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今天搞科研的各种乱象，不由想起五十年前的自己。

1958年二十一岁从天津大学毕业，经过五年的折腾，我来到了太原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

太原钢铁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合金钢厂，太钢耐火材料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之一；设备先进，有很好的试验车间；我在研究室工作；一位1940年清华毕业的老工程师（右派、历史反革命）根据国际耐火材料发展方向，提出研究不烧耐火材料。

不烧耐火材料研究是从水泥结合的耐火混凝土开始，再推向其他胶结材料，，所以不烧耐火材料也称为耐火混凝土；如磷酸盐混凝土、水玻璃混凝土等等。

这里面关键是研制一种适合于耐火材料的胶结材料；我是第一届耐火材料本科毕业生，不但学过耐火材料，也学过胶凝物质工艺学，就由我主持这项研究；

我发现国家建筑材料研究院也在研究耐火混凝土；他们是为火箭发射台研制的；由于不懂得耐火材料的变化机理，只是简单地增加建筑用高铝水泥中的氧化铝含量以提高其耐火度，制作成低钙铝酸盐水泥，在火箭发射台使用成功，获得国家发明奖。

我在研究工作开始时，根据耐火材料变化机理；提出研制耐火混凝土的基本原则：

耐火混凝土中的胶凝物、骨料和细粉在加热过程中是不断相互反应的，所以应当把它们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1， 水泥主要提供强度，以提高其强度为主，不必过于追求其耐火度；强度高的水泥可以减少用量；整体混凝土的耐火度自然就高了。

2， 混凝土在加热过程中一般都要降低强度；研制水泥要尽量减少其加热中的强度损失。

3， 与建筑水泥不同，耐火混凝土硬化以后很快就要烘烤；所以耐火混凝土用的水泥要求快硬，尽快获得高强度。

低钙铝酸盐水泥增加了氧化铝，提高了耐火度，但是强度损失很大，尤其是早期强度很低，使用极不方便。显然是不合理的。

按照我的原则，我们研制成功现在被称为“高铝水泥一65”的耐火混凝土专用水泥。

我们研制的耐火混凝土在冶金设备使用获得很大成功。尤其是在炼钢炉上获得成功；因为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温的钢水是不能碰水的，而耐火混凝土总要含水的；烘烤只能够烘烤掉物理水，其中的结晶水在高温时出来还是会开裂爆炸；我们根据混凝土脱水曲线进行烘烤，将其彻底烤干；在炼钢炉上使用成功，这在冶金工业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这一技术突破意义十分重大；耐火材料80%以上用于冶金工业；如果不能够用于冶炼设备，将不可能大量使用。在冶金炉上使用成功以后，我就预言不烧耐火材料将可以替代大部分耐火材料。当时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现在发达国家70%以上的耐火材料为不烧耐火材料；我国钢产量和耐火材料产量均为世界第一，耐火材料中一半为不烧耐火材料，产值达到几百亿；不烧耐火材料投资少、工艺简单，造就了不少亿万富翁。

以鞍钢耐火厂王总为首的耐火材料检查组代表冶金部来太钢耐火厂检查工作；听说我们有不烧耐火材料，大为惊讶，听了我的汇报和看了我们研究成果，极感兴趣；向冶金部耐火处做了汇报，钟香崇处长（耐火材料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科院院士）极为重视，来太原看了我们的工作和听了我的汇报，对我提出的理论、写的文章、规程和标准，以及我们的工作和对于不烧耐火材料的前景展望等等极为欣赏；回去向冶金部部长做了汇报，并建议在太钢耐火厂建立一个示范性耐火混凝土试验工段。在我和厂长去冶金部商量拨款时，钟处长对我们说：你们太钢耐火厂的耐火混凝土研究工作应当用金字写在中国耐火材料发展史上。

《太原晚报》（太原市委机关报）知道了，派记者去冶金部了解情况；耐火处明确告诉她：耐火材料从烧成到不烧是一个重大的工艺革命，是世界耐火材料的发展方向。记者就来采访我，并且在1965年十月的报纸头版介绍了我的科研工作。

我主持设计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耐火混凝土工段，制定了第一套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

我还应鞍钢耐火厂的邀请，去工作了两个月，从零开始，帮助他们掌握了全套耐火混凝土技术；他们很快建了一个很大的不烧耐火材料车间，在鞍山钢铁公司大量使用。全国主要耐火材料厂纷纷来学习和建设不烧耐火材料车间。

冶金部先后指示冶金建筑研究院和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派出工作组和我们组成冶金部耐火混凝土工作队进行不烧耐火材料研究；后来这两批人就成了中国不烧耐火材料研究的主力。当时我们在不烧耐火材料方面的技术水平完全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太钢从西德引进的一套转炉设备，所用的不烧耐火材料我们都仿制成功了。而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不烧耐火材料技术显著落后；八十年代引进的宝山钢铁公司的许多不烧耐火材料中国已经不能自制而不得不用外汇购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两个研究院的人都回去闹革命了；我被调入最主要的车间担任技术组长，后来任生产技术副主任。历史上耐火厂的厂长、总工都是从这个车间提拔的。表面看似乎是重用提拔，但是我很清楚这是过河拆桥。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痛快地将研究成果交给了他们，因为这是某些人以党委名义做出的决定。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听说我被调去生产车间工作，《耐火材料》杂志编辑部派了一位编辑来找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有关不烧耐火材料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展望的综合性文章，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但是声明只是我个人意见，不能用集体名义发表。他们表示按照当时政策不允许用个人名字发表，即使是权威人士也不行。我要求将原稿退还给我；他们说在院内传阅时找不到了。令我欣慰的是，我看他们发表的文章，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方向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理想的胶结材料应该是耐火材料本身的超细粉（当时还没有纳米材料的概念），利用超细粉表面的分子间力将材料结合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混凝土在加热过程中强度会越来越高，而且有很高的耐火度；后来，随着超细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二氧化硅微分的大量应用，证实了这个观点。

后来，随着不烧耐火材料的大量使用，除了水泥以外，各种胶结材料越用越多，这些材料都是从其他行业借用过来的，不完全适合不烧耐火材料；我给冶金部耐火处写了一封信，建议开展不烧耐火材料专用胶结材料的研究，我当时提出了高模数水玻璃、氨水玻璃和萃取法制取廉价低浓度磷酸以及用石灰乳与氧化铝生产中间产物共沉淀制造纯铝酸钙水泥等等，讲述了物理化学原理和设计工艺流程、预计经济效益等等，建议组织研究工艺，确定流程，制定标准，组织生产。后来，冶金建筑研究院主管材料的副总遇到我，告诉我：冶金部把我的信批转给了他们；他们院老一代研究材料的都是学土建出身的；后来来了一些学材料的，但是没有学化工的，所以没有开展研究。

以后我就没有再过问不烧耐火材料的研究工作了。

我调离开研究室以后，他们工艺研究进展不大；但是，太钢作为中国最大的合金钢厂，在钢材品种和炉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在推广使用方面做得不错。

1978年，冶金部将太钢耐火厂的“耐火混凝土的研制和推广使用”报请全国科学大会授奖；由我的继任者代表单位去领奖；许多人为我鸣不平，尤其是和我一起研究和建设的老工人；我是早在意料之中；我劝他们，奖状是给集体的，咱们都有份；全厂和冶金部都知道咱们的工作。

但是这种知识产权不明的情况却在我调离冶金系统以后带来了一点麻烦。

文革结束以后，冶金部耐火处一再要太钢让我搞科研工作；由于利益关系，太钢一直解决不了。冶金部所属院校中，东北工学院重点发展炼铁，北京钢铁学院重点发展炼钢和轧钢，中南矿冶学院重点发展采矿，武汉钢铁学院重点发展焦化和耐火材料，冶金部建议调我去武汉钢铁学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在武汉钢院开一个盛钢桶内衬材料学术研讨会；我们车间是生产盛钢桶内衬的，我查阅了中、英、俄、日文文献120多篇有关文章，写了一篇综合论述盛钢桶内衬使用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报告，讲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应代表要求又讲了一遍；武汉钢院的许多老师都听了。我的讲稿被《耐火材料》编辑部要走了，又是在院内传阅中找不到了。我实在没有时间再写一遍了，就另外写了一篇我的研究报告登了。

我回去以后，武汉钢院给太钢发来商调函，冶金部也催太钢；太钢把我的请调报告送到太原市人事局，就不闻不问了。

这时候，冶金部委托武汉钢院举办一个耐火材料进修班；我想正好去体验一下武汉的气候，就要求去学习；当时太钢正准备按照“四化”要求组建各级领导班子；我走上三个月正好少一个竞争对手，很痛快批准我去学习。我在武汉住了三个月，还没有到夏天，又潮又热，已经受不了了。

我想去冶金建筑研究院，北京户口太紧张，只能够先解决我一个；我已经超过四十五岁了，实在不能够再等了。

经过天津大学教授推荐，天津有研究所答应给我四个天津户口；为了加快调动进度，我上中央党校找到正在学习的山西省委常委张维庆副省长（后来的中央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直接诉说了我的情况；张省长很痛快，给太钢党委写了一封信。有了这封信，我还办了将近一年才调入天津。

到了天津研究所不久即担任了水泥室主任，有人不服，认为我是搞耐火材料的；党委书记说明我是研究特种水泥的，我的论文他都看了，从基础理论到生产、应用，他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人对于一种水泥有如此系统研究的。

接着又恢复审批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是第一批，我刚来，人们意见更多；我拿出全国科学大会奖状复印件，但是查我的档案没有任何记载；我拿出报纸介绍我的文章，又去冶金部科技司（发证单位）开证明，科技司很痛快，对于我在耐火混凝土研制和推广使用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给予很高评价。至此，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科研成就才算进入我的档案。

我没有想到的是引起一个行业工艺革命的重大成果，从基础理论到中国第一个试验工段，到使用技术和一系列突破创新的研究工作，连冶金部和大研究院都知道，报纸上头版头条介绍的科研成果，在我的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记载。看来，我们的档案只记载政治情况，对于知识分子的业务成就是一点也不关心的。

一个不尊重知识分子的社会是不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而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从毕业到退休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只有一半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大多在领导的盲目决策和瞎指挥中做了我不擅长的工作。为了能够搞科研工作，我化了将近五年的时间跑调动，还惊动了省长才达到目的。这五年我能够搞多少研究啊！

华罗庚右派名言：东行五里。西行复五里。时乎时乎不再来！

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在这种折腾中浪费了多少时间和机会！失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幸运的是在我黄金年龄的时候，我抓住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的几年为中国耐火材料工业的工艺革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人事纷争而被迫中止了我的研究工作。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我在不烧耐火材料方面的工作和以后的遭遇，不但引起冶金部的关注，包括钟香崇院士在内的许多耐火材料老专家也都是知道的；母校的老师也十分关心我，他们为我联系工作单位；我调来天津工作以后，他们想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陶瓷发动机的名义调我回学校工作。

当时天津市对于天大、南开等人事关系不归天津市管的单位的户口卡得很紧，引进特殊人才也不给家属户口；对于市属单位则比较宽松，像我们双工程师带两个孩子都能批。

我的户口等一切办妥后，天大发来商调函，，提出用一个研究生（当时还没有博士毕业，研究生也很少）换我，引起上级部门警惕，坚决不放而作罢。

我退休多年，离开冶金系统二十年以后，回去主持二氧化硅微分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一种铁合金电炉废气回收的粉尘，含有大量纳米二氧化硅，是一种混凝土的重要加入物），向多位耐火材料老专家征求意见，他们都已经退休，我以个人名义向他们出面，他们都很给面子，热情参与，积极提供意见，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我将近五十岁的时候，我总算回到大城市的科研单位了。

1985年我调来天津工作，可以经常回家看看父亲，一家人又算团圆了；父亲也分了一套教授楼的房子；父亲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当年上海的生活水平了！

但是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妈妈也早已不在了！

每当我听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总会想人类进步的大潮不总是向前的，这三十年恰恰是倒退的漩涡。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但是，中华民族的这段苦难历史决不应该被遗忘。

应当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苦难历史一起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

让子孙万代永远牢牢记住。不要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