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榕，北京八一中學畢業。大連理工大學材料學院工學學士，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能源學院工學碩士。

作者前言：文章爭議的焦點也無非我是否同情文革的壞人甚或還替她講了一點兒“好話”？在下以為，人性極其複雜，魔鬼天使常常集於一身，與其急赤白臉蓋棺定論某人的好壞，莫如從更大的歷史維度上探究一下什麼樣的社會大環境容易誘發某些人類展示人性惡？什麼樣的社會激勵人們爭相綻放人性善？ 站在今天看，為什麼那時會出現這麼一個你方唱罷我登場，顛三倒四盡情展演人性惡的社會舞台？這其實是我一直想弄明白並在《又見》一文中隱隱追問的。

2012年5月，出差去北京時見到了回國度假的中學班主任樊平老師。我和樊老師在老師回國前就約定，如果時間和情況允許，我們希望一起去見一見聶元梓。

1960年，聶元梓到北大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在經濟系擔任系副主任，而樊老師的父親樊弘老先生生前是北大經濟系的教授，因而與聶元梓稔熟。 

聶元梓和家人

樊老師回國前正在寫一篇父親在北大的文章，想利用這次回國的機會找聶元梓本人核實文章中的一些舊事。我則是1998年在北京與一個和我很熟悉的台灣老先生吃飯時，邂逅了聶元梓。其後，她曾希望我幫她在國外找人出版她的回憶錄，雖然我後來沒幫上這個忙，但就此算是認識了。

我還記得那一次見到聶元梓時，台灣老先生向我介紹她，說“這是聶元梓女士，她在你們大陸很有名啊”。我當時一震，聶元梓？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時被毛澤東稱為“寫得何等的好啊”的那張馬列主義第一張大字報的作者嗎？文革中紅衛兵的五大領袖之首。 我當時不過五六歲，對聶元梓的大名都耳熟能詳，可見當時她在中國的知名度何等之大。 

1968年3月，聶元梓（左4）與北大師生在頤和園

提到聶元梓這個名字，經歷過文革的人對她的感覺是很複雜的。我過去對她所有的“了解”都來自文革中她超大的名氣和粉碎四人幫後各種報章雜誌大量對文革回憶的文章。作為走資派的子女，我對文革中的紅人向無好感，她在我心目中應該屬於壞女人之列。那次事前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所以突然得見其本尊，甚覺意外。

坐在我面前的聶元梓那時已是一個年近80歲的老媼了，但看上去她的面容並不特別蒼老，戴一副銀絲眼鏡。 我記得那一次在座的還有一位吳教授，介紹之下也讓我吃了一驚，他是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的丈夫。上世紀80年代初我讀大學時，看遇羅錦寫的《冬天的童話》和《春天的童話》感動得稀里嘩啦，甚至失眠。

遇羅克兄妹在文革中極其悲慘的遭遇，通過遇羅錦一字一淚，細膩傷感的敘述喚起了一代人心底深處對文革慘痛的回憶。而遇羅錦帶血的筆觸更讓那兩篇“童話”在當時成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 吳教授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長得十分周正，人也健談，斯文之外還有點豪氣。讓人一見就喜歡。我記得當時我盯着他一直在問遇羅錦的事。

一個文革的標誌性人物，一個文革的極端受害者家屬，這樣兩位人物同時在座讓我很是不解，後來我知道他們兩位竟然還是很好的朋友。因為不熟悉，不好深問，只能將疑惑放在心裡。

時間過去了14年，現在想想，當年心裡的疑惑已經不惑了。聶元梓也好，吳教授也好，當政治的狂風巨浪退去之後，當人已不再被政治裹脅，已經回歸普通人本質的人，成為朋友有何不可？

這一次，樊老師帶我去見聶元梓之前，曾在電話中與我比較詳細地聊起她。我才知道在有些北大人心中的聶元梓並不是我過去“知道”的聶元梓。與大多數人對聶元梓的印象相反，北大經濟系不少人對聶是存有好感的，並認為她與其前任相比，工作認真負責，敢於承擔責任，生活作風正派，對知識分子很尊重。

北大文革前的黨委書記陸平與聶元梓的大哥聶真很熟，聶真文革前在人大作副校長，陸平通過聶真的關係把剛從哈爾濱調到北京的聶元梓要到了北大。當時北大經濟系的總支書記是陸平的“五朵金花”之一，但這個女人作風霸道，男女關係混亂，尤其是與經濟系的教授們關係非常緊張。陸平讓聶元梓到經濟系當系副主任，被經濟系的有些教授稱之為“來救火”的。 

聶到經濟系後，與前任的作風完全不同，工作踏實，與教授們的關係融洽，經常走訪教授和教師們的家。這次在聶元梓家，她還回憶起，當時厲以寧還是一個青年教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心情不好，情緒低落。聶元梓到任後，去厲以寧家拜訪，發現他住在海淀街上一個很破舊的平房裡，一個男人還帶着個很小的孩子，房子很小，一個破煤球爐，家裡凌亂得很。厲的愛人在吉林工作，兩地分居。聶元梓家訪回來後，馬上用組織的名義與厲以寧愛人的單位聯繫，希望把其愛人調到北京，解決夫妻兩地生活問題，以使厲以寧安心工作。

諸如此類這些小事使得經濟系很多教師和教授對聶很有好感。由於在經濟系工作獲得好評，哲學系出了問題，陸平就把聶元梓又調到哲學系“救火”。聶離開經濟系時，全系老師組織了一次頤和園游，歡送聶元梓，據說這在北大並不多見。這件事在聶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

聶元梓是全家參加革命，連父母帶小孩一個沒剩，都“投共”了。其中二哥的兒子被國民黨抓住並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活活燒死。當年她們家是趙紫陽的堡壘戶。 她本人就是紅小鬼，十二三歲就幫忙跑情報。做地下工作。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這家人都是“純革命血統”。聶本人不到20歲就到延安，受的完全是共產黨的正統教育。

她那一代從延安出來的人，把黨性看得高於親情，高於婚姻，高於恩典，高於一切，毫不奇怪。雖然陸平把她調到北大，對她也很看重，可她到北大後，逐漸對陸平的一些工作作風，官僚主義（其實還有生活作風問題）看不慣，不是聶元梓一個人，而是北大當時有一批人對陸平有意見，包括許多教授。

一開始只是工作上大家給陸平提意見，就事論事，希望他改進某些工作作風，但陸平採取了高壓政策，甚至準備將一些給他提過意見的人利用他們到農村搞社教運動的時機，把他們留在當地，不許再回北大。這下子矛盾開始激化，激化到了驚動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這些教師和學校的中層，越被壓越不服。於是有了那張後來著名的大字報。即使如此，也不過是一個大學內部的工作之爭，但是，這場爭執趕上了那時的“大局”，被發現了利用價值，於是這張大字報立馬成為“馬列主義的第一張大字報”，“寫得何等的好啊！” 

聶當時也不過就是北大一個系的總支書記，可是她呆的這個學校太特殊，她和其他七人給陸平提意見的大字報寫的時機也太特殊，這些特殊時期的一些偶然的因素都讓這老姐們兒趕上了。於是這張大字報成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個標誌。

一個小人物，突然讓“神”看上了，還給了個特高的評價。一夜之間名滿天下。不知換了其他人會怎樣？我想過這問題。如果當時是我，一沒留神被“神”看上了，我絕不敢保證我不暈菜，這是人性。聶顯然暈菜了。我估計在當時的情況下，可能換誰都得暈菜。那會兒只要是毛主席握過的手，大家都要滿含熱淚地搶着握，因為那是毛主席碰過的手。

非洲來訪的黑哥們兒送了幾個芒果給毛主席，他老人家說還是給工宣隊送去吧。供在清華大學。那傢伙！朝覲一般，一批批組織的人們潮水般對着那幾個芒果（我記得是七個）熱淚盈眶，山呼萬歲，把鞋都擠掉了。我當時不過幾歲，聽大人說那幾個芒果是毛主席送給清華工宣隊的，看了芒果就像見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心中生出無限嚮往。

誰說中國人沒宗教？誰說中國人沒信仰？對着幾個芒果都能拜成那樣，那會兒中國人的狂熱比哪個宗教遜色啊？我瞧着比現在的阿富汗塔利班還原教旨。《李雙雙》的作者李准文革後寫過一篇小說，專門描寫人們“朝覲”那幾個芒果的故事，精彩絕倫。

毛主席就過過手的芒果尚且如此，更何況毛主席他老人家親自表揚了聶元梓呢。五六十歲以上的人，見識過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的盛況吧？那幸福到歇斯底里的不是一個，幾個，幾十個，而是成百上千不止。

我倒不是想替聶元梓辯護，她也是人，而且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而且是從延安出來的人。毛主席把她捧上天，她焉有不識抬舉的道理。一夜之間，大名響徹全國，名滿天下，婦孺皆知。但是，天上肯定呆不長，早晚還得掉下來。也就一年多，她的利用價值就差不多了。江青將其軟禁起來。除了名滿天下時期的上躥下跳，後來的事兒，自願或不自願，可能也不是她所能左右的了。粉碎四人幫後，她為她當年的紅極一時付出了代價。

聶元梓被判17年徒刑。獄中指定她叫“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