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二十世紀的蘇聯又出現了政治干預科學的時代。在蘇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都是為政治服務的。不僅如此，政治還要干預自然科學，甚至於按照領袖的指示製造科學。

在蘇聯，在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在生物學領域製造了一門偽科學—“李森科學說。”

李森科認為新種總是由量變到質變，最後飛躍而成為新種，完全不同於母種 。其例證是，在外高加索山區小麥穗中發現黑麥的籽料，繼續播種這些籽料，便會長出雜草型的黑麥植株。

雖然李森科的新見解缺乏科學依據，但是李森科的《論生物學現狀》是經斯大林親自看過和蘇共中央批準的，報刊輿論因此不能對李森科的觀點提出任何懷疑。

在20世紀30~50年代的蘇聯，和50年代的中國，任何人膽敢懷疑“李森科學說”，就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我國的植物學家和教育家，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胡先驌，1955年編著出版了《植物分類學簡編》。在該書中，他提醒生物工作者，不要被所謂的“新概念”、“新見解”所迷惑，特別是蘇聯李森科提出的新見解。

《簡編》出版以後，胡先驌受到圍攻和批判，聲討他所謂的反蘇、反共、反對共產黨領導的罪行，《簡編》被銷毀。後來，由於1956年的“雙百”方針和以後中蘇關係惡化，才使胡先驌逃過一劫。但是，留在大陸的原中央研究院（1948年數理組和生物組）的院士，只有胡先驌因政治原因，落選1955年的學部委員，其他全部當選。

新中國成立以後，全部學習蘇聯的模式，再加上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對於科學技術的干預比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不妨從清華大學的校訓來看新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政策。

解放前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精神,自由思想”。解放後改為“又紅又專”“聽話出活”“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也就是新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要求。

對於不符合政治需要的科學意見，就批判圍攻。我們就以“三門峽工程”事件為例，來說明那個年代對待“只專不紅”的知識分子的情況。

黃萬里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水利工程學專家。長期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工作，對治理黃河有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由於在治理黃河上與蘇聯專家有不同意見，而受到圍攻批判，並且在“反右派運動”中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分子。

從1952年開始，中國向蘇聯聘請專家綜合組幫助規劃黃河治理。但請來的是水工專家，他們精通水壩業務，而對整個河流的治理並不擅長。1954年1月，蘇聯專家組進行實地勘察。在蘇聯專家組指導下，黃河規劃委員會於同年10月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簡稱《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打算在黃河幹流上從上而下呈階梯建造46座攔河壩，每一座壩是一個水利樞紐工程，利用黃河水的落差發電，灌溉，防洪，航運。黃河幹流的階梯開發計劃選定在陝縣三門峽，在那裡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可以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

1955年7月18日，鄧子恢副總理正式向全國人大提出《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告》。

當時中央領導人中也有不贊成上三門峽工程的，但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體制下，不同意見不能充分表達，也不受尊重。充滿豪情的領袖和有關領導，對黃河問題的複雜性估計不足，又聽不進不同意見，只想在自己手裡實現“聖人出，黃河清。”

最後，全國人大通過了採納黃河規劃的決議。

早在1955年周恩來主持的關於黃河規劃的第一次討論會上，黃萬里就力排眾議，不同意蘇聯專家提出的規劃。他當面對周恩來說“你們說‘聖人出，黃河清’，我說黃河不能清。黃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說，黃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陸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黃萬里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針對黃河清的設計思路，他指出：“認為水土保持後，黃河水會變清是歪曲客觀規律的。相反，水庫的清水將產生可怖的急速沖刷，防止它要費好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渾水更加難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應付的。”“總之，‘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上嚴重的後果。壩的功用只不過是調節流率，從而替治河創造優良的條件，決不能認為有了壩就可以治好河。”

《意見》最後反覆強調：三門峽築壩後，下游的洪水危害將移到上游，出庫清水將危害下游堤防。

1957年，三門峽要上馬了，黃萬里再一次反對在三門峽建大壩。

三門峽位於河南陝縣北面黃河中。從整條河流形勢來看，是一個最不宜建壩的地段。因為黃河到了河津禹門口至陝縣一段，河面比較開闊，汾河和北洛河合流的渭河在此進入黃河，形成黃河中游沖刷段上一個特殊的淤積段。渭河在潼關一帶也是淤積段，但從陝縣往下到孟津，兩岸峽谷峙立，水流湍急，是沖刷段。而三門峽水庫正處在淤積段上，往下才逐漸進入沖刷段。歷史上黃河在這個特殊地段逐年淤積，只是淤積速度很慢。黃萬里認為，在三門峽建起一座高壩，水流在庫區放緩，肯定就會在淤積段增大淤積，特別是地勢較低的潼關一帶的黃河西岸，渭河河床會急速淤積，渭河入黃河的河口也會抬高，這樣一來對關中平原必將形成威脅。可見在1957年決定修大壩之前，黃萬里就判定其必然淤積並將會延伸到西安。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北京召開的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上，“攔洪蓄沙”的高壩派,“攔洪排沙”的低壩派和只有黃萬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對上三門峽工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黃萬里與“主上派”（得到官方支持）對壘，孤身舌戰。黃萬里認為不能在這個淤積段上建壩，否則下游水患將移至中游關中平原，而且他認為，河道里的泥沙起着上游切斷下游造陸的自然作用，建壩攔沙讓黃河清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是不現實的，何況清水出庫對下遊河床也不利。

他說：“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上嚴重的後果。他認為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庫內的設計思想是錯誤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攔沙壩是企圖改變客觀規律的措施，是不正確的。認識到河糟內泥沙向下運行是自然規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庫”的方法。他建議在壩底留出相當大的泄水洞，以備日後沖沙之用，

黃萬里還說：三門峽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積，為什麼同意淤積在三門峽以上呢？他認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沙將淤積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區鬧水災。

“高壩派”符合領袖“聖人出，黃河清”的願望，是得到官方支持的。但是，自然規律是無情的，黃河是不會屈服於權勢的，領袖可以將黃萬里打成“右派”，壓制他的聲音，甚至剝奪他工作的權利，卻無法將黃河打成“右派”，也無法改變黃河的運行規律。

不幸的是，違背客觀規律的是領袖，卻要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受到懲罰！

時間毫不留情地驗證了一切。

1957年，三門峽水庫高壩派取得了勝利，按他們的方法，在黃河上游築壩進行水土保持，在三門峽建高壩攔洪蓄沙，這樣搞了五十年後，今天的情況怎麼樣呢？水土保持日益惡化，下遊河水已所剩無幾。從1972年黃河開始斷流，20世紀90年代每年斷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達222天。三門峽水庫建成後不到兩年，水庫淤積嚴重，渭河河口淤積4米多高，西安已面臨威脅。

下游沒了水，但防洪問題是否真如當年規劃所預計的那樣徹底解決了呢？實際情況是現在下游平時沒水，洪水來了更要命。且不說用“清水刷深河道”的那個空想，就是不清的水被上游水庫大量使用後，下遊河道的水量已大為減少，而泥沙淤積更加嚴重。三門峽水庫修建後，四十多年來，在舊河道上又淤積起了新河道，被稱為二級懸河。新的二級懸河的過洪能力最小處還不及1954年黃河過洪能力的十分之一。1954年黃河洪水最大流量達14000秒立方，黃河卻安然無恙。而在2002年7、8月間首次利用小浪底水庫進行調水調沙實驗中，“二級河段”漫灘流量已不足3000秒立方，個別河段在流量不足2000秒立方的情況下也發生了漫灘。“二級懸河”不斷加劇，一旦發生較大洪水，將嚴重威脅堤防安全，甚至有衝決黃河大堤，對河區167萬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的危險。

建庫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河道沖淤基本平衡，下游可以通航，潼關高程也基本穩定。現在，渭河下游變成了地上懸河。建庫前渭河平灘流量為5500秒立方左右，現在流量僅到1200—1500秒立方，即可漫灘。渭河形成地上懸河以後，使南山支流的出口淤塞不暢，只要渭河漲水就向支流倒灌，造成堤防決口，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1992年8月，華縣洪峰流量只有3950秒立方，洪水高達340.95米，較建庫前抬升4.2米。據統計，那次洪水給庫區造成的災害十分嚴重，共淹沒耕地69萬畝，倒塌房屋8000多間，受災人口28.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3.5億元左右。

1955年，華縣洪峰流量僅1450秒立方米，其水位就高達340.88米，相當於建庫前5000秒立方的水位。使渭南及其以下河道洪水全面漫灘，南山支流嚴重倒灌，導致農作物受害面積近10萬畝。

因修建三門峽水庫而外遷，後又因工程調整而返回庫區的十萬移民，飽受洪澇災害之苦。

至於“黃河清”，不出黃萬里所料，出庫清水對下遊河道形成了嚴重侵蝕，造成大量灘地崩塌。其中，最嚴重的是花園口至高村河段，約有200平方公里的灘地崩塌。灘地的大量崩塌使二灘之間的河槽寬度增加，如花園口至東壩頭的二灘寬度由2563米增加到3633米。

為建三門峽水庫而從陝西渭河平原移出的28萬農民，四十年後已經增加到45萬人。他們離開富裕的家園，移到甘肅和渭北高原，新分到的土地都很貧瘠，有的幾乎無法耕種。其中有些人經過數次遷徙，原來生活富足的也已變得一貧如洗。面對移民的苦難，地方政府一方面無奈地執行既定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幹部很同情移民的困境，但格於大局、大勢，他們又能如何呢？

1957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1960年9月，三門峽大壩建成，大壩下閘蓄水。實際耗資達40多億元，相當於四十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造價。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而建造三門峽大壩的水泥是從國外進口的，是用兩袋小麥換一袋水泥，一噸豬肉換一噸鋼筋換來的。如果把這四十億元用來購買救災糧，至少可以獲得800億斤糧食，足以挽救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

而大壩使上游泥沙淤積，洪災有增無減。2003年陝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造成的後果卻相當於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災。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損，225萬畝絕收，受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高達82.9億元！

這就是三門峽工程事件的大致過程，但是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

而一直堅持正確意見的黃萬里卻受到圍攻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長期作為白專典型而不受重用，一生命運坎坷，始終沒有當上院士。

與他形成對比的是清華大學的另一位水利專家，當年為了迎合領導意圖而贊成三門峽工程上馬，還說“看不出清水出庫有什麼壞處”。此人一直很吃香，很快當上了院士，還被吹捧為“水利界泰斗”。

2003年，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個關於三門峽水庫的片子，其中採訪了這位當年“看不出清水出庫有什麼壞處”，現在已成為中國“水利界泰斗”的老先生，卻把自己塑造成了當時反對上三門峽水庫的人，將當年黃萬里反對上三門峽水庫的事全部隱去。此片播出後，輿論一片譁然，齊為黃萬里先生抱不平。有人在文章中寫道：那位（水利界泰斗）竟說他“當年不贊成修三門峽水庫”，使我吃驚得氣都上不來！我們民族的科學精神竟淪喪到如此程度！我們的心靈竟麻木墜落到如此地步！

大慶油田當然和三門峽水庫不同，當時石油已經關繫到整個國家的命運，誰也不敢掉以輕心。但是，在發現油田以後論功行賞時，卻必須考慮政治情況了。決不能把功勞給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右派。

反右派運動中，謝家榮被打成右派，黃汲清有嚴重錯誤，李四光則於1958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樣，謝家榮、黃汲清與李四光三位，不用再論科技水平和貢獻，在政治上就已經有天壤之別了。

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知識分子已經是驚弓之鳥，再加上一邊倒的宣傳工作，學者一旦受到批判，人們避之唯恐不及，連他的科學理論也成了無人敢碰了。而受到讚揚的知識分子則成了“神”，他的理論就成了萬能的真理。

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還發生了一件政治直接干預學術研究的事。大家知道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曾被曾國藩俘虜，寫了一份自白書。不少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叛變行為，但大家看到的只是清廷公開的，經過曾國藩改過的文件。李秀成供狀原稿約三萬餘字，所述均系實情，無疑是一份珍貴的太平天國口述史，原本秘藏在湖南湘鄉曾家。著名清史研究專家，北大歷史學教授，羅爾綱先生在仔細研究了原件後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鑑證》一書，考證出李秀成書寫供狀的目的並非貪生怕死，而是明以投降，實圖復國。

任何獨裁者總是痛恨己方被俘人員的。斯大林認為戰場上只有烈士和叛徒，根本沒有什麼俘虜，只有祖國的叛徒才當俘虜。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俘虜經過相當艱難困苦的鬥爭才得以回國，回來後卻是開除黨籍，開除軍籍，禍及親屬子女，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無情批鬥。戚本禹大概是摸透了領袖的脈搏，著文不同意羅爾綱的觀點。果然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他親筆批示十六個大字：“忠王不忠，鐵證如山，黑紙白字，豈容抵賴。”一錘定音，無人敢辯。本來是學術討論，現在卻成了政治問題。羅爾綱教授成了欽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北大，連他的學生、同事和熟人，也是如此，當然也更是無法進行學術研究了。李秀成是叛徒成了任何人都不敢質疑的真理。後來戚本禹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紅得發紫。

反右以後，隨着李、謝、黃三人地位的沉浮，他們所代表的學派理論也受到不同的褒貶。

三，應該“為尊者諱”，還是應該實事求是？

我國文化中有“為尊者諱”的傳統。建國後文藝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沒有缺點，沒有錯誤。這一切，在許多人頭腦中形成一種價值觀，傑出人物都是沒有瑕疵的。誰提他們的缺點錯誤就是給他們“抹黑”。

這是一種極其可笑的價值觀。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任何人都有缺點，任何人都會犯錯誤。尤其是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在政治權勢威逼、名譽利益誘惑和欺騙性的宣傳之下，即使是傑出人物也很容易犯錯誤。

這裡隨便舉幾個例子如下。

建國之初，曹禺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後，對他的名作《雷雨》動了大手術。將忍辱負重，含悲隱痛的侍萍，改寫為敢於頑強鬥爭的婦女。當她再次遇見周朴園時，大罵其是殺人不償命的強盜，指着周萍對周說：“有你這樣的父親就教出這樣的孩子”，就好像是在她大腦中移植了毛澤東思想。魯大海則被美化，成為具備了應有的工人階級品質的罷工領導者，而且罷工是團結的，有組織的。他當場揭露周朴園，依靠帝國主義支持，同官僚勾結的行徑。為了凸現這種勾結，劇中新增了一個毫無血性，名叫喬松的省政府參議。周萍則全然成了玩弄女性的紈絝子弟。先與蘩漪私通，繼而玩弄四鳳，後來又要和蘩漪私奔…。結局時周萍沒有自殺，周沖沒有觸電，四鳳也未尋短見，已經說不清是悲劇還是喜劇了。最後曹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改寫失敗，越描越黑。

另一位大師級的作家老舍也在思想改造運動後，對《駱駝祥子》等名著一次次修改。那些“不大潔淨的語言和繁冗的敘述”被裁截了，人物阮明被刪掉了。連如下的議論也被視為禁忌：“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他停止思想，所以就是殺了人，他也不負什麼責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麼迷迷糊糊地往下墜。墜入那無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賭、他懶、他狡猾，因為他沒了心，他的心被人摘去了，他只剩下那高大的肉架了，等着潰爛，預備着到亂死崗子去。”原汁原味的，悲劇的祥子走了，獨有的北京情味淡了，生怕沾了醜化勞動人民的邊。

錢學森是國際著名的火箭專家，為國防工業做出過傑出貢獻。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以《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為題，報道位於河南省遂平縣的該社實現小麥畝產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衛星」這個高產專用詞也隨之不脛而走。

半個世紀後的二零零九年三月間，發出這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方徨接受媒體的採訪，她回憶表示，當時在基層應該說沒有人會相信這個數字，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保持沉默。

這顆小麥高產衛星實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雖可捂住，民眾心中的疑團卻無法排解。正當此時，錢學森出場了。為畝產萬斤作了論證 。

放出「衛星」後第四天，時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糧食畝產會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論證： 

“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養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畝產量就不是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這並不是空談。”

錢學森緊接着又撰寫了《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畝產萬斤不是問題》一文，刊於《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從專業角度進行了更細緻的計算：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九十四萬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六分之一，這就是說，單位面積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十五萬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份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七萬八千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百分之二十五，那麼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五萬八千五百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三分二的折扣，那麼平均畝產量是三萬九千斤了。”

錢氏真不愧為全球頂級科學家之一，上述計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無懈可擊。不言而喻，錢學森的論文反響強烈，有了如此詳盡而科學的「論證」，各地的農作物衛星相繼上天，水稻最高畝產達十一萬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於糧食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廣大鄉村爆發大面積饑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間餓殍載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萬人。其間甚至出現了“人相食”，令劉少奇為之憂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周小舟、李銳等人，於七月十一日夜談時說，“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峯，還有錢學森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亂想起來。”

筆者認為此乃毛澤東的推諉卸責的遁詞。讓錢學森承擔大躍進或放衛星的歷史責任顯然不妥。但是錢學森背離了科學精神 ,出賣了科學家的良心來迎合毛澤東則是不爭的事實。

一個有科學常識的人應該知道：直到今天人類還沒有找到一種物質或者化學反應，能夠吸收或者轉化30%的太陽能。更何況植物是從小到大一點點生長的，總起來說植物利用太陽光能的百分之一都很難。掌握頂級科學家的錢學森不可能不懂這點。

當然,與郭沫若不同,錢學森迎合毛澤東只是為了自保。

他1955年回國時正值反胡風運動,到1957年又是反右派運動，他目睹了許多老朋友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能不心驚肉跳嗎？聰明的錢學森自然會想到迎合毛澤東以求自保了。

毛澤東對錢學森的特殊寵幸與他在大躍進中的貢獻有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級知識分子都被批鬥，許多人被迫害致死。錢學森卻被特別保護，不准批鬥，而且還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

許多人認為這與他從事的國防工業，還有他的貢獻有關。但是，只要與錢三強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重大差別了。

錢三強與錢學森相比，無論在學術成就，所從事的工作、貢獻，以及文革前的地位等等都毫無遜色。但是在大躍進以後，尤其在文革中的遭遇卻是大相徑庭。

他比錢學森入黨要早，沒有成為中央委員，也沒有受到特別的保護。就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當晚7時，錢三強還遭到批判。三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陽。這樣，開慶功會時，就沒有了核物理學家，原子能事業的開拓者，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身影。

對此，錢三強曾寫下這樣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彈上天。上午××通知我，聽聽廣播。5點到7點開會，對我提意見。把我送下鄉搞“四清運動”。後來他們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們幾個搞的。”

當然，在那個特殊年代，我們不必對錢學森過分苛責，這個瑕疵也不可能掩蓋他對祖國做出的巨大貢獻。但是，我們應當實事求是，不能一提這段往事，就立即給人扣上“抹黑錢學森”的帽子。

在《中國石油之父》書中提到：建國後，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會議上，松遼平原並沒有被列為首選開展戰略普查的地區。會議之後，時任地質部礦產普查委員會領導的黃汲清將松遼平原作為重要遺留課題，親自組織收集地質資料，據此起草了一個《關於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設計任務書》，其後謝家榮親自起草了《關於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工作方法》。兩文均下發東北地質局，東北地質局據此制定和組織了踏勘工作。

但是，在李四光主持通過的重點勘探石油可能蘊藏地帶的計劃中，把黃汲清等看重又看重的，建議的“松遼平原”地帶勾掉，因為按照他的理論，這個地區根本不可能有油。黃汲清當面聽到後，氣得不得了，經反覆堅持才終於把這一地區的勘探列入了計劃。

我國老一輩地質科學家，親自參加了大慶油田勘探發現工作的原地礦部石油海洋地質局副局長、局技術顧問，地質學會理事蘇雲山回憶：不知何故，在最後的關頭，黃汲清極力主張並寄予厚望的大慶油田所在的松遼平原，竟然沒有被列入195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質部第一次石油普查會議決議》。等到黃汲清知道，他着急上火了。

“會議之後，黃汲清先生當即指定我起草一個《松遼平原石油地質踏勘設計任務書》…。記憶比較清楚的是，他在談到設計任務書的寫法時指出，要求踏勘人員乘小船沿松花江兩岸多找出露的岩層，儘量測量地層剖面，對鐵路兩側及平原邊緣的溝谷，要多下點力量，找基岩露頭和油氣顯示。《踏勘任務書》擬定後，曾經黃汲清先生修改和審定。”

這份重要的任務書，終於趕在6月7日由“普委辦公室”副主任李奔簽發，11日下達東北地質局。該局立即組成了以韓景行為組長的5人踏勘小組，得到了非常樂觀的結果。使松遼平原一躍而成1956年2月“第二次地質部全國石油普查工作會議”確定的重點…。如果不是這次“補遺”，“大慶油田大發現”就不知會推遲多少年!

這是一個細節，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看來確實有這個細節，而且是足球比賽中“臨門一腳”性質的關鍵性細節。

今天來談這些細節，只是強調黃汲清、謝家榮在發現大慶油田工作中的關鍵作用。並不是要抹殺李四光對於中國地質事業和大慶油田建設中的重大貢獻。

地質部長李四光指揮地質隊伍和科學家們從不同角度揭開了共同的科學事實，為中央領導提供了正確的決策依據。作為地質部部長，他並沒有囿於學術門派之見，而是同樣宣傳我國獨創的“陸相地層成油”理論，並且支持他們的工作。

黃汲清、謝家榮正是李四光慧眼識珠，提拔到他身邊作為左膀右臂的。雖然屬於不同學術派別，會有不同意見，但是都能夠尊重實踐。當大慶油田勘探取得成功後，李四光立即大力支持，向最高領導匯報，並且在各種會議上宣傳大慶。

就我所看到的資料，李四光本人生前並沒有說過大慶油田是根據地質力學理論布置普查而發現的。

由於價值觀的不同，有一些人認為，把一切功勞都歸給傑出人物就是對他的愛護。

《中國石油之父》中談到，文革期間，在一片貶低知識和知識分子聲中，卻大肆吹捧地質力學，還有人用行政命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地質力學。各地質隊寫報告時，不用地質力學觀點寫就不予驗收。

其實，任何真理誇大就會成為荒謬。這些都是在損害李四光和地質力學的聲譽。把某個人“神化”，把某種理論當成絕對真理，其結果必然是走向反面。而對於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發展和對於勤勤懇懇工作的廣大科技工作者，則會造成巨大傷害。

文革後，黃汲清是老一輩地質學家中最具權威和影響的一位，曾長期擔任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對於地質界“捧死李四光，斗死謝家榮”的現象。他說：愛因斯坦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他的相對論改變了世界也震驚了歷史。他晚年致力“統一場”的研究，卻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對論，也從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統一場”研究也沒有成為禁忌。現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對論”提出挑戰了麼？而“統一場”的研究，也因愛因斯坦付出的艱辛和表現的毅力使無數科學家深為感動。科學要順利發展，有一條是不可少的：證偽。先驗的把一種理論當作終極真理是科學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這擴大到科學家本人，便是不正常了。李四光的理論包括他的地質力學，在中國科學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我所訪問的所有人從來沒有否認過它的地位。人們不願看到的，僅僅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搞張冠李戴，搞偷梁換柱。人們更不願看到的是宣布某一種學術理論和觀點為唯一正確的理論和觀點的局面。科學的發展和科學的襟懷不僅容許而且提倡不同理論不同學派的爭論，而且應當允許“異端”。從本質上說，沒有異端，就沒有科學。地質找礦有一個奇妙處：拼其全力尋找地表、地層的異常。凡有異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礦，異常的另一個說法不就是異端麼？

現在，人們終於認識到並敢於說出：謝家榮是位偉人。

王仰之翻看了大量歷史記載和有關資料，他特別提到一九四九年謝家榮對“北滿”有油的預測。之後，他指名道姓寫道：“對於東北松遼平原的油氣預測，許多人往往認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實李四光提出華北平原和松遼平原油氣資源的摸底工作應該進行，是在一九五四年。從時間上說，比謝家榮晚了好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