和互证关系。但 是，任何当事人回忆都会有自我遮蔽和记忆错误的问题，需要加以 鉴别使用。 另外，还有些“文革”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也写了他们如何 参加文革运动的回忆录。如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回 忆录③ ，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主要成员的回忆录④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一些工人造反派领袖出版了回忆录。⑤ 他们大都在文革后被 审查，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回忆录不仅讲了运动情况， 还讲了他们参加运动的心路历程，是研究文革群众组织和群众造反 心理的重要史料。 ① 后者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如：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 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 年。 ②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田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 《王力反思录》上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陈伯达遗稿——狱中 自述及其他》，香港：田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年；《十年一梦——前上 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 《聂元梓回忆录》《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3 年； 《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 年；《吴法宪回忆录》，香港： 北星出版社，2006 年；《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年；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戚本禹回忆录》，香 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 ③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许爱晶编 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年；王大宾： 《王大宾回忆录》，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年。 ④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鲁礼安的回忆录《仰天长啸——一个单监 11 年的红卫 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⑤ 工人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重庆、四川、北京等地都有。以武汉等地最为 集中。 三是海外史料的补充，打开了内外互证的通道。本世纪以来， 中国学界收集了大量的国外有关对华的档案资料，有些已经翻译出 版，其中不少是关于文革的内容。有三套书特别重要。第一套是沈 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① 。该书共 34 卷 36 册，时间跨 度从 1917 年初到 1990 年代初，涵盖了前苏联内政、外交、军事、 社会、国际共运各个方面，有会议记录、电报电话、往来公函、 请示报告及批示、审讯案件及申诉、日记及回忆录、私人信件等 10000 余件档案文献。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中苏关系的 破裂有直接关系。这套苏联档案材料的翻译出版，对研究文革发生 背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第二套是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美国对 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② 。该书共 8 卷 15 编，其中第 8 编是文化大革命。其他编如中苏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 与第三世界等，也都涉及到文革外交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头号敌 人“美帝国主义”如何看待中国的。第三套是沈志华主编的《俄罗 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③ 该书共有 2625 件文件，是从 4000 多件有关中苏关系的俄罗斯档案中挑出来的。时间跨度是从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时期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弥补了上述《苏联 历史档案选编》中缺欠中苏关系部分的空白。这三套资料书所编， 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搞中国史的学者很难接触到。它们的公开出 版，为中国的文革研究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可以把 文革的问题放到当时世界环境中去认识了。【按：沈志华是臭名昭著 的反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年。 ②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09 年。 ③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1999.2）》， 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4 年。 在民间史源不断拓展的同时，官方史源也有新的进展。最具官 方权威性的是文献版领袖传记、年谱、文集，近年来得以系统出 版。特别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 年谱》等领袖谱传，披露了许多新史料。任何单一史源的史料都会 有其局限性，都会刻意遮蔽掉一些东西。所以，史源的扩展，意味 着客观性的增强和片面性的减少，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 总之，进入新世纪 10 多年来，文革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 都有了很大发展。在研究路径上，从过去的宏观研究，扩展到中观 研究和微观研究；在研究角度上，从过去的高层文革史的研究，扩 大到地方文革史和基层文革史的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从政治史领 域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生活史诸领域；在研究主体 上，由专家学者的小众研究，发展到大众参与的研究……。许多其 他学科的研究者，开始把他们的专业触角伸到了文革学的领域，做 出了颇有新意的专业性研究，推动了文革史的学术化建设。 当前阶段，随着网络学术的发展，民间研究的兴起，以及文革 史研究的史源条件的变化，史观方法的更新和实证研究的开展，推 动了文革研究全面的学术化转型，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增长点，文 革史研究出现了多主体、多领域、多角度、多视野的新的学术气 象。对此，笔者将在今后的文章中进一步进行论述。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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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om/gp/product/B08P1JJ7XH?ref_=dbs_dp_rwt_sb_tkin&binding=kindle_edition [Mark Wain 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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