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华人都可以生存得很好。因为与其他族裔的人比较起来，华人能吃苦，擅于艰苦奋斗。这是华人重要的特征，也是一种优势。

然而，虽然华人勤奋努力，但其动力却是病态的，所以勤奋得不到尊重。华人奋斗的动力几乎全都指向“发财”，没有对于知识、创造、公正、关爱等永恒性价值的追求。这使得华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环境中都被边缘化。比如在美国，华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几乎是最低的，排在黑人、印度人、中东人、穆斯林族群甚至非洲人之后。这种现象值得深思和分析。

汉文化所提供的人生动力，仅限于财富、权利和威望。用俗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做人上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放在人类文化的视野里，却是非常狭隘的、初级的、甚至是原始的。人类普遍具有对于精神意义的追求，有着对于公正、爱、真理、信仰等永恒价值的强烈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汉文化中却神秘地消失了，甚至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至少在许多人的心里是非常淡漠的。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奋斗的动力与人格健康水平有关。对神经症人格的人来说，人生奋斗的目的在于摆脱焦虑。而人类所有摆脱焦虑的动作，都会指向四个方向，即：爱的控制、金钱，权力，威望。选择不同的动作方向与人的焦虑来源有关：寻求“爱的控制”的人，往往是缺乏爱；追求金钱的人，是曾被贫穷所折磨的；追求权力的人，内心曾充满过无助感；而追求威望的人，则有过受羞辱的经历（详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著）

对照这四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神经症人格的四个努力方向恰恰就是许多中国人人生奋斗的目标。

第一，控制性的爱。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中国父母的眼中，似乎没有孩子会成年，终身都把孩子当做私有财产，进行全方面的控制。中国人的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都是这种关系的翻版，即以爱之名控制他人。

另外的三个方向：权力、财富和威望，那就更加是中国人的目标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饮食男女的快感，是中国人所有奋斗动力的来源。可以说，华人终身都在勤奋地摆脱焦虑，比如摆脱“被别人看不起”、“满足肉体欲望”等低级目标，这自然就缺乏感召力了。那些精神性的目标，比如探寻真理、追求正义、实践良知、传播爱等精神性追求就没有在汉文化中出现过。从这个角度来说，华人是普遍的神经症患者，其人生奋斗的目标无法指向创造性和道德感。这是华人虽然勤奋却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那么，汉文化这种普遍性的神经症人格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因在于汉文化缺乏“爱”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感内核。自古以来，汉文化就缺乏爱的教育。儒家文化强调的是等级尊卑，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道家文化、佛教讲的是空无一物、虚空，也不强调爱。近半个世纪以来强调的是斗争和对抗，是仇恨教育。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就把孩子分为“好生与差生”，制造恐惧感和羞辱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去哪里获得爱呢？怎么可能获得心理健康呢？所以，我们的内心普遍性地充满了敌意。人与人之间也缺乏信任，更甭说爱了。

敌意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关键原因。由于内心潜藏着敌意，在自己处于弱势时，不得不去压抑这种敌意以避免冲突；而自己当处于强势时，又不自觉地想展示自己的实力而制造敌意，甚至引发冲突。这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焦虑。为了释放自己的焦虑，神经症人格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指向“爱的控制、权力、财富、威望”这四个基本的方向。这反过来也能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神经症人格的基本指标。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奋斗目标无法超越这四个方向，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此人是一个被焦虑所控制的神经症人格患者。 

一个人只有具有健康的人格，才具有文化上的创造力，才能够具有使命感和正确的普世价值观。当下的某些中国人急于在文化上进行输出，想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精神产品，却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否健康，对世界是否有益。我们应该先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削减无处不在敌意和歧视、羞辱和征服，之后才能谈得上其它，否则会被文明世界拒绝、抛弃甚至耻笑——就象一个正常人平时会耻笑一个精神病人的某些奇怪举止一样。

只有中国人普遍获得了健康的人格和心理，摆脱了潜藏在内心里的焦虑和敌意，才可能创造出走向世界、被广泛接受的文明。

这才是我们亟需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