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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文革一幕

That the Memory Not Disappear: A Glimp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主编 文华  副主编 微言  执行编辑 银鹤  总监 寄北   

Synopsis:

《文革一幕》通过几十位作者—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曾亲身经历甚至直接投入过那场狂潮所卷起的运动漩涡之中—的回忆，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大陆爆发的、历时整整十个年头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给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冲击和破坏以及这种破坏对人性的扭曲。这些文章有的是对前尘往事的一个场景、一个镜头、一个片断的描写忆述，有的是对历史的宏观回顾，也有的是对“文革”发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教训的深入思考和理性探讨；其涉及到的层面相当广泛：有身居要职的政府高官（高干），有红极一时的文艺界名伶，有最早起来造反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也有芸芸众生的市井小民。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对文革几乎所有的重要阶段都有所反映，如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大串联、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武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七”道路等；其中也有鲜为人知的文革秘辛如江青之于“样板戏”、林家（林彪）大院内幕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笑话以及对个人崇拜的嘲讽和鞭笞。如今，那段往事正在渐渐远去，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在揭开新的一页。而我们在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提这段历史，把当年亲历者片片断断的心理积存辑录成册，就是希望读者们可以透过这些回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重新感受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场史无前例的癫狂，从而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适合所有希望了解或回顾那段历史的读者以及研究学者阅读参考。

This is a glimpse of the grand and unprecedent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his is a rational probe into the tragic history that influenced the entire nation and the fate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The book is the memories of 42 authors—most of them hav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maelstrom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different fields, different levels, different angles, they show the reader how for a full ten years this movement starting in the mid-1960s had distorted human nature and brought huge destructiv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iv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Some of these articles are descriptions of a scene, a close-up, a fragment; some are macro-recalling of history; some are meditations and rational discussions of what caused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at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it. These articles also touch an extensive scope of people: the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famous entertainment celebrities, the first Red Guard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ordinary people. Almost all important stage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are reflected in these articles: the Red Guard movement, the Big Coalition, the violent turmoil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mong major cities,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going-to-the-countryside campaign, \"5·7\" Road, etc. Moreover, some of the articles are about the rarely exposed secrets of Jiang Qin, Mao’s wife, and her \"Model Bejing Operas\"; the inside stories of Lin Biao, and the political jokes about Mao worshiping.

Today, 40 years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we bring up this disappearing history and anthologize all the reminiscences into a book. We hope the reader can experience or re-experience that unprecedented mania one more tim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pace, so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and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 An unforgotten past is always the best guide for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book is for all who would like to know or rec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all who intend to research on this horrific event.

Excerpt:

文革咏叹调三章

林楠

一、 “工总司，大方向，正确个屁！”

回过头来看，在文革进入全国性武斗的那段恐怖日子里，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斗得还算比较文明的。其特点是群情激愤，气势宏大，不动枪，不动炮，咬牙切齿只动嘴。

先是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拉出一支六百人的队伍在大街上踏着老三锤的鼓点儿仪仗似地大甩臂正步走，以炫耀其军威。数面红旗簇拥着毛主席像打头阵，接着是十面大鼓二十面小鼓和相应的大、小钗，在红缨棒一上一下的指挥下，踏着“咚切切咚切切咚，咚切切咚切切咚••••••”的节拍前进。只待红缨棒高高地在空中一旋，队伍便韵着鼓点儿齐声喊出“工总司，大方向，始终正确！”“始终正确”处做切分音强调处理，甩臂也格外配合。六百号男女一齐大喊，那声势是很吓人的。

工总司这支队伍基本上每天都出动，穿行在城市的几条主要大街上。

紧接着，另一派，井冈山兵团拉出比工总司更长、鼓点儿更响的队伍与工总司叫阵，与之并驾齐驱，毫不示弱。听到对方喊“工总司，大方向，始终正确”之后，他们马上针锋相对，一起回应：“工总司，大方向，正确个屁！”

在“正确个屁”这个地方，不止是切分音，还有另外两个处理：

其一，强调“屁”的气势。在甩头、探身、踏一步的同时，双唇紧闭，然后突然把“屁”字朝对方“啐”出来，很是历害。

其二，在“甩头、探身、踏一步”三合一的这个重拍子之前，有一个准备动作或称过渡动作——把脖子缩回来，好像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的道理。而七、八百人的队伍同时把脖子缩回来再同时伸出去，跳新疆舞似地，就特别有意思。看得出，是经过专门训练的。

两队人马齐头并进，列阵相战。疾言厉色，互不相让，军仪威严，气势难挡，火药味极浓。但双方都不越中线。

工总司骁勇顽强，坚持自己“大方向始终正确”，跨步甩臂就愈加豪迈得不行；而井冈山不依不挠，坚称工总司大方向“正确个屁”。

双方各执己见，不乱方寸。脸色都蹦得靑紫。两军行进间的这种口水之战，成了小城民众的大看点。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推拥着，尾随着，穿街走巷直追到红旗广场观两家继续对垒。

于是，看场上议论蜂起。有人说，工总司走得整齐，像军队；井冈山不严肃，像小丑。有人就反驳，井冈山有艺术性，比干走正步强多了，你才是小丑。两人遂扭打起来。众人闪开，观看两人摔跤。几个回合折腾得灰扑雾罩，灰头土脸，最后终见分晓。胜者屈腿绕场，踩着节奏点儿，连喊两遍“工总司，大方向，正确个屁！”只见其脖子一缩一伸，一踏步，一“啐”，十分地道。

一打听，方知该主儿有来头。原来井冈山的动作是他设计的，井冈山的队伍是他操练的，整个一个总编导。

此人姓杨名瑞芳。

二、 曹军长和徐翠

曹军长和徐翠两人之间有一腿，早已是路人皆知的秘密了。

曹军长到地方支左。支左是个大概念，谁左，谁右，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界线。有时，某派群众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为左，可在另一个问题上却表现为右；前一阵还是左，过了几天，观点变了，成了右，你支谁？曹军长不愿动这个脑子，想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后再说。可“广”到什么程度，“泛”到什么地步，那就全看自己怎样掌握了。

徐翠是在一次样板戏的汇报演出时被曹军长发现的。在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里，徐翠演阿庆嫂。

徐翠原本是舞蹈演员，文革一开始，功就停了，高挑挺拔的身材眼瞅着发了福，活托托出落成一个洪雪飞：长相、气质、个头、作派，甚至唱腔身段，没有一处不像的。

演出结朿后，曹军长登台长时间握住“阿庆嫂”的手表示祝贺，弓着虎背熊腰的样儿，台上活活多出一个胡传魁。握完后，又从突出政治的高度讲了许多鼓励大家的话，并指定了几名主要演员连同导演一起到司令部座谈部队支左。第一次去了六人，以后就由徐翠一人代表了。

曹军长个头一米六，体重一百零三点二五公斤，虽赶不上胡传魁，还是重了点儿，也略略憨了点儿。军长有请，哪敢不去？就这样，徐翠成了曹军长的座上客。各种传言也不胫而走。有的说，曹军长压上去硬把徐翠的绿豆稀饭给嗤了出来；有的说，卫兵拦住一个老太太不让进门。老太太说：“我是阿庆嫂她妈。”卫兵赶紧行军礼，放她进去。

徐翠人品好，在军长面前，给哪派都说好话。徐翠说好，曹军长绝对支持。因此，各派群众组织很快实现了大联合大团结。抓革命，促生产，形势一派大好。

据说形势比曹军长预期的还要好，军管决定把支左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上来。文艺工作是小资产阶级扎堆的地方，人员思想要复杂得多。对于即将派出参加全省毛泽东思想文艺会演的地区代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军长更是紧抓不放。除每晩听取徐翠的详尽汇报外，平时的排练场场必到，且不失时机地发表领导意见。有演员问徐翠：“导演，今晩排练化油妆还是化粉妆？”未等徐导回答，曹军长已扯开他的大嗓门：“化认眞妆！”小姑娘给吓得飞跑。

离出发还有三天，最后一次彩排。曹军长、徐翠等坐在剧场第五排审查。不知是否又有绿豆稀饭之类的事件发生，曹军长黑着脸，显得气儿有点儿不那么顺。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彩排开始了，一切按正式演出要求，演职人员更是一丝不苟。开场的节目气势很大，是由本团作曲家兼指挥亲自改编的管弦乐作品《打虎上山》。小提琴、中提琴、木管、铜管等一应俱全，坐满了台面。指挥、演奏员都一水儿身着打裹腿的新四军服装。木管乐以紧拉慢唱的对比效果，衬着园号吹出的杨子荣的“穿林海，跨雪原”，然后弦乐蜂起，翻转起伏地喧染着林海雪涛风嘶虎嘨马蹄声疾，给人一种空阔的、神秘莫测的、冷嗖嗖的、身临其境的感觉。徐翠向军长耳语：“不错，进步很大。”不说还好，这一说，仿佛点了药捻子。“停！”曹军长炸了，“嗖”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你给我站出来！”军长指着小号手。小伙子哪见过这阵势，给吓矒了，浑身哆嗦着。军长从第五排走到台口，指着小伙子的鼻子怒吼道：“你一会儿吹一会儿不吹，想吹就吹，不想吹就不吹，从开演到现在，我看你就没怎么吹。岂敢如此吊儿郞当！不想干给我滚出去！”小伙子憻噤噤地回道：“报吿军长，我是在看总谱。”曹军长手一挥：“我不看你什么鸡巴总谱不总谱，我就看你的态度！”乐队指挥赶紧过来解围：“军长，怪我。配器时考虑效果，这几小节没让小号出来。”曹军长说：“给他每小节都写上，让他连着吹。年轻人就得压担子，好好锻炼嘛，别养成他偷懒的习惯。”说罢走回原位。彩排演出继续。

最后总结时，曹军长指出，就整台演出看嘛，效果还算可以，但缺少学习毛选的节目，必须补上。大家听了，都不知说什么好。场上冷着。徐翠请示道：“军长，我们下去合计合计，好吗？不早了，让大家休息吧。”“不行，马上定，没时间了。”曹军长又要火。此时，台下一名看彩排的观众在灯光暗处大声说：“曹军长，我编了一个独舞叫《骑着马儿学毛著》，我跳一遍，你们看行不行？”“行啊，太好了，快请到台上来。”徐翠热情招呼着。救场如救火。灯光全亮，全体演职员都到台下当观众，欣赏他的独舞《骑着马儿学毛著作》。

只见此人一步窜上台来，给曹军长和大伙儿躹了一躬，便临时哼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子跳起来。看着这人眼熟，好像在哪见过。一想，这不正是那位操练井冈山兵团在大街上列队喊“正确个屁”的杨瑞芳嘛。嗨！

三、骑着马儿学毛著

有读者以为杨瑞芳是女的，错了，此人一脸络腮胡子。

在众人的期待下，杨瑞芳从舞台左方侧幕后满面春风地骑马上场。至台口，一个甩头，旋即侧转身，切右台边儿骑至天幕底，然后面向观众做远眺状。此处，他做了个特殊的处理：让马儿原地踏步，他自己仰望天际，仿佛那里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放射出万丈光芒。那分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啊！只见他眼神分外明亮，双臂张开迊上前去，好像顿时受到神圣的点化，精神境界为之无限提升，激动得不行。片刻他从印着红太阳的道具书包里掏出一本很大的红宝书，笑容依旧，舞步奔放地骑在马上学起毛著来(这种特别卖力气的高抬腿骑式，很容易赢得观众喝采)。至左台口，又由对角线骑到台底，中间还不时穿揷翻书的细节，情绪饱满，动作夸张，效果眞可谓立竿见影。

说实在的，如果到此打住，这段舞蹈还应该说是有声有色有内容的。可再好的情节架不住重复。后面他就没有了招数

，基本属于简单翻版。这就麻烦了。

连曹军长都给折腾得不耐烦，连说：“行了行了，别跳了！学一会儿算了，让你的马歇会儿吧。”转身又对徐导说：“好坏就他了。”

休整一天。团员分头整理行装，准备隔天启程。

会演办公室专门设了一个由思想改造好了的导演、作曲家、舞蹈家组成的辅导小组，为参加会演的各代表团提前进行节目辅导。不用说，杨瑞芳的独舞肯定是重点辅导对象。行话称这种辅导叫“抠”。“抠”杨瑞芳，或杨瑞芳被“抠”势在必然。首先，杨瑞芳的独舞没有伴奏曲，用《我爱北京天安门》代替显然不行。为突出政治就随意降低艺术品位是很难让观众接受的。《骑着马儿学毛著》不能脱离蒙古族音调，必须重新谱曲。其次，他的舞蹈语汇十分单调，艺术逻辑也有点牵强附会，不“抠”怕是很难过关。辅导老师是曾经创作过《乌梁素海渔歌》的著名蒙古族舞蹈家赛西日图。她请来一位熟稔少数民族音乐的作曲家现场为《骑着马儿学毛著》谱写伴奏音乐，还特别安排一位懂蒙古族舞蹈的舞蹈演员做助手，帮作曲家为杨瑞芳的独舞记录情节发展、高潮起落，同时数拍子，看舞蹈全长一共多少节拍。显然，这是一次专家“会抠”，够杨瑞芳受的。“先跳一遍，给大家畄个印象。”“好，再来一遍，正式记节拍。”在著名舞蹈家面前跳独舞，我们的杨瑞芳有些紧张，淌汗不说，腿也直哆嗦。关键是第一遍与第二遍长短不一样。依哪一遍谱曲呢？赛西说，“小杨同志，别紧张，再来一遍。”啊，谁能料到，被赛西老师安慰后的这一遍整个完蛋！窜了，莫名其妙地揷进一段伸脖子的新疆舞。读者是否还记得杨瑞芳与对立派组织那位干将为“始终正确”和“正确个屁”扭打起来后绕场一周做的那个动作？对，杨瑞芳也搬这儿来了。大家给他搞得目瞪口呆。老师赶忙从椅子上站起来上前制止：“停，停，小杨，停下来，停下来。”此时的小杨着魔似地不仅没停，还喊出了“工总司，大方向，正确个屁！”这场面让赛西老师和作曲家好生紧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此刻的杨瑞芳停是停了，但嗓子眼儿冒烟，口渴难耐，趁赛西没注意，顺手操起桌子上的水杯大灌一口。坏菜！这杯子里不是水，是洗过放映机的汽油。可杨瑞芳早已咽了进去，只见两道“黑污血”从嘴角流出来••••••

“抠”了无数个演员，哪见过这场面。这回轮上赛西两腿筛糠，嘴唇发紫，一屁股瘫坐在地板上，大有心脏病发作的前兆。

作曲家还算镇静，但身子虚胖，平时很少有机会出力，这次赶上了，一撸袖子下决心当一回欧阳海。于是，他三步并作两步走，紧急上前扶了赛西扶杨瑞芳。哪曾想正赶上杨瑞芳反胃，“哇”地一口，刚好呕在他那张开大嘴大喘气的肉嘟嘟的脸上。好臭，好恶心！得，眼见着作曲家像猛灌了一壶麻药，全身软成一堆，也不行了。

在现场的人或许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不在现场的人看了这阵势，如果说这是一场深入到文艺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疯狂反扑，谁敢不信！多亏作曲家助手心疾眼快腿脚利落，马上到隔壁剧场唤来几名舞台美术工作人员，把三人抬上车，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否则，问题就闹大啦。

唉，文革真是什么样的怪事都能整出来。

助产病房的歌声

包一韧

　　　妻怀胎十月，正待临产。一天清晨，她突然叫醒我，说是有征兆，要上医院。我不敢怠慢，连忙叫来一辆三轮车，扶她上车坐好。妈妈拿条毛毯，盖在妻身上，再三叮嘱，要买点东西，给她充饥。
　　　车子很快抵达第六医院，妻经预检已见羊水，所以直送临产观察室。我把妻安顿好了，就赶紧外出，去给她买份早餐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饼摊头，已经有十几个人排着队，候在那里。等里面的师傅们作完“早请示”，挨个供应，轮到我已经将近半个多小时了。我拿了得来不易的大饼油条，赶到医院观察室，却不见妻的身影。问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知道她被送到哪里。整个观察室也找不到一个穿白衣的护士！
　　　我只得逐个病床，逐个担架去寻找辨认。只见一个个挺着大肚的孕妇，横七竖八地躺着、咿呀哇啦地呻吟、哭喊着。有个产妇，仰天躺着，叉开的大腿间，已冒出拳头大的小东西

。她看到我走来，以为是她的丈夫，叫道：“志民，医生呢？小囡要出来了！”
　　　是呀！医生到哪里去了？
　　　在走廊里，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医生。他就是前不久给妻做过产前检查的、有名的妇产科大夫蔡医生。他今天穿了件医工的浅蓝色的短袖工装，戴了大口罩，手里拿着一把笤帚、一个畚箕，像是在打扫的样子。不仔细瞧，眞认不出他来。
　　　我问他，医院病人这么多，你这个大夫怎么倒打扫起卫生来了？他带口罩的脸抽搐了几下，然后展开了一片苦笑，用低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说道：“接受改造，这里的医生全部要接受再敎育啊。”

　　　我知道，我这样问很犯忌，又无端伤了他的心，连忙改口问道：“接产室在哪里？”他指着一间病房说：“那间在高唱语录歌的房间。”
　　　啊，我怎么没注意到，那个大间正传出一阵阵参差不齐的语录歌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预感妻一定在那里了，于是来不及向蔡医生打招呼就连忙奔了过去。果然，妻躺在产床上，两腿高架。在她身旁，两排穿白大褂的护士，正举着红宝书，又唱歌又呼口号：“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妻摇着头，一副苦痛和无奈的样子。那些白大褂们，又唱又叫了一阵，看看没有什么效果，便停下来窃窃私语起来。一个说：“眞是的，一点也不灵，半个多钟头过去了，还生不下来！”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悄悄地说：“羊水已经破了，再不出来，大人小孩都要危险了呀。”一个别着红袖章的工宣队员，对着妻吼叫说：“你要下定决心啊！

”可怜他除了像鹦鹉学舌这几句，再也说不出什么了。这时妻瞥见了我，声嘶力竭地向我呼唤：“韧！韧！”
　　　我把那副大饼油条，塞给就近的护士，让她喂给妻吃。然后安慰妻道：“你歇歇力，我去想办法。”说完，我连忙去找蔡医生。
　　　蔡医生虽然在走廊打扫卫生，可是他的心一直挂念着助产病房。当他听到助产病房歌声不断，他就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只是踌躇着怎样找借口才能进病房。他看到我几乎要跪下来求他帮助的样子，毅然用舍得一身剐的勇气，对我说：“不要怕，我马上就去。”

　　　等到蔡医生换上工作服，站到妻的跟前，这里的白大褂们，已多次用吸引器导产失败了。婴儿的头颅前囱已经被吸得鼓起了大泡。蔡医生急忙制止道：这个产妇耻骶径只有9公分，婴颅又大，只能用产钳助产！白大褂们听了恍然大悟似地哦了一声，连忙递来了产钳。蔡医生不慌不忙，从婴颅两耳侧伸入钳爪，确认托住下巴了，轻轻往上一提，只见一个红嘟嘟的婴儿，顺着血水“哗”地一声落到了产盘。蔡医生舒了一口气，向白大褂们叮嘱了几句抢救婴儿的话，自己兀自去换衣服了。
　　　我又是惊诧又是感激，定下神来。只听得那些白大褂们还在不停议论，这个说：“亏得蔡大夫及时赶来，不然大人小孩都要没命了。”那个说：“蔡医生可要倒霉了，当了牛鬼蛇神还这样不老实，晩上少不了挨工宣队一顿批评。”躱在后边的那个年长的，冷冷地来了一句：“他改不了这个臭脾气！硬要和红宝书别苗头！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我握住妻的手，本想安慰她两句，不料还未开口，眼泪已经不停地流下来，迷糊了我的双眼。
　　　隔壁的病房，又响起了一阵阵参差不齐的语录歌声。

文革的特征

施化

　　　文革有许多特征，比如自上而下的造反作乱，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持续等等。但是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只有一个，就是强制和暴力。有没有意识到这个本质特征，是文革硏究不同流派的一大分野。不必花费很多精力在文革的动机上，动机是潜藏的、交织的，不容易被局外人在绝密仍然没有被解密的情况下发现。只有分析文革的特征，尤其是本质特征，才能有效地把文革隐藏的尾巴拖出来。
　　　感谢宋永毅先生等一大批有心的学者，把文革历史非绝密的那部分记录和保存了下来，使得一段重要的历史硏究有据可依。只要去粗粗阅读一下这些文件就很容易得出结论，文革的历史从头到尾都显现着刀光血影，充斥着毫无理性的报复和泄愤。具体行动的表现则为：语言暴力的攻击、诬陷、谩骂，肢体暴力的关押、殴打、凌辱，极端暴力的死刑、私刑和大规模群体灭绝。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在一开始就拒绝用暴力语言和行为来压制打击政敌，文革会成什么样子？如果文革的参与者，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一开始就采用理性分析，将不同性质的矛盾按实际状况来加以解决，而不是立即就上升到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高度，并且像嗜血的野兽那样，看见红色就极端亢奋，文革能够走到那一步吗？
　　　纪念文革四十周年之际的很多分析文章，对毛泽东不顾计自己的高位和权力基础，敢于发动全社会造反的忘我冒险精神表示敬佩。这里有一个误区：许多文件还没有解密。毛发动文革前，地位不是很稳而是岌岌可危。他为什么要借林彪之手先从军队树立他的个人权威，在文革发动前夜调动野战军完成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所有的考虑其实都围绕着武装力量——强制和暴力。在政治局会议上处于孤立的时候，毛知道最有效的杀手锏就是“重新上山打游击去。”

　　　有人说，没错，是用了一点野蛮手段，但这就是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反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强制和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用强制手段把坏的东西去掉，剩下的就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持有这种见解的思潮目前代表中国的主流。去看看王希哲的博客《请大家来参加“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问答游戏》中的主客问答，就略知一二。以此为据，如果一旦中国有了适当机会，再发生一次类似文革的社会清洗和骚乱，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有多少人有思考能力和坚持理性，而在于只要一天暴力被看作合理，在棍棒刀枪之下，再有理的人也不得不闭嘴装哑巴，或者把命送掉，归于彻底安静。使用暴力的人，不管是对是错，都当即占据眞理制高点，都将主宰一切，拉着所有的人一起下地狱。
　　　文革折射出来的社会心理非常原始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的野蛮人部落，尽管这种原始心理总是被最先进最时髦的理论光环笼罩着。现代的文明人都知道，人的社会是一个超复杂的整体结构，各种人各种思想各种信仰都有自己自然存在和自然消亡的合理空间，看似无序，实为有序。想用强力去清除一种东西，构建另一种东西，就跟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荒谬。
　　　可是总有人以为自己具有超人天赋，可以为天下的芸芸众生谋求幸福。而那些苦命的人儿，又恰恰喜欢逢迎这种幻想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而找遍所有用来谋幸福的办法，都不如强制和暴力来得简捷高效。于是就有了革命。法国大革命开创了革命的先例，这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笑话。法国革命的点睛之笔归结于一句话：“自由，与乌托邦一同被埋葬。”中国革命非常类似于法国革命。所谓的”推翻三座大山”，现在看来也是一个笑话，其中的辛酸凡是过来人都心照不宣。
　　　所以啊，现在还要再来一次革命，有人这样主张。的确

，革命的时机，在中国执政当局的积极配合下，已越来越近成熟，等待造反的队列，一天比一天排长。不说那些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被关押杀害的异议异敎人士，在上访喊冤的行列中

，近日还出现了地方的人大副主任。旣然有人要革命，那就革命吧。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吿诉你，只要使用强制和暴力，革命的结果还将和原来一模一样。
　　　当２００４年底，我第一次看到王光泽先生呼吁朝野大和解的公开信时，眼睛为之一亮。虽然公开信至今只有３８人签名，但这第一声诉求和解的声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怎么可以不讲原则地和解呢？有人立刻会问。我只能这样回答：原则是人的意识制造出来的，不同利益的人制造不同的原则（或者解释原则）。而任何带有最高眞理的正确原则在强制和暴力面前远不如一堆牛粪。眞理只能在和解在讨论中出现，原则也只是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妥协，此外别无眞理和原则。难道暴力从来没有过一时的眞理吗？也许有。但是没有一个眞理是永恒不变的。当眞理已经改变而暴力不改变的时候，眞理就变成暴力。
　　　请试一试和解。

由文革上山下乡运动想到的

郑听

四十年前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灵造成了许多伤害。而文革的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被清除了，有些却如同病毒一样，不仅难于清除，而且随着病毒的蔓延、不断地变种，其抗药性也越来越强，危害越发严重，治疗也越困难。当前国内所面临的腐败问题即属此类。

追根溯源，文革与腐败有什么相关呢？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文革中那场那么大规模的、直接牵动到全国城乡千百万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知靑上山下乡运动，就不会诱发同样是那么大范围、那么持久、那么多样化的腐败因子的滋生、繁衍。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１７００多万知识靑年的一生，而且严重冲击了这１７００多万知靑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伴随着整个知靑下乡、安置、上学、参军、选调、提干、病退、返城、招工等一系列无序的甚至是失控的进程，腐败的初级形态——拉关系、走后门等所谓“不正之风”，也如同流感病毒一样在全国上上下下，各行各业蔓延开来。从“普及”到“提高”，无形的旋涡将整个社会卷了进来。

大规模的知靑上山下乡运动是以１９６８年底到１９６９年上半年和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间两个高潮为标志，并以１９７８年大规模返城为终结。在毛泽东主席“知识靑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敎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文革十年间，全国至少有１７００多万知靑上山下乡，几乎牵涉到城镇的每一个家庭。在运动初期时，虽然条件艰苦，前途渺茫，但人们的思想仍可谓单纯。因为大家同甘共苦，并无明显的特权与不公，同时仍对中央的统筹安排报有希望。但随后的一系列变迁，使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连运动的发起者也始料不及。

首先，在１９７０年，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机会有限，“走后门”的问题便开始萌生并迅速蔓延。１９７１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

、严重的问题。一些握有实权的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一个时期横行泛滥的走后门进大学，其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学生水平的低下，影响了大学的校风和敎学。更为严重、深远的是它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

接下来，从城市到乡村，围绕着知靑选调、提干、病退

、返城等内容，相关基层部门的政工干部、人事干部、兵团干部，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医生、街道干部、派出所民警

、知靑办主任等等人员，成了不正之风的中心。在“手榴弹”（名酒），“炸药包”（高级烟、糖果、糕点）的轰击下，他们中不少人败下阵来。很多人由公正廉洁的国家干部，蜕变成见利忘义，假公济私，弄虚作假，道德沦丧的蛀虫。

而后，随着大批知靑回城，落实户口，安置工作等问题又成了老大难。此时，社会上的风气已为“没有关系办不了事

”所笼罩。加上当时物资短缺，供求失衡，行业不正之风也由此盛行。子女就业难，迫使父母靠搞关系、送礼，求助于自身工作单位的领导给予关照。由此，相当一批曾经是公正廉洁的单位领导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权钱交易的俘虏。同时，大批“

三产”应运而生，加上价格双轨制，使得“官倒”猖獗。贪污

、腐败由此进一步改版升级。中央虽多次明令整顿，但由于文革本身已使各方面造成混乱，再加上如此众多的人程度不同的参与其中，“法不责众”，很多人又有意“浑水摸鱼”。总而言之，直到文革结束，贪腐之风仍然“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且如病毒般愈发肆虐，成了文革最大的后遗症。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生憎恨腐败，本以为这场运动可更好地“斗私批修、消灭城乡差别”，然而却事与愿违地碰开了不正之风的魔瓶。老一辈革命家用一生建立的，文革前的那种让人们引以自豪的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眞、善、美的社会风尙，在文革中几乎被假公济私，阳奉阴违，假、恶、丑的歪风所取代。

时至今日，虽然文革已远离我们，但如何预防与彻底战胜“腐败病毒”的侵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四十年来，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文明与“抗病”能力都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前景是乐观的，终究“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革政治笑话

俞征

　　　　文革中党内路线斗争不断被强调和翻新，广大干部不堪其苦，有的称病在家，对外声明：犯了乳腺炎(路线炎)。

　　　　文革早期，大肆宣扬红卫兵运动，将靑少年捧上了天

。民间流传的顺口溜是：“大雪纷纷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官，我还没长大。”

　　　　中国古训是“三娘敎子”，文革时被颠倒过来，成为“子敎三娘”。

　　　　文革期间的干部政策和宦海沉浮反反复复，大起大落

。社会上流传的对联是：（上联）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

下联）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联：不服不行。

　　　　当时考察干部的忠诚程度和世界观的内容之一是问：“你选择的是邓力群还是邓丽君？”前者是左派理论家，后者是台湾歌星，喜欢唱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黄色歌曲。

　　　　开会前常高唱，《国际歌》和《东方红》，前者的歌词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后者的歌词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群众说：“国际歌和东方红对着干。”

　　　　贯彻敎育为工农兵服务和６２６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大学纷纷到农村办学，敎育工具连课堂座椅都从水泥地崛起拆迁，敎师们乘火车离开城市到农村的办学基地，一路上感慨地说：“祖国大地红烂漫，到处都是大学堂。”

　　　　传闻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提出要与江靑结婚，当时中央领导人很多反对这桩婚事。江靑则胸有成竹，自傲的拍拍肚子说：“已经有了。”

　　　　上海市革委常委，工人代表陈阿大接见外宾时，讲话常带有粗话和脏语“戳那”。外宾问翻译“戳那”是什么意思

？翻译说是“友好”的意思。

　　　　在那时，知识分子除了“两张皮”以外，又多了一个头衔“臭老九”。很多基层干部却认为知识分子虽然有些迂腐，但有学识和经验，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文革期间，中国当红的、最上镜的男主角是流亡在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游览中国的公园时，惊奇地说:“公园里怎么看不见儿童玩耍?”他岂不知，公安早对游客作了政治审查和挑选了。

　　　　卫生部一位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外宾提出:“请代向孙逸仙夫人问好!”但这位大老粗对孙中山别名孙逸仙一无所知，还煞有介事问身旁的秘书，说：“孙逸仙夫人今天上班来了没有?”

　　　　还是这位大老粗卫生部领导人，在听取有关业务汇报后，不耐烦地问:“你说的儿茶萘酚胺，还是孙茶胺是讲的什么?”

　　　　刘少奇排行老二，孔夫子又称为孔老二，听说林彪亦是老二，老百姓说都是老二惹的祸。

　　　　一位非洲外宾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说：“毛主席翘着二郞腿的座像是对来访者不敬。”世界其他伟人像，包括孙中山先生像，都是站立着。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林彪从云层的神坛上摔下来成为万民唾弃的叛贼妖孽。它证实了一句名言“你可以在一个时期欺骗大多数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９１３事件后，爆出一特大新闻，林彪常呑服一种特别的药丸，服后才能坚持到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开会，才有力气挥动红宝书和吊长嗓子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彪是服毒者和瘾君子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９１３后，社会上流传着毛主席和诸葛亮对待叛徒的识破和处置的迥然不同。诸葛亮识破魏延脑后有反骨，他死后必然要反，于是设下锦囊妙计，阵前斩首。毛主席末了识破林彪有反骨，并在他未亡前就欲篡位叛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文革早期，开会前群众要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从数学角度来计算，一万年还是有限，永远是无穷大，似乎后者比前者更胜一筹。

　　　　林彪住宅的客厅里挂放着他的亲笔题词“天马行空”

。群众讽刺说林自喩是“横空出世，独来独往”和“蛟龙本非池中物，有朝一日上靑天”，后来果眞上了靑天，但却掉下来粉身碎骨，成了荒野孤魂，独来独往。

　　　　文革时，群众给江靑一伙罪犯起了“诨号”是“专找张飞的娘”。为什么呢？传说三国时名将张飞的娘姓吴，吴氏生非，音同“无事生非”，意喩为“天下本无事，阴谋家自扰之”。

　　　　文革时，毛主席翻阅中央文件后，写下“圈阅”，并附记号０，有人解释说：“还是他老人家英明，早看出文件中有一大漏洞。”

　　　　文革后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要访华，并提出要参观农村人民公社。为了改善过去的仇美情结，公安对当地农民做了思想说服工作。当日尼克松通过翻译问老农“你对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欢迎否？”老农脱口而出：“欢迎，欢迎，毛主席和尼克松是老战友了。”

云雀之歌—哎咳哟荷!

·怀念我早逝的大弟·

彭佩琪

英年早逝的大弟，化作云雀远离苦难。

上山下乡，对我家兄弟姊妹来说，无异是一段家破人亡

、刻骨铭心的往事。

从64年到74年，我家八兄弟姐妹中有五个作为知青下放农村；全家十口人，有八个曾在农村接受过“再教育”。老二下放江永，老三下放零陵，老四下放汨罗，老五下放华容，最小的妹妹高中毕业后去了长沙县，大姐68年大学毕业后也逃脱不了去农村的厄运：她和姐夫被分配到新晃县少数民族侗家老山林里当医生。文化革命中，我父亲被关押在五七总校劳动改造，母亲当年在省工商联工作，也要下到五七干校。她选择了离大弟最近但却离长沙最远的零陵福田五七干校。

我在乡下呆了十四年，其中滋味对于我来说是不堪回首的。而和我大弟比较起来，我能活着回长沙，又算万幸了。我的大弟，是活活累死在乡下，直到死前一个多月，才回长沙治病的。

大弟叫彭树琪，长沙市第二中学65届的高中毕业生。他有1米83，瘦瘦高高的，性格开朗，爱好广泛。1965年，成绩优秀的他报考北京外语学院，因家庭出身不好，不予录取，随学校同学一起下放到零陵县孟公山公社，五星大队，下老屋生产队。在生产队他忘我劳动，刻苦学习。可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极度的营养不良，不幸患肝癌于70年8月28日去世。今天他还在的话，他也许从文，因为他热爱文学；也许在音乐王国里会有所作为，因为他酷爱音乐；也许他会出国深造，他英语成绩很好，上初中时就开始写英语日记。可惜他却英年早逝。

在生产队，他总是以大哥身份，照顾年龄小体质弱的同学，队里的重活总是他抢着干，同队的同学都将他当作自己的兄长，尊敬他、喜欢他。直到他病重得做不动了，在同学们的劝说下，他才决定回长治病。返回长沙的那天晚上，全队知青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唱歌、拉琴，祝福他早日康复。他将知青点的“家务事”全部交代清楚之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没想到他这一走，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每每想起大弟在病重期间那种留恋人生而又冷静、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的一幕幕情景，总是让我伤感得无法抑制自己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他，我基本上是安排值晚班。为减轻他的痛苦，分散他的注意，我经常伏在他的床前

，轻声唱歌给他听。他有时也强忍疼痛给我唱歌。有一支新疆民歌“云雀之歌”是他住院时教我唱会的。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啊，我要张开那翅膀飞翔在蓝色的天空中，我要放开那歌喉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和你一起纵情地歌唱••••••”教完后，他掉泪了，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

他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

晚上，他疼痛难忍时，我就扶着他从病房到走廊来回走动，他右手捂着肝区，口中一遍一遍地吟唱着自己编的“哎咳”调：“哎咳哟荷，哎咳；哎咳哎咳哟荷，哎咳••••••”三十多年来，这坚韧而又痛楚的呻吟总是在我的耳际回响；这催人泪下的绝唱，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在剖腹探查的前一夜，他没有感到痛。他对我说:“但愿不是绝症。”

第二天从手术室出来后，医生给他开的是一张“晚期肝癌”的诊断证明书。他比我们知道结果要早一些，手术后医生就将结果告诉了他。一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啊！

有一天晚上，他摸着我的脸说：“佩姐，我还有好多知识没有学，好多事情没有做，我好想活下去......”我能用什么话去安慰他?我只能握着他的手无声地哭泣。这时他从枕边摸出十几封信（同组知青在他重病期间给他的信）交给我说：“留着做个纪念吧。你们从信中可以看出我在农村的表现和为人。”我拿着信跑到病房外大哭了一场。

二弟被电报从下放的华容召回，守候在大弟床前整整一个星期，大弟还关切地对二弟说：“我收集了几个罐头盒子，等我好了，帮你做一个煤油炉带到乡下去，弄点小灶，也可补充一点营养。”

大弟住院期间，父亲还被关押受审。政工干部押着他去医院看了一次大弟，也仅仅是看了一眼。记得那天父亲坐在大弟身旁一言不发，只是老泪纵横。老人怎能不伤心呢？这是他的长子呀！

1970年8月28日上午，大弟与世长辞了，父亲当时连火葬费都付不起，但他说，要为大弟买一个最好的骨灰盒，送他上路。我们强忍着悲痛，安埋好大弟，又各散五方。

大弟走了，我却时时怀念着他。我经常唱着他教给我的《云雀之歌》及《冰山上的来客》主题歌《怀念战友》。而每当唱起这两首歌时，我的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滚滚而下，为大弟，也为自己。

我从山中来

寄北

朋友说：还以为你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文学女青年”呢。我笑：你忘了我是在山里长大的？

家就在山上。是的，山上，不是山下。因为文革，父母被发配到一个山村，我也因此跟山结缘。这座山本来是离村子两里路左右的一座坟山。因为在山顶建了所中学，爸妈成了那所中学的老师，我们的家便安在了那。学校操场还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开山放炮，然后一担一担把土挑走弄平的。时常炸到孤坟，我们从中挖出来许多铜钱，只是很多一碰就碎了。倒是有一只大瓷碗，怎么摔也摔不坏，可能到现在学校的食堂还在用着。山里并不是想象中一到夜里便磷火荧荧的那种景象，却有很多蛇，天一热，晚上便爬到外面来乘凉。我父亲一次在晚上睡觉，突然感觉有凉嗖嗖的东西在腿上爬，他半天没敢动，待灯打开，原来是一条银环蛇，要是被咬一口，绝对没命。我是尝过被蛇咬的滋味的，差一点就要了小命。不过，只要不惹蛇，它很少会咬你。

山里很好玩。我最喜欢秋天，所有的色彩都在山里蜜一样流淌，充满了香味和甜味。差不多每一种颜色我都尝过，总是吃得一嘴的红红紫紫、青青绿绿，肚子装不下了，还要带回家里。春天则是火烧火撩的红杜鹃，绸缎一样披在山上，把山打扮成刚出嫁的新娘子。那时总是一朵一朵的寻，要找那种一点杂色也没有的，可从没找到过。这个心愿后来居然在加拿大给成全了，是一位生物系的朋友自己培育出来的，送了我一整棵让我养。猛然间看到几十朵梦寐以求的没有一丝一毫瑕疵的杜鹃花，在我的桌子上娇滴滴地开着，心里真是充满了纯净的狂喜。于是天天我都殷勤备至地浇水施肥，却很快就把它给弄死了。伤心之余终于明白爱之太甚害之也太甚。山里还有白色的栀子花，单瓣无香的那种，也是疯得满地都是。我们采得回家，在热水里一过，拌点油盐，就成了难得的美味。夏天是采蘑菇的好时侯，总是在雨后，同学成群结队来邀去采。有毒的和没毒的蘑菇并不难分，通常漂亮的，娇艳的，就肯定是有毒的。运气好的时侯，碰到一种专门解毒的蘑菇，便可以放心的采，有毒也关系不大。那些小伞有的半收半开，有的则开过了头，常常都是羞羞答答地躲在灌木丛下，用根棍子一拨，就找出来了。不过有一次却让我意外地在山后自己开的菜园子里看到了，而且是很难得见到的鸡肉菇。我立刻兴冲冲地把它们全采回家，让妈妈做了面条吃，真是说不出来的鲜呢。到了冬天，山里便一下子寂寞起来，连松树也是无精打彩的。可有一年，老天居然下了大雪，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雪。真把我和姐妹们高兴坏了。我们几个拿着洗衣服的搓板，发疯似的一趟一趟从山顶上滑下来，比现在正而八经地在滑雪场滑还要有劲得多。

这座山的林子却不能砍。专门有一个干瘦的护林人看着。远远的就有他的歌声传来，抑扬顿挫的，很好听，只是一句歌词都没有，谁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砍柴要走到很远的另一座山上去。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砍柴的一切，因为我第一刀砍下去，就差一点砍掉左手食指的半个指头。那天早上才过五点，水香和另外几个同学就来接我。水香是我在山里最好的朋友。我们在蒙蒙亮的天色里走了一个来小时，就听水香说：“到了，砍吧。”我挥刀下去，左手食指一阵剧痛，然后就见到血喷了出来。我一定是尖叫得很恐怖，所有的同学都围了过来。水香看了我一眼，说：“没事，没事，别怕。”说完从旁边的灌木丛里扯下来几片不知是什么的叶子，放在嘴里嚼烂了，吐出来，敷在我的手指上。血立刻就止住了。她又找来一片柔软的叶子，用一根极细的树枝，把我的伤口扎了。“你这样，左手只要轻轻将树枝拨开，右手尽量往树丛的根部去，就没事。”她一边说，一边示范给我看。我依样画葫芦，就这样砍了平生第一担柴。还有一次也很惊险。那天到了山上，我将挑担，一种中间圆，两头尖的棍子，随手往树丛里一扔，却见一条足足有一丈长的大蛇猛的窜起，就要向我扑来。我连连后退了好几步，吓得半死。可莫名其妙地，蛇居然没来咬。它突然象根绳子似的瘫了下去，然后就听见一阵树叶的簌簌作响。好久了，还有余音从谷底传来的。原来蛇消失的地方是一个悬崖。水香拉着我，连说了几个好险好险。后来我们分析，很可能是挑担正好扔在了蛇的七寸上，一下子把它打死了。我的命还真是大。

尽管如此，砍柴仍是我在山里最喜欢做的事之一。早晨的山有一种奇异的美。风总是很轻很柔，生怕把谁的梦搅了似的。但是当阳光优雅地将山的帷幕一拉开，音乐就响了起来。于是远天绚烂的朝霞里，小鸟快乐地翻上翻下。而近处，无论是浑身是画的蝴蝶，还是眼睛滚圆的树蛙，都能让你感受到一种生命里难以抑制的喜悦。偶尔还有羽毛华丽的野鸡，扑愣愣地凌空而去，把我们吓一跳。砍完柴，只要天还不太热，我们就会懒洋洋地躺在柴堆里，看天，看树，听鸟叫，听虫鸣，一边慢慢地呼吸着越来越灿烂的阳光，直到我们自己也发出光来，然后水香说：“回吧。”

山下好玩的也很多。差不多所有山里孩子做的事我都做过。捉泥鳅，拣田螺，钓青蛙，插秧，割稻……每样都很有趣，只是插秧除外。南方的稻田里水蛭特别猖狂。第一次跟水香去插秧，我干得很有劲，中途走到田埂上休息，却见腿上挂了好几条滑腻腻的东西，我“哇”的一声哭出来，一边拼命跳脚，可怎么跳都没用。水香走上来，还是那句话：“没事，没事，别怕。”一边把那东西拉掉。我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又见腿上有殷红的鲜血不停地往外流。水香扯来几根草，绕腿一圈扎在水蛭咬的地方，血才不再冒。那天晚上做了一夜的噩梦。后来同学甚至告诉我一个恐怖至极的故事，说是有个男人不明原因地成天头痒难忍，有一天自己找来一把斧头，把自己的脑袋砍了，头裂开来，里面全是水蛭。我听了更是心惊胆颤。后来水蛭见多了，才不觉得那么可怕了。

有些朋友听说我被蛇咬过，被刀砍过，被水蛭吸血过，总要说：“想不到你小时侯受过那么多苦。”我倒觉得童年的一切是上天特意赐给我的的一笔财富，让我至今不受穷。山的丰富敏锐了我的五官，山里人的丰富更是敏锐了我的心。目睹山里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使我从小就有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他们脸上的微笑，又让我看到生命的坚韧和明媚。最最重要的，还是我终于学会了对自己说：“没事，没事，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