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不可及”經常被人們用來貶低某些人愚蠢得無法理喻。其實，根本不是這個意思。

這句話出自《論語》中《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說，當國家社會處於有道明君統治的時代，人就應該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當社會處於沒有道德的暴君統治的時代，人就應該裝傻；表現聰明才智是一般人都能夠做到的；裝傻則一般人很難做到。

裝傻需要大智慧，所以是“大智若愚”。

首先是要會識別暴君與明君；君主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時都要依靠知識分子，所以要禮賢下士，特別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幾乎都是先禮賢下士，取得政權以後都要鎮壓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不但和他們在價值觀上有巨大差別，而且對於他們的虛偽欺騙伎倆一看就透。所以暴君都是對知識分子又怕又恨的，知識分子對於這一點必須保持清醒。春秋時期的范蠡意識到勾踐只可同患難，不可共富貴，功成名就之後應該激流勇退，滅吳後，范蠡決然地走了。

他從齊國寫信給文種說：“蜚（同“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大意是說：飛鳥射殺完了，好的弓箭就會被收起來。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獵狗就會被煮掉。越王為人陰險，工於心計。可以與他共患難卻不能同享樂。你為什麼還不快離開呢？范蠡的這一段話也就成為千古名言。

而即使是秦始皇那樣貴族出身的暴君，在建國之初也要先籠絡知識分子，秦始皇為控制知識分子，召天下士人封為郎。然後讓人在驪山地熱處種瓜，再讓儒生議論冬天能否種瓜，儒生爭執不下，就讓他們去山谷中觀看。卻預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弓箭手，儒生進入山谷，秦王伏機弩射自谷上，填土埋之，歷久聲絕，坑儒生七百餘人。

   暴君為了考研臣下，還會裝出謙恭熱心的樣子，笑眯眯地要臣下提意見，還說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誘使臣子們把隱藏在心底最尖銳、最真實、最不滿、最痛心疾首的話或要害建議，全部說出來，然後飛而鉗之，抓住其中觸痛逆鱗的措詞激烈、用語片面、態度不恭……等等枝節疑點。立即交付刑部。這就是鬼谷子總結出來的“飛鉗術”，毛澤東稱之為“引蛇出洞”或者“陽謀”。

  大智若愚的第二個難點在於抵擋名利的誘惑；表現才智可以獲得名和利，而裝傻則經常要忍受清貧寂寞。林彪是最了解毛澤東的，但是還是經不住官利椂的誘惑而最終身敗名裂。

  大智若愚還需要技巧，辦法就是韜光養晦，就是“隱”，大隱隱於朝，中隱隱於市。而“隱”需要很多智慧和技巧，尤其是“隱於朝“的”大隱“更需要高超的技巧，袁世凱就是此中高手。

積極進取型    “隱於朝“的”大隱“袁世凱

袁世凱是一位有新思想的改革派，與維新派不同，維新派從外國學來一些新思想、新名詞，沒有縝密的思維，就想依靠一個根本沒有實權的傀儡皇帝實行變法。袁世凱則與保守派人士搞好關係，還竭力討好掌握大權的保守勢力領袖慈禧太后，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力，然後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力推行先進事物和維護國家利益。袁世凱一生為中國的現代化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

我們可以簡要回顧一下袁世凱為中國現代化所做的實際貢獻;

1882年時23歲的袁世凱就在平定朝鮮政變中表現積極勇敢，使日本軍隊居於下風；在1884年的“甲申政變”中他又率領中國軍隊趕走日本軍隊；次年，26歲的袁世凱被任命為中國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直到1894年7月袁世凱一直在朝鮮維護中國的利益，不讓日本、俄國插手朝鮮事務，是當時滿清政府中極少數幾個敢於與日俄等列強抗衡而且能夠戰而勝之的官員。

   1896年袁世凱在天津小站主持訓練新式陸軍，幾年時間訓練成了一支紀律嚴明而一戰鬥力的“新建陸軍”。一般歷史學家將此作為中國近代陸軍的開始。

  在對待義和團的態度上，袁世凱與慈禧頑固迷信的態度截然不同，實事求是地戳穿他們的假“神功”，在他管轄的山東地區防止了更多的無知民眾被欺騙送命。

1902年8月，袁世凱就任直隸總督，在天津組建了警察局和中國第一支警察，是中國現代警察制度的開始；並創建天津警務學堂，成為中國公安警察教育的創始人。

  袁世凱還與張之同等大臣聯名上書要求修改法律，並推薦沈家本等人學習西方法律，制定了《刑法》《民事訴訟法》等多部新法，成為中國現代法制的開始。

1896年，在袁世凱的堅持下，清政府設立法部司法；大理寺專掌審判：檢察廳負責起草訴訟。1907年袁世凱在天津試行中國第一個審判規則，確立司法與行政分離，承認裁判獨立，採用合議制，設立會審官，設立予審官等等；確立了公開審判原則和四級三審制，都是中國重工許多法律制度的肇始。1907年中國第一個法院“天津地方審判廳”在天津誕生。

袁世凱還在天津設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監獄“天津習藝所”，使罪犯學習一種技能，以便出獄後能夠謀生。

袁世凱還建立了現代徵兵制度，建立了多層次的現役、預備役制度。

1905年8月袁世凱與張之同等多名大臣聯名上折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使清朝廷宣布，自1906年起，立即停止科舉考試，。袁世凱同時創立新式學堂，使知識分子接受新式教育，成績顯著。

袁世凱還提出和主持了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施工的鐵路京張鐵路（詹天佑是總工程師，負責技術工作）。

1907年袁世凱在外交部尚書、軍機大臣任上，籌款500萬兩，收回京漢鐵路路權；1908年又與英、德等公司簽訂《鐵路供款合同》，收回津浦鐵路和滬杭甬鐵路。

袁世凱還進行了幣制改革，將銀兩改為銀元；建立新式銀行官銀號；建立了現代金融體制；還創建了直隸工藝局，領導管理實業，創設了最早的工業展覽館“考工場”。還創辦了“種植園”，作為現代農業的試點。

1907年，袁世凱派周學熙組建欒州煤礦，與英國人開辦的開平煤礦競爭，打破他們的壟斷。

1906年袁世凱還逼迫德國人德璀琳交出唐山細綿土礦，然後組建了中國水泥史上重要的啟新洋灰公司。

1906年袁世凱上奏要求預備立憲，建立上議院和實行地方自治。他自己在天津進行地方自治的試點工作；在1907年6月16日至18日在天津舉行中國第一次選舉，選舉出議員30人，8月組成天津議會。

1911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成立軍政府。11月1日，馮國璋的北洋軍奉袁世凱命令進攻，很快占領漢口；袁世凱派人勸革命軍議和，革命軍不服，馮國璋又進攻，於11月27日攻下漢陽。革命軍被迫簽訂了停戰協議。

 與此同時，在北京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由他組成內閣，主要大臣都是袁世凱的人，同時宣布立憲，迅速起草了《憲法重要信條》（俗稱十九信條）），規定了“皇帝的權力必須以憲法規定為限“；11月8日資政院選舉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這是中國第一部有實質意義的憲法。

接着，袁世凱又以國庫空虛軍餉不足為理由，停止工作。一面發動部下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最終推翻了滿清王朝。《2》

從這些簡單敘述中不難看出：

袁世凱為中國現代化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開創性工作，他不是為了迎合民意而說的好話做的好事，袁世凱做的許多先進行動，當時不但大多數民眾不知道，連知識分子中也只有少數先進人士理解，在統治集團內部更是經常受到大批保守勢力的反對，尤其是在提出預備立憲時，在統治集團內部極為孤立；所以說袁世凱是具有先進意識的人；他還能夠抓住機遇，自己籌集資金組織力量實現這些行動。

袁世凱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有能力有辦法捍衛國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時，他也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人物。也是推翻滿清政府以後唯一有能力防止國家分裂的人物。

（詳細可以參閱周醉天：千秋功過袁世凱）

袁世凱是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留皇帝以防止社會動亂和國家分裂；但是皇權在議會之下，這是符合先進國家經驗的。

但是，袁世凱的君主立憲夢卻被辛亥革命打破了，辛亥革命後各省紛紛獨立，皇帝已經不復存在，軍閥混戰，全國陷入長期分裂。

二，時“隱”時顯的胡適

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在國外獲得博士回來後，很多都去政府做官，胡適獲得多個博士頭銜，但是一直醉心與學術研究，或者當學術機構的領導人；直到抗戰開始，才出於知識分子的愛國心參加政治活動。

  1937年七月八日，胡適離北平。十一日，到廬山，得到蔣介石接見，隨後參加廬山談話會。八月十三日，被聘為國民政府“國防參政會”參議員。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在美國及加拿大遊歷及演講。轉游法國、瑞士和普魯士。十月 三日，由歐返抵紐約。五日，赴華盛頓就任。1939年四十九歲，胡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在這期間一直擔任駐美大使。

1945年四月二十五日，胡適出任國民政府代表團代表之一，在舊金山出席聯國制憲會議。九月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平大學校長。十一月 以國民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1946年五十六歲 六月一日，由美國動身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國共政權更迭之際，周恩來致電胡適，企圖說服“自己所敬愛的人”胡適留在大陸。但胡適偏偏不為周恩來的滔滔萬言所動，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這個東西，在蔣先生那裡，是多和少的問題，而在毛先生那裡，是有沒有的問題；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就這樣，胡適去了美國，因為那裡民主最多；而當蔣先生請他回台灣當中央研究院院長時，他回去了，因為還有民主，但是蔣先生要他當副總統，他堅決不干，因為民主太少。而毛先生那裡，他是堅決不去的。

三，“大智若愚”的智者錢鍾書

    錢鍾書夫婦是真正的“大智若愚”者。新中國建國前夕，錢鍾書的母校牛津大學、聯合國以及香港台灣多所知名大學都向他們發出邀請；為了不願離開祖國，他們留了下來，讀書、教書、翻譯《毛選》，不參與社會活動。

錢鍾書的四叔錢孫卿是原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5月錢孫卿正在參加人大會議，毛澤東要召集民主人士座談會，錢孫卿十分猶豫是否要提意見，就召集在京親戚商議。大家意見紛紜，鍾書夫婦一言未發，只是靜靜聽着。但在最後，鍾書先生很堅決地說：“根本就不要說。”一個月後，“反右”開始，錢鍾書四叔錢孫卿、表妹夫許景淵、二表弟錢鍾漢、三表弟錢鍾毅都被錯劃為“右派”。他的父親錢子泉於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處“反右”漩渦文學研究所的錢鍾書夫婦，卻安然無恙。

錢鍾書與胡喬木在清華大學外文系是同學。當時，胡喬木是熱心政治的左派學生，而錢鍾書則是清華著名才子，自然持才傲物。文革以後，錢鍾書已經是國際知名學者；有一次他參加國際漢學大會，會上竟有三位學者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錢鍾書著作的，錢鍾書在會上特別受人尊敬。當時，外國學者到中國有三件大事：爬長城、看熊貓。拜訪錢鍾書。而胡喬木則是政治局委員，主管全國意識形態。一次，胡喬木屈尊拜訪錢鍾書，錢鍾書卻只是以平常的同學禮儀相待敘舊。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力，胡喬木任命錢鍾書為社會科學有副院長、全國政協常委，錢鍾書卻寵辱不驚，依舊是讀書寫作，並以《管錐篇》震驚世界文壇，與《尤利西斯》一樣成為人類思想寶庫中深邃的奇葩。

楊絳以“我與誰也不爭，誰與我爭，我也不屑”，堅持讀書寫作，直至百歲高齡依然筆耕不綴，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的奇蹟。

   錢鍾書去世以後，楊絳閉門不出，整理丈夫的手稿。錢鍾書遺留下來的手稿近400本，有七萬多頁，文字密密麻麻、重重疊疊，有些已經破損模糊，十分凌亂。但是楊絳十分珍視，把它們當作生命的寄託，一頁頁地辨認整理，不分晝夜，日復一日。這樣繁重的工作，只有一個知音，一個深情摯愛和了解丈夫的學者妻子才能夠做到。

  錢鍾書夫婦是“大智若愚”的典範。但是他們的大智慧往往不容易為一般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