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对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说  

    从民国成立到抗战结束，这段乱世，恰是中国学术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其伟大辉煌堪比战国春秋时的百家争鸣。生逢“世界大战者二”的陈寅恪，原抱定“河汾之志”，为民族培养一批优秀学子，尔后通过他们济世救民，改变世道人心。但他的愿望显然破灭，从而使得陈寅恪对当代人的影响也被一笔勾销。 
　　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一直担心“以夷变夏”。他在晚年的“发覆”之作《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中，又心存另外一份的清醒：历史之变，文化和文明的血脉凶多吉少。陈氏认为，“无自由之思想，便无优美之文学”。如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又，暮齿之年，膑足眼瞽的陈寅恪，以皇皇80万言长篇大论，追述明末清初一个“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柳如是，并为这位“被污辱与损害”的一代奇女子立传。陈氏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这便是“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用心之良苦，可感日月。 
　　然而，陈寅恪不幸生在一个“独立”与“自由”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的时代。尤其是陈寅恪生命的晚年，过得相当孤独与哀愤。“文革”爆发后，其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革命者”们开批斗大会的口实。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作为“国家的敌人”被打翻在地，并遭到“国家的主人”们人格的污辱，精神的摧残和肉身上的折磨与蹂躏。临死前，老朽之躯浑身上下被贴满了大字报，继而被赶出中山大学居住了多年的康乐园一号楼，进入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存身。历史的无情在于，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已被折磨得说不出话，身体虚弱得进一点流食都很困难，但“革命者”仍逼其交代问题，直至泪尽血泣，赍志以殁。这个悲怆结局，倒也应了曹公雪芹大师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预言。 

　   遥想当年，王国维自杀后，有人给他写悼词、挽联、纪念碑；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撒手人寰时，有学生冲击议会厅为老校长讨公道，另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与傅园、傅钟以兹纪念。可是陈寅格先生呢？经过“革命”洗礼，连他自己的学生都背叛了他。一个一生都抱定“河汾之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竟落得如此凄凉结局，实在令人扼腕。或许，从陈寅恪的生命历程与政治遭际的夹缝中，我们可找到“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一丝印痕与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