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四”，卅年“六四”，哀乎？壮乎？

　　作者：万浩天

　　一．“五四”运动的本质与后果

　　100年前，由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引爆了“五四”。“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国家的羸弱，受到列强的欺辱。学生认为当时的北洋政府卖国，而群起讨伐。”五四”运动的本质是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也就是共产党定义的爱国主义。

　　“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确催生了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革新。然而，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却始终与中国人民失之交臂。“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数有识之士争相探索强国之道，但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催生了中共。“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们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精英。用官方的话来说，“五四”运动为中共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共产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数灾难的根源。从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到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大跃进以及后来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民饱受苦难。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可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可能早就找到了一条富强民主的康庄大道。

　　二．“六四”与“五四”之区别

　　1989年，“五四”运动70年之际，中国学生又一次走向街头，为人民呐喊。这一次，不是因为被外国欺负，而是因为对国内的现状不满。“六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三年前被中共元老派罢黜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悴逝。以北大为首的大学生们自发地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之所以成为学生运动的导火索绝非偶然。胡是76年后最先跟随邓小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马前卒。胡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倡导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年的知青们之所以能够快速地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并顺利参加高考，胡功不可没。胡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地、富、反、坏、右摘帽，同时让成千上万成分不好的子女顺利通过政审而上大学，让他们感恩戴德。另外，胡本人开明、廉洁，在他执政的十年中，推行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与邓和其他保守顽固派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在“六四”爆发前三年的1986年，也曾经有一次短暂的学潮。胡正是因为那次学潮而被一帮元老罢官，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理由是元老派认为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威胁中共的统治。胡的突然离世，让学生们心头的旧伤被再次撕裂，胡被一帮老人逼退抑郁而死，学生为胡鸣冤叫屈。胡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虽然改革开放已经10年，中国的政治生态一点也没有改变，仍然有太上皇，总书记只是个摆设，与封建的儿皇帝没有两样。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学生们愤懑难平，因而，借悼念胡耀邦，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所以，“六四”实际是三年前学运的继续。难怪在一开始胡耀邦的遗像旁，就有“何处招魂”、“打倒专制”的标语。悼念活动迅速转化为反贪污、反官倒、制止通货膨胀、问责政府、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以及对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等一系列诉求。学生们从要求与政府对话，到游行、罢课、绝食、静坐，最后发展成政府戒严和军队武装镇压，留下了永远的伤痛，至今已经30年。

　　亲身经历过“六四”的人，尤其是在北京亲眼目睹或者投身到“六四”运动中的人们，都会被当时学生的热情所感染，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对他们的诉求产生强烈的共鸣。当时的中国，物价飞涨，官倒横行，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广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学生敢于站出来，对当局叫板，自然会引来一片喝彩声。从学校到机关，从普通百姓到党团员、警察、军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当看到北京街头声势浩大的游行，当看到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人的聚集，当看到全国各高自联的声援，当看到学生运动持续一个半月，政府无能为力，当看到北京市警察撤岗而改由学生来维护治安，当看到戒严部队的军车被群众拦截而不能抵达天安门广场，很多人心里纳闷，为什么中共没有按照以往的一贯做法，对学生运动坚决镇压？也有人错误地以为，学生运动的成功近在咫尺。甚至有人预测，中共会很快垮台，新的民主共和国即将诞生。然而，“六四”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与“五四”运动相比，“六四”学生运动有以下预设障碍和缺陷。第一，学生领袖必须保证学生的所有活动合法、有序、和平，非常担心，一有闪失，就会被当局找借口而镇压。第二，口号不能过极，尤其不能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否则，会吓退一部分对共产党恐惧的人。第三，不能与中共上层有任何直接的明显的联系和互动，以免有被人利用之嫌。第四，领导层没有一个长久的、系统的策略。第五，没有一个明确的、容易实现的目标，以此来鼓舞大众。第六，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诉求，这一点尤为致命。

　　“五四”运动的核心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很容易挑起了民众的国耻情节，其最终目的是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扫进垃圾堆。而“六四”没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可以凝聚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口号。学生一开始主要是悼念胡，后来要求与政府对话，把反贪腐和政治改革提到重要位置。“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他们的主要诉求转为要求当局撤销“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静坐绝食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立了一尊自由女神像，表达了追求美式民主的愿望。正是因为思想和目标的混乱和摇摆不定，“六四”运动主体始终是学生，没有能够争取到广大工商业者义无反顾地积极参与其中，尽管他们很多人在背后提供了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民众不愿意或者不敢冲在运动的前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长期高压统治，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让民众内心对中共充满着恐惧。他们害怕中共秋后算账，害怕被党抓住把柄和罪证，不仅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且还会让全家老小跟着遭殃。毕竟他们还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也看不到学生运动有改天换地的能力，因而，不值得把全部生家性命都押上。

　　三．中共统治下学运之困境与出路

　　共产党统治下学生运动总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当你要求改良，他们会说，你们学生都是我们的子弟，任何改革改良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循序渐进地完成。他们还说，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你们学生的所有利益，我们都代表了，你还闹腾个啥？你如果要要搞西化，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选举，他们会说，那个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必将大乱，甚至发生内战。你如果想把共产党推翻，无论是和平还是暴力方式，他们一定都会用暴力来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死多少人根本不是考虑的问题。

　　对共产党来说，如果他们执意要镇压，从来就不会缺少理由。“六四”前十三年，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要知道，89年与76年一样，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她的执政者仍然是中共，虽然领导人换了，但中共压迫人民的本性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之所以没有在五月二十日之前强行镇压，一是由于中共党内存在两派争斗，短期内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方针。二是因为89年5月有几大国际事件聚焦中国：5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5月15日到5月18日间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并将与邓小平举行世纪高峰会。可想而知，此期间，很多外国记者和名人云聚北京。89年时，中国的内外环境与76年不同，共产党不大可能人不知鬼不觉地将示威学生一顿痛打并抓捕，然后封锁消息。相反，为了吸引外资，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塑造开放、开明和自由的国际形象，不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做侵犯人权的勾当，否则代价太大。但当共产党感受到学生的言论和行动威胁到自身的执政基础时，就不会在乎任何国际影响，毫不犹豫地镇压。所以，学生运动的空间极其有限。”六四”镇压也从侧面证明，学生运动后期已经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共，他们对体制内的任何人都不信任，连赵紫阳也不例外。如果赵紫阳最后一次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之后，不被学生无情地拒绝，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世界上很多民主运功成功的范例，都是争取到军队倒戈，或者至少让军队维持中立。独裁政权只要没有枪杆子，崩塌是一夜之间的事。但在中共统治下，靠学生自己去争取军队，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任务。唯一可能让中国军队不开枪屠杀的办法，是全国人民的反抗。设想一下，六月三日晚，当政府决定清场的时候，当天安门的高音喇叭威胁群众离开的时候，当六部口、木樨地传出枪声的时候，北京全体市民都豪无畏惧地涌上街头，冒死阻挡军车、坦克，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人才可能放下武器，甚至调转枪口，让下令屠杀者得到应有的惩处。唯有在这个时候，中共的温和派和学生才能走向良性互动，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和宪政建设。

　　四．“六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壮举

　　“六四”以后的30年间，海外华人“六四”运动的争论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歇。最让人痛心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抓住某些“六四”领䄂的道德瑕疵和不当言论，大加鞭挞，并以此来彻底否定“六四”运动的意义。连很多当时支持并参与“六四”的人，也加入到反对的阵营，对民运人士的不满，让他们转而为中共的暴政辩护。有人骂“六四”学生领袖贪生怕死，在外国势力的保护下逃离中国，却让追随者留在中国坐牢。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也因为各方理念不同而四分五裂，甚至互相攻击。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长期离开中国土壤，很难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发挥太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说，全部海外民运加一起，也抵不过一个在中国坐牢的刘晓波。

　　“六四”惨案发生后，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共，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遭遇夺取政权40年来最大的执政危机。有人认为，中共执政基础已经完全丧失。更有人预言，中共政权将在三年内垮台。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中共不仅没有在三年内垮台，三十年后，仍然看不到它垮台的迹象。如今，天安门广场已经被铁栏杆层层包围，人民再也没有机会去那里市威集会了。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没有逃过被中共防火墙屏蔽的命运。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言论自由的空间受到空前的挤压。中共治下的十四亿人，生活在一个与现代社会思想分离的独立王国，几乎完全忘记了三十年前的悲剧。他们不仅自享其乐，而且还在三十年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奇迹。于是，有人惊呼：当年的那句“用二十万人头换取二十年稳定”不仅真的兑现了，而且还大大超过了预期。更有人狂言，“六四”屠杀，不仅合理，而且必要。

　　“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仍然是非常短暂的。中共之所以没有很快垮台，并不能证明他们屠杀学生的正当性，更不能证明他们本身有多强大，而是因为人民没有完全克服对专制政权的恐惧。30年来，由于许多国际事件阴差阳错，让中共得到了一次次喘息的机会。专制政权有时表面看起来坚如磐石，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将其撼动；有时又是那么虚弱，一条微博就足以将其击败。我坚信，人不可能永远像动物一样，只满足于温饱。只要时机成熟，中国人民必然会渴望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官员，必然会追求司法独立和社会公平、公正。过去的50年，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多有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惊人地相似，就是专制政权总是在貌似不可一世的时候，被人民一推便轰然倒塌。南韩、菲律宾是如此，东欧和前苏联的巨变更是如此。

　　虽然“六四”运动没有在中国获得成功，但作为世界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效应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当看到中共公然命令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世界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政权的邪恶的本质和残忍的本性，这无疑加速了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瓦解，也为前苏联民众和军队提供了宝贵的反面教材，从侧面帮助了前苏联人民推翻苏共政权的伟大实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中共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中国民主化完全实现的时候，人们肯定会重新认识“六四”，重新定位“六四”，不会有人再去纠结“六四”运动的瑕疵和细节。人们将记得，在很久以前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爆发过一场旨在推翻中共专制政权统治的学生运动。有人甚至预言，6月4日将是未来共和国的国庆日。

　　从“五四”到“六四”，70年间，中国人民完成了从民族主义向民权主义的过度。民族主义催生了中共，是”五四”的悲哀。民权主义吹响了打倒专制的号角，单凭这一点，“六四”壮哉！

　　（后记：感谢万维读者网举办这次征文活动，让我有机会把自己对“六四”运动的思考做一次归纳和总结。--谨以此文祭奠刘晓波和30年逝去的“六四”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