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享一点关于演讲和怯场的体会。记得以前我在跟网友互动留言中详细聊过。我原来是个很怯场的人，不敢上台演讲。后来工作需要，可以提级和多挣钱，必须要克服怯场，怎么办？我就掂量，寻找自己怯场的真正原因，后来还真找到了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在乎听众和观众的喜好和评价。找到了以后，我就不怕了，几次练习，就当没人听，效果就提升了。我想这个训练恐怕也传染到了我写博吧。

语言和文字表达是个很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我甚至从维根施坦的语言的哲学洞察中获得帮助和理解语言的dynamics。这个真没办法，就像弹钢琴，并不是每个人练同样的时间，就会弹的一样好的。这也是元器件问题，哈哈。年轻十年的话，我恐怕还会要求自己尽可能改进，现在，我并不那样太苛求自己。到不是ego问题，而是如何channel自己的energy的问题。人生苦短，我认为优先级总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那种优先级，我想那绝对不是我要的生活。

分享一点我的工作轶事。以前，一些技术大会论坛，我经常被邀请上台演讲。代表我的公司，开始我也注意，每次演讲前准备，集中要点。后来慢慢就乏了，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东拉西扯的侃，每次时间还不够，产品和方案也没完全按照公司要求宣传出去。老板们反应很不好，多次批评，我就提出，干脆，我以后不上台讲了。我想我恐怕真是有点“目中无人”的，自我检讨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我若是真的要用中文写个正式的东西，都会把文章翻译成英文来看几遍，这样才可能有比较准确的表达，少犯中国式逻辑表达错误。

其实我的文字表达中也总会有些问题的，有人指出来我就会改进一点。改进自己的表达能力。

这个评价，甚至是批判, 我一直是欣然接受的。没有办法，我自认是在一个rabbit hole挣扎的。我自己也自省反思的，我感兴趣的是complex系统和架构，自己有时觉得找不到边界，另外我说我不是要说服别人和marketing什么东西，只是probing和满足自己的intellectual curiosity是诚恳的。平时生活中，也有人这样说我，你咋就是这样的海阔天空呢？那还是让我听起来舒服的评价，其它评价，我都不用说了。没有办法，我认为当一个人保持open mind，而且因为小时候被洗脑后，矫枉过正的过程，并不容易的。这也是我经常感叹，我们跟美国出生长大的人不一样，他们基本是在某个范畴和语境里成长，彼此交流的共同基础，从小就一直在那。我这样的，还得反洗脑，unlearn。但是我还是自我合理化一下，既然这样，也不用再反过去折腾，还不如就享受我的这种open的benefit。彼此能理解，甚至包容就好。

文字表达主要是为了探讨问题，解决问题本来就是他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就是纯粹的文字表达看法，我不会质疑这些，主要是一个表达简洁与相互能准确理解就好。我个人觉得在大家的交流中，应该提升或完善一点自己的观点及表达方式更好。我没有对你的看法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只是觉得有点乱，有点象川藏高原的庙里的老神仙出语皆神话的感觉。

谈不上严重，也不用在意。我前面说了，文人总是觉得可以用文字解决问题，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那是自我hype，我讲的是架构和模式，也是我的有话要说，仅此而已，我并不认为我能做什么，你恐怕还是想搞一把的，也许这是我们的不同。另外，对我来说，一个兴趣就是把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这对很多人的intellectual是个不舒服的挑战，你恐怕也不能例外啊，当我说元器件，这个是再好理解不过的了，哈哈。

对中国我常说“一人敌一国”，“一人敌一省”，前提是对方是虚假为基础的歪理邪说。对西方文明体系，这是开放体系下，在自由的环境中，无数聪明的知识分子能人们研究构建起来的，我对这个体系有基本的信任和认同，具体的意见都是在分类中的小问题上也许有些异议而已。

公司-->共识

我们不应该把宗教加入到政治讨论中。这是文明世界对政教分离的公司。你有时候走得太远，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中共胡搅蛮缠地对付西方文明社会邪说的一部分。这可能言重了。抱歉。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理科生都不受影响，而是部分如我们这么不认同中国现在的政治与社会的理科背景的人，我们要以真实为基础，准确的文明世界的普世定义的名词术语，有效地和中国的愚昧主流精英甚至体制内精英讲讲道理，让围观的群众得到一些启示。无论是体制内的三中全会派，还是体制外的三中全会派，海外的三中全会派，台湾的三中全会派，我都要一锅端地和他们理论一番。

从华国锋政变以来，虚假一直是个最大的中国政治问题。而定义的扭曲与误用就加大了中国的荒谬。中共改开时代的几个定义错误问题，1)民主的定义被完全歪曲了。2）GDP在宣传中被误用，在社会上人们的普遍认识与比较中也完全被误用，对GDP的历史缺乏了解。3）外汇储备的定义被扭曲，造成巨大的认识错误。还有很多。其实这三个错误就已经不堪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直接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你用电子元件，IT等等来映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效率低下的表达。我们在与文科生论战政治社会问题时强调我们理科生的背景的目的并不是理科生自然就更懂政治及社会问题，或者科技理论更能解释或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我们向文科生说明这两点，1）你们文科生受中共的教育，对虚假性有了接受与认同，对中共可以对社会科学名词术语定义模糊扭曲的判断能力丧失，而我们理科生因为学习的是科技内容，被中共宣传部在思考逻辑上的被影响的程度要低很多。2）我们可以以我们学习的科技专业的思考方式，重新以真实为基础，正确的定义为交流的准确性校正，很文科生们重新讨论中国的政治及社会问题。

我当然理解亚里斯多德的东东，人嘛，因为有个mind，活着总要有个意义，目的什么的，理想和想象，等等。因此人的ego总是自我hype的，极端是人定胜天无神论者的认知，和宗教信仰者的自己是先知的认知。普通人世俗生活的反映，尤其是西方启蒙后，是相信自己，极端是及时行乐。东方的nothingness更是导致最精致的及时行乐。human agency, 七情六欲在nothingness驱动下，当然是及时行乐。但是再怎么样，我认为还是一个架构控制的，everything和nothingness之间的flowing，比如人的纵欲过度不仅不能持久，也不能flowing的。中国文化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群体，类的问题，是群体中极高智慧的人，最高思维理念层面还是nothingness驱动的，也就是你说的没有宗教信仰。我认为就是有了宗教信仰也没用，我认为那是creation model，元器件决定的。那一类人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在transcendental层面那一类人完全是无所诉求的，因此架构是围绕自身的生存，和活的舒服，及时行乐。人类和世界一直在发展，演变和进步，需要在各个层面不断清零，从零再到一，但是对东方nothingness驱动来讲，最好什么都不变，开开心心，快乐多好？因此寄生，拿来，以及相匹配的组织和方法总是那样的流行存在。我的确不相信中国人会有什么改变，transcendental层面本来就什么也没有，当然没什么好改，至于高铁和抽水马桶，这些肯定会改的。

我说上帝给人everything，也给人nothingness，人活着无非就是在两者之间来回flowing。大多数人是在这两者之间jump，我甚至把这联系到脑科学。西方着重everything，东方依赖nothingness。因此西方人的实践，最高层面，最有智慧的人，总是表现在对源头的兴趣上，总是在创新，也就是驱动自己搞一个源头的东西。专利和天使基金这类工具都是那样匹配的。东方人，反正是nothingness，活在当下，能活着，活得好，舒服就不错。 帕拉图的form，比如苹果这个form，是一类的，具体某个苹果只是一个substantiation。我认为人恐怕是需要细分类的。我和你不受政治正确的统治叙事束缚，我是相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是架构，hierarchy, 没有这个架构，我们人类活着，智慧根本没有“用处”的。其实东方的nothingness也是在这个架构问题上是nothing的。亚里斯多德不同意帕拉图的洞见，认为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有自主性的，human agency，这个human agency也可以用来改造人和自然的。实际应用当然还包括控制和奴役人。我认为宗教信仰只是在这个架构和人的自主性上套个架子。

正因为华北指鹿为马文化的奴才拍马屁对任何领袖都可能产生多么大的错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群众在没有穿裤子的皇帝路过时，都熟视无睹，只有小男孩敢指出来，而更有一群华北精英鼓掌说皇帝的裤子真漂亮！对毛泽东就说，毛主席的哲学味道的裤子好香，对邓小平就说，小平同志的神仙裤子实惠...

这种文化导致英明一世的袁世凯悍然称帝，习总琢磨着终身制...

你谈到中国历史重复问题，我不得不提出华北指鹿为马文化传统问题，往好里说，时刻准备团结在取得权力斗争，或革命，或改朝换代胜利的领袖周围，成为了维持国家团结的力量。因为能到指鹿为马的认识程度，所以真理逻辑知识伦理道德思想，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不在话下，这种对领袖的充分自律下产生的一定是邪恶的酷吏，河北的傅政华，山东的孙志军是最新的典型。

因为有华北指鹿为马文化群体的加持，中国走向荒谬是非常容易的。只有民主制度能够削弱华北指鹿为马的天然奴才文化基因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因为领袖由选举产生，极端奴才化的举动代价过大，且在公开自由的现代法制社会中，收益并不确定。

你有关元器件的说法，有一定定义范围内的道理，但对人类群体来说，特别是巨大人口基数意义上的天才或各种人才原胚的产生还是个概率事件，具体到不同地域又有确实的概率高低的区别，但强调这一点是危险的，毕竟天才原胚是个体，这个个体归属的群体有什么理由，仰仗出了个较多的小概率事件的天才原胚，而去歧视其他群体？

所以西方的政治正确还没有被华人精英广泛的深刻地理解。

那么中国的天才原胚是否在中国得到珍惜对待呢？这又是另一个复杂问题。

原来你谈的是这样的技术层面的寄生话题，我不太看电影，更不会从电影中的启发下考虑社会大趋势，毕竟文人过于天马行空，正是我比较抵制的部分。

对于人类群体意志，行为习惯我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观的判断的，就是可塑性。不是天生的，固定的。在此前提下，我没有你那么样地对中国人的改变可能性的绝望，我认为中国人是可以改变的，毛泽东把中国人往极左，无私奉献的精神的方向走得够远的了，邓小平又把中国人往极右，极度自私自利到邪恶程度。几十年就目睹了这种极端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中国人可塑性是超过任何人种的，其实就是缺乏宗教信仰这个定锚吧？只能是地域文化的坚持，比如长沙文化精英的底蕴是左派，而成都是右派，这就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天然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就变得非常重要。左右都是一个立场存在，都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普世价值观中要惩罚的是犯罪，虚假的欺骗等等邪恶行为。

我们以前聊过，毛泽东的确有重新从零开始的念头和驱动的，文化大革命现实看是反黄俄势力和保权，稳权，但是我认为老毛是有清零重来的念头的。还有老毛解放前对美国的崇赞，我们以前也聊过，我认为是真心的，跟他想清零重来是相关的。但是毛个人没有这种能力，也自我异化，优先级就决定，老毛其实必然是个悲剧人物。again，这就是中国文化，不让清零的寄生于源头的零的本质。几千年一贯如此，我认为，以后也一样。

parasite寄生早就被社会性运用。比如parasitic economy。韩国2019年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电影Parasite，非常好看，如果没看，建议你找来看看。 parasitic的本意是自己不能独立，需要host。对中国文化和中共来说，当然不是指low level的基本生存独立，而是从零开始的现象的有无和多少。通常人们用创新来表述。你看中国，中共，有多少high level的东西是自己从零开始搞出的？这个表面上没什么，很长时间里也反应不出弊端，比如所谓改革开放的经济，copy别人的idea和工艺，自己制造，可以生产出海量的产品，但是人类总是周期性发展的，就像那部电影里，主人不在的时候，那家parasite人可以尽情享用冰箱里的好东东，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就是这家的owner。但是转折周期点出现，就不一样了，因为parasite的组织功能匹配相应为parasite服务和利益最大化的，如何转型就会是个大问题。中国的历史和实践，和中共的历史和实践，都是这个转型点出现后，验证出其寄生的本质。简单来说还是老样子。不能从零开始，当然还会是老样子，也就是说就一个源头开始的零，以后就再也没有零了，其实儒释道维护的就是那个源头零，道甚至都是宣扬源头那个零也是无，我说的nothingness，哈哈。

依附性跪拜，与认真学习是非常不同的。独立宣言，大宪章，三权分立，各种制度性的文件，现实的表现都摆在那里，能不能得出一些根本性的政治文明社会进步与制度进步努力方向？而不是一谈这些就转向吃饱饭，民生经济等等。谈政治老是转到经济议题，没有人会认为政治人物比企业家更懂经济好吗？

修改 所以他学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江南人主持现代南宋模式。》》所以他选择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江南人主持现代南宋模式。

90年代人民币和美元挂靠以来就走了南宋模式，但和南宋时的金国特别讨厌这种虚伪的下跪，美国也特别讨厌这种巨大国家对自己的表面跪拜，实际的利益损害。这就是大问题。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就不能好好的独立于世界？干嘛见人富裕成功就去跪拜？这蛮奇葩的，特别是现代文明国家是有严格定义政治边界，经济边界，社会边界的。

毛泽东在改变中国航向的文革与批林批孔等等运动中，强调了自主性。所以对依附的批判就格外地多，在批评周恩来的谈话中，可能提到了较多的江南人的依附性格，特别是南宋对金的跪拜制度下的表面繁荣等等。这些对于邓小平这些机灵的文盲是有深刻印象的，不过他的策略就是毛泽东在世时紧跟毛主席，毛泽东去世后就和他反着来。他就是要搞南宋模式的拜个老爹，美国是他选择的金国，所以他学江泽民胡锦涛两位江南人主持现代南宋模式。

你谈到中共的寄生性问题，因为你突然用了生物学的名词，具体定义在社会与国家体制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清楚的共识，所以我不能肯定是谈的和你同样的内容。

中国主体民族被满清奴役近300年，独立意志下降，我指的是国家意志，社会顶层精英的构建社会体系的能力，又经历西方文明的大举扫荡东亚各国的时代，所谓时代的弄潮儿们多数都是对西方文明的拿来主义者，只是有时拿对了美法的自由民主（左派），英国的宪政民主（右派），有时走捷径拿了好坏参半的，德国的国家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他们本身就是搞赶超英美而生的制度，最后还是有着共同蒙古残暴专制基因的苏联共产体制占了上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拜倒在这种体制之下。好在毛泽东以一人之力，戏剧性地扭转了这个中国的全民大趋势，反苏和美，把中国导向正确的世界主流，也改变了世界。

你的三大派洞察堪称绝妙，而且你解释的相当精准，给了我很多厘清帮助。中华文化需要去除我一直说的那个5000年的虚幻大东西，否则就一直会justify自己的言行，因此我是去除，不相关，不指望能有变化。内卷和躺平是几千年的nature和trend，历经多次内外杀戮，居然还是如此，可见生命力的强大，我现在研究恐怕源头创造model的设计，哈哈。具体，我认为，人生，群体，民族，国家，命运就像江河，大海，flowing才能舒畅。中国的事，我始终感到stuck，something blocking there, 不能流淌。湖吧，足够大，还不至于干枯。

我觉得每个领域的分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80年代带来了一股杂耍吧的议事方法，比如国际政治用下棋来论说，社会政策又是棋牌乐，就是因为邓小平喜欢围棋和桥牌吗？总是号称在下大棋，莫名其妙，翻译成英文就可以显示出多么幼稚及不着边际。谈经济用经济数据及经济领域的论说语言，谈政治就用政治常识和政治逻辑等等来谈，否则不知所云。当然，中国事情的论说基础也是问题，真实是最重要的，假的东西将导致所有的论述毫无意义。其二是术语的定义问题，如果没有共同认可的术语定义，交流的效率就很低，甚至误解，或鸡同鸭讲。另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假设，猜测，或估算等等都应该明确说明，这样是对中文世界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总之，有些乱象阻碍了华人社会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浪费在小学生似的小机灵与小争吵上了。我发现港台也受大陆的三大邪门主流的影响不小，也有某种程度的下沉。

关于中国主流精英的三大邪门流派的提出也是我多年观察的一个有一定概率准确性的概括，当然，这些偏见看法之所以成为偏见就是被偏见对待的主体是会变化的，我期待这种变化，虽然我很厌恶这三大邪门流派，但更期待的是这三地的精英有所警觉，有人是这么看待你们的。群体性的变化在人类近代常常发现，过去德国人曾经喜欢滥发货币，受到嘲弄和深刻教训后变得是一个以谨慎的货币政策著称的国家。日本人也是由特别随意，不讲卫生，到有了洁癖倾向。都可以变的。 我算是非常勇敢地针对中国最厉害的群体，所以我还称之为三大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