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工黄金72小时看顾顺章的叛变 马悲鸣 一、被俘特工的黄金72小时 黄金72小时是地质灾害发生后的最佳救援窗口期，由国际救援学界提出的共识性概念。该时段内灾生还率随时间递减，首日存活率约90%，次日降至50%-60%，第三天仅存20%-30%。再往以后，即使能发掘出来，也多伤重不治，或因连续三天的断水断食而饿死渴死。 我这里讲的不是地震救援，而是特工经验。一名特工被派出去执行任务，成功或失败的概率都不是零。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怎么办？ 失败有被敌方反间谍机构击毙的可能，但更多的是被俘入狱。特工一般都不会穿己方军服，否者就直接暴露了，也因此自卫能力很有限。不穿己方军服或穿敌方军服参与作战都不在国际战争法规定的战俘保护范围之内。 战场上身穿己方军服的被俘人员不得虐待，不得被迫从事伤害战俘拳拳爱国心的与祖国敌对的军事行动。被俘间谍享受不了这些战俘待遇，直接枪毙也不受战争法追究。但间谍有情报价值，可以撬他们的嘴，获得重要情报。所以特工一旦被俘，往往会遭受酷刑逼供。 为了被派遣特工的生命安全和少受些罪，派出单位的上级一般会告知他一些很快就会过期的情报。一旦被俘，在敌人的酷刑逼供下可以供出来。战争期间的这类情报往往是有关兵力部署的。在间谍被派出时，这些已经考虑和正在改变部署的旧情报会告知间谍，让他在熬不住刑时供出来。但因为改变部署需要时间，派出间谍的上司会告诉他们一个旧的兵力部署情报失效的时间。一旦过了时效，就可供出，以减少痛苦。所以间谍需要忍受旧情报尚未过期的最后几天酷刑，然后就可以竹筒倒豆子，换取减轻肉刑之苦了。这是双方正式交战的军事间谍。 另一类是渗透破坏的特工，比如中共地下党。他们所面对的是政权情治单位的系统打压。这类特工有非常隐秘的网络联系和防范系统。一旦有人被俘，会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防被一网打尽。 地下特工的上级领导机关随时都知道同伙每天工作的时间、地点和任务。一旦联系突然中断，即使一时半会儿查不出原因，也会立刻启动应急措施，切断联系。因此地下特工也有一个“黄金72小时”。一旦特工被捕，和组织失去联系，必须咬牙熬刑三天。这72小时之内，警觉的地下特工组织就会完成撤退。被俘特工三天之后再供出地下特工组织和人员，敌方已经抓不到他们了。这类情况在有关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回忆录和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 国共双方的地下暗战中被俘的特工叛变率差不多，都是95%。但因国民党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中共地下党处于遭受打压的境地，故其特工被捕率要多于国民党。 这个特工72小时的熬刑时段不是中共发明的，而是在欧洲早就有了。如果一名特工被俘后过了三天才松口，没有给组织造成实际损失，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叛徒。比如列宁、斯大林等一大批早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有被捕流放的经历，并没有谁被指叛变而遭严惩；最后还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 二、顾顺章被俘的72小时 根据周志兴的说法，顾顺章是被向警予、李立三看中的人才，重点培养，把他送去德国留学。顾顺章回国后，1924年秋，他20岁，由向警予和李立三介绍入党。而周恩来是1924年7月底到达广州，向鲍罗廷交上季米特洛夫荐书而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的。按照周志兴的说法，顾顺章和周恩来在德国滞留的时间有所重叠。 顾顺章回国后到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崭露头角。1925年8月，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顾顺章任委员，负责区委组织部工作。 1926年，党组织派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去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1927年，顾顺章回国后，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估计杀了五万之谱，主要杀的是国民党左派。杀的共产党员大约五千之谱。当时在册的中共党员总数大约在五万之谱。其中绝大部分并非被杀，而是脱党了。 毛泽东在给徐特立六十大寿的祝贺信里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加入共产党…”。就是指此。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急速转入地下。为了保存组织，组成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和组织处理，展开对叛徒的捕杀。最著名的就是当街击毙叛徒白鑫。 特科在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设立了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 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陈赓； 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由顾顺章兼任，主要任务是以牙还牙地打击反动派，镇压叛徒，保卫中央机关和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责任非常重大。 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乘船到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完成护送任务后，顾顺章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被从上海过来的中共叛变人员尤崇新（一说叫王竹樵）认出，遭当地情报负责人蔡孟坚逮捕。 然后的故事是这样讲的：顾顺章当即投降，但不吐露任何口风，要求一切等面见蒋介石之后才能说；同时要求不要泄露自己被捕的消息。但国民党情治单位邀功心切，把捕获顾顺章的消息向上级报告。不料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译电员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立刻把消息传给中央。上海地下党中央马上布置疏散，没有造成规模性的损失。 但从特工经验上看，未尝不是顾顺章故意拖延够72小时，留出时间档让中央撤退。因为先熬三天刑，再吐实情和先宣布投降，但以保密为由不露口风，然后再吐实情，结果是一样的。顾顺章的策略只是免了72小时的杀威棍而已。 照这个只有高级特工才知道的黄金72小时“常识”看，顾顺章是故意放跑了周恩来，而周恩来却杀了顾顺章全家。守规矩的是江湖溜子，不守规矩的是空子。顾顺章是惯走江湖的溜子。周恩来是空子。 凤凰卫视专访顾顺章的第二任妻子张永琴和女儿顾利群（2018年7月1日在上海病逝）。顾利群说：1983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当年特科的李强来到上海特地约见了他们母女。“他说这个事情已成为历史了，在当时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不得已而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可以跟你们澄清：一点，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第二点，‘伍豪事件’也不是顾顺章所为。他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李强亲口对我母亲讲的。” 
左图：1948年的顾利群 右图：1989年12月李强给顾利群的贺卡 关于顾顺章的叛卖，主要指三个人。一是恽代英，二是向忠发，三是蔡和森。 先说恽代英。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恽代英）1930年4月上旬回上海。5月6日，在沪东杨树浦怡和纱厂门前被捕，他佯称自己名叫王作霖，是失业工人。巡捕从恽代英身上搜出眼镜、自来水笔和一些传单，于是把他关押进提篮桥监狱。在狱中，恽代英以“煽动集会”的罪名被判了五年徒刑。不过顾顺章在武汉背叛中共，并供出王作霖就是恽代英。1931年2月，恽代英被押往南京江东门外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派人劝降未果后，4月29日将其枪决于南京军人监狱。」 同样出自《维基百科》关于顾顺章的被捕是这样说的：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被从上海过来的中共叛变人员尤崇新认出…」 这两条时间上有问题。顾顺章4月24日才被捕，如何能在2月就导致恽代英被认出，押往南京中央监狱？顾顺章要到3月份才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的鄂豫皖。 但顾顺章4月24日被捕和恽代英4月29日被枪毙之间有5天重叠。假设顾顺章故意拖延三天之后才开口，则距离恽代英被杀仅剩两天。这点时间是否够确认身份，从上海转押南京和蒋介石劝降呢？很难说。 但有一点说得过去，就是黄金72小时过后，顾顺章必须交投名状，而这时估计周恩来他们早跑了，便交待了已经在监狱里的王作霖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在《革命烈士诗抄》里留下一首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再说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李强已经说明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那蔡和森（1895年3月30日—1931年8月4日）呢？ 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 「他（蔡和森）和妻子李一纯住在香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楼上，正式身份是该公司的职员。不久，顾顺章抵达香港。6月10日，香港海员要举行一个群众集会，广东省委认为局势过于紧张，蔡和森不宜抛头露面，但他坚持前去。临行前对李一纯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进入会场之后，顾顺章带领特务将其逮捕。 蔡和森被捕后，李少石和香港政府联络，希望用巨款保释蔡和森，然而失败，蔡和森被押至广东，经过审讯之后，于1931年8月4日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命部下处死」 像蔡和森这样的共产党大头目，居然没有押往南京中央监狱，而让区区陈济棠的部下所杀。这有点不合常理。况且已经被捕的顾顺章如何能知道远在香港的蔡和森要有什么行动和能有机会抓到他。更何况顾顺章仍在层层保护和监视中，如何能放他去香港抓人呢？他要是趁机跑了怎么办？ 李强跟顾利群说的“他（顾顺章）唯一的就是出卖关在监狱里的恽代英，其他他没有什么事情。”和“向忠发不是顾顺章出卖的”看，蔡和森很有可能也不是顾顺章出卖的。而且当时关向应也关在监狱里，顾顺章就没有出卖。 三、《维基百科》爱棠村血案（截录） 爱棠村血案是中共为报复顾顺章叛变，于1931年在上海法租界最西部姚主教路大同坊的爱棠村33、37号（今上海市徐汇区余庆路110号和102号）犯下的一起凶杀案。 案情 顾顺章被捕后，其家属从威海卫路802号转移到上海法租界最西部姚主教路125弄的爱棠村33、37号（今徐汇区余庆路110号和102号）。1931年5月，周恩来、康生在顾顺章投降后，率领洪杨生、陈养山、王世德（化名王竹友）等十余名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成员对顾顺章全家八口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全部勒毙，尸体深埋于爱棠村院内灭迹。顾顺章女顾利群和妻弟张长庚因年幼幸免。 案发半年后的1931年11月，张长庚在街上指认出特科成员王世德，王世德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科逮捕后招供出案情，由调查科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接洽，希望在爱棠村发掘尸体，上海法租界当局初不置信，在中国方面多次接洽后，允许发掘，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 经一周时间的挖掘（11月21日至28日），上海法租界警务人员在爱棠村37号院内挖出的四具尸体分别属于：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韶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 在姚主教路爱棠村33号发现的三具尸体分别属于： 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 吴克昌之妻——顾顺章嫂子吴韶兰的弟媳 一名麻脸男佣 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现的四具尸体分别属于： 张杏华——顾顺章的原配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吴克昌——顾顺章嫂子吴韶兰之弟 斯励 在新闸路陈家巷91号发现黄弟洪、邹志淑、朱完白夫妇、王盘五人的尸体 在顾家人尸体被挖出以后，上海报纸进行图文并茂的报导，改变了许多上海市民对中共的看法，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因此与国民党合作打击中共。 案发后的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发誓报仇。 四、《维基百科》斯励被杀（截录） 1900年，斯励出生于浙江诸暨的一个富裕家庭，胞兄斯烈，长大后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上海大学。 1925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为第三期步兵科，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 毕业后，受党组织派返江浙一带，利用胞兄斯烈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的关系作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1927年4月12日，其兄斯烈将周恩来骗到指挥部加以扣留，使上海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后经其劝说斯烈释放周恩来，得以脱险。 1929年，斯励因反对立三路线在城市举行暴动，被开除党籍。 1931年7月24日，斯励下午被特科人员骗去，在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武定路930弄14号）被杀。 在2017年上映的《建军大业》中，陈赫饰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兼党代表的斯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