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 5G，安息吧，謝謝參與遊戲。”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特朗普針對通訊行業發布行政禁令後發出這樣一條推特。

美國商務部隨後透露，將把華為及70家關聯企業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與此相關的禁令一旦生效，就意味着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批准，華為將無法向美國企業購買元器件。

對於一家全球化時代的科技企業，不能採購美國的元器件，可能面臨滅頂之災。華為的前車之鑑是中興——在被列入“實體清單”後，這家巨頭一時間“主要經營活動無法進行”。

因此，科頓認定華為要失敗退場，不是沒有理由。但也有專家認為，華為不同於中興，其“備胎”計劃、5G技術的專利護城河給它留下了博弈的籌碼。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稱，華為不同於中興，華為在科研和供應鏈的安排上比中興做得好。

華為供應鏈和美國企業

禁令對華為將產生多大影響，取決於華為供應鏈對美國企業的依賴程度。

2018年華為召開供應商大會，數以千計的供應商中，有150家主要供應商參加。華為為其中92家頒獎，這些企業中有33家來自美國，包括英特爾、高通、博通等芯片企業，占比超過三分之一。

這一比例與中興相似，後者約有20%至30%元器件，包括基帶芯片、射頻芯片、存儲等從美國採購，而這些核心元器件不易找到替代品，從而導致中興在禁令生效後陷入停滯。

與中興不同的是，華為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芯片企業——海思（Hisilicon）。但海思生產的芯片還不能完全覆蓋自己的產品線，華為依然需要直接採購美國芯片廠商的產品。賽迪智庫報告顯示，2015年華為的芯片採購總額140億美元左右，其中，採購高通芯片18億美元、英特爾芯片6.8億美元、鎂光芯片5.8億美元，博通芯片6億美元等，涉及多家美國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向BBC中文表示，禁令對華為中短期生產肯定有影響，對已經設計好但未完成器件採購的產品，影響最大。

為了讓美國撤除禁令，中興付出了巨大代價，包括14億美元民事罰款，還必須在30天內更換董事會和管理層，並允許由美國選擇的合規小組入駐檢查，成本由中興承擔。

“根據我們的研究，華為不同於中興，華為在科研和供應鏈的安排上比中興做得好。”黃錦輝稱。

此前，任正非對媒體強調，華為絕不會遭遇中興通訊那樣的情況，“我們多年來在研發上大量投入……中興遭遇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華為身上。”

5月17日凌晨，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表了一封致員工的信稱，“公司多年前做出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緩衝區已經消失，每一個新產品一出生，將必須同步 ‘科技自立’的方案。”

原本“擔心許多芯片永遠不會被啟用，成為一直壓在保密櫃裡的備胎。” “今天，是歷史的選擇，所有我們曾經打造的備胎，一夜之間全部轉‘正’。”

華為的提前準備和技術積累，被認為是其不會像中興那樣陷入停滯的理由。

黃錦輝分析，長期來看，華為依然有籌碼，在即將到來的5G時代，華為握有數量可觀的專利，能夠與美國等企業分庭抗爭。

比如，華為正在與高通進行專利談判，路透社透露，雙方的和解方案中就包括在5G技術領域進行交叉專利授權。如果完全撕破臉，中美在5G時代是“雙輸”的結局。

專利數據統計公司IPlytics發布報告顯示，截至今年4月，全球5G標準必要專利總量約6萬多件，中國企業申請的5G標準必要專利數約占35%，華為以15%的占比名列第一。

此外，華為可借已儲備的元器件完成短期的生產。海通證券分析稱，華為對此有預期準備，儲備大量短期需從美國進口的關鍵元器件。

“如果美國商務部在150天內確實出台進一步的管制方案並限制對華為出口，我們判斷短期影響華為可以克服，超過一年時間則需觀察華為打造自主可控供應鏈的進展。”

華為還有一個籌碼，即與美國企業的利益捆綁。華為並未上市，但華為在美的供應商“應聲而跌”。5月16日，美國芯片供應商高通與博通的股價分別下跌4%和2.33%。華為的光學元件供應商NeoPhotonic暴跌20.63%，創下近4年來最大單日跌幅。

華為的回應稱，（出口禁令）會對與華為合作的美國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影響美國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

分析人士認為， 美國高科技公司在中國市場的利益巨大，很多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利益不僅僅是中國市場本身，而是藉助中國高科技企業的產品進入全球，如果真正“脫鈎”，會損傷美國整體產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