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绛回国后根本就没有去过西南联大，而是一直住在上海，当年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多人活在世上，可以证明。那一段时间我父亲正好在昆明海关工作，经常和钱钟书往来，讲过不少往事，钱钟书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由于杨绛不在一起，钱钟书闹了许多笑话。所以小说中有关钱钟书夫妇的情节纯属造谣污蔑。
　　二，在文革中宗璞的父亲冯友兰投靠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出卖良心胡说八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钱钟书对此十分看不起，出言讽刺。宗璞写这本书就是要为她父亲报仇。
　　三，对于钱钟书的学问宗璞是根本不可能懂得的。
　　钱钟书是一位罕见的奇才。但是正如杨绛指出的不是什么“过目不忘”“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只是痴迷于读书，重要的地方反复读，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在我父亲向钱钟书讨教翻译问题的一封信中，钱钟书批示：翻译应当“得意忘言”，给父亲启发很大，他为此发表了一篇论文，将“得意忘言”作为翻译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事实上，翻译工作是一项再创作过程，人们评价朱生豪、傅雷、草婴等翻译大家的作品不仅传神地表达了原著的精神，而且文笔更加优美。
　　不仅在翻译方面如此，钱钟书在读书方面也是如此，领会文章精神，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这种读书方法只有天才人物才能够做到。
　　杨绛的才华远远不及钱钟书，所以她在哲学、文学评论、比较文学、诗词等高端领域没有什么成就，而且终其一生向钱钟书学习也没有掌握，因为她没有天才，而主要在散文、小说等大众领域取得成就。但是她是理解钱钟书的。
　　对于钱钟书的文章，别说是宗璞，即使是他爸爸冯友兰，除了哲学以外，有关比较文学、诗词方面的著作，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我也持怀疑态度？
　　钱钟书的文章向来都是面向小众的。天才人物人物的理论总是小众的。
　　钱钟书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天才是他人无法企及的。这集中表现为厚积薄发所写成的《管锥篇》，将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最高智慧融会贯通，自成一家。钱钟书三十多年只是读书、讲课、翻译毛选，直到毛泽东去世，开始知识分子的春天，才将几十年的读书心得集中在这本书中；今后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管锥编》出版以后，父亲在第一时间得到签赠。他读后对我说：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读懂。
　　　　国外甚至有学者们将《管锥篇》与《尤利西斯》并列为二十世纪最为深奥的两本著作。
　　对于《管锥编》，我不敢妄加评论，只能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真正的惊世之作。
　　4，钱钟书夫妇一生淡泊名利，尤其厌恶官场，他主张做学问必须“耐得寂寞”。
　　文革后期，江青派人请他参加一个会，他生硬地拒绝了；来人说：那就说你病了。钱钟书说：我身体很好。
　　胡乔木和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为同班同学，对于钱钟书的才学一直是很佩服的；改革开放后，胡乔木贵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竟然屈尊去拜访钱钟书，钱钟书不卑不亢，只是以老同学身份与之叙旧；回去后，胡乔木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钱钟书并未为所动，依然读书、写作如旧。
　　这些与冯友兰巴结四人帮出卖人格形成鲜明对比。
　　5，钱钟书夫妇在1948年末曾经和胡适等人在朋友家讨论局势和苏联的实际,况；当时，联合国和英美台湾多所大学要聘请钱钟书夫妇；他们却不想离开祖国。但是对于政治形势始终保持清醒认识的；所以对于政治运动一直很冷淡。只是以读书、教学、翻译《毛选》度日（他是《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总编审）。后来才知道57年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所以几次邀请他参加座谈会，他一般不发言，不得已就说几句正确的话，使党委无从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去农村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纷纷来拜访他，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外国人到中国要看三件宝“爬长城、吃烤鸭、拜访钱钟书”，于是，钱钟书像出土文物一样从新被中国人认识了。
　　有一次在国际汉学大会上，钱钟书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汉学家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钱钟书的。
　　当然，钱钟书夫妇不是完人。
　　钱钟书一生持才傲物，自视极高，且语言尖刻，容易引起人们反感。尤其对于巴结权贵出卖良心的知识分子，更是鄙其为人，出语刻薄，入骨三分，引起他们仇恨。冯友兰父女就是其中之一。
　　钱钟书在学术上的成就，尤其是在贯通中西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但是只可能为少数高层次学者所理解。一般知识分子是难以理解的。
　　钱钟书在生活中率性而为，有时候表现得任性而天真，往往被不了解者视为狂人。
　　但是，钱钟书夫妇在大节上爱憎分明，在日本沦陷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日本人和四人帮的淫威下，依然保持自尊自爱；但是他们不是一味硬顶硬扛，而是依靠智慧避其锋芒，韬光养晦，大智若愚。
　　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处于没有道德的时代，就应当隐瞒自己的智慧，大智若愚，但是这一点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
　　在毛泽东时代，像朱德那样大隐隐于朝，一般人根本没有可能。即使像钱钟书那样世事洞明地隐于市也是极不容易的！
　　当然，同我的外公和舅舅们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真理相比，钱钟书还只能够算上一个犬儒主义者，但是和向四人帮曲膝投降的冯友兰相比还是要高得多！
　　当然，由于人生观的不同，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几千年来，人们歌颂志士仁人文天祥、岳飞、林则徐等等，但是在现实中却大多选择犬儒主义。
　　今天，郭沫若、吴晗、冯友兰等专为权贵折腰的文人已经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耻笑的的对象。但是钱钟书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崇拜的对象，不仅盲目崇拜他的学问（事实上，绝大多数崇拜者并不懂得他的著作），而且推崇他的犬儒主义生活方式。而对于外公的先进思想和高贵品德则理解者甚少！
　　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不懂得，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不是因为犬儒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家国精神。
　　正因为这样，所以于丹才能够成为“学者”，倪萍才能够成为“共和国脊梁”。
　　这也许正是今天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