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母钱钟元为人宽厚，眼界开阔，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她的兄弟姐妹、同事、亲友、保姆都极为尊敬她。尤其在先父失意时，她任劳任怨，带着重病竭力支撑家庭，直到突然离世，从来未向任何人诉过苦。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压力。

建国前，先父在海关升得很快，是同学中第一个晋升ADC（代理副税务司）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父亲和几个老同学组织大家罢工，父亲闹得最凶，以至于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对外公说，“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要闹？”

中共建国后，先父调北京筹建海关总署；地下党公开了，和他一起闹罢工的老同学都是地下党员，本来地位比他低，都定为处长（副局级），他不是党员，定为科长（副处级）。

先父心里当然不痛快，先母竭力安慰他。

1954年，先母查出严重心脏病，长期在家病休，只发60%工资。

1955年，先父被调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海关，调往五金进出口公司任科长（科级）。

他的处长文化不高，外文和外贸知识也不行，所以只是十五级，他是从延安来的康生式人物，是依靠整人爬上去的；对于父亲的十四级工资和业务能力十分嫉妒；整风运动时，他把父亲内定为右派，让父亲参加部长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反右开始后，他把父亲定为极右，从十四级降为十八级，下放农村，赶出外贸系统。在一次抗洪抢险中，先父作为右派分子只有冲在前面，被洪水冲走，离悬崖一米多远，被一个农民一把拉住，总算捡了一条命。这些都深深压在一个严重心脏病人心里，无人诉说，无处发泄。

先祖母原来一直住在无锡在佛堂修行，58年大跃进被赶出来，只好到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由于先祖母长期脱离外界，经常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的要求，使先母经常十分为难。

当时，先父每月工资少了五十元，经济十分紧张，入不敷出，先母以重病之躯，一个人默默承担着，左支右拙，甚至于不得不向六舅借钱；六舅知道我家当时困难处境，要帮助姐姐，先母一定要给他公债才肯接受。

直到我大学毕业回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母亲不但在经济上松了一口气，心情上也得到极大安慰。由于大跃进工作过于繁忙，我平常大多住在设计院内，一礼拜回家一两次。1959年2月26日早晨，忽然接到电话，母亲突然去世，对我无异晴天霹雳，一时手足无措，幸好五舅正好出差在京，安排一切，由于通讯不方便，先父五天后才赶回来。后事五舅已经安排妥当。

我十分后悔，我在北京工作的几个月中没有每天回家陪陪娘娘，给她一些心理安慰，也许能够多活一些时间。每当我想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心里就是一片茫然：悔恨、自责、内疚、负罪、悲伤、无助，还是被欺骗而产生的愤怒···连我也说不清楚；我有时候无意中哼唱出河北民歌《小白菜》：

亲娘呀 亲娘呀
亲娘想我 谁知道呀
我想亲娘 在梦中呀
桃花开花 杏花落呀
想起亲娘 一阵风呀
亲娘呀 亲娘呀

我总会想：如果娘娘还在，我现在会是怎样？我也不知道！

我外公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精英家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在建国后大多命运多舛。

外公是无锡商会会长，国大代表，曾经和苏南资产阶级联名通电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还曾经派二舅冒险渡江给共军送秘密情报。建国后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苏南行署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57年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期间，应邀参加毛泽东亲自召开的座谈会，发了言，被打成右派，撤去一切工作，从行政八级（月薪280多元）降为十一级（月薪1801多元）。1961年夏天我去无锡探望外公外婆，外公依然忧国忧民，直言不讳地说农村生活极为困难，农民极为不满，现在共产党只能够依靠三百万军队维持统治。文革中外公被抄家，二老住在不到五平米的楼梯间内，最后外公因为疾病得不到治疗而病逝于楼梯间内。

大舅钱钟韩自小与钱钟书同学，钟韩老是第一名，但是中英文永远是第二，因为上面有一个钱钟书压着他。1933年钱钟韩以全校第一名（交大历史上总分第二）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成绩高于同届机械系毕业的钱学森）。赴英国伦敦大学读研究生后赴瑞典实习，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后一直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参加学生的民主运动（内子三叔戈定邦时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与大舅相识。三叔再三考虑后于48年底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1979年回国探亲，中国领导人接见。内子曾往探望，精神很好。如果当年不走，在大陆不知道能否保住性命？今年我们的外孙考上加大伯克利分校，可惜三叔早已不在。）

建国后大舅一直在南京工学院（中央大学）任教，担任副院长，评为一级教授，大舅认为自己年轻（当时44岁）坚决不受，只接受二级，文革中竟然成为一条罪状，说他“故作清高”。

文大舅母沈慧贤194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早就应该晋升副教授，大舅作为主管副院长一直压着不批，同事看不过去，大舅却说只要我主管这事，就不能批我爱人。直到大舅被免去副院长，文大舅母才晋升为副教授。

1957年反右时大舅没有任何问题，由于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右派，他被停止预备党员资格；并且被撤销副院长职务。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度只发50元生活费。文革以后，党委要求他再写入党申请书，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误，拒绝再写申请书，经过组织上再三谈话，他从新写了申请书，立即为他恢复党籍，党龄从1956年算起。这件事令我莫名其妙！

1980年中国恢复评选中科院院士，大舅首批当选。后来担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江苏省政协主席。

1986年我回南京参加外公百年诞辰纪念，大舅还是住在他在南京工学院的旧教授宿舍，坐的是波兰的“华沙”牌汽车，表弟同生告诉我，江苏省的省级领导都是住小洋房坐德国或日本进口汽车，大舅是正省级，自己不说话，也没有人管。

大舅有一个习惯，一有空就做数学题，官至正部级依然不改；一次小舅舅去看他，看到已经八十多岁的大哥还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这个被称为“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世界数学难题。

二舅钱钟汉1934年第一名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建国后担任无锡市副市长，1957年参加江苏省委召开的座谈会发了言，被打成右派，从行政11级（月薪180多元）降为17级（月薪97元），撤去行政职务。

文革以后，平反右派，恢复原级别。由于身心受到折磨，七十二岁即去世。

陈丕显和外婆家关系比较近。陈丕显夫人就是外婆的侄女；建国前二舅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长江为共军送情报。49年六七月份上海刚解放，陈丕显就派车来接我们去看苏联歌舞团的演出，陈毅就坐在我们前面不远处；后来陈丕显出任苏南行署主任，与外公（副主任）同事；所以陈丕显与外公家感情比较深；57年反右时陈丕显就曾经试图保护三舅（同济大学教授，桥梁专家）三舅坚决不认错而未果；83年陈丕显已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去上海开会，还专门在无锡下车去看二舅（静汝父亲）。

当时文革已经结束，许多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尤其像二舅这样的高级民主人士；所以陈丕显专门问二舅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二舅一再说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二舅和外公被打成右派，对于他们子女的影响是深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静汝；1962年，我有事情回北京，正好静汝毕业分配，她上的是北京工业学院，是国防工业的院校；她想去无锡的一家保密工厂；学校不同意；静汝非常生气，心情十分沮丧；我当然明白，她父亲和祖父都是无锡的大右派，那所工厂又是保密程度比较高的军工厂，她当然去不了，她却不明白。我一看无法和她解释；就带她出去玩，像小时候一样说说笑笑，还看了一场电影《自由之风》，这是一部苏联轻喜剧，看得很开心，静汝似乎有点忘记烦恼了。

静汝的大弟弟汝骥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却被分配在崇明岛一所中学；小弟弟汝虎从安徽农村回上海后没有正式工作。这些都是受到二舅的影响。二舅却从来不向组织提起。

这似乎就是外公家的家风！

三舅钱钟毅，1937年第一名毕业于交大土木系，1943年考取公费留美，1947年回国来探望先母，随手从口袋取出博士证书，说博士不稀奇，一个学校每年出几百个博士，但是每年只出一个桥牌冠军，他就是桥牌冠军，还有一个银盾；有一次六舅看三舅和朋友打桥牌，叫完牌以后，有人有事情走了，牌放在桌子上；两天后回来，三舅还清楚记得每个人的牌。三舅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一次去北京出差，在火车上看一本俄文专业书，觉得不错，顺手翻译了出来，到北京交给出版社就出版了；对于一般土建图纸，三舅不必事先计算，边画边算，一气呵成，而且图纸非常漂亮。三舅为同济大学桥梁专家；评为二级教授；三舅认为自己应该是一级，竟然被打成右派；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认为此事与反右派无关，要保护他，他坚持自己应该是一级，被同济大学党委降为四级（教授最低级），调往厦门大学；直到文革以后，右派平反，回到同济，恢复原来级别。由于身心受到折磨，七十二岁即去世。

五舅钱钟鲁56年调北京组建第五设计院（后来的七机部）为高级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57年由于与家庭界限不清，被延长党员预备期，经过多次检讨才转正；不久被调去包头工作，后来调至山西大同70研究所（坦克研究所）任总工程师，文革中被批斗抄家；文革后，去五机部工作；60岁退休后与几个同事创办北方工业公司。

六舅钱钟彭在1946年21岁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他的数理化成绩均为满分，可以与理学院学生相比；他英法德语能够说、听、写和读小说，据先父说他发现六舅在大学毕业时已经读过主要英文名著。当时美国人办的上海电力公司招聘两名工程师，由于待遇好工作稳定，报名者达160余人，不仅均为名校毕业生，许多人已经是工程师；六舅为刚毕业学生，而且没有学过电机学，借了大舅的讲课讲稿看了一遍就去应试，一战而捷。后来他回忆说，第一关笔试题量极大，正常根本不可能答完，所以只有两个人答完；他由于数理基础扎实，许多推导过程都简化了，所以能够答完；第二关面试，八个英美工程师围着他你一句我一句随便提问，他不卑不亢，一一回答。

记得49年六舅对先母说过一句话：落后势力战胜先进，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这句话给我印象极为深刻。当时六舅才二十四岁！

钱钟书有一次看到六舅写的诗大为惊讶：九子居然能够写出这样水平的诗！（六舅在表兄弟中排行第九）

29岁时六舅调任兰州热电厂总工程师（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并带队去苏联实习。

1958年大跃进，兰州市用电量供应不足，经过研究认为瓶颈在于软水设备能力不足，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批示直接将黄河水灌入锅炉，六舅坚决不同意，舒同亲自下令将黄河水灌入锅炉，不久，两台240吨的大锅炉爆炸成为废墟；六舅立即被捕入狱，在监狱中六舅读了大局为他弄得到的俄文版马克吐温全集，为了欣赏原文的《好兵帅克》，六舅自学了捷克文。

一年后，冤案查清楚，六舅没有任何责任，但是出狱后还是被免去总工程师，技术职称降一级。六舅想回南方工作，外公要求他在哪里跌倒还在哪里爬起来；六舅就留在西北电管局工作，文革以后成为副总工程师，因为他不愿意入党，所以只能够当副总工程师，但是他是西北公认的最权威的电力工程师，西北地区电厂最难解决的难题总是请他去解决。

六十岁时，六舅已经要借助助听器与人对话了；一次去西德出差，在莫斯科转机，他不知道，下了飞机就与人讲德语，一听对方说俄语，他立即与对方用俄语交谈了起来。

六舅为人宽厚，淡泊名利，本来应当长寿，却因为医疗事故，误输入丙肝血液还不知道，小舅母（内科专家）去西安出差发现六舅神情不对，赶快检查，为时已晚。只活了75岁。

对于六舅突然离世，先父和我都分外悲痛。2001年，我去河南出差，专程去西安探望六舅母和表妹；睹物思人，分外伤心。在上海外婆家天天晚上听六舅讲故事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小舅舅钱钟泰从小和我一起长大，小时候打仗，他和先大舅钱钟书一伙，我和静汝一伙，有时候把我打哭了，大舅母杨绛就批评先大舅，还拿出巧克力糖果哄我，健汝姐姐（钱媛）如果在家，也会帮我们批评他爸爸。

1952年小舅舅考上南京工学院，53年选送留学苏联；在著名的列宁格勒光机学院学习。1959年回国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参加筹建计量科学院；文革以后，小舅舅已经是计量科学院权威，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计量科学院总工程师、副院长；由于在人大会议上质询尖锐使得部长下不来台，不让他当人大代表，改当政协委员，还是因为提问尖锐，政协委员也不让当了；1989年六四事件时由于支持学生，被免去副院长；也不被提名为院士候选人。作为一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小舅舅60岁就被迫退休。

许多人觉得小舅舅很傻，我却始终不以为然：他只当了一届人大代表，山西农民申纪兰从第一届开始至今已经当了六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从来没有提过意见，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钱钟泰和申纪兰，谁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钱钟泰不是院士，却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继承的是钱家刚正不阿的家风，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传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看看今天大陆院士评选乱象，他们需要的正是大写的“人”。

三外公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也是一位国学大师；建国后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冬天去世，一直和女儿钱钟霞生活在一起。文革结束后，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忽然通知家属为钱基博平反右派，钟霞阿姨表示抗议，说三外公不是右派，查档案，华中师范学院已经将他内定为右派，未及宣布，三外公已经去世。

钱钟书夫妇在1948年末曾经和胡适等人在朋友家讨论局势和苏联的实际情况；当时，联合国和英美台湾多所大学要请钱钟书；他们却不想离开祖国。但是对于共产党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对于政治运动一直很冷淡。只是以读书、教学、翻译《毛选》度日（他是《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总编审）。后来才知道57年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所以几次邀请他参加座谈会，他一般不发言，不得已就说几句正确的话，使党委无从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去农村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纷纷来拜访他，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外国人到中国要看三件宝“爬长城、吃烤鸭、拜访钱钟书”，于是，钱钟书像出土文物一样从新被中国人认识了。

有一次在国际汉学大会上，钱钟书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汉学家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钱钟书的。

胡乔木和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为同班同学；改革开放后，胡乔木贵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竟然屈尊去拜访钱钟书，钱钟书不卑不亢，只是以老同学身份与之叙旧；回去后，胡乔木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有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钱钟书并未为所动，依然读书、写作如旧。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博学连钱钟书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据决不会错。她的姑母杨荫余为第一任北京女师大校长；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杨绛与林徽因等成为民国时期一代才女和大家闺秀的典范。自尊、自强，但又温柔体贴，包容大方，甘愿牺牲、甘愿奉献，相夫教子，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抱怨、不诉苦，再大困难也是独自默默承担。

我有幸在娘娘和大舅妈两位大家闺秀身边长大，是我一生的幸运；但是却生在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我生下来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然后是苦难的八年抗战；我在上海和爷爷生活在一起，五岁时出麻疹，爷爷怕我吹风，关在一间小房间里，让我在一个小电灯下看书，一个月后我出来发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一检查为450度近视，我是未上学先戴眼镜；小学毕业时已经是650度近视。成为我和父母的终身遗憾；对于我一生的学习和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影响；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父母和我相隔天涯，是决不可能这样的。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接着是一次更大的民族灾难，六十多年了来，毁灭了我们民族多少精英和历史遗存？更加可悲的是几乎毁灭了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培养了几代只有知识没有文化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几百名右派分子校友回到母校讨要说法；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劝他们：年纪大了，要忘记过去恩怨，否则对健康不利。右派校友怒斥道：你知道我们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吗？钟南山无言以对。

他们在这里弄错了一个概念：个人恩怨应当忘记，否则于健康不利；问题在于，反右派不是家仇而是国恨、民族灾难的开始。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就是对民族、对子孙不负责任。君不见特权阶层正在拼命篡改、隐瞒历史，以便使他们的特权可以世世代代永远传承下去吗？

一个破坏人类文化的时代，也必然是知识分子遭殃的年代。钱家的命运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命运的一个缩影。

倬云哥一直在怀念抗战期间和先父母一起生活的情景，先母干女儿（地磁专家、研究员）也十分怀念那段生活。她回忆说：

1958年我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即将到北京上学。父亲和母亲嘱咐我到了北京，一定要去看干妈和干爹。病入膏肓的母亲对我说了抗日战争当年的一段终身难忘的往事。

当年干爹和我父亲都在临时搬迁到万县的海关工作，大家都住在万县乡下的农民家。干爹级别比我父亲的高，所以干爹和干妈有床睡，我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口睡地铺。那时我1岁，母亲得了伤寒，又怀着大弟弟。母亲说：“干妈人好，她提出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铺。干爹脾气好，听干妈的。”所以，母亲对我说：“干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将自己睡的床让给有传染病的孕妇一家，而自己两夫妇睡那么潮湿的地铺。现在，大家觉得共产党员很高尚，我认为共产党员也做不到。”

我妈怀孕还得了可怕的伤寒病，她担心自己会死。死了以后如果父亲再续弦，她担心我会没好日子过，于是放心地将我托付给了世界上最好的好人干妈和干爹。

干妹的这段回忆，情真意切，真挚感人，形象、生动而真切地表现和评价了先母的为人！我想就以这段回忆作为这篇博文的结束吧。

大雄哥哥关于许、钱二家的故事，

首先想到初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其次想到：

如果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早生50年，

如果他们在国外，

如果.....，

当然，不会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