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我祖父沈仰放的诗词。祖父原名沈曾荫，因为生日与陆游相同，一生仰慕放翁诗词人品，故改名沈仰放。爷爷一岁丧母，15岁父亲命丧京师庚子拳乱。幼儿时跟随祖父鹤子公在蓬溪烟波楼生活。被后母带到北京投奔时任大理寺右丞的外公徐质夫。废科举后，祖父于光绪末年23岁考入法部举叙司正六品主事。建国后，祖父本不愿介入政治，但1960年困难时期，一辈子养尊处优的爷爷饿得受不了，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在北大（担任学监，即教务长）时给你捐过大洋，现在饥饿难挨，请予以帮助。后来就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这些馆员多是前清遗老，1885年出生的祖父在文史馆只是个小弟弟。他每周二，四上午上班，月工资56块，工作就是座谈自己在清朝的亲身经历，或外出参观游览，春踏青，夏郊游，秋赏菊，冬观雪，然后公款请他们吃午饭，吃遍北京老字号。要知道，当时除了国宴是没有公款吃喝的，共产党对这些前清遗老确实很优待。我1963年考上大学后，周末都在祖父家过，经常在他书桌上看祖父写毛笔字，作诗词。见过他参观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后写的诗词，问他为什么写这些题目。爷爷告诉我，北京文史馆组织参观人民公社后吃午饭，要求每人写诗一首。为了对得起这顿午饭，算是交作业，乃应付交差之作，对公社这样的新鲜名词他并没有什么认识和感觉，看见什么写什么就是。

民国文人和前清文人的区别说到底是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所致。辛亥清廷退位后，文人官员失去了俸禄，地位，政治上被欺压，生活上被兵匪官盘剥，自然是一肚子怨恨。而革命党凭借枪杆子巧取豪夺，大发横财，撺掇阿Q”同去，同去” 革命，革了尼姑庵宣德炉的命，乡下暴民到城里抢了棉门帘去卖，山大王进驻了县衙，天不冷就穿上皮袍子。以我家为例，我六世祖三兄弟咸丰年间同登进士榜，从皖南入蜀做官，在成都玉沙街“凿池筑亭”修建祖宅柽园。辛亥兵乱被乱党反贼，土匪暴民抢掠焚毁，自然对民国有仇。祖父曾写过一首七绝“王谢堂前旧巷迷，故人恩义总凄凄。斜阳古树群鸦噪，过此高飞不肯栖。”后来国军盗挖乾隆，慈禧陵墓，慈禧的夜明珠和乾隆的宝剑到了宋美龄和蒋介石手里，前清遗老自然会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却也无可奈何。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遗老们觉得为他们报了仇，自然对共产党有好感。所以1949年后爱新觉罗家族几乎全都留在北京，只有恭亲王孙溥儒被徐悲鸿威胁吓跑到台湾。宋美龄要拜他为师学画，溥儒说：“亡国之臣，不事新主，愧对祖宗。”而民国文人张大千则献媚邀宠，主动跑去教宋美龄画画，这就是民国文人和前清文人的区别。而农民出身的齐白石则更无节操，国共两边谁得势拍谁马屁。1946年蒋介石六四大寿，齐白石画了一幅鹰，提对联：人生长寿，天下太平。1953年毛泽东六十大寿，他又画了一只鹰献给自己湘潭老乡，抄了邓石如的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还抄错了，把天写成云。鹰者，大英雄也。看来民国时期文人也没什么骨气。

至于张伯驹对我祖父写人民公社的诗作颇有微词，一点也不奇怪。首先要说明，我敬佩张伯驹的人品才华，只分析他鄙视祖父诗的原因。张是袁项城的表侄，靠其庇荫名利双收，不用攻读功名就为官上位，富甲一方，位列民国四公子之一。而袁项城前有戊戌变法背叛光绪，卖主求荣，是为不忠，后有洪宪称帝，谋朝篡位，是为不义，自然被前清文人看不起。而他们都是十年寒窗，从秀才，举人，进士，不说满腹经纶，也是学富五车，凭本事才华，一路过关斩将把名字刻上国子监翰林院举人榜石碑上，自然也看不起靠盘剥他们财富阔起来的民国暴发户。一句话，前清文人是祖上财产不断少下去的破落户，民国文人是靠巧取豪夺不断阔起来的暴发户后代，再加上文人相轻，互相鄙视，在所难免。而共产党先把张伯驹打成右派，1967年又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了收入，靠亲友接济生存。若不是他为陈毅写的挽联被毛泽东看见，恐怕永无出头之日。他当然会鄙视歌颂共产党的诗作。

现在有些人，骂郭沫若没骨气，骂中国知识分子断了脊梁骨，唯唯诺诺，看国人都是奴才，没胆量揭竿而起推翻暴政，都是苟且偷生之辈。一冰还说，国内文人都被共产党收拾成废物。唯有他们隔着太平洋，没有一点儿风险骂共产党才是英雄豪杰。我不想争论，没有必要，中国近代文人明星闪耀，不是几个土鳖能掩盖得住的。他们从小在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中长大，从没见过文人，又怎知其风骨，不过是出于羡慕嫉妒谩骂而已。有些人清宫戏看多了，看见官员在皇上面前跪在地上高呼万岁，就说是太监，奴才。其实，他们的祖上连给皇上磕头的资格都没有，如今为了改换门庭，只好挑个古代名人认祖宗，姓刘就是刘邦后代，姓李就是李世民传人。实在挨不上皇帝姓，攀上孔夫子，包大人也将就。想到自己祖上也享受过百官跪拜，万民敬仰，自己也不由得意地在心里叫别人一声奴才。

现在海外华人的反共先锋主体并非深受共产党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富贾，名流学者之后，而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党在农村的阶级依靠力量贫下中农子女。他们仗着出身好和党的阶级出身政策，上大学，跳农门，参军入党，转业留城，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改换门庭，吃足了共产党阶级政策的红利。万维反共明星“男人妞”和他的跟班就是吃上“国家粮”的农村娃。1964年毛泽东要给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科研以及事业单位“掺沙子”，派去大量转业农村兵，文革批斗迫害死教授名流都是他们干的。那个杨继绳就是靠贫农出身分配到新华社，文革初批斗的几个高级记者自杀身亡。然而，出了国，看见反共能让他们发财致富，扬名立万，就反戈一击，调转矛头攻击自己阶级的政党。当年为了“六四绿卡”闹得最凶的几乎都是国家公派，三辈贫农，共产党员，转业军人，政府官员。他们争先恐后到中国领馆前游行，然后以被领馆拍照，回国要被迫害唯由申请政治避难留美国。

评价历史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用当时的标准，不应当用现在的眼光衡量古人。中国传统文人遵循孔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诲，心中都有一个太平盛世的梦想。自从推翻了皇帝，中国就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外敌入侵，兵燹匪患，四十年无宁日，而五十年代初，中国国内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和平稳定，祖父有了“白头逢盛世”的感觉，写一些诗词歌颂也是发自内心的。古代以“忠君爱国” 的仁人志士为楷模，不能说忠君就是奴性。邓世昌，聂士成是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不能因为他们忠于朝廷就说他们是皇上的奴才。他们忠的是江山社稷，国家民族。如果说当年忠君爱国是奴才，和美国黑命贵说美国开国元勋蓄奴就要砸雕像，改命名，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