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是世界上最勤奮的民族之一。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華人都可以生存得很好。因為與其他族裔的人比較起來，華人能吃苦，擅於艱苦奮鬥。這是華人重要的特徵，也是一種優勢。

然而，雖然華人勤奮努力，但其動力卻是病態的，所以勤奮得不到尊重。華人奮鬥的動力幾乎全都指向“發財”，沒有對於知識、創造、公正、關愛等永恆性價值的追求。這使得華人在幾乎所有的社會環境中都被邊緣化。比如在美國，華人群體的政治地位幾乎是最低的，排在黑人、印度人、中東人、穆斯林族群甚至非洲人之後。這種現象值得深思和分析。

漢文化所提供的人生動力，僅限於財富、權利和威望。用俗話來說就是“升官，發財，做人上人”。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但放在人類文化的視野里，卻是非常狹隘的、初級的、甚至是原始的。人類普遍具有對於精神意義的追求，有着對於公正、愛、真理、信仰等永恆價值的強烈興趣。但這種興趣，在漢文化中卻神秘地消失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存在過。至少在許多人的心裡是非常淡漠的。

心理學研究發現，一個人奮鬥的動力與人格健康水平有關。對神經症人格的人來說，人生奮鬥的目的在於擺脫焦慮。而人類所有擺脫焦慮的動作，都會指向四個方向，即：愛的控制、金錢，權力，威望。選擇不同的動作方向與人的焦慮來源有關：尋求“愛的控制”的人，往往是缺乏愛；追求金錢的人，是曾被貧窮所折磨的；追求權力的人，內心曾充滿過無助感；而追求威望的人，則有過受羞辱的經歷（詳見《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卡倫.霍妮著）

對照這四個方向，我們就會發現：神經症人格的四個努力方向恰恰就是許多中國人人生奮鬥的目標。

第一，控制性的愛。中國父母對子女的關係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在中國父母的眼中，似乎沒有孩子會成年，終身都把孩子當做私有財產，進行全方面的控制。中國人的夫妻關係、上下級關係、官民關係，都是這種關係的翻版，即以愛之名控制他人。

另外的三個方向：權力、財富和威望，那就更加是中國人的目標了。升官發財、光宗耀祖、飲食男女的快感，是中國人所有奮鬥動力的來源。可以說，華人終身都在勤奮地擺脫焦慮，比如擺脫“被別人看不起”、“滿足肉體欲望”等低級目標，這自然就缺乏感召力了。那些精神性的目標，比如探尋真理、追求正義、實踐良知、傳播愛等精神性追求就沒有在漢文化中出現過。從這個角度來說，華人是普遍的神經症患者，其人生奮鬥的目標無法指向創造性和道德感。這是華人雖然勤奮卻難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 

那麼，漢文化這種普遍性的神經症人格是如何產生的呢？

原因在於漢文化缺乏“愛”這個極其重要的情感內核。自古以來，漢文化就缺乏愛的教育。儒家文化強調的是等級尊卑，把人分為三六九等；道家文化、佛教講的是空無一物、虛空，也不強調愛。近半個世紀以來強調的是鬥爭和對抗，是仇恨教育。學校從一年級開始就把孩子分為“好生與差生”，製造恐懼感和羞辱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人去哪裡獲得愛呢？怎麼可能獲得心理健康呢？所以，我們的內心普遍性地充滿了敵意。人與人之間也缺乏信任，更甭說愛了。

敵意是神經症人格形成的關鍵原因。由於內心潛藏着敵意，在自己處於弱勢時，不得不去壓抑這種敵意以避免衝突；而自己當處於強勢時，又不自覺地想展示自己的實力而製造敵意，甚至引發衝突。這就會源源不斷地產生焦慮。為了釋放自己的焦慮，神經症人格的人就會不由自主地指向“愛的控制、權力、財富、威望”這四個基本的方向。這反過來也能成為我們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神經症人格的基本指標。如果一個人的人生奮鬥目標無法超越這四個方向，那麼我們基本上可以判斷此人是一個被焦慮所控制的神經症人格患者。 

一個人只有具有健康的人格，才具有文化上的創造力，才能夠具有使命感和正確的普世價值觀。當下的某些中國人急於在文化上進行輸出，想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和文化精神產品，卻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是否健康，對世界是否有益。我們應該先提高自己的心理健康水平，削減無處不在敵意和歧視、羞辱和征服，之後才能談得上其它，否則會被文明世界拒絕、拋棄甚至恥笑——就象一個正常人平時會恥笑一個精神病人的某些奇怪舉止一樣。

只有中國人普遍獲得了健康的人格和心理，擺脫了潛藏在內心裡的焦慮和敵意，才可能創造出走向世界、被廣泛接受的文明。

這才是我們亟需努力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