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稱為樣板戲的“總導演”，一半是自封，另一半卻也來自真實。因為沒有江青這個“總導演”，樣板戲就不會被抬到神聖無比的位置。然而，是戲就有落幕的時候。那些排演樣板戲的人，有的因此飛黃騰達，有的因此身陷囹圄……
　　 于會泳：一個才子的戲劇人生

于會泳是大才子，讚揚和唾罵他的人都承認這一點。于會泳是山東乳山人，1946年9月，時年20歲在老家已經當了5年小學教師的于會泳棄母離鄉，步行3天后加入膠東文工團。
　　 1949年8月，膠東文工團保送于會泳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進修。在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上，于會泳很快就異軍突起，1963年他寫出了《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專著。
　　 1964年，因參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的音樂創作，于會泳受到了江青的青睞。後來，他還參與了大多數樣板戲的唱腔設計。1968年5月，于會泳在《文匯報》撰文提出“三突出”理論，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次年，于會泳成為中共“九大代表”。
　　 在“九大”召開期間，《智取威虎山》一劇作為代表演出的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于會泳在演出的開場白中說:“……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齣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江青也似乎受不了這翻奉承，她站起來說，“會泳同志，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
　　 此後于會泳青雲直上，在1973年8月的“十大”會上，他又順利地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上，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于會泳隨之被隔離審查。他當時對自己還比較樂觀，1977年8月21日他獲准回家去取衣物時，還對妻子說：“審查完了後，會給我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大不了回膠東老家……”
　　 然而，僅隔一天，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對于會泳來說，這無疑是政治上的終身判決。8月28日，于會泳喝下了160毫升左右的“來蘇水”，自殺身亡。
　　 沈默君：連降9級，被逐出電影製片廠

　　 1961年，剛剛摘帽的右派沈默君(註：曾任三野解放軍劇院編劇，總政文化部創作組創作員，代表作有電影劇本《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等)寫出了《自有後來人》的電影劇本。1963年，這部電影一上映即引起轟動。
　　 接着，哈爾濱市京劇院排演了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上海滬劇團的凌大可、夏劍青也將其改編成滬劇《紅燈記》。此後，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指示中國京劇院總導演阿甲將滬劇《紅燈記》排演成京劇《紅燈記》。
　　 1964年，兩個京劇版同時參加了全國現代京劇觀摩匯報演出。江青決定把兩個劇合併為《紅燈記》。
　　 此後，現代京劇《紅燈記》劇本改了又改，編了又編。然而，沈默君“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劇《紅燈記》公演時，不僅沒有他的名字，連“根據電影《自有後來人》改編”字樣也徹底消失。
　　 不僅如此，在1966年“文革”前夕，沈默君被莫須有的罪名“兩開”(開除黨籍、開除軍籍)、“一保留”(保留公職)，連降了9級，同時被驅逐出長春電影廠，流放到安徽省貧困的樅陽縣接受勞動改造。
　　 沈默君直到“文革”後才得以復出，繼續創作，在《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紅燈記》上又出現了他的名字。
　　 汪曾祺：文壇怪才的“御用時期”

1966年春末夏初，汪曾祺作為北京京劇院裡的“黑鬼”、“小鄧拓”、“黑爪牙”，連同馬連良、趙燕俠、袁世海等大師級的“反動權威”、“戲霸”一起，被押上街頭遊街示眾，並在單位天天遭受到殘酷地批鬥。不過，由於其言行一向是謹小慎微。因而在每次的批鬥會上，他只是扮演一個陪斗的角色。
　　 1966年7月的一個中午，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讓他在當天下午4時收拾乾淨後，到劇院軍代表辦公室里去。汪曾祺趕緊理髮、洗澡、換衣服，誰曾想到，當他畢恭畢敬地走到軍代表辦公室，在首先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為人民服務，要鬥私批修”之後，只聽得軍代表對他表情嚴肅地宣布：“現在黨和人民給你一個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機會。”隨後，汪曾祺被一個年輕的軍人帶上，乘上了一輛黑色小轎車，直接駛向釣魚臺國賓館，並在十七號樓受到江青的接見。
　　 江青此番破例召見，正是為了修改《沙家浜》。此後，在前門打磨廠胡同和“廣和劇場”，汪曾祺等人隨時聽從江青的調遣，即席進行《沙家浜》的突擊修改和排練。
　　 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創作長達10年。因為受到江青的重用，“文革”之後，他又被列為“說清楚”對象，還被立了專案。後來，他寫道：我對於許多同志對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為我一直感念她的好處。她一到節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給她去賣命。有的同志說我是“御用文人”，這是個醜惡的稱號，但是這是事實。
　　 應該說，在許多人跳出來欲證明江青是一個壞人的時候，汪曾祺仍然是一個樸素的文人。
　　 後來，汪曾祺在1980年發表小說《受戒》，受到普遍讚譽，隨後一發不可收，出版多卷本《汪曾祺文集》，成為晚年大放異彩的作家。
　　 李承祥：把“娘子”變成“軍”的設計師

1964年，時任中央芭蕾舞團藝術室編導、33歲的李承祥開始《紅色娘子軍》的創作時，他不會想到這部芭蕾舞劇將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排練時，芭蕾舞演員們發現從原來的半踮腳尖地走路，轉變為平腳走路，腳後跟都適應不了；編導們則苦惱於傳統手法的失效：原本表現男女之間愛意的雙人舞動作用來表現瓊花和南霸天之間的衝突，結果自然啼笑皆非。最初這個舞蹈得到的評價是“太像娘子，不像軍”。
　　 隨後，李承樣和另外兩位編導蔣祖慧、王錫賢開始了“大刀闊斧”的創新。他們把西方的芭蕾舞和中國的民間舞、拳術、軍事動作加以融會，於是有了後來看到的吳清華“倒踢紫金冠”、“烏龍絞柱”、“掀身探海”等經典舞蹈動作。李承樣所編的第四場“斗笠舞”，也是運用中國民間舞素材與芭蕾技巧相結合，優美如畫，頗有民族特色。其伴唱的歌曲：“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斗笠送紅軍……”幾十年來已隨着舞蹈廣為傳唱，膾炙人口。
　　 《紅色娘子軍》被封為“樣板戲”之後，其地位堪稱登峰造極；可江青一夥的介入也給中央芭蕾舞團帶來了幾乎致命的打擊。李承祥後來也被作為“走資派”關進牛棚，一個月後因有人貼大字報替他平反才恢復了工作，但也僅限於演南霸天。1976年後，李承祥擔任了中央芭蕾舞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