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 3、   巴黎公社——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的成功案例

毛泽东认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迅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时期，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无产阶级即使过早地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也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能进行对原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

王震的临终遗言。1992底至1993年2月3日，王震在去世之前多次与原中宣部长邓力群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卫建林作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谈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其中对毛泽东的看法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这些谈话引起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重视，指示中央常委传阅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存档。这些谈话后来被称为王震的临终遗言。王震在这份遗言中说道：“毛主席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经验。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也是依据这些巴黎公社的原则来建立的，目的就是“打碎旧国家机器”。

公社的原则究竟是不是取代国家机器的办法呢？首先，我们得来看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是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时，第一次提出来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书中有较集中的论述，但当时只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并预言以后人民革命将会打碎旧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却以行动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巴黎公社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权，选出的政府成员中有1/3是体力劳动者，且其中大部分是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分子，一切决策都是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出发点，例如不准克扣工资、不准逼债，给工人解决住房问题等等。但这些政策不含有公有制的内容，也没有批判或否定私有制，严格来说还是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公社所要求的普选权、劳动权、集会权、政治平等权、劳动保护权等等，都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即使是巴黎公社最为激进的1871年4月16日法令，也只是规定接管逃亡厂主的企业，对未逃亡业主的财产权和整个私有制度并没有触动。而且还宣布，逃亡厂主返后，要对其企业作价支付钱财，不是通常所说的“剥夺剥夺者”。这些措施如果完全按照马克思的主张，起义就不应该进行，但巴黎工人还是激于一时义愤，不仅起义了还成功建立了政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能进行暴力革命推翻旧制度进入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宝贵经验时，将其归纳为一句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掘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指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的意思，而不是去消灭国家机器。

其次，公社的原则并不是取代国家机器的真正途径。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讨论巴黎的形势时，马克思又预言：“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960年《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题为《列宁主义万岁》，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并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列宁“保卫公社的原则，对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完全不调和的斗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认为公社原则是取代国家的真正途径，因为这些原则只是“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一再表现出来”，而真正消灭国家机器只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将完全消亡”。

再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公社原则是改造旧国家机器的方法。第一、巴黎公社的政策并没有消灭私有制的措施。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第二稿中也写道:“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明确指出公社是改造而不是消灭国家机器，意思就是将国家机器从统治人民的工具改造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机构。第二、马克思在提到公社的原则时，用的是复数名词。经查对，英、法、德、俄文本的马克思著作，“原则”一词都用的是复数形式。这充分说明，马克思所说的“原则”并不是一个，而是一些。第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具体写到公社的主要原则是：“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

以上的事例都足以说明公社的原则还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是在保护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民主权力改革。因为公社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参见：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写给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一封信件）公社只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是“一种能使大多数选民（如工人）对所有机构，包括强制性机构，实行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

巴黎公社起义的根本原因。巴黎公社起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已经走向灭亡、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基础，而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腐败加上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激发了巴黎工人的义愤而引起的。它的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也不是“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造成的，而是法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间——处在两次工业革命之间，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只在萌芽状态，“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王震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致死都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深信不疑，并坚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1991年12月上旬，因呼吸道感染的王震的病情持续恶化，二氧化碳分压高达正常人的两倍速，有时还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清醒之时，他向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要看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太阳城》和《乌托邦》。此后，因病情恶化，被迫作了气管切开手术。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当气管套管被堵上能与人对话时，他便问值班护士：“你读没读过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托马斯的《乌托邦》？你没读过更好，咱们一起学。我原来翻过。我这辈子是看不到共产主义了，能听听空想社会主义家的描绘，心里也是高兴的。”在去世前住院的几个月时间里，王震戴着气管套管，读了三本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接着又开始读《资本论》。只可惜，未能等到共产主义实现，王震就已经去世了。空想社会主义究竟能否变为现实；巴黎公社成功的经验，是否能成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办法；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是否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历史都已经基本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2.3、    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改变生产关系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村、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生产资料——私有——队有——社有的转变，用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然后将人民公社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最后再将人民公社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最终建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社会。（参见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

2.3–1、 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统购统销——“割断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

1953年国家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赤字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东北水灾减产，原计划产量440亿斤，实际产量最多只有370亿斤。二是农民生活改善，粮食消耗增加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1952年增加到444斤。三是农民普遍具有防备灾荒的心理，习惯上喜欢把多余的粮食给贮存起来。此外，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还要大幅增加，库存形势日益严峻。毛泽东采纳陈云的建议，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除国家之外，任何人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低价卖给国家，以后又对猪肉、棉布、糖等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样一来农村连小商贩也没人敢做了，更不用说其它的剥削方式了；1958年以后又用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固定在土地上，农民既不能流动更不能从事商品交换，这样一来商品经济固然是消灭了，但农村的经济活力是彻底没有了。

    当时中央这样认为：“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农村阶级开始有了分化，有些农民在积累了粮食或其它副业收入之后 ，不仅雇长工、放债、买土地，而且买青苗、囤粮食和做投机生意。……由于这样，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空气稀薄，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涣散了，有的干脆散了伙。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民的觉悟提高了，广大农村中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贫农成了合作化运动的骨干，中农更加倾向社会主义，富农在经济上受到了限制。”粮食的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消灭了粮食自由市场，……有利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也利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1954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另一方面，避免了“供销脱节的混乱局面”，平抑了物价，挤出部分粮食换取建设物资，加快了“国家建设计划”（见1953年10月16日，中央《决议》）。

2.3–2、  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步：初级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

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就是要对目前的社会进行“一化三改”。其中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指鼓励农民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将个体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过程。农业合作化的具体步骤是：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增加社会主义因素。1954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上提出了新的规划。新规划分三步走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一步，1957年前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实现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转入高级合作化；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26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对于这个计划，中央还是觉得有点保守，于是在1955年下半年大踏步前进，全部实现了高级社，比该计划提前了七八年。毛泽东认为：“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在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前后（即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找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进行了谈话，他说：“从解决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2.3–3、  社会主义改造第三步：人民公社——“共产主义萌芽”

人民公社改革的背景：统购统销弊端显现。自从1953年中国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还下降了许多。1953年粮食总产量为3300亿斤，1953-1954粮食年度内，全国实际收购粮食达784.5亿斤，超过计划75.5亿斤，比上个年度多收177.9亿斤。以3300亿斤的粮食总产量减去征收的784.5亿斤，全国农民占有粮食总量仅为2515.5亿斤。而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已达5.34亿, 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8.7%，这么算下来，1953年度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仅471斤（同期的苏联粮食总产量接近中国的一半，但人口却不到中国的1/3），就这么点粮食农民还得贮存一些来防备灾荒，还得拿出一些来喂养牲口；此外，农民还会经常到市场上用粮食换回自己必备的生活消费品，剩下留给自己的口粮远远不能填饱肚子,例如浙江地区，在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征收过了头，农民口粮吃紧、未留牲口饲料粮，在年底不得不出卖牲口，大量杀猪宰羊，造成毛猪减少30%。再比如说，即使农民一斤粮食不留全部吃光也不过仅471斤。这个471斤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当今的时代，世界粮农组织认为人均400公斤才能满足营养均衡，而2011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突破471公斤，再加上净进口的肉蛋奶果等农产品，则我国2011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直逼500公斤大关。(2011年，国产粮食达到历史最高峰的5.7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24公斤，这样还不够吃了，当年净进口粮食6390.3万吨，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当年净进口337.8亿美元的肉蛋奶果等农产品，则我国2011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直逼500公斤大关。据有关资料表明，以当今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参考，欧盟的年人均粮食消费量都在600-900公斤区间，美国更超过了1000公斤。3300亿如果是原粮的话还要减少人均粮食消费量，那么农民能吃的粮食就更少了。)。从1953年开始，农村人均消费粮食比1952年444斤甚至还要少得多，和现在的生活水平相比，如果仅从吃饭的粮食份量上来看，人均远远不到今天一半的消费量。

    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苏联和东欧做得不好。毛泽东知道“余粮征集制”（1918年夏—1921年初，苏俄为对付国内革命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实行了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必要的粮食，渡过了难关，但征收时，不仅拿走了余粮，连口粮也拿走了一部分，甚至政府按固定价格给农民的也是贬值了的纸币，结果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第268页，1977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毛泽东改变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建设模式，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把农业搞好了，中国的经济才能有较快的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1959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时，毛泽东把它发展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以农轻重次序安排，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到1962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的国民经济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强调钢铁工业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以后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中去。关于生产关系问题,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出，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度。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从发展角度讲，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合宜的组织形式。

    1958年8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 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现在人民公社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有共产主义的萌芽，但是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 第三、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8月29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又在会议上说:“ 现在不搞人民公社是不行了， 便于搞工、农、商、学、兵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极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也不休息。 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2.3–4、  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步：“光辉的五七道路”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在这个新式的社会里，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这是分工的不同，从而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消灭了城乡之间的差别，而且还能培养出新一代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使中国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全国将成为一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分配平均、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

2.4、    社会主义改造的弊端

2.4–1、  统购统销过早地消灭了市场交换违背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发展规律

统购统销极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最高级的全社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是在生产力发达的社会里出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之后。资产阶级是依靠生产社会化来战胜小生产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更是靠全社会自由人的联合生产或人工智能生产来战胜资本主义分工化的社会大生产。恩格斯指出：“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311.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市场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因为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市场的交换，才能把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统购统销制度的主要弊病，就是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极大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就会使农民与整个社会的供需状况产生了严重的脱节，农民的个人劳动不能转换成社会劳动。“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往往是政府收购什么粮食，农民就种什么庄稼；“农民对自己的产品，无自主经营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出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279-28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此外，“统购统销”的价格是很低的，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身上积累了工业建设的资金，从而把农村推向了贫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当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只有当这个时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才有必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参见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831.“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 

2.4–2、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力落后的社会搞原始共产主义会造成社会停滞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里搞原始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首先得到实现。“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参见马恩全集第十八卷中《流亡者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只能是在国家职能没有出现以前的一种组织形式。恩格斯指出“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个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人民公社里的一大二公、公共食堂等平均主义政策，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强行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劳动力的集中来实现梦寐以求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从而进入到“大同世界”的。这种“均平富，等贵贱”，劫富济贫式的“原始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是“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第2版，第660页）

马克思曾批判过中国农民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革命。1862年7月7日， 马克思在德文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发表《中国记事》一文，热烈“赞颂”了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评论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在文中大量引述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给驻北京公使普鲁斯的一封信的内容。夏福礼的信发表在1862年6月17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夏福礼在信中写道:“他们吵吵嚷嚷煞有介事地闹了10年,结果是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设起来。”夏福礼举例说,他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是否喜欢干这种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我怎么会不喜欢呢?我看中什么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他做了一个表示砍头的手势。夏福礼还说:“太平军不准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攻下一个居民未及逃离的城市后的头三天里,可以任意凌辱妇女。”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还进一步的总结道：“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幻想中所描绘的那个恶魔！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的恶魔，这类恶魔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恩全集》第15卷548页）。

毛泽东在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农村搞共产主义革命太过超前，农民思想上理解不了。据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到：“润之实行供给制出现了什么结果呢?当年（指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湖北当阳县（注：1989年1月1日升级为市，隶属宜昌市）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后，又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家的鸡，我可以捉回来吃；这个队种的东西，别的队可以去收获来吃。就连小孩子也不分你我的了，只是保留老婆还是自己的。对于这一条，乡党委书记说还要请示上级。这并非是当时的个别现象。”在广大农民连民主都没搞清楚是个什么玩意的情况下，突然告诉他们明天就能实现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给他们的认识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家的，不给我就是不合情理。在生产力都没有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前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没有实现 “产品丰富”的情况下，就仓促在所有制上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结果就是社会停滞、一无所有。

落后生产力的社会里搞共产主义革命违背了历史规律。马克思说过：“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化联合大生产的方式只能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会出现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这个时候就要立即进行社会革命，改变落后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要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来实现人人平等，这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最初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几乎是如出一辙的。这种方案是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把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过于理想化，严重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注定了必然走向失败的结局。

2.4–3、历史规律表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集体劳动必然会被个体联合劳动所取代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将生产资料由私有——队有——社有的形式进行转变，用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然后将人民公社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将人民公社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最终建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群体劳动必然要被家庭劳动（最终是个人的联合劳动和智能机器人劳动）所代替。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没有任何自由，他们的劳动出于外在的强制，所以劳动生产率低下。到了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日益普及取代了以前的青铜生产工具，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一家一户的单位家庭劳动才能形成。家庭劳动较群体劳动相对而言，农民有了很大的自由。到了资本主义时期，随着科技的提高，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得到全部有效利用，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了，很多农民将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投入到工业的生产中去。再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经历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最后会到人工智能生产的阶段。一旦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就会出现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在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出现企业破产（美其名曰“结构性调整”），工人失业的现象，甚至以后企业的生产都不需要人力，只需要机器人就行。当科技越发达，劳动生产率就会越提高，以往许多人干的活只需要少数人就行，集体劳动必然被一个个的劳动小团队甚至个体联合劳动所代替。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恢复，生产工具的推广，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必然要被家庭为单位的“单干”所替代。消灭家庭和社会分工的条件只能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并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后才能进行。

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表

2.4–4、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技术条件不成熟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那就是全部的资源如何达到有效配置。毛泽东等一辈老共产党人都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过来的改造社会的管理经济理论：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首先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样，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将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将消灭，贫富悬殊和城乡差别将消失，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后来由于平均主义调动不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又不得不退让一步承认商品交换的存在，但只是承认在公社与公社、公社与国家之间存在商品交换。“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力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自足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

    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只能搞市场经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时明确指出，“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再生产中，不只生产是起点，消费也可以成为起点。有消费才有人去生产，就生产和消费的互动关系来说，生产创造消费，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静态的，消费创造供给，则是动态的。”经济发展中没有一成不变的，在没有一个强大的信息化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仅凭计划指令来指导动态的生产和消费是不正确的，不可能做到完善的指令，更不可能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而商品经济是一种直接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它面对的就是市场，是全社会、全世界的市场。正是通过这种市场的交换，私人劳动才能转化成为社会劳动。在技术没有达到全社会能计划生产的程度时，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只能在市场中形成。

2.4–5、 僵死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农民的自由，造成效率低下的农业大生产

在计划指令下，农民没有任何自由。具体表现在：1、农民没有生产的自由。在农村，每一个生产队种什么作物都要得到上级批准。农民每天干什么、在哪块土地上干，都必须由生产队长安排。上级不了解情况，常常是瞎指挥。所以农业生产效率非常低下，粮食产量自然很少。“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里会上讨论”。（1978年3月，新华社记者张广友随同万里到安徽省定远县考察时，万里对张的感慨之语）吃公共食堂的人民公社又搞盲目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2、农民没有人身自由。人民公社化使农民更加依附于土地，商品生产被杜绝，也就断绝了农民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农村，实行户籍制度，农民连出村都要请假，当集体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不能养活自己时，又无法找到别的活路，只能活活挨饿。即使是自由度相对高一点的城市里，居民也都从属于一个特定单位，到哪里去都要开证明，形成了一种新的人身依附关系，人的自由独立也无从谈起；而且，由于身份制度的存在，城乡对立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政治体制的弊端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到1978年才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1957年到1978年21年间，农民收入仅增长年均2.9元钱！1978年，全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的地区生活不如30年代。

    限制人身自由违背了历史规律。逐步解放人类，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是每个新兴阶级应尽的义务。在春秋战国时期，随意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家庭的形成，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不断的改革废除了奴隶主的世卿世禄特权，纷纷实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一些自由权利。例如，管仲明确指出：“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商鞅注重法治，“法必令，令必行”，认为“食贱而农贫”，提出重农抑商禁末等政策来达到 “民安”、“国治”。农民和奴隶相比有了很大的人身自由，积极性也充分调动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追求的是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博爱。在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里，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有选择雇主的自由、有谈判的自由、有成交的自由还有签订协议（合同、契约）的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生产，而不是集体约束型的生产。共产主义要的是追求最大的自由、追求的是每个人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这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自由。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或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