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一种认为：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

另一种认为：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是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我们老了。应该忘掉个人恩怨。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民族苦难历史。应该把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人生体悟如实告诉后代。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我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把自己摆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回忆自己的经历。目的只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我们民族苦难的历史和这一代知识分子多舛的命运。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真实；但是好像大海的一滴海水，从一滴海水的经历可以折射出大海曾经的险风恶浪。

历史已经过去了。可怕的是大多数年轻一代并不知道祖国苦难的历史，而大多数老一代知识分子并不懂得：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就意味着背叛。

这告诉我们，不把祖国苦难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就是对于社会的不负责任。就是愧对子孙！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先是异族的入侵，然后是本民族的极权主义领袖对于民众的残酷迫害。

如果大家都对祖国悲惨的历史漠视和淡忘。悲剧依然可能重演。难道我们忍心让子孙再经受一次苦难吗？

我们只有一个祖国。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我家几代都是知识分子，亲戚也大多是知识分子；我出生在卢沟桥事变前夕，抗战胜利时候，我在小学三年级，已经有一定记忆能力了；新中国成立时我已经初中二年级，已经有一定分辨是非的能力了；55年肃反时我在大学，全程参加了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的人生经历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抗战时期我是在沦陷区跟爷爷度过的；印象最深的有几件事：

我外公是无锡县商会会长（但是他不是资本家，和荣德生等重要资本家关系密切而被推举为商会会长），无锡沦陷后，不肯为敌人做事而避居上海租界，十几口人挤在两间屋子里，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钱钟书从西南联大回上海后，因为交通阻隔无法回去，国学大师困居家中，依靠杨绛写剧本维持生活；我爷爷是电报局的小职员，后来失业了；只好把房子的居住权卖了，住在他的妹妹家，我住在外婆家；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直到抗战胜利，爸爸妈妈从重庆回来把我接回上海。

1946年到1948年是我生活最愉快的两年；父亲升了代理副税务司，分了一套有厨房和厕所的房子；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父亲和几个老同学组织大家罢工，父亲闹得最凶，以至于副总税务司丁贵堂对外公说，“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还要闹？”

我外公笑笑，因为他也在和共产党联系，还派二舅渡过长江去给共产党送情报。

解放后父亲调北京筹建海关总署；地下党公开了，和他一起闹罢工的老同学都是地下党员，本来地位比他低，都定为处长（副局级），他不是党员，定为科长（副处级）。

不过这些地下党员也大多命运多舛；不少人在各种运动中被打成各种分子。文革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父亲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解放前一起闹罢工；解放后因为是地下党员而定为副局级，解放后一直谨慎小心，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到后来还是副局级；而从延安来的同为副局级的后来有的成为部级了。他告诉我地下党员一般文化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但是内部有政策不予重用；我当时不理介，直到后来知道了对待“地下党”的16字方针：

建国前：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建国后：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我才恍然大悟。

历次政治运动对我冲击最大的是反右派运动。

1957年整风运动时，我由于年轻单纯，周围的共产党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我对于共产党提不出意见来，使我逃过了一劫；反右开始以后，我震惊了；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账了呢？

看到自己熟悉的同学、亲戚朋友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一个个被欺骗后背信弃义地打成右派，我感到心惊胆战，感到后怕；政治如此反复无常，太凶险了。

当然最引发我思考的是我的亲人；父亲、外公和二舅，这三位解放前就和地下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这次被一网打尽，而且都在高级领导人亲自主持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言以后被打成右派的；而一向对于共产党保持冷静态度的钱钟书却安然无恙。

尤其是我外公，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天通知他毛主席要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对于是否发言外公十分犹豫，就召集在北京的亲属商量；会上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只有钱钟书夫妇一言未发，钱钟书最后说了六个字：根本就不要说。

以后的事实和揭露的内幕都表明这六字真言可以说字字千金。因为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内定右派，只要你一开口必被打无疑。

反右以后，同学们都看到我变了一个人；不问政治，整天背外语，看专业书；快毕业时，我俄语、英语都能够看专业书，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凤毛麟角；在58年“树红旗，拔白旗”运动中，我成为白专典型，受到严厉批判，做了深刻检讨才算没受处分。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一种宗教式专制体制下，必须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保护自己；196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价值观：“政治上过得去。技术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我十分欣赏这种对付专制体制的办法。在专制体制下，我必须时刻关注政治；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记得1965年冬天，父亲对我说，报上在批判“道德继承论”，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认为道德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必须继承的。我却预感到又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听过内部传达的陈云副总理关于杭州半山钢厂事故的讲话，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讲话，口气明显与报纸上不同，我估计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我想起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就是讲道德继承的吗？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我就预感到这是一场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我必须保持理智，千万不要卷入其中；我必须随大流，不要引人关注；我和两派关系都不错；我的铁哥们夺了权，我们开了党委介绍信去新华书店内部发行部购买了许多内部发行的书。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车间工作，生产停停开开，也没有什么事情；我逍遥地读了许多内部书籍：《斯大林时代》、《第三帝国的兴亡》、《田中角荣传》、《日本列岛改造论》、《戴高乐回忆录》、《六次危机》《出类拔萃之辈》《站在七层上是看世界》等等，还有从父亲那里找来的《A Love Story》《The  escaper》《The  seagull》等当时美国流行的电影故事和他翻译的《美国总统列传》等等，差不多接近一米高。

我终于了解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业经济时代正常的社会形态，因为它有正常的理智和良知的价值体系，所以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畸形产物，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主要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后建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规律，其缺陷是本质性的，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只能够依靠欺骗和镇压来维持统治，一旦让民众知道真相，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最终被人们抛弃。

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落后国家在转型时期，落后势力和意识还很强大的时候，国家发生了重大灾难，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充满极端意识的天才领袖，起来组织落后势力，就可能使国家倒退回到转型时期以前的社会制度。苏联就是伊万雷帝时代的沙皇制度；而新中国实际上是退回到了封建王朝甚至是奴隶社会。

大炼钢铁时我在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周围全是国内一流的钢铁专家，大家心知肚明，大炼钢铁是一种用最原始的办法制造废渣；但是在政府的公报中却堂而皇之地将这些废渣都称为“钢铁”，而且向全世界宣布我国钢产量一年翻了一倍，达到1070万吨。实际上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觉得说谎造假要有点水平，像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太没有水平了。

黑色冶金设计总院一直是国内最大的科研单位，当时是仅有的两所“总院“之一；但是以前只有炼铁、炼钢、轧钢主体工艺和机、土、水、电、总图等配套处室；焦化、耐火材料则在鞍山焦化耐火材料设计院；按照苏联的大而全的工业方针，钢铁企业必须要有焦化和耐火材料企业，总院感觉很不方便，就要设立一个焦化耐火科；除了向鞍山院要了几个专业技术人员外，还向学校要毕业生；当时工业”以钢为纲“，各地都要上耐火材料，我们是中国第一届耐火材料本科毕业生，各地都要，只有钢铁研究院与国防工业有关（研究两弹一星用钢）要走六个人，其他基本一个单位一个；我就去了黑色冶金设计总院。

但是焦化耐火科人太少，而且配套科室不熟悉焦化、耐火材料工艺，做配套设计很费劲；一年后，总院又撤消焦化耐火科；鞍山来的人回去，分配来总院的人不让走，大多数去了冶炼处。。

当时大跃进，敢想敢干，各单位都要办大学；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办了一个黑色冶金学院；一天干部处找我谈话：三年来只有你一个是重点大学化工系毕业的；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你各门课基本都是“优”；看来用不着出去进修了；准备调你去筹建化学教研组。我表态服从组织决定。

从社会上招了一百多个高考落榜生就成立了。成立大会上，总院周院长（九级，正局级）和冶金部设计司田司长（七级，相当副部级）大讲学院光明前景，提出学院要“超钢院。赶清华。“，并且提出依据，当时清华有正副教授九十多位，总院有六级以上高级工程师九十多位，还有一位学部委员（院士。当时全国总共才有一百位）。吹得学生们晕头转向，本来是落榜生现在要赶清华了，岂不是天上掉馅饼；就来问老师，我们当然知道教授和高级工程师是两回事；但是又无法明说。

一年以后，粮食和物资供应紧张，北京要减少人口；冶金部决定黑色冶金学院和太原钢铁公司的太原钢铁学院合并；学生们要找周院长找不到，就来问老师：不是说要赶清华吗？怎么连北京户口也保不住了？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也在为迁出北京而苦恼。

我在太原钢铁学院讲了一年《冶金炉》；“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落到地方，太原钢铁公司也要精简，太原钢铁学院合并入山西冶金专科学校，基础课老师和老弱病残并入冶金专科学校，专业技术人员太钢不放，又无法安排，集体下放国有农场。

在农村我们耳闻目睹了许多农村干部依靠权势多吃多占、欺男霸女的事情；也看到了农民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的情况：早上九点多钟下地，先抽烟和打打闹闹玩，十点多钟开始干活，十一点多准备吃午饭，春天吃粮食种子，夏天开始吃正在成长的粮食，一直到秋天收成；所以有时候一亩地用一百斤种子，收获二百来斤粮食；小队长和农民还要偷偷藏一些。所以亩产有时候不到一百斤。中午睡上一觉，起来抽烟和玩一会，再干上一个小时，就收工回家。我完全明白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人祸；是农民对于合作化和大锅饭政策的消极反抗，这种集体的消极反抗比旧社会的暴力反抗造成的危害更大。

一年后，我们回到太钢，我来到耐火材料厂。我大学毕业五年；由于政策混乱和领导干部瞎指挥，我的户口换了三个地方：北京、太原和农村；搞过设计、教书、农民；换了四个专业：耐火材料、化学、冶金炉、农业。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在农村期间，母校的老师很关心我；已经调去河北工学院担任副院长的佟明达教授介绍我去天津轻工业学院工作；他们正在组建硅酸盐教研室，等我去，随即给太钢发来商调函，太钢同意将我档案寄去；他们跑了半年，公安局不给户口指标；一直拖了半年多，我们要回太钢安排工作了，只好请他们把档案退回来。

一个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因为领导人的无知和不负责任，不得不去农村劳动；在同一个国家的另一个地方，一所高等学校急需他去工作，却因为户口而不得不在农村继续劳动。这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国家却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是正常社会？哪一种社会制度是畸形的社会体制？

如果只是个别现象，我们不应该老是耿耿于怀；问题在于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因为户口问题而不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与世界差距迅速拉大的因素之一；当然更为悲惨的是大批精英知识分子被打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他们不但不能发挥自己专长，连最起码的人权（甚至生命权）也被剥夺了。

这些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所以我们不应当隐瞒。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历史应当让子孙后代知道，隐瞒罪恶历史不仅仅是不负责任，也是纵容罪恶。

我二十一岁从重点大学毕业，经过五年的折腾，我来到了太原钢铁公司耐火材料厂。

我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二十多年，其中十多年在生产车间工作，每天和生产第一线工人在一起，亲密无间，无话不说，我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

新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低就业政策；许多工人一个人工作要养活全家人；往往每月人均生活费还不到十元，甚至连凭票供应的物品都买不起。高级工（月工资60元以上）工资二十年不长，物价却在涨，也很不满意。

更严重的是劳动保护条件差，管理混乱，工人和干部知识层次低，盲目蛮干，许多工人都有职业病，不到五十岁就病魔缠身，往往活不到60岁。

工人主要用三种方式表达不满：

1， 消极怠工：

除了热工设备等连续运转的工序以外，一般岗位，白班工作四五小时；夜班要睡觉，一般只干三四个小时；夜班连热工设备工人也敢睡觉；在自动记录仪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动降温的过程；但是法不责众，干部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有。

在工作中不顾质量，实际成品率往往不足一半；我的几个重要任务：向监督站求情放过去；去化验室想办法让理化指标符合标准；与用户（主要是钢厂）打嘴架推卸责任。

工人干活往往不顾设备，设备坏了正好休息。生产中原材燃料浪费十分严重。

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尤其是大跃进以后，农民战争式的胡闹的命令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苏联专家留下的规章制度没有人当回事了，管理混乱，工人干部不仅素质低下，而且普遍充满怨气，不负责任；产品质量低劣而不可靠；例如航空轴承钢在国际上平均寿命为1000小时，中国的航空轴承在多次空中停转以后，只敢用200小时。更为严重的是不同钢种混号，连军工钢也混号；太钢曾经发生过舰艇钢板与坦克钢板混号，被中央军委点名批评。我对一位熟悉的钢材监督员开玩笑：美国的降落伞以前老出问题；后来美国国防部规定每一千把仐中随机抽一把由降落伞厂长试跳，以后降落伞再也没有出过质量问题。咱们以后规定，从坦克钢板中随机抽取一块，让你坐在钢板后面，对钢板打上一枪，要是混了号连你一起毙了。他连声说：可别。

在工人中间，能够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已经算是幸运的；许多工人长期与家人分居，十分煎熬；尤其性生活得不到满足，性骚扰女工，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太钢居住区有不少暗娼，单身工人还相互介绍。

找大夫走后门开病假条休息；有时候病假太多，无法生产，干部只好根据表面印象不准；结果真有猝死现场的。

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作风简单粗暴，有时候与工人之间关系很紧张；吵架、骂人，甚至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２．在工作时间用公家材料给自己干私活。干部也经常利用权力叫工人给自己干私活。

３.发牢骚，骂大街发泄不满。当时，工人中间流行一段顺口溜：工人阶级是伟大的。穿的裤子是补下的。抽的烟卷是报纸卷下的。吃的面条是红面的（高粱面，吃了后大便干燥困难）。

太钢是大型国营企业，一半以上为军工用钢，以管理严格著称，待遇也是比较高的，尚且如此，其他工厂可想而知了。

改革开放以后，工人大批下岗，生活无着；大多数工人都失去了医保；许多老工人几个月领不到退休金，看病没有钱只好硬挺着。

人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一种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主要看它能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关键在于给他们劳动的自由权，使他们充分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同时要保障他们能够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而新中国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走了一条根本错误的道路。

在新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敌人，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民主。

对待农民，用农业合作化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和自主经营权，用低价强迫收购农产品来残酷剥削农民。

在工商业，消灭了成功的有经验的经营管理者，代之以一批毫无经验的低素质管理者，实行低工资剥削工人。

但是，不剥削工人农民又去剥削谁呢？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维持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大量钱。地主、资本家的投资是工业化的资金；他们上交的税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现在没有了。当初为了调动农民夺取政权的积极性，把本来可以用来投资的地主的财产分给了农民；由于不保护私有财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资本家的资本纷纷外逃，例如荣氏家族因为荣德生年事已高,不愿出国,留下小儿子荣毅仁和大约十分之一资金，其余都送往海外。中共接管上海时，百分之八十的工商精英转移至港台和海外，民间资本早在1948年起已经通过广州大量抽逃至香港。（《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华东财委的由来与影响》）而国际资本是不敢投向一个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剥削工人农民又去剥削谁呢？结果是极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资金更加紧张，只好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者，劳动效率更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是在夺取政权以后犯错误，而是在夺取政权时就采取的是饮鸩止渴的极端路线种下的祸根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