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不可及”经常被人们用来贬低某些人愚蠢得无法理喻。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这句话出自《论语》中《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说，当国家社会处于有道明君统治的时代，人就应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社会处于没有道德的暴君统治的时代，人就应该装傻；表现聪明才智是一般人都能够做到的；装傻则一般人很难做到。

装傻需要大智慧，所以是“大智若愚”。

首先是要会识别暴君与明君；君主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时都要依靠知识分子，所以要礼贤下士，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几乎都是先礼贤下士，取得政权以后都要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但和他们在价值观上有巨大差别，而且对于他们的虚伪欺骗伎俩一看就透。所以暴君都是对知识分子又怕又恨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春秋时期的范蠡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功成名就之后应该激流勇退，灭吴后，范蠡决然地走了。

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么还不快离开呢？范蠡的这一段话也就成为千古名言。

而即使是秦始皇那样贵族出身的暴君，在建国之初也要先笼络知识分子，秦始皇为控制知识分子，召天下士人封为郎。然后让人在骊山地热处种瓜，再让儒生议论冬天能否种瓜，儒生争执不下，就让他们去山谷中观看。却预先在山谷中埋伏了弓箭手，儒生进入山谷，秦王伏机弩射自谷上，填土埋之，历久声绝，坑儒生七百余人。

   暴君为了考研臣下，还会装出谦恭热心的样子，笑眯眯地要臣下提意见，还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诱使臣子们把隐藏在心底最尖锐、最真实、最不满、最痛心疾首的话或要害建议，全部说出来，然后飞而钳之，抓住其中触痛逆鳞的措词激烈、用语片面、态度不恭……等等枝节疑点。立即交付刑部。这就是鬼谷子总结出来的“飞钳术”，毛泽东称之为“引蛇出洞”或者“阳谋”。

  大智若愚的第二个难点在于抵挡名利的诱惑；表现才智可以获得名和利，而装傻则经常要忍受清贫寂寞。林彪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但是还是经不住官利椂的诱惑而最终身败名裂。

  大智若愚还需要技巧，办法就是韬光养晦，就是“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而“隐”需要很多智慧和技巧，尤其是“隐于朝“的”大隐“更需要高超的技巧，袁世凯就是此中高手。

积极进取型    “隐于朝“的”大隐“袁世凯

袁世凯是一位有新思想的改革派，与维新派不同，维新派从外国学来一些新思想、新名词，没有缜密的思维，就想依靠一个根本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实行变法。袁世凯则与保守派人士搞好关系，还竭力讨好掌握大权的保守势力领袖慈禧太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推行先进事物和维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一生为中国的现代化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袁世凯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实际贡献;

1882年时23岁的袁世凯就在平定朝鲜政变中表现积极勇敢，使日本军队居于下风；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他又率领中国军队赶走日本军队；次年，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中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直到1894年7月袁世凯一直在朝鲜维护中国的利益，不让日本、俄国插手朝鲜事务，是当时满清政府中极少数几个敢于与日俄等列强抗衡而且能够战而胜之的官员。

   1896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主持训练新式陆军，几年时间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而一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一般历史学家将此作为中国近代陆军的开始。

  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袁世凯与慈禧顽固迷信的态度截然不同，实事求是地戳穿他们的假“神功”，在他管辖的山东地区防止了更多的无知民众被欺骗送命。

1902年8月，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在天津组建了警察局和中国第一支警察，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开始；并创建天津警务学堂，成为中国公安警察教育的创始人。

  袁世凯还与张之同等大臣联名上书要求修改法律，并推荐沈家本等人学习西方法律，制定了《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部新法，成为中国现代法制的开始。

1896年，在袁世凯的坚持下，清政府设立法部司法；大理寺专掌审判：检察厅负责起草诉讼。1907年袁世凯在天津试行中国第一个审判规则，确立司法与行政分离，承认裁判独立，采用合议制，设立会审官，设立予审官等等；确立了公开审判原则和四级三审制，都是中国重工许多法律制度的肇始。1907年中国第一个法院“天津地方审判厅”在天津诞生。

袁世凯还在天津设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监狱“天津习艺所”，使罪犯学习一种技能，以便出狱后能够谋生。

袁世凯还建立了现代征兵制度，建立了多层次的现役、预备役制度。

1905年8月袁世凯与张之同等多名大臣联名上折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使清朝廷宣布，自1906年起，立即停止科举考试，。袁世凯同时创立新式学堂，使知识分子接受新式教育，成绩显著。

袁世凯还提出和主持了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詹天佑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工作）。

1907年袁世凯在外交部尚书、军机大臣任上，筹款500万两，收回京汉铁路路权；1908年又与英、德等公司签订《铁路供款合同》，收回津浦铁路和沪杭甬铁路。

袁世凯还进行了币制改革，将银两改为银元；建立新式银行官银号；建立了现代金融体制；还创建了直隶工艺局，领导管理实业，创设了最早的工业展览馆“考工场”。还创办了“种植园”，作为现代农业的试点。

1907年，袁世凯派周学熙组建栾州煤矿，与英国人开办的开平煤矿竞争，打破他们的垄断。

1906年袁世凯还逼迫德国人德璀琳交出唐山细绵土矿，然后组建了中国水泥史上重要的启新洋灰公司。

1906年袁世凯上奏要求预备立宪，建立上议院和实行地方自治。他自己在天津进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工作；在1907年6月16日至18日在天津举行中国第一次选举，选举出议员30人，8月组成天津议会。

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1日，冯国璋的北洋军奉袁世凯命令进攻，很快占领汉口；袁世凯派人劝革命军议和，革命军不服，冯国璋又进攻，于11月27日攻下汉阳。革命军被迫签订了停战协议。

 与此同时，在北京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由他组成内阁，主要大臣都是袁世凯的人，同时宣布立宪，迅速起草了《宪法重要信条》（俗称十九信条）），规定了“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11月8日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实质意义的宪法。

接着，袁世凯又以国库空虚军饷不足为理由，停止工作。一面发动部下逼迫清朝皇帝退位。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2》

从这些简单叙述中不难看出：

袁世凯为中国现代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开创性工作，他不是为了迎合民意而说的好话做的好事，袁世凯做的许多先进行动，当时不但大多数民众不知道，连知识分子中也只有少数先进人士理解，在统治集团内部更是经常受到大批保守势力的反对，尤其是在提出预备立宪时，在统治集团内部极为孤立；所以说袁世凯是具有先进意识的人；他还能够抓住机遇，自己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实现这些行动。

袁世凯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有能力有办法捍卫国家利益。

在辛亥革命时，他也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人物。也是推翻满清政府以后唯一有能力防止国家分裂的人物。

（详细可以参阅周醉天：千秋功过袁世凯）

袁世凯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留皇帝以防止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但是皇权在议会之下，这是符合先进国家经验的。

但是，袁世凯的君主立宪梦却被辛亥革命打破了，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独立，皇帝已经不复存在，军阀混战，全国陷入长期分裂。

二，时“隐”时显的胡适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国外获得博士回来后，很多都去政府做官，胡适获得多个博士头衔，但是一直醉心与学术研究，或者当学术机构的领导人；直到抗战开始，才出于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参加政治活动。

  1937年七月八日，胡适离北平。十一日，到庐山，得到蒋介石接见，随后参加庐山谈话会。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1939年四十九岁，胡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这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

1945年四月二十五日，胡适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国制宪会议。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之际，周恩来致电胡适，企图说服“自己所敬爱的人”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偏偏不为周恩来的滔滔万言所动，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这个东西，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先生那里，是有没有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就这样，胡适去了美国，因为那里民主最多；而当蒋先生请他回台湾当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回去了，因为还有民主，但是蒋先生要他当副总统，他坚决不干，因为民主太少。而毛先生那里，他是坚决不去的。

三，“大智若愚”的智者钱钟书

    钱钟书夫妇是真正的“大智若愚”者。新中国建国前夕，钱钟书的母校牛津大学、联合国以及香港台湾多所知名大学都向他们发出邀请；为了不愿离开祖国，他们留了下来，读书、教书、翻译《毛选》，不参与社会活动。

钱钟书的四叔钱孙卿是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5月钱孙卿正在参加人大会议，毛泽东要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钱孙卿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锺书夫妇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锺书先生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钱钟书四叔钱孙卿、表妹夫许景渊、二表弟钱锺汉、三表弟钱锺毅都被错划为“右派”。他的父亲钱子泉于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

钱钟书与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是同学。当时，胡乔木是热心政治的左派学生，而钱钟书则是清华著名才子，自然持才傲物。文革以后，钱钟书已经是国际知名学者；有一次他参加国际汉学大会，会上竟有三位学者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钱钟书著作的，钱钟书在会上特别受人尊敬。当时，外国学者到中国有三件大事：爬长城、看熊猫。拜访钱钟书。而胡乔木则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意识形态。一次，胡乔木屈尊拜访钱钟书，钱钟书却只是以平常的同学礼仪相待叙旧。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胡乔木任命钱钟书为社会科学有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钱钟书却宠辱不惊，依旧是读书写作，并以《管锥篇》震惊世界文坛，与《尤利西斯》一样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深邃的奇葩。

杨绛以“我与谁也不争，谁与我争，我也不屑”，坚持读书写作，直至百岁高龄依然笔耕不缀，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迹。

   钱钟书去世以后，杨绛闭门不出，整理丈夫的手稿。钱钟书遗留下来的手稿近400本，有七万多页，文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有些已经破损模糊，十分凌乱。但是杨绛十分珍视，把它们当作生命的寄托，一页页地辨认整理，不分昼夜，日复一日。这样繁重的工作，只有一个知音，一个深情挚爱和了解丈夫的学者妻子才能够做到。

  钱钟书夫妇是“大智若愚”的典范。但是他们的大智慧往往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