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提升国民素质，关乎子孙万代的国家根本大计。举凡随地吐痰、擅闯红灯、加塞插队、漠视禁令、践踏草地、高声喧哗等等不堪形象都是素质和道德教育缺失的恶果。教育本是要政府投资，舆情监管，教授倾心投入的事业，今天成了乱纷纷你方唱罢我又登场的捞金产业，纵然万世师表的孔圣人转世又能如何？有人提出要中兴儒学，实在不知其依据是什么。

浮躁、拜金、信仰缺失、丧失做人的基本荣辱观是目前社会的几大毒瘤，也是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必然后果。所有文化和教育的堕落，官场的奢华腐败，民间好逸恶劳、笑贫不笑娼等已经被新中国扫除的腐朽风气死灰复燃等等等等都是这些毒瘤的典型衍生现象。遗少以为，胡总提出的“八荣八耻”只能是“急则治其标”，先在底线卡位，防止社会风尚继续沿下轨滑落。真正的根治道德滑坡，还是要从主义信仰入手滴。热切地期待中央能够在社会转型期把握机遇，在四中全会脚踏实地议上一议，主导新时期精神信仰的平移转换，洗却右翼泼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的污水，重树主义和理想信念，让《国际歌》在中国再度唱响，这才是大中国凝聚人心，共赴中兴的根本解决之道。

鉴于多元化社会已经成形，即使让孔子、老庄、基督耶稣、真主穆罕默德占领一些市场也未尝不可，有信仰有敬畏总比什么都不信又不懂科学还没有组织要好哇，否则一有风吹草动那就是多少亿的义和团呵。官场是社会风尚的导向标，官场文化的颓废，官员道德的堕落，官僚作风的浸染，官吏形象的败坏，成千部官场小说已经做了入骨般的描绘，哪个老百姓不知其中三昧？这个事情还是要靠胡哥和十七大的中委们早做政改打算，整治咱的队伍呀。

从鸦片战争起，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统治者逐渐失去了自信。开始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有“德主刑辅”的泱泱气度。随着清王朝的倒台，中国社会便拜倒在西方法治文化之下，砸烂了德治文化的祖宗牌位“孔家店”，法治未立，德治已无，社会进入了大动荡。毛爷爷奠定新中国，实际上推行的基本上是带有社会主义新理念的德治。想当时，一共也就宪法、婚姻法两三个法，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还是有的，肯定是绝对没有防护栏和保险门这类产业的市场。德治兴盛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以红宝书为最高法。但是，在小生产的丛林中，理想主义的德治缺乏法治辅助也难以成功。改开后，在引进西方经济制度的过程中，社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道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依法治国”成为响彻云天的口号；全国人大各省市地方人大马不停蹄地立法，但恶性案件却火箭般地窜升；全社会道德沦丧，信用全失，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假为真成为常态。官员腐败，擅权弄法；企业腐败，逃税走私；学术腐败，斯文扫地；百姓腐败，明哲保身（百姓可以说是最不腐败的了，百姓为众，还有救啊）。社会经济在繁荣的表象下积累着巨大危机；到处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末日心态。政权只顾“维稳”，哪有余力去发展创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胡总才又提出八荣八耻，重新收拾道德人心，“以德治国”才成为值得我们重新考虑的一个选项。

“诚实守信”，必须要有一个信仰；“见利忘义”，肯定是利益诱人。中国社会现在实质上已经沦入了迷失信仰，除了金钱什么也不值得一拜的境地。要想做到“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其实很难。

因为当我们引入市场经济时，只注意到了市场经济逐利性的正面效应，而没有注意到其道德因素的负面作用，设计师放纵了“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利己主义原则，将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当作保守、僵化、落后、封建、“极左”的元素一盆水撒泼出去附地难收，全社会一切向钱看，使市场经济失去了道德制约，也使法治迅速变形，成为强者欺压弱者的新的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旦市场既失去法律制约，又失去道德制约，那么“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就将在一切领域发生。于是我们看到，一切都成了商品，包括权力、法律、文凭、良心、脸蛋，甚至某些器官，而且尽是假冒伪劣的商品。不仅如此，当代中国无法借鉴发达国家掠夺殖民地的经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被积累、被剥削的不利地位，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不但无法输出，还被迫输入，中国正面临重新成为外国经济殖民地的极度危险。

这样，落实胡总执政为民的问题。首先要恢复道德规范，而道德的核心则是信仰。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大滑坡正是由于信仰失落造成的。所谓“大道不兴，小义滥行；正教不显，邪教猖獗。”

重建信仰是时候了。而“深入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式就是重建当代中国信仰的优选手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