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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為了忘卻的紀念：文革一幕

That the Memory Not Disappear: A Glimp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主編 文華  副主編 微言  執行編輯 銀鶴  總監 寄北   

Synopsis:

《文革一幕》通過幾十位作者—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曾親身經歷甚至直接投入過那場狂潮所捲起的運動漩渦之中—的回憶，從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層面、不同的視角向讀者展現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國大陸爆發的、歷時整整十個年頭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給當時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巨大衝擊和破壞以及這種破壞對人性的扭曲。這些文章有的是對前塵往事的一個場景、一個鏡頭、一個片斷的描寫憶述，有的是對歷史的宏觀回顧，也有的是對“文革”發生的原因以及帶來的教訓的深入思考和理性探討；其涉及到的層面相當廣泛：有身居要職的政府高官（高幹），有紅極一時的文藝界名伶，有最早起來造反衝鋒陷陣的紅衛兵小將，也有芸芸眾生的市井小民。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對文革幾乎所有的重要階段都有所反映，如最初的紅衛兵運動、大串聯、遍及全國各大中城市的武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五七”道路等；其中也有鮮為人知的文革秘辛如江青之於“樣板戲”、林家（林彪）大院內幕和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政治笑話以及對個人崇拜的嘲諷和鞭笞。如今，那段往事正在漸漸遠去，中華民族的歷史正在揭開新的一頁。而我們在四十年後的今天，重提這段歷史，把當年親歷者片片斷斷的心理積存輯錄成冊，就是希望讀者們可以透過這些回憶，在新的時空條件下重新感受中華民族曾經經歷過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癲狂，從而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本書適合所有希望了解或回顧那段歷史的讀者以及研究學者閱讀參考。

This is a glimpse of the grand and unprecedent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his is a rational probe into the tragic history that influenced the entire nation and the fat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 book is the memories of 42 authors—most of them hav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aelstrom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different fields, different levels, different angles, they show the reader how for a full ten years this movement starting in the mid-1960s had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brought huge destructiv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me of these articles are descriptions of a scene, a close-up, a fragment; some are macro-recalling of history; some are meditations and rational discussions of what caused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at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it. These articles also touch an extensive scope of people: the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famous entertainment celebrities, the first Red Guard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ordinary people. Almost all important stag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reflected in these articles: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Big Coalition, the violent turmoil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mong major cities,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going-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5·7\" Road, etc. Moreover, some of the articles are about the rarely exposed secrets of Jiang Qin, Mao’s wife, and her \"Model Bejing Operas\"; the inside stories of Lin Biao, and the political jokes about Mao worshiping.

Today, 40 years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we bring up this disappearing history and anthologize all the reminiscences into a book. We hope the reader can experience or re-experience that unprecedented mania one more tim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pace, so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An unforgotten past is always the best guide for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book is for all who would like to know or rec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all who intend to research on this horrific event.

Excerpt:

文革詠嘆調三章

林楠

一、 “工總司，大方向，正確個屁！”

回過頭來看，在文革進入全國性武鬥的那段恐怖日子裡，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之間斗得還算比較文明的。其特點是群情激憤，氣勢宏大，不動槍，不動炮，咬牙切齒只動嘴。

先是工人階級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拉出一支六百人的隊伍在大街上踏着老三錘的鼓點兒儀仗似地大甩臂正步走，以炫耀其軍威。數面紅旗簇擁着毛主席像打頭陣，接着是十面大鼓二十面小鼓和相應的大、小釵，在紅纓棒一上一下的指揮下，踏着“咚切切咚切切咚，咚切切咚切切咚••••••”的節拍前進。只待紅纓棒高高地在空中一旋，隊伍便韻着鼓點兒齊聲喊出“工總司，大方向，始終正確！”“始終正確”處做切分音強調處理，甩臂也格外配合。六百號男女一齊大喊，那聲勢是很嚇人的。

工總司這支隊伍基本上每天都出動，穿行在城市的幾條主要大街上。

緊接着，另一派，井岡山兵團拉出比工總司更長、鼓點兒更響的隊伍與工總司叫陣，與之並駕齊驅，毫不示弱。聽到對方喊“工總司，大方向，始終正確”之後，他們馬上針鋒相對，一起回應：“工總司，大方向，正確個屁！”

在“正確個屁”這個地方，不止是切分音，還有另外兩個處理：

其一，強調“屁”的氣勢。在甩頭、探身、踏一步的同時，雙唇緊閉，然後突然把“屁”字朝對方“啐”出來，很是歷害。

其二，在“甩頭、探身、踏一步”三合一的這個重拍子之前，有一個準備動作或稱過渡動作——把脖子縮回來，好像拳頭收回來再打出去才有力的道理。而七、八百人的隊伍同時把脖子縮回來再同時伸出去，跳新疆舞似地，就特別有意思。看得出，是經過專門訓練的。

兩隊人馬齊頭並進，列陣相戰。疾言厲色，互不相讓，軍儀威嚴，氣勢難擋，火藥味極濃。但雙方都不越中線。

工總司驍勇頑強，堅持自己“大方向始終正確”，跨步甩臂就愈加豪邁得不行；而井岡山不依不撓，堅稱工總司大方向“正確個屁”。

雙方各執己見，不亂方寸。臉色都蹦得靑紫。兩軍行進間的這種口水之戰，成了小城民眾的大看點。人們紛紛走出家門，推擁着，尾隨着，穿街走巷直追到紅旗廣場觀兩家繼續對壘。

於是，看場上議論蜂起。有人說，工總司走得整齊，像軍隊；井岡山不嚴肅，像小丑。有人就反駁，井岡山有藝術性，比干走正步強多了，你才是小丑。兩人遂扭打起來。眾人閃開，觀看兩人摔跤。幾個回合折騰得灰撲霧罩，灰頭土臉，最後終見分曉。勝者屈腿繞場，踩着節奏點兒，連喊兩遍“工總司，大方向，正確個屁！”只見其脖子一縮一伸，一踏步，一“啐”，十分地道。

一打聽，方知該主兒有來頭。原來井岡山的動作是他設計的，井岡山的隊伍是他操練的，整個一個總編導。

此人姓楊名瑞芳。

二、 曹軍長和徐翠

曹軍長和徐翠兩人之間有一腿，早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了。

曹軍長到地方支左。支左是個大概念，誰左，誰右，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有時，某派群眾組織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為左，可在另一個問題上卻表現為右；前一陣還是左，過了幾天，觀點變了，成了右，你支誰？曹軍長不願動這個腦子，想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後再說。可“廣”到什麼程度，“泛”到什麼地步，那就全看自己怎樣掌握了。

徐翠是在一次樣板戲的匯報演出時被曹軍長發現的。在革命現代京劇《沙家浜》裡，徐翠演阿慶嫂。

徐翠原本是舞蹈演員，文革一開始，功就停了，高挑挺拔的身材眼瞅着發了福，活托托出落成一個洪雪飛：長相、氣質、個頭、作派，甚至唱腔身段，沒有一處不像的。

演出結朿後，曹軍長登台長時間握住“阿慶嫂”的手表示祝賀，弓着虎背熊腰的樣兒，台上活活多出一個胡傳魁。握完後，又從突出政治的高度講了許多鼓勵大家的話，並指定了幾名主要演員連同導演一起到司令部座談部隊支左。第一次去了六人，以後就由徐翠一人代表了。

曹軍長個頭一米六，體重一百零三點二五公斤，雖趕不上胡傳魁，還是重了點兒，也略略憨了點兒。軍長有請，哪敢不去？就這樣，徐翠成了曹軍長的座上客。各種傳言也不脛而走。有的說，曹軍長壓上去硬把徐翠的綠豆稀飯給嗤了出來；有的說，衛兵攔住一個老太太不讓進門。老太太說：“我是阿慶嫂她媽。”衛兵趕緊行軍禮，放她進去。

徐翠人品好，在軍長面前，給哪派都說好話。徐翠說好，曹軍長絕對支持。因此，各派群眾組織很快實現了大聯合大團結。抓革命，促生產，形勢一派大好。

據說形勢比曹軍長預期的還要好，軍管決定把支左工作的重心轉移到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上來。文藝工作是小資產階級扎堆的地方，人員思想要複雜得多。對於即將派出參加全省毛澤東思想文藝會演的地區代表隊的各項準備工作，軍長更是緊抓不放。除每晩聽取徐翠的詳盡匯報外，平時的排練場場必到，且不失時機地發表領導意見。有演員問徐翠：“導演，今晩排練化油妝還是化粉妝？”未等徐導回答，曹軍長已扯開他的大嗓門：“化認眞妝！”小姑娘給嚇得飛跑。

離出發還有三天，最後一次彩排。曹軍長、徐翠等坐在劇場第五排審查。不知是否又有綠豆稀飯之類的事件發生，曹軍長黑着臉，顯得氣兒有點兒不那麼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彩排開始了，一切按正式演出要求，演職人員更是一絲不苟。開場的節目氣勢很大，是由本團作曲家兼指揮親自改編的管弦樂作品《打虎上山》。小提琴、中提琴、木管、銅管等一應俱全，坐滿了台面。指揮、演奏員都一水兒身着打裹腿的新四軍服裝。木管樂以緊拉慢唱的對比效果，襯着園號吹出的楊子榮的“穿林海，跨雪原”，然後弦樂蜂起，翻轉起伏地喧染着林海雪濤風嘶虎嘨馬蹄聲疾，給人一種空闊的、神秘莫測的、冷嗖嗖的、身臨其境的感覺。徐翠向軍長耳語：“不錯，進步很大。”不說還好，這一說，仿佛點了藥捻子。“停！”曹軍長炸了，“嗖”地從座位上站起來，“你給我站出來！”軍長指着小號手。小伙子哪見過這陣勢，給嚇矒了，渾身哆嗦着。軍長從第五排走到台口，指着小伙子的鼻子怒吼道：“你一會兒吹一會兒不吹，想吹就吹，不想吹就不吹，從開演到現在，我看你就沒怎麼吹。豈敢如此吊兒郞當！不想干給我滾出去！”小伙子憻噤噤地回道：“報吿軍長，我是在看總譜。”曹軍長手一揮：“我不看你什麼雞巴總譜不總譜，我就看你的態度！”樂隊指揮趕緊過來解圍：“軍長，怪我。配器時考慮效果，這幾小節沒讓小號出來。”曹軍長說：“給他每小節都寫上，讓他連着吹。年輕人就得壓擔子，好好鍛煉嘛，別養成他偷懶的習慣。”說罷走回原位。彩排演出繼續。

最後總結時，曹軍長指出，就整台演出看嘛，效果還算可以，但缺少學習毛選的節目，必須補上。大家聽了，都不知說什麼好。場上冷着。徐翠請示道：“軍長，我們下去合計合計，好嗎？不早了，讓大家休息吧。”“不行，馬上定，沒時間了。”曹軍長又要火。此時，台下一名看彩排的觀眾在燈光暗處大聲說：“曹軍長，我編了一個獨舞叫《騎着馬兒學毛著》，我跳一遍，你們看行不行？”“行啊，太好了，快請到台上來。”徐翠熱情招呼着。救場如救火。燈光全亮，全體演職員都到台下當觀眾，欣賞他的獨舞《騎着馬兒學毛著作》。

只見此人一步竄上台來，給曹軍長和大伙兒躹了一躬，便臨時哼着《我愛北京天安門》的曲子跳起來。看着這人眼熟，好像在哪見過。一想，這不正是那位操練井岡山兵團在大街上列隊喊“正確個屁”的楊瑞芳嘛。嗨！

三、騎着馬兒學毛著

有讀者以為楊瑞芳是女的，錯了，此人一臉絡腮鬍子。

在眾人的期待下，楊瑞芳從舞台左方側幕後滿面春風地騎馬上場。至台口，一個甩頭，旋即側轉身，切右台邊兒騎至天幕底，然後面向觀眾做遠眺狀。此處，他做了個特殊的處理：讓馬兒原地踏步，他自己仰望天際，仿佛那裡一輪紅日正冉冉升起，放射出萬丈光芒。那分明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啊！只見他眼神分外明亮，雙臂張開迊上前去，好像頓時受到神聖的點化，精神境界為之無限提升，激動得不行。片刻他從印着紅太陽的道具書包里掏出一本很大的紅寶書，笑容依舊，舞步奔放地騎在馬上學起毛著來(這種特別賣力氣的高抬腿騎式，很容易贏得觀眾喝采)。至左台口，又由對角線騎到台底，中間還不時穿揷翻書的細節，情緒飽滿，動作誇張，效果眞可謂立竿見影。

說實在的，如果到此打住，這段舞蹈還應該說是有聲有色有內容的。可再好的情節架不住重複。後面他就沒有了招數

，基本屬於簡單翻版。這就麻煩了。

連曹軍長都給折騰得不耐煩，連說：“行了行了，別跳了！學一會兒算了，讓你的馬歇會兒吧。”轉身又對徐導說：“好壞就他了。”

休整一天。團員分頭整理行裝，準備隔天啟程。

會演辦公室專門設了一個由思想改造好了的導演、作曲家、舞蹈家組成的輔導小組，為參加會演的各代表團提前進行節目輔導。不用說，楊瑞芳的獨舞肯定是重點輔導對象。行話稱這種輔導叫“摳”。“摳”楊瑞芳，或楊瑞芳被“摳”勢在必然。首先，楊瑞芳的獨舞沒有伴奏曲，用《我愛北京天安門》代替顯然不行。為突出政治就隨意降低藝術品位是很難讓觀眾接受的。《騎着馬兒學毛著》不能脫離蒙古族音調，必須重新譜曲。其次，他的舞蹈語彙十分單調，藝術邏輯也有點牽強附會，不“摳”怕是很難過關。輔導老師是曾經創作過《烏梁素海漁歌》的著名蒙古族舞蹈家賽西日圖。她請來一位熟稔少數民族音樂的作曲家現場為《騎着馬兒學毛著》譜寫伴奏音樂，還特別安排一位懂蒙古族舞蹈的舞蹈演員做助手，幫作曲家為楊瑞芳的獨舞記錄情節發展、高潮起落，同時數拍子，看舞蹈全長一共多少節拍。顯然，這是一次專家“會摳”，夠楊瑞芳受的。“先跳一遍，給大家畄個印象。”“好，再來一遍，正式記節拍。”在著名舞蹈家面前跳獨舞，我們的楊瑞芳有些緊張，淌汗不說，腿也直哆嗦。關鍵是第一遍與第二遍長短不一樣。依哪一遍譜曲呢？賽西說，“小楊同志，別緊張，再來一遍。”啊，誰能料到，被賽西老師安慰後的這一遍整個完蛋！竄了，莫名其妙地揷進一段伸脖子的新疆舞。讀者是否還記得楊瑞芳與對立派組織那位干將為“始終正確”和“正確個屁”扭打起來後繞場一周做的那個動作？對，楊瑞芳也搬這兒來了。大家給他搞得目瞪口呆。老師趕忙從椅子上站起來上前制止：“停，停，小楊，停下來，停下來。”此時的小楊着魔似地不僅沒停，還喊出了“工總司，大方向，正確個屁！”這場面讓賽西老師和作曲家好生緊張，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此刻的楊瑞芳停是停了，但嗓子眼兒冒煙，口渴難耐，趁賽西沒注意，順手操起桌子上的水杯大灌一口。壞菜！這杯子裡不是水，是洗過放映機的汽油。可楊瑞芳早已咽了進去，只見兩道“黑污血”從嘴角流出來••••••

“摳”了無數個演員，哪見過這場面。這回輪上賽西兩腿篩糠，嘴唇發紫，一屁股癱坐在地板上，大有心臟病發作的前兆。

作曲家還算鎮靜，但身子虛胖，平時很少有機會出力，這次趕上了，一擼袖子下決心當一回歐陽海。於是，他三步並作兩步走，緊急上前扶了賽西扶楊瑞芳。哪曾想正趕上楊瑞芳反胃，“哇”地一口，剛好嘔在他那張開大嘴大喘氣的肉嘟嘟的臉上。好臭，好噁心！得，眼見着作曲家像猛灌了一壺麻藥，全身軟成一堆，也不行了。

在現場的人或許還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不在現場的人看了這陣勢，如果說這是一場深入到文藝界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階級敵人蓄意破壞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瘋狂反撲，誰敢不信！多虧作曲家助手心疾眼快腿腳利落，馬上到隔壁劇場喚來幾名舞台美術工作人員，把三人抬上車，緊急送往醫院搶救，否則，問題就鬧大啦。

唉，文革真是什麼樣的怪事都能整出來。

助產病房的歌聲

包一韌

　　　妻懷胎十月，正待臨產。一天清晨，她突然叫醒我，說是有徵兆，要上醫院。我不敢怠慢，連忙叫來一輛三輪車，扶她上車坐好。媽媽拿條毛毯，蓋在妻身上，再三叮囑，要買點東西，給她充飢。
　　　車子很快抵達第六醫院，妻經預檢已見羊水，所以直送臨產觀察室。我把妻安頓好了，就趕緊外出，去給她買份早餐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餅攤頭，已經有十幾個人排着隊，候在那裡。等裡面的師傅們作完“早請示”，挨個供應，輪到我已經將近半個多小時了。我拿了得來不易的大餅油條，趕到醫院觀察室，卻不見妻的身影。問左鄰右舍，沒有一個人知道她被送到哪裡。整個觀察室也找不到一個穿白衣的護士！
　　　我只得逐個病床，逐個擔架去尋找辨認。只見一個個挺着大肚的孕婦，橫七豎八地躺着、咿呀哇啦地呻吟、哭喊着。有個產婦，仰天躺着，叉開的大腿間，已冒出拳頭大的小東西

。她看到我走來，以為是她的丈夫，叫道：“志民，醫生呢？小囡要出來了！”
　　　是呀！醫生到哪裡去了？
　　　在走廊里，我終於找到了一位醫生。他就是前不久給妻做過產前檢查的、有名的婦產科大夫蔡醫生。他今天穿了件醫工的淺藍色的短袖工裝，戴了大口罩，手裡拿着一把笤帚、一個畚箕，像是在打掃的樣子。不仔細瞧，眞認不出他來。
　　　我問他，醫院病人這麼多，你這個大夫怎麼倒打掃起衛生來了？他帶口罩的臉抽搐了幾下，然後展開了一片苦笑，用低得幾乎聽不出來的聲音說道：“接受改造，這裡的醫生全部要接受再敎育啊。”

　　　我知道，我這樣問很犯忌，又無端傷了他的心，連忙改口問道：“接產室在哪裡？”他指着一間病房說：“那間在高唱語錄歌的房間。”
　　　啊，我怎麼沒注意到，那個大間正傳出一陣陣參差不齊的語錄歌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我預感妻一定在那裡了，於是來不及向蔡醫生打招呼就連忙奔了過去。果然，妻躺在產床上，兩腿高架。在她身旁，兩排穿白大褂的護士，正舉着紅寶書，又唱歌又呼口號：“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妻搖着頭，一副苦痛和無奈的樣子。那些白大褂們，又唱又叫了一陣，看看沒有什麼效果，便停下來竊竊私語起來。一個說：“眞是的，一點也不靈，半個多鐘頭過去了，還生不下來！”另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悄悄地說：“羊水已經破了，再不出來，大人小孩都要危險了呀。”一個別着紅袖章的工宣隊員，對着妻吼叫說：“你要下定決心啊！

”可憐他除了像鸚鵡學舌這幾句，再也說不出什麼了。這時妻瞥見了我，聲嘶力竭地向我呼喚：“韌！韌！”
　　　我把那副大餅油條，塞給就近的護士，讓她餵給妻吃。然後安慰妻道：“你歇歇力，我去想辦法。”說完，我連忙去找蔡醫生。
　　　蔡醫生雖然在走廊打掃衛生，可是他的心一直掛念着助產病房。當他聽到助產病房歌聲不斷，他就已經估計到情況不妙，只是躊躇着怎樣找藉口才能進病房。他看到我幾乎要跪下來求他幫助的樣子，毅然用捨得一身剮的勇氣，對我說：“不要怕，我馬上就去。”

　　　等到蔡醫生換上工作服，站到妻的跟前，這裡的白大褂們，已多次用吸引器導產失敗了。嬰兒的頭顱前囪已經被吸得鼓起了大泡。蔡醫生急忙制止道：這個產婦恥骶徑只有9公分，嬰顱又大，只能用產鉗助產！白大褂們聽了恍然大悟似地哦了一聲，連忙遞來了產鉗。蔡醫生不慌不忙，從嬰顱兩耳側伸入鉗爪，確認托住下巴了，輕輕往上一提，只見一個紅嘟嘟的嬰兒，順着血水“嘩”地一聲落到了產盤。蔡醫生舒了一口氣，向白大褂們叮囑了幾句搶救嬰兒的話，自己兀自去換衣服了。
　　　我又是驚詫又是感激，定下神來。只聽得那些白大褂們還在不停議論，這個說：“虧得蔡大夫及時趕來，不然大人小孩都要沒命了。”那個說：“蔡醫生可要倒霉了，當了牛鬼蛇神還這樣不老實，晩上少不了挨工宣隊一頓批評。”躱在後邊的那個年長的，冷冷地來了一句：“他改不了這個臭脾氣！硬要和紅寶書別苗頭！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形勢！”
　　　我握住妻的手，本想安慰她兩句，不料還未開口，眼淚已經不停地流下來，迷糊了我的雙眼。
　　　隔壁的病房，又響起了一陣陣參差不齊的語錄歌聲。

文革的特徵

施化

　　　文革有許多特徵，比如自上而下的造反作亂，廣泛深入的社會動員，長達十年之久的時間持續等等。但是文革最本質的特徵只有一個，就是強制和暴力。有沒有意識到這個本質特徵，是文革硏究不同流派的一大分野。不必花費很多精力在文革的動機上，動機是潛藏的、交織的，不容易被局外人在絕密仍然沒有被解密的情況下發現。只有分析文革的特徵，尤其是本質特徵，才能有效地把文革隱藏的尾巴拖出來。
　　　感謝宋永毅先生等一大批有心的學者，把文革歷史非絕密的那部分記錄和保存了下來，使得一段重要的歷史硏究有據可依。只要去粗粗閱讀一下這些文件就很容易得出結論，文革的歷史從頭到尾都顯現着刀光血影，充斥着毫無理性的報復和泄憤。具體行動的表現則為：語言暴力的攻擊、誣陷、謾罵，肢體暴力的關押、毆打、凌辱，極端暴力的死刑、私刑和大規模群體滅絕。
　　　試想一下，如果人們在一開始就拒絕用暴力語言和行為來壓制打擊政敵，文革會成什麼樣子？如果文革的參與者，面對複雜的社會矛盾，一開始就採用理性分析，將不同性質的矛盾按實際狀況來加以解決，而不是立即就上升到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高度，並且像嗜血的野獸那樣，看見紅色就極端亢奮，文革能夠走到那一步嗎？
　　　紀念文革四十周年之際的很多分析文章，對毛澤東不顧計自己的高位和權力基礎，敢於發動全社會造反的忘我冒險精神表示敬佩。這裡有一個誤區：許多文件還沒有解密。毛髮動文革前，地位不是很穩而是岌岌可危。他為什麼要借林彪之手先從軍隊樹立他的個人權威，在文革發動前夜調動野戰軍完成一次不流血的政變？所有的考慮其實都圍繞着武裝力量——強制和暴力。在政治局會議上處於孤立的時候，毛知道最有效的殺手鐧就是“重新上山打游擊去。”

　　　有人說，沒錯，是用了一點野蠻手段，但這就是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反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強制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用強制手段把壞的東西去掉，剩下的就是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持有這種見解的思潮目前代表中國的主流。去看看王希哲的博客《請大家來參加“中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問答遊戲》中的主客問答，就略知一二。以此為據，如果一旦中國有了適當機會，再發生一次類似文革的社會清洗和騷亂，我一點也不會覺得奇怪。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於有多少人有思考能力和堅持理性，而在於只要一天暴力被看作合理，在棍棒刀槍之下，再有理的人也不得不閉嘴裝啞巴，或者把命送掉，歸於徹底安靜。使用暴力的人，不管是對是錯，都當即占據眞理制高點，都將主宰一切，拉着所有的人一起下地獄。
　　　文革折射出來的社會心理非常原始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的野蠻人部落，儘管這種原始心理總是被最先進最時髦的理論光環籠罩着。現代的文明人都知道，人的社會是一個超複雜的整體結構，各種人各種思想各種信仰都有自己自然存在和自然消亡的合理空間，看似無序，實為有序。想用強力去清除一種東西，構建另一種東西，就跟拔着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球一樣荒謬。
　　　可是總有人以為自己具有超人天賦，可以為天下的芸芸眾生謀求幸福。而那些苦命的人兒，又恰恰喜歡逢迎這種幻想

。因此雙方一拍即合。而找遍所有用來謀幸福的辦法，都不如強制和暴力來得簡捷高效。於是就有了革命。法國大革命開創了革命的先例，這是一個悲劇，又是一個笑話。法國革命的點睛之筆歸結於一句話：“自由，與烏托邦一同被埋葬。”中國革命非常類似於法國革命。所謂的”推翻三座大山”，現在看來也是一個笑話，其中的辛酸凡是過來人都心照不宣。
　　　所以啊，現在還要再來一次革命，有人這樣主張。的確

，革命的時機，在中國執政當局的積極配合下，已越來越近成熟，等待造反的隊列，一天比一天排長。不說那些失地農民和下崗工人，被關押殺害的異議異敎人士，在上訪喊冤的行列中

，近日還出現了地方的人大副主任。旣然有人要革命，那就革命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吿訴你，只要使用強制和暴力，革命的結果還將和原來一模一樣。
　　　當２００４年底，我第一次看到王光澤先生呼籲朝野大和解的公開信時，眼睛為之一亮。雖然公開信至今只有３８人簽名，但這第一聲訴求和解的聲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怎麼可以不講原則地和解呢？有人立刻會問。我只能這樣回答：原則是人的意識製造出來的，不同利益的人製造不同的原則（或者解釋原則）。而任何帶有最高眞理的正確原則在強制和暴力面前遠不如一堆牛糞。眞理只能在和解在討論中出現，原則也只是不同利益者之間的妥協，此外別無眞理和原則。難道暴力從來沒有過一時的眞理嗎？也許有。但是沒有一個眞理是永恆不變的。當眞理已經改變而暴力不改變的時候，眞理就變成暴力。
　　　請試一試和解。

由文革上山下鄉運動想到的

鄭聽

四十年前發起的文化大革命給國家、社會以及人們的心靈造成了許多傷害。而文革的後遺症隨着時間的推移有些被清除了，有些卻如同病毒一樣，不僅難於清除，而且隨着病毒的蔓延、不斷地變種，其抗藥性也越來越強，危害越發嚴重，治療也越困難。當前國內所面臨的腐敗問題即屬此類。

追根溯源，文革與腐敗有什麼相關呢？筆者認為，如果沒有文革中那場那麼大規模的、直接牽動到全國城鄉千百萬家庭和整個社會的知靑上山下鄉運動，就不會誘發同樣是那麼大範圍、那麼持久、那麼多樣化的腐敗因子的滋生、繁衍。上山下鄉運動不僅影響了１７００多萬知識靑年的一生，而且嚴重衝擊了這１７００多萬知靑的父母、家庭、學校以及周圍的社會。伴隨着整個知靑下鄉、安置、上學、參軍、選調、提干、病退、返城、招工等一系列無序的甚至是失控的進程，腐敗的初級形態——拉關係、走後門等所謂“不正之風”，也如同流感病毒一樣在全國上上下下，各行各業蔓延開來。從“普及”到“提高”，無形的旋渦將整個社會卷了進來。

大規模的知靑上山下鄉運動是以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６９年上半年和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間兩個高潮為標誌，並以１９７８年大規模返城為終結。在毛澤東主席“知識靑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敎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文革十年間，全國至少有１７００多萬知靑上山下鄉，幾乎牽涉到城鎮的每一個家庭。在運動初期時，雖然條件艱苦，前途渺茫，但人們的思想仍可謂單純。因為大家同甘共苦，並無明顯的特權與不公，同時仍對中央的統籌安排報有希望。但隨後的一系列變遷，使整個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連運動的發起者也始料不及。

首先，在１９７０年，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工農兵學員”。機會有限，“走後門”的問題便開始萌生並迅速蔓延。１９７１年以後，“走後門”已成為招生工作中一個十分普遍

、嚴重的問題。一些握有實權的幹部，利用職權，違反規定，採取私留名額，內定名單，指名選送，授意錄取，甚至用請客送禮，弄虛作假等不正當手段，將自己、親屬和老上級的子女送進高等學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門和負責招生的幹部，不按黨的原則辦事，講私人交情，私送名額，或強令招生人員違章接收不夠條件的人入學。一個時期橫行泛濫的走後門進大學，其直接後果是造成了大學生水平的低下，影響了大學的校風和敎學。更為嚴重、深遠的是它進一步惡化了社會風氣。

接下來，從城市到鄉村，圍繞着知靑選調、提干、病退

、返城等內容，相關基層部門的政工幹部、人事幹部、兵團幹部，公社、大隊、小隊的幹部，醫生、街道幹部、派出所民警

、知靑辦主任等等人員，成了不正之風的中心。在“手榴彈”（名酒），“炸藥包”（高級煙、糖果、糕點）的轟擊下，他們中不少人敗下陣來。很多人由公正廉潔的國家幹部，蛻變成見利忘義，假公濟私，弄虛作假，道德淪喪的蛀蟲。

而後，隨着大批知靑回城，落實戶口，安置工作等問題又成了老大難。此時，社會上的風氣已為“沒有關係辦不了事

”所籠罩。加上當時物資短缺，供求失衡，行業不正之風也由此盛行。子女就業難，迫使父母靠搞關係、送禮，求助於自身工作單位的領導給予關照。由此，相當一批曾經是公正廉潔的單位領導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權錢交易的俘虜。同時，大批“

三產”應運而生，加上價格雙軌制，使得“官倒”猖獗。貪污

、腐敗由此進一步改版升級。中央雖多次明令整頓，但由於文革本身已使各方面造成混亂，再加上如此眾多的人程度不同的參與其中，“法不責眾”，很多人又有意“渾水摸魚”。總而言之，直到文革結束，貪腐之風仍然“樹欲靜而風不止”，而且如病毒般愈發肆虐，成了文革最大的後遺症。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憎恨腐敗，本以為這場運動可更好地“鬥私批修、消滅城鄉差別”，然而卻事與願違地碰開了不正之風的魔瓶。老一輩革命家用一生建立的，文革前的那種讓人們引以自豪的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眞、善、美的社會風尙，在文革中幾乎被假公濟私，陽奉陰違，假、惡、丑的歪風所取代。

時至今日，雖然文革已遠離我們，但如何預防與徹底戰勝“腐敗病毒”的侵害，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四十年來，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人們的文明與“抗病”能力都有了相當大的提高，前景是樂觀的，終究“人間正道是滄桑”。

文革政治笑話

俞征

　　　　文革中黨內路線鬥爭不斷被強調和翻新，廣大幹部不堪其苦，有的稱病在家，對外聲明：犯了乳腺炎(路線炎)。

　　　　文革早期，大肆宣揚紅衛兵運動，將靑少年捧上了天

。民間流傳的順口溜是：“大雪紛紛下，北京來電話；叫我去當官，我還沒長大。”

　　　　中國古訓是“三娘敎子”，文革時被顛倒過來，成為“子敎三娘”。

　　　　文革期間的幹部政策和宦海沉浮反反覆覆，大起大落

。社會上流傳的對聯是：（上聯）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

下聯）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聯：不服不行。

　　　　當時考察幹部的忠誠程度和世界觀的內容之一是問：“你選擇的是鄧力群還是鄧麗君？”前者是左派理論家，後者是台灣歌星，喜歡唱被認為是靡靡之音的黃色歌曲。

　　　　開會前常高唱，《國際歌》和《東方紅》，前者的歌詞是“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後者的歌詞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群眾說：“國際歌和東方紅對着幹。”

　　　　貫徹敎育為工農兵服務和６２６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於是大學紛紛到農村辦學，敎育工具連課堂座椅都從水泥地崛起拆遷，敎師們乘火車離開城市到農村的辦學基地，一路上感慨地說：“祖國大地紅爛漫，到處都是大學堂。”

　　　　傳聞在延安時期，毛主席提出要與江靑結婚，當時中央領導人很多反對這樁婚事。江靑則胸有成竹，自傲的拍拍肚子說：“已經有了。”

　　　　上海市革委常委，工人代表陳阿大接見外賓時，講話常帶有粗話和髒語“戳那”。外賓問翻譯“戳那”是什麼意思

？翻譯說是“友好”的意思。

　　　　在那時，知識分子除了“兩張皮”以外，又多了一個頭銜“臭老九”。很多基層幹部卻認為知識分子雖然有些迂腐，但有學識和經驗，是“臭豆腐，聞着臭，吃着香。”

　　　　文革期間，中國當紅的、最上鏡的男主角是流亡在中國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西哈努克親王遊覽中國的公園時，驚奇地說:“公園裡怎麼看不見兒童玩耍?”他豈不知，公安早對遊客作了政治審查和挑選了。

　　　　衛生部一位領導人在接見外賓時，外賓提出:“請代向孫逸仙夫人問好!”但這位大老粗對孫中山別名孫逸仙一無所知，還煞有介事問身旁的秘書，說：“孫逸仙夫人今天上班來了沒有?”

　　　　還是這位大老粗衛生部領導人，在聽取有關業務匯報後，不耐煩地問:“你說的兒茶萘酚胺，還是孫茶胺是講的什麼?”

　　　　劉少奇排行老二，孔夫子又稱為孔老二，聽說林彪亦是老二，老百姓說都是老二惹的禍。

　　　　一位非洲外賓參觀了毛主席紀念堂說：“毛主席翹着二郞腿的座像是對來訪者不敬。”世界其他偉人像，包括孫中山先生像，都是站立着。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後，林彪從雲層的神壇上摔下來成為萬民唾棄的叛賊妖孽。它證實了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個時期欺騙大多數人，但不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人。”

　　　　９１３事件後，爆出一特大新聞，林彪常呑服一種特別的藥丸，服後才能堅持到天安門城樓和人民大會堂開會，才有力氣揮動紅寶書和吊長嗓子高呼“毛主席萬歲”，林彪是服毒者和癮君子的小道消息不脛而走。

　　　　９１３後，社會上流傳着毛主席和諸葛亮對待叛徒的識破和處置的迥然不同。諸葛亮識破魏延腦後有反骨，他死後必然要反，於是設下錦囊妙計，陣前斬首。毛主席末了識破林彪有反骨，並在他未亡前就欲篡位叛國，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文革早期，開會前群眾要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從數學角度來計算，一萬年還是有限，永遠是無窮大，似乎後者比前者更勝一籌。

　　　　林彪住宅的客廳里掛放着他的親筆題詞“天馬行空”

。群眾諷刺說林自喩是“橫空出世，獨來獨往”和“蛟龍本非池中物，有朝一日上靑天”，後來果眞上了靑天，但卻掉下來粉身碎骨，成了荒野孤魂，獨來獨往。

　　　　文革時，群眾給江靑一夥罪犯起了“諢號”是“專找張飛的娘”。為什麼呢？傳說三國時名將張飛的娘姓吳，吳氏生非，音同“無事生非”，意喩為“天下本無事，陰謀家自擾之”。

　　　　文革時，毛主席翻閱中央文件後，寫下“圈閱”，並附記號０，有人解釋說：“還是他老人家英明，早看出文件中有一大漏洞。”

　　　　文革後期，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要訪華，並提出要參觀農村人民公社。為了改善過去的仇美情結，公安對當地農民做了思想說服工作。當日尼克鬆通過翻譯問老農“你對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歡迎否？”老農脫口而出：“歡迎，歡迎，毛主席和尼克松是老戰友了。”

雲雀之歌—哎咳喲荷!

·懷念我早逝的大弟·

彭佩琪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雲雀遠離苦難。

上山下鄉，對我家兄弟姊妹來說，無異是一段家破人亡

、刻骨銘心的往事。

從64年到74年，我家八兄弟姐妹中有五個作為知青下放農村；全家十口人，有八個曾在農村接受過“再教育”。老二下放江永，老三下放零陵，老四下放汨羅，老五下放華容，最小的妹妹高中畢業後去了長沙縣，大姐68年大學畢業後也逃脫不了去農村的厄運：她和姐夫被分配到新晃縣少數民族侗家老山林里當醫生。文化革命中，我父親被關押在五七總校勞動改造，母親當年在省工商聯工作，也要下到五七幹校。她選擇了離大弟最近但卻離長沙最遠的零陵福田五七幹校。

我在鄉下呆了十四年，其中滋味對於我來說是不堪回首的。而和我大弟比較起來，我能活着回長沙，又算萬幸了。我的大弟，是活活累死在鄉下，直到死前一個多月，才回長沙治病的。

大弟叫彭樹琪，長沙市第二中學65屆的高中畢業生。他有1米83，瘦瘦高高的，性格開朗，愛好廣泛。1965年，成績優秀的他報考北京外語學院，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錄取，隨學校同學一起下放到零陵縣孟公山公社，五星大隊，下老屋生產隊。在生產隊他忘我勞動，刻苦學習。可由於繁重的體力勞動和極度的營養不良，不幸患肝癌於70年8月28日去世。今天他還在的話，他也許從文，因為他熱愛文學；也許在音樂王國里會有所作為，因為他酷愛音樂；也許他會出國深造，他英語成績很好，上初中時就開始寫英語日記。可惜他卻英年早逝。

在生產隊，他總是以大哥身份，照顧年齡小體質弱的同學，隊裡的重活總是他搶着干，同隊的同學都將他當作自己的兄長，尊敬他、喜歡他。直到他病重得做不動了，在同學們的勸說下，他才決定回長治病。返回長沙的那天晚上，全隊知青專門為他開了一個歡送會，唱歌、拉琴，祝福他早日康復。他將知青點的“家務事”全部交代清楚之後，才戀戀不捨地離開患難與共的知青朋友。沒想到他這一走，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每每想起大弟在病重期間那種留戀人生而又冷靜、頑強地與病魔作鬥爭的一幕幕情景，總是讓我傷感得無法抑制自己

。那時，我們兄弟姐妹輪流照顧他，我基本上是安排值晚班。為減輕他的痛苦，分散他的注意，我經常伏在他的床前

，輕聲唱歌給他聽。他有時也強忍疼痛給我唱歌。有一支新疆民歌“雲雀之歌”是他住院時教我唱會的。其中有這樣幾句歌詞：“啊，我要張開那翅膀飛翔在藍色的天空中，我要放開那歌喉和你一起縱情地歌唱，和你一起縱情地歌唱••••••”教完後，他掉淚了，他是多麼渴望生存啊！

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晚上，他疼痛難忍時，我就扶着他從病房到走廊來回走動，他右手捂着肝區，口中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自己編的“哎咳”調：“哎咳喲荷，哎咳；哎咳哎咳喲荷，哎咳••••••”三十多年來，這堅韌而又痛楚的呻吟總是在我的耳際迴響；這催人淚下的絕唱，我永遠也不能忘懷。

在剖腹探查的前一夜，他沒有感到痛。他對我說:“但願不是絕症。”

第二天從手術室出來後，醫生給他開的是一張“晚期肝癌”的診斷證明書。他比我們知道結果要早一些，手術後醫生就將結果告訴了他。一個頭腦十分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臉說：“佩姐，我還有好多知識沒有學，好多事情沒有做，我好想活下去......”我能用什麼話去安慰他?我只能握着他的手無聲地哭泣。這時他從枕邊摸出十幾封信（同組知青在他重病期間給他的信）交給我說：“留着做個紀念吧。你們從信中可以看出我在農村的表現和為人。”我拿着信跑到病房外大哭了一場。

二弟被電報從下放的華容召回，守候在大弟床前整整一個星期，大弟還關切地對二弟說：“我收集了幾個罐頭盒子，等我好了，幫你做一個煤油爐帶到鄉下去，弄點小灶，也可補充一點營養。”

大弟住院期間，父親還被關押受審。政工幹部押着他去醫院看了一次大弟，也僅僅是看了一眼。記得那天父親坐在大弟身旁一言不發，只是老淚縱橫。老人怎能不傷心呢？這是他的長子呀！

1970年8月28日上午，大弟與世長辭了，父親當時連火葬費都付不起，但他說，要為大弟買一個最好的骨灰盒，送他上路。我們強忍着悲痛，安埋好大弟，又各散五方。

大弟走了，我卻時時懷念着他。我經常唱着他教給我的《雲雀之歌》及《冰山上的來客》主題歌《懷念戰友》。而每當唱起這兩首歌時，我的淚水會不由自主地滾滾而下，為大弟，也為自己。

我從山中來

寄北

朋友說：還以為你是那種弱不禁風的“文學女青年”呢。我笑：你忘了我是在山裡長大的？

家就在山上。是的，山上，不是山下。因為文革，父母被發配到一個山村，我也因此跟山結緣。這座山本來是離村子兩里路左右的一座墳山。因為在山頂建了所中學，爸媽成了那所中學的老師，我們的家便安在了那。學校操場還是老師和學生一起開山放炮，然後一擔一擔把土挑走弄平的。時常炸到孤墳，我們從中挖出來許多銅錢，只是很多一碰就碎了。倒是有一隻大瓷碗，怎麼摔也摔不壞，可能到現在學校的食堂還在用着。山里並不是想象中一到夜裡便磷火熒熒的那種景象，卻有很多蛇，天一熱，晚上便爬到外面來乘涼。我父親一次在晚上睡覺，突然感覺有涼嗖嗖的東西在腿上爬，他半天沒敢動，待燈打開，原來是一條銀環蛇，要是被咬一口，絕對沒命。我是嘗過被蛇咬的滋味的，差一點就要了小命。不過，只要不惹蛇，它很少會咬你。

山里很好玩。我最喜歡秋天，所有的色彩都在山裡蜜一樣流淌，充滿了香味和甜味。差不多每一種顏色我都嘗過，總是吃得一嘴的紅紅紫紫、青青綠綠，肚子裝不下了，還要帶回家裡。春天則是火燒火撩的紅杜鵑，綢緞一樣披在山上，把山打扮成剛出嫁的新娘子。那時總是一朵一朵的尋，要找那種一點雜色也沒有的，可從沒找到過。這個心願後來居然在加拿大給成全了，是一位生物系的朋友自己培育出來的，送了我一整棵讓我養。猛然間看到幾十朵夢寐以求的沒有一絲一毫瑕疵的杜鵑花，在我的桌子上嬌滴滴地開着，心裡真是充滿了純淨的狂喜。於是天天我都殷勤備至地澆水施肥，卻很快就把它給弄死了。傷心之餘終於明白愛之太甚害之也太甚。山里還有白色的梔子花，單瓣無香的那種，也是瘋得滿地都是。我們採得回家，在熱水裡一過，拌點油鹽，就成了難得的美味。夏天是采蘑菇的好時侯，總是在雨後，同學成群結隊來邀去采。有毒的和沒毒的蘑菇並不難分，通常漂亮的，嬌艷的，就肯定是有毒的。運氣好的時侯，碰到一種專門解毒的蘑菇，便可以放心的采，有毒也關係不大。那些小傘有的半收半開，有的則開過了頭，常常都是羞羞答答地躲在灌木叢下，用根棍子一撥，就找出來了。不過有一次卻讓我意外地在山後自己開的菜園子裡看到了，而且是很難得見到的雞肉菇。我立刻興沖沖地把它們全採回家，讓媽媽做了麵條吃，真是說不出來的鮮呢。到了冬天，山里便一下子寂寞起來，連松樹也是無精打彩的。可有一年，老天居然下了大雪，那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雪。真把我和姐妹們高興壞了。我們幾個拿着洗衣服的搓板，發瘋似的一趟一趟從山頂上滑下來，比現在正而八經地在滑雪場滑還要有勁得多。

這座山的林子卻不能砍。專門有一個乾瘦的護林人看着。遠遠的就有他的歌聲傳來，抑揚頓挫的，很好聽，只是一句歌詞都沒有，誰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麼。砍柴要走到很遠的另一座山上去。至今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第一次去砍柴的一切，因為我第一刀砍下去，就差一點砍掉左手食指的半個指頭。那天早上才過五點，水香和另外幾個同學就來接我。水香是我在山裡最好的朋友。我們在蒙蒙亮的天色里走了一個來小時，就聽水香說：“到了，砍吧。”我揮刀下去，左手食指一陣劇痛，然後就見到血噴了出來。我一定是尖叫得很恐怖，所有的同學都圍了過來。水香看了我一眼，說：“沒事，沒事，別怕。”說完從旁邊的灌木叢里扯下來幾片不知是什麼的葉子，放在嘴裡嚼爛了，吐出來，敷在我的手指上。血立刻就止住了。她又找來一片柔軟的葉子，用一根極細的樹枝，把我的傷口扎了。“你這樣，左手只要輕輕將樹枝撥開，右手儘量往樹叢的根部去，就沒事。”她一邊說，一邊示範給我看。我依樣畫葫蘆，就這樣砍了平生第一擔柴。還有一次也很驚險。那天到了山上，我將挑擔，一種中間圓，兩頭尖的棍子，隨手往樹叢里一扔，卻見一條足足有一丈長的大蛇猛的竄起，就要向我撲來。我連連後退了好幾步，嚇得半死。可莫名其妙地，蛇居然沒來咬。它突然象根繩子似的癱了下去，然後就聽見一陣樹葉的簌簌作響。好久了，還有餘音從谷底傳來的。原來蛇消失的地方是一個懸崖。水香拉着我，連說了幾個好險好險。後來我們分析，很可能是挑擔正好扔在了蛇的七寸上，一下子把它打死了。我的命還真是大。

儘管如此，砍柴仍是我在山裡最喜歡做的事之一。早晨的山有一種奇異的美。風總是很輕很柔，生怕把誰的夢攪了似的。但是當陽光優雅地將山的帷幕一拉開，音樂就響了起來。於是遠天絢爛的朝霞里，小鳥快樂地翻上翻下。而近處，無論是渾身是畫的蝴蝶，還是眼睛滾圓的樹蛙，都能讓你感受到一種生命里難以抑制的喜悅。偶爾還有羽毛華麗的野雞，撲愣愣地凌空而去，把我們嚇一跳。砍完柴，只要天還不太熱，我們就會懶洋洋地躺在柴堆里，看天，看樹，聽鳥叫，聽蟲鳴，一邊慢慢地呼吸着越來越燦爛的陽光，直到我們自己也發出光來，然後水香說：“回吧。”

山下好玩的也很多。差不多所有山里孩子做的事我都做過。捉泥鰍，揀田螺，釣青蛙，插秧，割稻……每樣都很有趣，只是插秧除外。南方的稻田裡水蛭特別猖狂。第一次跟水香去插秧，我幹得很有勁，中途走到田埂上休息，卻見腿上掛了好幾條滑膩膩的東西，我“哇”的一聲哭出來，一邊拼命跳腳，可怎麼跳都沒用。水香走上來，還是那句話：“沒事，沒事，別怕。”一邊把那東西拉掉。我還沒來得及鬆口氣，又見腿上有殷紅的鮮血不停地往外流。水香扯來幾根草，繞腿一圈扎在水蛭咬的地方，血才不再冒。那天晚上做了一夜的噩夢。後來同學甚至告訴我一個恐怖至極的故事，說是有個男人不明原因地成天頭癢難忍，有一天自己找來一把斧頭，把自己的腦袋砍了，頭裂開來，裡面全是水蛭。我聽了更是心驚膽顫。後來水蛭見多了，才不覺得那麼可怕了。

有些朋友聽說我被蛇咬過，被刀砍過，被水蛭吸血過，總要說：“想不到你小時侯受過那麼多苦。”我倒覺得童年的一切是上天特意賜給我的的一筆財富，讓我至今不受窮。山的豐富敏銳了我的五官，山里人的豐富更是敏銳了我的心。目睹山裡的孩子吃不飽穿不暖，使我從小就有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但他們臉上的微笑，又讓我看到生命的堅韌和明媚。最最重要的，還是我終於學會了對自己說：“沒事，沒事，別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