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加拿大華裔女記者見證的六四

　　　——讀黃明珍的著作《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

　　作者：張智斌

　　在一個春暖花開的下午，我在溫哥華的一家圖書館裡查找東德冷戰時期的一些史料，偶然翻閱到一本用英語寫作的關於中國的書籍，書的名稱是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

　　溫哥華的圖書館裡，收藏着許多東方人和西方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籍，但這一本書和它的作者卻讓我覺得有點與眾不同——作者Jan Wong（黃明珍）1952年8月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是第三代華裔加拿大人，一個典型的“黃皮白心”的“香蕉人”。1981年，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了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後，開始了專業記者的職業生涯。1988年，她被總部在多倫多的加拿大主流報紙The Globe and Mail（《環球郵報》）派往中國成為常駐北京的記者，在那裡她整整工作了六年時間。

　　由於她在中國工作的這段時間，正好涵蓋了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慘案，作為一位著名新聞媒體常駐北京的記者，我想她不可能沒有記錄下關於六四的文字或影音資料，這便是讓我對她和她的作品產生興趣的最初原因，我想了解她所看到的六四，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

　　黃明珍在19歲那年，那時她還是蒙特利爾McGill University （麥吉爾大學）的學生，因為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也為了尋根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那是文革時期的1972年夏天，當時中國在她眼裡的情景，她在《神州怨》（這是她個人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和另一本英語著作Jan Wong’s China（《黃明珍的中國》）中都有詳細的描寫。1972年8月，據說是在周恩來的親自恩准下，她如願以償地成為當時僅有的兩名海外留學生（也是第一位加拿大人）進入北京大學留學，也就此徹底改變了她以後的人生歷程。

　　我想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名華裔外國人，能夠像黃明珍這樣從中國處於完全封閉的年代開始，親身經歷或近距離了解文革、林彪事件、毛澤東去世、“四人幫”粉碎、改革開放、六四事件以及六四後中國經濟發展等重大歷史事件及過程，並能夠運用自身紮實的新聞專業知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用不同的文字、以第三者獨立的眼光去體驗、觀察和記錄這些事件的，在這個世界上恐怕真的鳳毛麟角、屈指可數。這些經歷是黃明珍個人極其寶貴的人生財富，也是全球華人重要的精神資產，更是全世界中國問題和中國歷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源和素材。

　　但是，據我的閱讀經驗來判斷，她的名字長久以來卻並沒有被中國甚至是海外的中文讀者廣泛熟知，她那些用英語記錄的有關中國重大歷史事件和政治背景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和書籍作品，其影響力卻與同樣是華裔、同樣用英語寫作，在2000年才開始成為The Washington Post（《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的Philip P. Pan （潘公凱）和他所著的Out 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走出毛的影子：為新中國的靈魂奮鬥》）一書完全不成比例。這或許是因為《環球郵報》的影響力略低於《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潘公凱後來為《紐約時報》工作），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黃明珍所著的關於中國的書籍出版時，中國的互聯網還遠沒有像今天這樣普及發達，以及她關於六四、政治異見人士和涉及中國高層私人生活內容的書籍出版後就立即被中國當局封禁有關。

　　黃明珍世界觀的改變和她眼中的六四前夜

　　在《神州怨》一書中，黃明珍用了大量的篇幅記錄了她所親歷的六四。

　　七十年代初期黃明珍來到中國時，天真和幼稚的她是一位十足的西方“毛左”分子。即便是她碩士畢業、成為加拿大著名報社的駐外記者後，她對這個國家的殘酷現實還充滿了幻想。六月四日凌晨，她在北京飯店的陽台上，徹夜觀察和記錄全副武裝的軍人用真槍實彈向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瘋狂地掃射時，她的內心幾乎要崩潰了，她在書中寫道：“The guns at Tiananmen Square killed my last illusions about China.”（天安門廣場的槍械殺滅了我對中國最後的幻覺。）在書中可以讀出，此刻她對這個國家的政權尚存的最後一點好感和幻想在頃刻間就喪失殆盡。

　　與許多了解了真相的中國人一樣，六四慘案對黃明珍的觸動極大，尤其對一個在文明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接受了嚴格高等教育的人來說，這樣的經歷是銘心刻骨的，這種經歷整整影響了她一生的世界觀，這在她的幾部作品中都能夠讀得出來。

　　與許多六四親歷者所著的作品不同，黃明珍筆下的六四，很少有宏大的敘事場景，但她記錄的那些細微的局部，卻總是有血有肉，極具感染力。她的作品基於她對細節專業、精準的觀察和判斷，這種冷靜和獨立的思考，在當時混亂和嘈雜的環境下尤顯難能可貴。

　　她在《神州怨》“Safeguard Your Lives”（保護你的生命）一章中，記錄了她親眼見到的學生和市民的善良。當6月3日軍隊已經得到採取“All necessary measures”（“一切必要手段”）奪回廣場的命令時，大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還只是以為軍隊想用非流血的暴力手段奪回對廣場的控制權和摧毀民主女神像；在人民大會堂前，學生們甚至還在與對峙的軍人一起響亮地歌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軍隊在木樨地開槍殺人後，有人對突擊進入長安街的裝甲運兵車投擲燃燒瓶，為了避免車內士兵的傷亡，學生把士兵們趕出燃燒的裝甲車；6月4日凌晨，在長安街上，面對軍隊真槍實彈的掃射，善良的人們還以為軍隊用的是橡皮子彈，許多人用厚衣服，甚至用毯子去抵擋射來的子彈，直到皮開肉綻、血肉模糊時才知道他們用的竟是實彈。她說當時每個人，也包括她自己，在六四鎮壓之前，已經完全忘記了毛澤東那條著名的語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她通過觀察細節來判斷事態的發展。6月3日星期六晚上大約6點，她在北京東北部市區邊緣看到一列運兵車隊被滿地的玻璃碎片逼停在那裡，十八輛軍車滿載着配備AK-47攻擊步槍的士兵，他們臉色冷峻卻又漠然幼稚，他們不再像以往那樣穿着平時穿的帆布膠鞋，而是換上了作戰時才穿的靴子。她立即打電話與Associated Press（美聯社）北京站主任Jim Abrams交換情況，Jim Abrams確認軍隊正從四面八方進入北京市中心。因此她確信“今晚將會載入歷史”，她一路趕向天安門廣場。

　　在路上，經過Reuters（路透社）北京辦公室時，他們正在核實獲得的第一起發生在木樨地的死亡報道。因為她中文流利，於是就幫助路透社記者打電話給木樨地附近的復興醫院詢問情況，電話鈴聲不停地響着卻無人接聽——這種情況，通常是一個不詳的信號。

　　她和Norman（黃明珍的丈夫）到達北京飯店時，已是6月3日夜裡十一點。此時已經有裝甲運兵車隊在長安街上捷駛而過。倫敦Times（《泰晤士報》）記者Catherine Sampson同意讓黃明珍共同使用她在北京飯店14樓的一個房間，那裡儼然已經成為一個臨時國際新聞中心，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Simon Long也在那裡趕寫稿子。

　　在北京飯店十四樓陽台觀察和記錄六四暴行

　　6月3日夜裡，黃明珍回憶道，有許多外國記者在北京飯店進行現場報道，也有一些記者，如Independent（《獨立報》）的Andrew Higgings就呆在街上的人群中，UPI（合眾國際社）的記者Dave Schweisberg則徹夜留在廣場中心與學生在一起。

　　黃明珍和Norman從廣場回到Cathy（Catherine的暱稱）在十四樓的房間後，立即搬了把椅子到陽台上開始觀察和筆錄她所見到的情況。十分鐘後，部隊就從西面滾滾而來，裝甲運兵車突破路障呼嘯着捷駛而過，人群向裝甲車投擲石子，此時她已經能夠很清楚地聽到噼噼啪啪的槍聲了。她在書中寫道：“我毛骨悚然地看着軍隊直接朝人群開槍，人群邊叫邊罵沿着長安街逃散。剛開始，示威人群中有人用毯子和外衣檔在前面，他們以為軍隊只是在用橡皮子彈射擊。但當有人倒下，看到了張開的傷口時，人們才知道士兵用的是真槍實彈。我無法相信發生在眼前的事實，我用中文和英文叫罵出了我所知道的全部難聽的詞語，隨即才知道我的罵聲毀掉了Simon正在為BBC廣播節目錄製的現場槍聲。現在我唯一能做的正確的事就是平靜下來，儘量做好自己的筆錄。下面一群快瘋了的人群正在拆下一片鐵柵欄，想把它豎立起來充當路障。但這顯然起不了作用，於是他們擊碎了一輛停着的公共汽車的車窗，將變速箱換到空檔，把車推到馬路中央。他們一輛接一輛地把公共汽車推到路上，人群中爆發出一陣‘好！’的喊聲。”

　　“部隊和坦克從各個方向正在逼近。1:20，我聽到從南邊傳來一陣槍響，五分鐘後又是一陣。2:10，成千的士兵跑步穿過廣場北部。2:15，他們舉槍朝密集的人群開火。我用手錶觀察他們向人群掃射持續的時間，竟超過了一分鐘還多。雖然廣場上亮着燈光，但街道的周圍還是很暗，我無法看清是否有人被擊中。但根據槍口的角度和對密集人群掃射的時間長短來看，我估計一定有人會被擊中。幾分鐘後，當五輛救護車呼嘯着經過飯店駛向人群時，我知道我的估計是對的。騎自行車和踏三輪車的人都在幫忙撤離受傷的和頻臨死亡的傷員。我甚至沒有注意到就在我的陽台下面，有一個男子背部被子彈擊中，直到一輛救護車把他救走時我才意識到。2:23，從東邊駛來的坦克用裝在頂上的機關槍向人群掃射。2:28，我數到又有五輛救護車趕到廣場救人……”

　　在《神州怨》一書中，這樣的場景記錄有很多很多，幾乎在6月3日後的數日內都有發生。6月4日凌晨，就在黃明珍全神貫注地觀察和記錄時，一顆子彈擊中了她的陽台，她卻渾然不知。當Cathy指給她看時，她才知道這有多麼危險，陽台就在射程內。她在書中這樣寫道：“我知道彈頭在空中亂飛，但當時我完全沉浸在記錄筆記之中，我甚至也沒有注意到士兵們正在廣場北部向這邊挺進，迫使人們退讓到飯店這邊，甚至更遠處，而我們的陽台就在火力正對的範圍內。第二天，當我察看那個彈坑時，相比我所見到的死亡和破壞而言，這實在算不了什麼……”

　　目擊“坦克人”、軍警對記者的干擾

　　黃明珍和她丈夫Norman也是六四“坦克人”的目擊證人。1989年6月5日星期一中午，Norman在陽台上叫她快去看那驚人的一幕：那個提着袋子的白襯衣男子勇敢地擋住了一排坦克的去路，他移動着軀體去阻擋想繞行的坦克，不讓它們通過。當黃明珍看到這一幕時，她大叫了起來，眼裡噙着淚水，緊張得屏住呼吸，她以為那個男子會被坦克立刻碾死。2009年六四慘案發生二十周年後，她和Norman在接受VOA（美國之音）的訪談時，說到這些，他們仍然記憶猶新，無法忘卻。這段目擊經歷，她在《神州怨》“End of the Snitch Dynasty”（告密朝代的終結）一章里也有記錄。

　　神秘的“坦克人”是誰？他後來究竟怎樣了？直到現在，這些問題一直縈繞在許多人的心裡，黃明珍也不例外。直到六四事件發生五年之後（1994年），有一位中國記者曾經告訴黃明珍，她所在的新華社領導也一直在尋找這位神秘的“坦克人”，目的卻是“他們想用坦克人來告訴全世界，證明中國並沒有殺人。”黃明珍在書中這樣寫道。

　　當“坦克人”的電視錄像和照片被駐紮在北京飯店的另外一些外媒攝影記者拍攝到，並被送出境外播放和刊登在各大媒體上後，立刻在國際上造成了轟動效應。中國當局迅速發起對北京飯店的清查行動。這個情況，似乎在今年造成很大影響的Leica（萊卡）廣告片“The Hunt”（《狩獵》）熱播後才被人們熟知，事實上，黃明珍在《神州怨》一書中，就有許多她親眼目睹或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關於軍警干擾記者報道的文字記錄。

　　就在6月3日子夜，軍隊進入長安街開槍之前，黃明珍和Norman就已經目擊了軍警搜查記者的情況。當時，他倆從廣場返回北京飯店，飯店外圍的鐵門已經被鎖上，還纏上了鐵絲，他倆不得不攀爬翻越鐵門進去。穿過停車場後，他們看到在飯店大廳外的台階上，幾個便衣正在對外國記者進行搜身。他們溜進大廳後，見到一位USA Today（《今日美國》）的記者正在使用飯店的付費電話發送報道，半程中突然被一個帶着鉗子的警察剪斷了電話線，把那個外記實着嚇得目瞪口呆。為了防止記者用電話發稿，警察還依次剪斷了大廳里全部的電話線。

　　“坦克人事件”被外媒報道後，警察開始對北京飯店清查記者，幸虧Norman當時在北京的Sun Microsystems（昇陽電腦北京公司）任職，他以此身份去應付，在房間門外掛上“請不打擾”的牌子來掩護房間裡的其他記者，才得以矇混過關。在黃明珍的書中，她多次記錄了報社的汽車被跟蹤和為了避免引起注意，將汽車停在遠離目的地的其它場所，以及外出採訪時藏起攜帶的筆記本等內容。

　　在《神州怨》中，她還記錄了她經歷的另一起更加恐怖的事件。六四發生兩個半星期後的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她正隨着大街上的自行車流騎行，一輛小車和一輛摩托一直在自行車道上跟蹤她。車停下後，三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直奔而來，其中一個對她說：“小姐，有些事情想與你談談。”她還來不及作出反應，另外兩個就立即動手擰住了她的胳膊，試圖將她強行塞進一輛棕色大眾桑塔納裡帶走。這一刻，她掙扎着思考應該用中文還是英語來喊救命，這個選擇可能對她至關重要。最後她選擇用英語大喊救命，這些人不得不放開了她。由於六四剛剛發生不久，路上的行人眼看着這一切，但沒有一人敢出來幫她。她至今不知道這是為了恫嚇她，還是因為其它原因。像這樣的情況，她在《黃明珍的中國》一書中也有類似的記錄。

　　不願想起，無法忘記

　　六四的經歷，我相信已經成為黃明珍頭腦中永遠抹不去的記憶。她說，六四慘案發生後，有一次她和助手Yan Yan在一家飯店裡默默無語地用餐，倆人不約而同情不自禁中淚流滿面。她去每一地採訪，當人們知道六四之夜她就在現場時，每個人都會問她：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

　　六四慘案中，究竟有多少人倒在了槍林彈雨之中和坦克的履帶之下？黃明珍在《神州怨》中說道：“經過很多研究，我相信死亡總數應該在3,000人左右，這部分來源於屠殺發生的次日中國紅十字會發布的一個報告聲稱2,600人死亡。在政府強大的壓力下，中國紅十字會立刻就撤回了數據，但當時代理國際紅十字會的瑞士大使已經悄悄地確認了這個數據，並把它轉發給了駐北京的其他大使們。其中，有幾百名士兵被自己軍隊的火力誤殺，而更多更多的平民只是死於阻擋部隊前進。幾位目擊屠殺的西方軍事武官根據當時人群的密度、軍隊的數量、火力的密集程度和使用的作戰型彈藥等情況，也估計有約3,000人死亡。”

　　“我們是否會永遠無法知道真實的數字？”她繼續說道，“許多人這樣認為，但我並不這樣想，像中國前幾屆政府一樣，北京當局善於記錄檔案是顯而易見的，既然政府可以告訴我們‘在1989年5月18日大雨前，為了避免學生被暴雨淋濕，市公交公司出動了78輛公共汽車，物資局撥出400條毛毯送到廣場提供給學生使用’，那麼，他們當然也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他們有權力查閱公墓和火葬場的數據。有一天，當新政府對天安門屠殺發起調查時，那麼，這個真實情況想必最終會被公布出來……”

　　黃明珍在她的記者生涯里，收穫了National Newspaper Award in Canada for Foreign Reporting （加拿大海外報道國家新聞報紙獎）、The New England Press Association Newswoman of the Year Award （新英格蘭出版協會女記者年度獎）和The George Polk Award in the U.S （美國喬治· 普爾克獎）等諸多獎項。她的著作《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一書在1996年由Doubleday Canada Limited（加拿大雙日出版社）出版發行後，當年就躋身於Time Magazine（《時代雜誌》）五部年度最佳非小說類著作之一。該書次年又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出版發行，獲得了讀者的廣泛讚譽，被擁有百年歷史的The Edmonton Journal（《埃德蒙頓雜誌》）稱為“A must-read for all China-watchers”（所有中國觀察者的必讀之書）。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閱讀《神州怨》還是《黃明珍的中國》，總能感覺到她是一位置身事外、獨立清醒的旁觀者和一個盡職盡力、勤奮工作和充滿正義感的職業記者。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對此作出一個更加恰當的評價，因為好的一面是，處在這樣的位置上，或許她能更冷靜、更準確和更客觀地報道新聞，但另外一面卻是，在這樣重要的歷史關頭，她本來可以探索和挖掘出更加深刻的東西來，作為一名華裔，她的心原本可以與大眾貼得更近，更能理解中國的情況，但由於文化的差異，總讓我覺得，她的內心世界在許多場合還是站立在遠處——也許正是因為她是一個“香蕉人”，所以她才如此不易實現心靈的回歸。但是，不管怎樣去評價黃明珍本人還是她的著作，她和她的著作都已經給讀者提供了非常豐富和優質的精神糧食，給讀者留下了無法抹去的深刻記憶。

　　六四之痛，無論是對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還是對被迫執行鎮壓命令的官兵，無論是對倖存的學運參與者，還是對任何一個良知未泯的旁觀者，永遠都是“不願想起，無法忘記”的傷痛。黃明珍記錄的她所見證的六四，用一個獨特的視角為大家留下了這段傷痛的真實記錄，怎麼說，我們都應該感謝她。

　　寫於2019年5月20日維多利亞節，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