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孜正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发表于 2017-11-25 10:21:17   东林书院 

近代以来，江南工商名城无锡不仅名人辈出，而且经济发达。至抗战爆发前夕，无锡工业呈现出以“面粉、纺染、丝织”三业为主，机器、针织等行业相辅相成的健康发展态势，“企业总数接近300家”。尤其是少数骨干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技术改造，成为无锡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规模质量足以傲视全国甚至亚洲。“在当时国内6个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无锡、青岛）中，无锡工厂数、资本额居第五位，总产值居第三位，工人数居第二位”。[1]（参见下附表1-3）无锡以“小上海”而著称海内外。

一、民国无锡六大资本集团的简况

　 民国时期，支撑起无锡的工业经济大局，主要是六大资本集团所投资的大型工厂。从1895年到1937年，由无锡“杨、荣、周、薛、唐蔡、唐程”资本集团分别经过20-40余年的努力奋斗和发展，在抗战前已形成稳定体系。[2]除了“唐程”集团的程敬堂，是自父辈由安徽迁居苏南[3]之外，这六大集团的掌门人均为世代居住在无锡的本地人氏，且程敬堂自小也是在无锡当地长大的，这使得这些大资本集团有了天然的“乡土性”。

  1920年代初，无锡六大资本集团中的五个集团实际已形成。当时“无锡工业总资本额大约在1000万元”，五大集团“大概占到85%左右”。1921年，“无锡5家面粉厂资本137.7万元，日产能力2万包，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资本总额和生产能力的4.2%和6.4%，占江苏省总量的40%和51%，仅次于上海、哈尔滨、济南居第四位”。无锡6家棉纺织厂“总资本516万元，纱锭143886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纺织厂纱锭总数的9.6%”。[4]这既反映了无锡工业在全省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也表明无锡的工业资本是“集中”在本地少数家族手中的。另外，由上表可知，1937年初，无锡315家企业的资本总额为1407万元，而同期广州的1104家企业的资本总额只有1302万元，还略少于无锡，这从侧面也反映出无锡单个企业的投资规模较大，当然，这显然与本地资本集团掌握无锡工业经济的命脉，长期用心经营过程中，对家乡的每个企业的办厂质量高、体量大有关。

 　经过20年代快速发展，无锡六大集团尤其是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企业，开始重视向地外扩张和投资，到1930年代初，他们的企业已经遍布上海、济南、武汉等地。随着新投资、新行业的出现，到1935年，无锡六大集团在无锡资本总额为1162万元，占当时无锡工业总资本额1774万元的65.3%以上；尤其是面粉、棉纱、染织和缫丝这几项，分别占行业资本的89%、77%、57%和22%；[5]资本份额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占主导地位。1935-1937年，六大集团因薛氏在无锡“缫丝工业资本的比重显著上升，唐程资本加倍增加”等原因，他们在无锡本地的资本继续扩大，所占资本份额又大幅上升，六大集团的“工业总资本在1937年已超过无锡1934年的全部工业资本”。[6]如加上六大集团在外地经营的工商业资本，则远超过无锡全城工商业资本的总额。

抗战前后，无锡六大资本集团中的“杨、周”两家已逐渐败落，而薛氏集团主要人物在抗战前就出走美国，一直未归。抗战结束后，依然保有实力、并能影响无锡地方的是“荣氏、唐程、唐蔡”三大集团。

　　二、国共内战下的“何去何从”

　　1948年秋冬至1949年初，国民党在北方战场连连败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两党划江而视，势如破竹的解放军渡江南下已是指日可待。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无锡的工商界人士不论是出于对国民党经济政策和腐朽溃败的不满，还是因为对从农村起家的中共没有信心，他们都不能不重新面对时局，选择未来。个别资本家只顾保全自身，对跟随他们打拼多年的工人职员毫无安置，只知变卖别墅、拆迁工厂、席卷金银全家溜赴海外；一些资本家则作骑墙态势，他们将部分家眷、资金人才和机器暂移香港或海外，国内工厂依旧开工，以等待时机。部分爱国爱乡的乡土资本家眷恋故土，不希望去海外做“寓公”、“白华”，但是又不清楚中共的政策，何去何从，一时难以决策！

　　面对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江山即将不保的时局，留在家乡无锡，希望将来能与中共合作继续建设和发展无锡经济，是荣德生、程敬堂、钱孙卿等无锡主要资本家的想法。在“荣氏、唐程”两大资本集团中，如果主要人物荣德生、程敬堂两位创业资本家能够决定留下来，做“骑墙”式的晚辈唐君远、唐熊源也将很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迁走机器，这样荣氏、唐程两大集团的工厂就能够保存在家乡。唐蔡集团的核心人物唐星海早年曾经留学美国，回国后又与国民党高官宋子文等交往密切，因此并不想羁留大陆。但唐星海内心并不希望家乡的工人失业，故他并不刻意迁走无锡庆丰纺织厂的老机器，只是较重视转移现金，或将抗战后新订购的机器从国外直接转运香港。唐蔡集团在无锡的另一重要企业——九丰面粉厂，战后恢复缓慢，开工不足，而且面粉工业也不是唐星海准备去香港发展的行业，也不是唐星海想转移的对象。因此，唐蔡集团在无锡工厂原有的厂房、机器基本上都保留在家乡无锡了。

就周氏、杨氏和薛氏三个老牌集团而言，“由于在抗战期中，周氏资本的基本消灭，杨氏在无锡的纺织工业（棉、丝）的全部消灭，薛氏的缫丝工业除永泰外大部分被破坏或转移”[7]，故而他们剩下最主要是杨氏的面粉工业和薛氏的永泰丝厂。杨翰西以汉奸被判刑之后，杨家最主要的“广丰面粉厂由杨翰西的族侄杨通谊经营”，[8]而荣德生的女婿、爱国资本家杨通谊也选择了不出国留在上海。上文已述，薛祖康1949年初又回到了上海，而他负责的永泰丝厂是一旦离开丝绸的原料产地，是很难发展的，故而无锡丝业很难外迁成功。综上所述，无锡抗战后仍然存在的五大资本集团的工厂机器是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而据钱钟汉的统计，“这五个系统的资本到解放前在无锡全部工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却可以代替战前六个系统的比重”，控制了整个无锡的经济命脉，且“战后新开设的企业一般都是小型工业”。[9]本小利微的资本家没有实力去海外发展，即使部分小厂外迁，对无锡的经济格局影响也极小。因而对无锡这个官僚资本极少的工业城市来说，荣德生、程敬堂、钱孙卿的留锡之选择，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们不走，无锡才会出现“拆厂和迁厂等情况并不严重，”很少“有大规模迁厂情况”。[10]

相较于上海，1948-1949年的无锡总体上来说，“拆厂和迁厂等情况并不严重，”“当时很少听到有大规模迁厂情况，”无锡几个大资本集团中，庆丰主要是“抽调资金（外汇）到香港筹办南海纱厂”，申新“迁厂之动机”又被“荣德生制止”。[11]1948—1949年初，随着中共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无锡的荣尔仁、唐骧庭、薛祖康这些民族工商业者对国民党固然不寄予任何希望，对共产党又是疑虑重重，从而选择携资去国，或暂在香港观望。虽然他们的具体应对方式不一样，这些都是对他们未来“控产权”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而做出的因应。

而对于荣德生、程敬堂等诸位老先生，他们出身于普通家庭，一生事业可谓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开辟出巨大的事业。他们虽然没有留洋的经历，荣德生仅在年轻时去过还不如上海繁荣的香港，但荣氏经常听子女、朋友和他讲美、日各国的情况，对国外并非不了解。荣氏主持申新三厂，就曾“先后派荣月泉、荣鄂生、荣尔仁、薛明剑等上层管理人员赴欧美、日本进行考察，博采国际先进纺织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国外直接订购先进的纺织机器设备。”[12]1947年元月，荣尔仁“由美乘机返沪”，向其父“备述美国状况，可羡可喜”。荣德生听完后说，比较他“50年前所闻，不知有今日之大进步。坎大拿30年来进步亦快，农业大可效法”。[13]程敬堂则常与欧美洋行打交道，为丽新等厂“购买进口新机器”[14]，对国外的行情也很清楚。

三、乡土资本家留锡的具体原因

　  在笔者看来，“建设乡土”与“背井离乡”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无锡主要资本家对国外即使较为了解，但他们本意上就不愿意出国居住，也不想将无锡的工厂设备搬迁一空，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大资本家，更是爱国的“乡土资本家”。荣德生、程敬堂、钱孙卿、薛明剑等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愿去国离乡的具体原因，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爱国为民为家乡出力，是他们自小就受到的传统熏陶。他们开工厂做生意，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发财致富，更重要的是能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工作，为家乡、国家做点事情，正如荣德生父亲荣熙泰的遗训“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15]

　 程敬堂从16岁开始“习绸布业”，一辈子“殚心实业辟衡茅”，就是要实现其“衣被万家”的工业梦想。[16]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荣德生对战后复兴计划很多，但其核心是“积极办厂”，喜欢善举的他觉得“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故而“余以后对社会尽义务，决定注重设厂兴业。是年荣德生虽已70岁，但他仍说，“余年虽老，雄心未死，惜世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时若健，此志不改”[17]。而一旦搬厂离去故土，就不能为家乡的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将失去提升中国工业力量的可能，更谈不上再次“大举创业”以抵抗“欧美经济政策侵略之繇”[18]，实现“衣被天下”的理想了。而钱孙卿作为长期统领无锡商会的会长，一旦离开无锡，即是离开了他熟悉并服务了了几十年的无锡大小资本家和老百姓，这个常常奋不顾身保护地方的“商民保姆”，将会失去用武之地，没有服务对象而无事可干。显然，迁厂迁资所引发的结果，将完全与他们做事业的目标、人生的价值追求相悖。因而1948年11月荣德生阻止申三拆锭迁台时，公开声明，“余表示决心留在祖国，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要求将正在拆运的机器“已拆卸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当时虽有人劝余，政局不稳定，宜审慎考虑，为自己打算者，余不听”。[19]

 　1948年秋冬，国民党当局和荣氏集团内部有不少要荣德生搬厂迁资的声音，由上文可见，在上海的申、茂、福系统的大佬们几乎都走的差不多了。不仅如此，就连在“胡埭乡下有600亩左右田”的荣氏义庄都在另做打算，“自1947年底，由于听闻解放军要打来的消息，解放后要土改，荣氏义庄开始贱价卖地。1948年4-5月，地价由100银元/亩跌到40多银元/亩，并全部卖光”。[20]从荣氏家族内的侧面一例即可看出，大家都抱着“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心态，显然荣德生坚持不迁厂，所面临的压力是多方和巨大的。对这些压力，荣氏向来持“迁厂容易败厂破财”[21]的观点来应付。当然，笔者认为荣德生不愿意迁厂的直接原因是爱乡爱国，如果迁厂关门，仅申新三厂就将有“3000多职工”[22]会失业，靠他们养家糊口的数万家属亦会生活困顿。“迁厂即破财”的观点固然有公益铁工厂搬厂机器散落的历史教训[23]在前，但在此时亦是荣德生的人生智慧，他以这个理由来应对和堵住要他迁厂的各方的嘴，则是最合适的说法了。

  薛明剑“幼年从事工读”，即“对社会经济，深寄改革之愿”，青年时“追随荣德老游，先后凡三十年。”他认同荣德生要改变“饱暖千家怨，金钱万恶魔”社会风气的志向，且感慨“旧社会向有‘一家饱暖千家怨’之事实，新社会自左倾之说，更使离社会而独自饱暖者，实现行其千家之怨矣”的社会状况。相较于荣德生注重发挥个人和家族力量设厂兴业，薛明剑则认为“我国今日社会人士，固属大贫与小贫，不足以言富”，然欧美资本剥削的“前车之鉴，不能不预为之防。”为发展无锡家乡，他一方面推动“经营之各种工厂”由城市向乡村拓展，带动乡村富裕，推行“自治实验乡”，以期未来达到“各乡能平安，即全县能平安，推而至于一区一省与全国全世界，均能平安，则进入大同之治矣”；另一方面在新投资工厂的股份设计上，提出了比荣氏更为大胆的办法。他依抗战时在重庆的“前定方针”，以职工为主、集合经理等各方之力，以“群众集资的手段”设立“集体之基金”来创办工厂，这样既可以让“大贫与小贫”一起合作，又避免“财富之过分集中也”。[24]等工厂盈利后，再进一步通过各种基金来回馈乡村与社会。

   抗战“胜利归来后”，薛明剑在无锡各地“设立允利允福允新允中允固允大允祯友联等十所”，“以及外省留存之机械、面粉、碾米等工厂，合存十三所”工厂，“各项基金之投资”共“约值金元五十万元以上”。他计划“第一步须完成二十个生产工厂，同时并联合成立金融管理机构”管理各种基金，准备在数年间，一面“从事本身服务之推动”，一面“扩大基金投资之数目”，以服务于乡村“社会之事业”。[25]1948年，薛明剑重新修订了1944年的《初步愿望十则》，作为他“今后处世之准绳”，其内容为：

　　1、发展乡村自治。2、仿照瑞士，发展旅游事业。3、江阴筑港，联合无锡，完成工业中心区。4、筹集奖学基金。5、创办文献馆，编印先贤著述。6、提倡节俭，将婚丧喜庆之费用及礼物移作图书馆等使用。7、提倡文化事业，不以营利为目的。8、设立颐春学院，收养七旬以上老人。9、筹集发明奖励基金。10、举办华阁大礼堂、托儿所、儿童公园等社会福利事业于桑梓。[26]

 　为实现以上愿望，薛明剑设计了“湖山建设基金”、“清寒子弟”奖学金、研究工业奖励基金等基金，“集资扶助”文化新闻事业等专项基金对之进行扶持，并以工业利润的返还来充实基金。薛氏要求对工厂和“各项投资事业”，均设“有一保管委员会，年推一值年代表”来监察执行，以形成“因生产而达成发展与获利，更因获利而完成社会建设”的良性运作。[27]薛明剑“同时倡议，将本人在各企业的投资，改充发展地方公益基金，藉使各项公益事业不因个人得失而受影响。事业能发展，社会能繁荣，则子女求学谋事，一定均属小焉者矣”。[28]薛明剑对各项“事业取名允字”，即表达了希望从事事业的人心存“公允无私、两利为利之义也”！[29]对这个时段的人生经历，薛明剑在《<五五纪年>草成》一诗中概括道：“立言岂望名传世（五十岁时立《初步愿望十则》），创业常思利及人（余平生不为个人谋私利，办厂则以两利为利）”。[30]由上可见，薛明剑不仅热爱家乡，而且其建设家乡的计划非常庞大，且已开始实施，他是绝不会离开家乡的，对于未来的中共，只是如何适应的问题。因而作为无锡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代表的薛明剑，在1948年能最先、也最顺利的成为中共地下党统战成功的对象。

第二方面，他们不愿甚至从未想过到国外去当“白华”，对于自己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培养很关心，对家庭和睦、子孙满堂的重视超过对享受物质财富的追求。1949年时，荣德生74岁、程敬堂64岁、钱孙卿62岁，都到了耳顺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儿孙满堂。有子女侍奉照顾，享受天伦之乐，百年终寿故乡，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年人最普通基本的愿望。

  荣德生向来对家庭添丁及培养子女极为重视。《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每年必以家中人口增加的情况来开篇，如1934年纪事开篇是“长房三孙智鑫生，二房四孙智祥生”，1943年则是“三房生一男，名智俭，已望子矣。两年中，三、四、五房均生子，房房均有，为之快慰”。[31]1927年，他就为自己的子女专门在梅园豁然洞设立读书处，1941年计划战后另创的“天元公司”，计划“余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副之”。[32]1948年荣德生对“三儿一心”的“去港、台发展之意”，曾“深为怀疑”，想不通儿子“何故如此？”于是在11月初就三子的“来信详为批注，谆嘱不必离沪”，并劝告说，“我等始终服务工商界，从未参加政治，一切可以毋碍”。不料荣一心“竟不听”父命，于11月21日“乘‘霸王号’客机赴港”，途中因“港、粤气候变化不常”，飞机“失事殒命”。继长子荣伟仁病逝、六子荣一心“自戕”后，荣德生又失去一个儿子。荣氏“迭遭三子之丧，痛催心肺，抱痛河西，无以自解”[33]

  1949年2月，荣德生的“三媳在港分娩，得一男，为之欣慰，取名‘智慰’”，荣氏很隆重的在婴儿“三朝祭告祖先，并为治面，以誌喜”。[34]是年正月，荣德生“至梅园观梅，花已盛放，游客满园”，虽有游客“毁伤树木”，但荣氏觉得这是“因爱花而折花”。[35]在无锡与家人“安度年关”，与申三职工相处“宛如一大家庭”[36]，到梅园“香雪海屋”[37]看乡人观花赏景，无锡家乡的一切在荣德生心中，就像这满园的梅花一样，即使有所不足，但却都是他最喜欢和留恋的，即使将来可能会遇到困难，相比眼前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商会会长钱孙卿，在去留问题上的考虑上与荣德生是相似的。抗战后钱孙卿与同胞“子泉先生”，两人“家庭之间，于于如如，子弟齐茁挺秀”。[38]他已牺牲的四子钱钟仪还曾是“中共丽水西区区委书记”、“革命烈士”。[39]笔者在不同时间地点采访过的钱孙卿的后代都曾不约而同的说，“钱孙卿就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无锡”。[40]抗战初期，抱着“不有留者，何有去者”之识见的钱孙卿就表示，“守土的士兵，可以奉命撤退，而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祖宗丘墓所在，怎能弃之如遗?”[41]现在最困难的家国沦陷时期都已过去了，还用担心同为中国人的中共来解放无锡么？而一旦到海外成为寓公，他再无法以“商民保姆”为家乡人服务。钱孙卿并非有钱人，他和家人都“是高级劳工”，[42]1949年他曾自称“余家儒素，虽非寒苦，未尝有大富贵，世以俭朴相尚”。是年三儿子钱钟毅结婚，钱孙卿节俭的让人意外，居然“商其（女方）妇翁，成礼而已，未尝备物”。[43]故而钱氏真去了海外，可能其生活也会面临困难。

早在1948年夏天，“上海地下党就有联络员到程敬堂在上海的住宅，”提出“要见程敬堂”，程敬堂清楚对方身份后，“将此联络员介绍到无锡与钱孙卿面谈（工厂留锡事宜）”。[44]1949年初，具有很强的家族国家观念的程敬堂也希望能顺利留在大陆，因而他不仅对钱孙卿等派代表“去苏北联系一下”的行动表示“支持”，[45]当钱钟汉去苏北面见陈丕显、管文蔚回到江南后不久，程敬堂特地和“朱龙堪、吴伟勋请钱钟汉在上海南京路七重天吃饭，聊苏北的情况”，[46]以做好迎接解放、适应新社会的心理准备。

　　  留在大陆，不愿出去做“白华”的心理很多资本家都有。1949年春，在上海的刘鸿生内心也很矛盾，“过去40年的经验”让他“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条”，但刘鸿生“也并不想流落国外作‘白华’。”后来他被汤恩伯押到广州后，自己“溜到了香港”，即使在中国人很多的殖民地香港，早年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的刘鸿生还是有做“白华”的感觉，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儿孙都盼望我回去，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出路？”于是“下定决心”随着中共派来做工作的儿子，在当年10月“回到大陆”。[47]主持上海申新的荣毅仁，也担心“留在国内生活、自由没有保障。但跑到国外去做白华要受尽白眼”，而他负责的荣家的“事业又都在国内”，当时“感到前途茫茫”的荣毅仁“再三思量：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过去反动统治几十年，没有把国家搞好，现在反动统治被推翻了，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我想我还是留在祖国的土地上，等着瞧罢！”[48]

　　“中国最可爱”、“要尽对国家的义务”，这些想法不仅年老的荣德生、钱孙卿这么想，当时如资耀华、杨绛这些中青年人也这么认为。1948年底在美国哈佛考察的银行家资耀华，在天津解放前夕“从天外飞回来”，担心他的朋友去看望他，并问其未来的“行止”，资耀华劝朋友“不要庸人自扰，千万不可乱逃，中国将来总是要统一的，既身为中国人就无法逃于这个‘天地’之间，”如果“逃到外国去”，据他“几次在外国的经验，结果只有两途，一是做一个无国籍的流浪汉，处处碰壁；一是谋一个有国籍的三等公民，寄人篱下。无论如何，哪种洋罪都是不好受的。我们生在中国就是中国人，既有做中国人的权利，当然也有做中国人的义务”。[49]同为无锡人的杨绛，是钱孙卿的侄儿钱钟书的夫人，她对与钱钟书在1948年冬留在清华迎解放，对此选择，杨绛回忆说，“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50]

第三方面，乡土资本家们对国民党已经失望，对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抱以希望，期望政权更替之后，未来能在无锡开设更多工厂，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家乡人民。

  1947年后，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和政治腐败，不仅让乡土民族资本家对之失望，连国民党内部的大佬也完全没有信心。1948年6月初，荣德生的三子荣一心为了解时局变化，拉钱钟汉“陪同前往”去吴家“给吴稚晖送一笔钱”，“托言是他父亲荣德生先生向他表示的一点敬意”，吴稚晖“略一推辞也就收下”。荣一心请教他说：“老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时局，可会有什么变化”？吴稚晖回答说：“局面是垮定了，没法挽救了，现在有人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苏决战中求得我们的出路，我看这一希望，已经落空，因为美苏在1945年、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立即接下去打起来，现在已不可能再打，要是再打，得起码再等二十年到三十年才有条件。……”吴稚晖又无限悲叹地说：“蒋（介石）曾托人要我去台湾住。我想自己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当时吴稚晖虚年龄已八十四岁）……所以我是决定不走的了”![51]对于最坚定的“家乡派”钱孙卿，则“曾同长子（钱钟韩）说过，他不是亲近共产党，而是觉得国民党完全没有什么希望了。北伐之后的蒋介石所联络的人，正是北伐战争所要打倒的人，用了这些人做官，贪官污吏到处都是”。[52]由此也可见1948-1949年时，无锡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国民党是如何失望之极了。

　　办工业发展社会是荣德生一生的嗜好，他是个事业迷。1944年，发还开工后的荣氏申三厂，在日伪统治下，即使“出纱亦不能大大方方做营业，可见不自由之苦处”，厂内也“人心杂乱，各自为谋”。荣德生苦恼于营商环境的“不自由”，没有安稳的环境办厂兴业，以达到他“一人进厂，则举家可无冻馁；一地有厂，则各业皆能兴旺”之目的。[53]为达进步社会、救助个人和发展荣氏集团的目的，1941年荣德生曾雄心勃勃的计划了“天元实业公司”，作为战后集团的发展方向。由于国民党政权腐败、物价飞涨、内战连绵等，庞大“天元计划”在战后只实现了极少部分，仅建设了天元麻纺厂、开源机器厂数个新厂。荣德生对国民党的“每况愈下，民不聊生，税率之重”，“不顾民心，肆无忌惮，官僚气息之重，人民莫不寒心”[54]的种种表现早已失望。如果改朝换代后中共能稳住局面，只要世局一平，则“此志不改”、“雄心未死”的荣德生，仍可“大举创业”，[55]谋划实现天元计划的工业理想，“充分发挥我国物力人力”，帮助新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增加产品，供应需要”，使“人人走上生利之途”。[56]对于荣德生这个事业迷来说，能为家乡与国家做出贡献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即使到“人生晚年，能从事于自己所计划之事业，亦乐事也”。[57]

在荣德生坚持不搬厂的决定下，1949年2月9日，主持上海总管理处的荣尔仁由“申新二、三、五厂总处致上海区分处代电：上海区经协理鉴：密。迩今时局动荡，本总管理处今后方针，以维持原有局面为原则。过去决定迁往广州、台湾、香港之各厂物资，应一律从早出售或搬回；其他如各厂之对外投资，亦应设法清理或出让而资减轻负担。用特电达，仰即迅予妥善遵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报备查为要”。[58]荣尔仁此举，既有受其父的影响，也是他自己举棋不定的反复，不过其客观后果是遏制住了荣氏家族的迁厂迁机器的势头，为荣氏企业保存了解放后复原生产的实力。

　  1949年2月上旬，薛明剑家中迎来了“胡厥文、胡越中、颜耀秋、张汝励四人”，他们留宿薛家“三天”，商请薛明剑出面“委组民主建国会事”，薛氏则“辞之”；2月17日吴宪塍约薛明剑“赴穗”组建新党，亦“辞之”。[59]薛明剑“并无外走的意思，因除其四弟孙冶方外，有三个女儿早就参加了新四军或地下党，故坚定地拒绝了雷震等屡约去台湾的说辞”。[60]对于党、盟、商这些时代潮流，薛明剑都能放的下，但不变的是为家乡服务的本色，他“只想身在民间”，试验其新模式，来实现社会进步和改造，“为国为民多办些实事”。[61]

　　  1948年1月，薛明剑“将战前所办允利化工厂，改组为允大化工厂，仍以制造碳酸等品为主”，同时期还“创设允固机器厂于惠农桥”，“租友联橡胶厂，改名为允友橡胶厂，资本均为集体基金，推杨震中先生为经理”。[62]辽沈、淮海战役开始后，上海无锡一些资本家携资去海外或等待观望，薛明剑却按照他既定的理想和计划，反而不断为家乡建设新厂、增购图书，他在1948年11月6日以纪念“先室逝世十周年”为名，“由友好出资购买丛书三千册充实钟端图书馆。”11月中下旬，他不顾“苏北战云弥漫紧张，友好均作逃避计，与继室孙夫人反积极进行筹备此馆，以明春建筑馆屋，征购之书期达成二十万卷”，战争迫近，“书价反较平时为廉”，以实现他“与钱子泉先生（的）约定”：1950年“聘其回锡，主持泰伯文献馆馆务”。11月14日，薛明剑“开始建筑允祯面粉厂于无锡双河尖，专招集体资本，以小麦两万包为资本标准，不招私人资本。每日拟出粉五千包。”因双河尖为“五水汇聚之地”，精于看风水的荣“德生先生闻之”，居然和薛明剑“欣然同往一视。”[63]1949年3月，薛明剑主办的“允祯厂开始建筑水泥工程”，4月5日，中共渡江在即，他还“在沪为允祯购钢条三吨半。”[64]薛明剑一如计划的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他深信允字头企业有避免剥削之设计，与中共地下党高山、好友邵力子、女儿薛禹谷等向他宣传解释的中共“中央城市政策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方针”[65]并无矛盾之处。

1927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后，共产党人在江南城市的地下活动空间更为狭小。为缓和劳资矛盾，稳定和发展地方，荣德生为代表的乡土资本家们，在无锡向来以优容之道来对待国共之争，避免在地方发生流血事件，减少党争对企业的影响。解放前夕，无锡资产阶级对于来往无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支持中共的相关人士，对于处理劳资矛盾的办法，仍以优容的态度待之。“程敬堂曾帮助过钱孙卿去无锡公安局保过地下党，说是丽新的工人”。[66]1948年冬季，薛明剑得知中共地下党员“方士林在苏被捕，转托立委严庆琪保释”；[67]1949年4月15日，薛明剑又“托雷敬寰代余向当局保释（地下党员）张锡昌、得许”。[68]薛明剑还“掩护陈光明同志在锡从事地下活动，支援刘万里同志在太湖部属食米二百石等，都是为革命做了好事”。[69]

　 30多年后，关于此次“申新厂工潮之事”发生的前后具体过程，郑翔德厂长有如下回忆：

　　当时因为物价飞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申新是无锡最大的一家工厂，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作为厂长没有办法解决工人的工资问题。因为申新工人增加工资会影响到无锡其他工厂也要增加工资，甚至将会造成其他工厂停产，所以当时用了‘假戏真做’的办法，抓了几个人（其中也有我本人的一位亲戚），第二天就通知胡鸣虎把他们保了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持工厂的生产。[75]

　　 显然，郑翔德让城防指挥部把他的亲戚和顾阿菊等一起关进去，是他学习了荣德生的“优容之道”后所想出的具体办法，意图通过乡情亲情的纽带关系，让亲戚陪绑，以给顾阿菊、施剑平等人吃个“放心丸”，以免被捕罢工代表们在狱中的时候出现过度对抗，从而导致不必要的意外。申三罢工代表“施剑平、顾阿菊”均是中共在申三的“地下党员”，与“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各自接受上级领导交派的任务”。[76]显然，这次罢工不是工人们单纯的为增加工资而做的努力，而是包含有一定的阶级意识形态之争的劳资斗争，这个事件的所隐藏的复杂性并未就此结束，在中共执政后，其延续性将成为中共在无锡最大的企业对资斗争的历史证据和爆发点。

   对于失败前最后疯狂的国民党，无锡资产阶级及其相关人物，常常与之虚与委蛇，不刻意去激化矛盾。1949年1月，无锡“西门开来了从东北营口撤退下来的国民党25军的52师”，他们“兵员少，武器多”，负责西门的“工商自卫大队的第六大队长”、博爱镇镇长吴伟勋，设法打通了52师军需处长和“师长李运成”，可以向该师购买“便宜”且“急乎出手”的武器，为了“充实工商自卫队”，“公私社团联合会负责人钱孙卿”则“极力支持”他去办这件事，吴氏一次购买了52师“长枪400支，机枪6支，汤姆逊10支”。但事成后不久被“城防指挥部逮捕”，控以“贩卖枪支罪”，钱孙卿“立即请参议会秘书长朱默兰（女）向司令官刘建伟进行交涉”，利用国民党的腐败，由吴伟勋“拿出白米80石，作为交保释放”。[77]吴伟勋被逮捕后，“其父因为他着急担心而得病去世”，钱孙卿“亲自前去给吴父送了挽联”。[78]对于国民党军队卖枪、军警敲诈这些腐败，吴伟勋“心灰意冷，欲想辞去镇长”，钱孙卿劝他“暂时忍耐”、“顾全大局”，并说“大家理解你受累委屈”，毕竟“灿烂的曙光已露”，[79]要利用现有的镇长位置，为保卫无锡工厂和城市尽最后的努力。就钱孙卿自身而言，国民党对其不配合的举动也是非常不满意的。1949年3月份，无锡县社会科长张一飞“为参加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被江苏警保处长张达”骗“抓到城防部，第二天即解送镇江江苏保安司令部。”到镇江后，即由“江苏保安副司令杨宗鼎与汤恩伯京沪杭司令部高级参谋陈祖民二人开庭”审问张一飞，“开口就问钱孙老与共产党什么关系？”张一飞回答说，钱孙老“与我关系很密切，钱孙老是商会理事长，由社会科主管，但是他学问道德很好，我十分敬重他。至于他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他没有告诉过我，我不清楚。……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视钱孙老如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因而在张一飞“被捕以后，钱孙老也隐避开了”。[80]

  对于抗战后中共解放区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除了秘密的从中共地下党员高山、薛禹谷、杨汗等人的介绍，以及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这些文章得到消息外，他们并非一无所知。在其阵营中，荣氏集团的薛明剑、章剑慧是对中共解放区的经济较有研究的。1946年“章剑慧请张锡昌（原《中国农村》主编）在上海建立了经济研究室，编写资料，介绍解放区的工商政策，寄给上海工商界人士，对稳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不小的作用”。[81]再如对于中共宣传的“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1949年3月中旬，由薛明剑控制的《江苏工业会会务通讯》，公开发表了《解放区之工业政策》一文，对于苏皖边区和冀中解放区以“公私两利，劳资两利”来制定“工时与工资”的现象，文章表示肯定，认为这样做，“既规定提高工人工资，保证工人的一定程度生活，又保证工人遵守工厂规则，劳动纪律，使资方又有一定利润可得。”文章对此持非常同情的态度，并进一步强调：“工时与工资的规定恰当与否，同时也影响工人的工作情绪与工人生活，这是关系劳资双方必需适当处理的问题”。[82]这种观点与薛明剑一直主持的“劳工自治”、荣德生的“优容之道”有暗渠相通，其实质就是调和劳资矛盾，这与薛氏在解放前就对“公私两利，劳资两利”的政策抱接受的态度是吻合的。但薛氏是否明确的和荣德生讨论过文章中“公私两利”的思想，笔者拿不到直接证据，但《江苏工业会会务通讯》是在工商界公开发行的刊物，荣德生、程敬堂、钱孙卿、唐君远等这些资本家代表人物都是能够直接读到的。

综上所述，1947—1949年，在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与军队节节败退的历史背景下，爱国爱乡是无锡乡土大资本家们没有迁厂的核心原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不离开家乡，他们的余生能否过的很有盼头呢？在中共统治下，他们还能有多少“控产权”呢？是否有机会继续为家乡做更大贡献呢？面对这些未知数，资本家们最需要的做的是：摸清中共的对资本家的政策底线，搞清楚未来统治无锡的政治人物的意图，再做最后的决定和选择，这不仅是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做出抉择，也是为这个以工商著称的江南名城做选择。

　   　四、红梅探春——钱钟汉的苏北之行

　　对于资本家的这些担心，中共在山东、苏北地区的领导陈毅、陈丕显、管文蔚等人，通过地下人员的工作也是有所知的。几乎与此同时，为了做好统战工作，数枝来自中共阵营的橄榄枝，也从不同方向悄悄伸向了这些翘首以盼的资本家们。先后有奉命从上海钱瑛系统调回无锡江南大学工作的薛禹谷、无锡城工委书记高山、华中二地委打入无锡县政府的杨汗等地下党员，从多个方面对薛明剑、荣德生、钱孙卿等人展开统战工作。对于抗战后中共解放区的经济模式和经济政策，无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们可以秘密的从地下党员薛禹谷等人处得到口头介绍，中共地下党还油印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给荣德生等人阅读。

　  1949年2月17日，受荣德生先生之托，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先生的次子钱钟汉不顾生命危险，代表接受中共邀请，作为荣德生的私人特使，与袁鹤皋等一起代表无锡工商界北渡长江，赴苏北观察中共新解放区的情况，并与中共华中区领导的进行了首次政治交往，以为无锡大资本家对解放大军渡江后的去留问题提供参考。钱钟汉离开无锡前，荣德生说自己是开工厂的，请钟汉向中共表示，“所希望的是共产党来后仍能让工厂开工生产，做生意能有保障。”[83]钱钟汉经扬州等地到高邮，后又只身赴淮阴中共解放区做“探春”之旅，一路了解苏北解放后城乡的状况，2月18日到扬州后，观察到“刚解放不久”的扬州“大街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安定欢乐的景象”，与江南“愁云笼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钱钟汉去拜访父亲钱孙卿的朋友“扬州著名绅商周谷人”时，周说扬州解放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和对老百姓的爱护，是历来军队所未有的；共产党对工商业也确实是保护的”。[84]

　　 钱钟汉到达淮阴后，先后与中共华中工委管文蔚、陈丕显、包厚昌、杨帆等领导同志进行了三次谈话，最后就无锡资本家配合无锡“解放的具体事情”[85]达成协议，具体为：“1、国民党逃跑时，由他们（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2、所有工厂都要保护好，不准破坏；3、我军过江时不能多带粮食，部队所需的2万担粮食，请无锡商界负责筹集；4、旧的机关工作人员不要跑，保护好文件等资料，俟我军过江后移交人民政府”。[86]

　　钱钟汉离淮之前，陈丕显还征询他对“党的希望和意见”，钱钟汉说国民党让“老百姓受尽了苦难”，希望“共产党在打定江山以后，一定要争气，一定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陈、管二人听完“相视而笑”，并表示说，“请钱先生放心，我们共产党决不会辜负朋友们的期望，决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共产党的事业，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只会一天天兴旺，决不会垮台。我们对此是有足够信心的”。[87]经过对新解放区的观察，及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钱钟汉虽然也产生了“共产党进了大城市是否也能够管好大工业”的疑问，[88]但毕竟解放区与原来国民党谣言中的形象并不相符，他“心里的种种顾虑打消了，高高兴兴回无锡去了”。[89]

 对于荣德生的希望，中共华中区领导管文蔚表示，“荣氏的要求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会办到的”，他请钱钟汉将他的“口信”带回无锡，并“向荣德生致意”。[]钱钟汉先生回锡后，将管文蔚的口信带给了荣德生、钱孙卿等无锡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少量扩散给了无锡、上海社会的上层工商界精英人士，由之最终促成了以荣德生、钱孙卿、程敬堂等为首的锡籍工商界主流人物，做出留在大陆，与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选择。他们最终决定不仅是自己留在国内，而且包括一家老小，以及大量工厂和资金都留下来，继续生产，为乡梓造福利。王安石有诗云：“江南岁尽多风雪，也有红梅漏泄春。”1949年江南雪寒冰封、春寒料峭时节，钟汉先生江北之行的努力就如一支探春红梅，向为家乡与个人之前途担心的无锡工商界提前传来了春天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