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想念我的母親，她今年九十七歲，身體依然健康。本來就有計劃在退休之後去上海陪伴母親，現在計劃泡湯，因為武漢肺炎肆虐全球，澳大利亞關起國門，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現在，我只能使用視頻方法和母親對望，卻無法感受到母親的體溫和她的呼吸。母親耳背，現在愈發嚴重，和她聊天必須要有姐姐在身邊為她傳話。本來每年都會回國一次去看望她老人家的，在上海停留要麼兩周，要麼十天，最短一次只有四天，然而現在一切都停頓下來了。上一次去看她是2019年4月，在母親身邊逗留了一個星期，在和她告別的時候，我告訴她我要在2019年年底退休，會在2020年3月回上海，要在上海申請一個三年期的簽證在上海陪伴她，要在上海辦一個中國的駕駛執照，要買一部上海大通商旅車自駕游游遍故國大好河山......，母親聽了很高興，然後，2020庚子年，一切都亂套了。

　　1960年那個庚子年的時候我是七歲孩童，2020年我是六十七歲的老頭；1960年的時候我是生活在上海的共產主義接班人，2020年的時候我是生活在澳大利亞已經整整30年的澳洲退休人士。我是1990年到澳洲的，在這之前我是一個化學工程師，在成為工程師之前我是上海某化工學院學生，在1978年考進大學之前我是在雲南農場務農的上海知青。羅哩羅嗦說了那麼多，我想要說明白的是，1960年庚子年一直到1978年考進大學這十多年中，飢餓和赤貧就是我青少年時代的生活主題。1960年那個庚子年，那時候的我，就是生活在上海的在飢餓中掙扎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1960年初夏的一天清晨，我的母親抹着眼淚回來了，她半夜一點鐘去住家附近的八仙橋菜場排隊買菜，她想得好好的，半夜一點鐘去菜場排隊，清晨六點鐘開稱，一定可以憑菜卡定量買到兩根黃瓜一把雞毛菜，或者買到兩隻番茄一把雞毛菜。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美好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清晨六點開稱時間一到，為買到憑菜卡指標標定數量的黃瓜番茄雞毛菜而努力奮鬥的巨大人流立刻把我母親擠到中間。

　　我的母親是從河北太行山下走出來的農婦，一個小腳女人，日本軍隊把崗樓建造在村口；中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逃離河北農村，滯留於國共軍隊炮火連天的安陽商丘戰場，輾轉近三年在1948年年中到達南京，又於1949年年初手持珍貴的赴台灣船票抵達上海，但是在登上去台灣輪船的最後一刻，我的父親放棄了，他決定留在上海，我們從此成為上海人。我的父親只活了52歲，在貧病交加心力交瘁中死去；他的父親死在台灣，是國民政府中有地位的人物，上世紀二十年代公費留學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1960年初夏的那個清晨六點，在菜場為買到兩根黃瓜一把雞毛菜或者兩隻番茄一把雞毛菜而努力掙扎的巨大人流，把規規矩矩在半夜一點就去排隊的我的母親擠壓在人群中，可憐的小腳女人，被人踩在唯一正常的那個大腳趾上，劇痛，母親竭力掙扎，她不是往前擠而是往後退再往後退，終於退出人群，她坐在菜場一角的水泥地上，望着這一個巨大的洪流般的人群，他們為了買到憑菜卡標定數量的兩根黃瓜一把雞毛菜或者兩隻番茄一把雞毛菜，他們使出了洪荒之力，我的母親望着這一群人流淚，然後啜泣，最後嚎啕大哭起來，為自己也為在場的每一個男女。

　　我的母親曾經步行幾百里路，從安陽走到商丘，在國共雙方軍隊停火三天的間歇，她和另外兩位小腳女人帶着五個幼小的孩子離開安陽戰場去商丘，流火七月，半道上死了一個三歲的孩子，那位婦女痛哭着把死孩子背在背上繼續行走了大半天，才把孩子放進路邊的枯井，小腳女人們撿起土坷垃填埋枯井，然後繼續在赤日炎炎飽受戰火蹂躪的中原大地上蹣跚前行。現在我的母親坐在八仙橋菜場一角的水泥地上嚎啕大哭，望着那群爭搶黃瓜番茄雞毛菜的男男女女。咱們工人有力量。最後，母親是提着兩斤“光榮”菜回來的。在買不到菜場供應的任何蔬菜的時候，可以憑菜卡的供應指標翻倍購買“光榮”菜，所謂“光榮”菜就是捲心菜外面的老幫子，就是白花菜外面的老幫子。這些老幫子深綠，堅硬，難以下咽，居然被稱作“光榮”菜！

　　那天晚上我們吃的飯食是“闊壘”，我也不知道該用哪兩個字把它寫出來。做法依然記憶猶新：把“光榮”菜任意切碎放入炒菜鐵鍋，玉米麵少許鋪開在菜皮上，再放進一層“光榮”菜，再在菜皮上鋪少許玉米麵，蓋上鍋蓋，等蒸汽大量冒出來即可食用。我的母親說，這是河北老家遇到災荒年景時農民們的食物。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上海家中吃到河北農民在災荒年中所吃的飯食。後來，在雲南農場務農期間，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做好周密的計劃，冒着被捆綁吊打的巨大風險，去周圍鄉寨偷竊所有可以用來填飽肚子的東西，其中之一是去豬圈偷竊豬食鍋里那些小手指粗細的紅薯，紅薯雖然細小卻依然香甜，沖洗去污物，足以果腹；最悲慘的是半夜三更餓醒，不得不起床去水井邊牛飲大量生井水來煞去肚中飢火。我曾經陪老伴去我下鄉多年的雲南農場遊玩，這是她的強烈願望。從任何方面來考察，農場所在地絕對是貨真價實的魚米之鄉且地廣人稀。農場已經不復存在，有了自主耕種權利的農民們把土地經營的有聲有色，是大米茶葉澳洲堅果的出產地，是一個“出產一年吃飽五年”的地方；如此富饒膏腴之地，毛澤東有本事把她變成飢餓之鄉，這也是他的“曠世奇才”，幸好五百年才出現一個！

　　現在，和你一樣，我已經在家枯坐一年有餘，每天所做之事就是想想做什麼飯菜，既要營養美味又要健康；我和老伴看油管上的做菜節目已經達到新高度，娓娓道來，可以媲美大廚師，但是，做來做去依舊是家常所食。我喜歡吃羊肉，澳洲是盛產羊肉的國度，但是，1960年那個秋季那一天那一個中午所吃掉的那些紅燒羊肉，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最對不起母親的事情。我很多次在母親面前提起這件事，每一次一開頭就會被母親打斷，然後母親就會把話題扯到與這件事十萬八千里的地方去。

　　那天是星期三，母親的工休日。已經有很久沒有買到肉了，買不到肉，菜市場就用魚來替代肉，一兩肉票買二兩魚。那一天晚上她沒有睡覺，十點鐘就去菜市場排隊，排了整整一夜隊，按照每人每月二兩肉的指標憑肉票買回來一斤羊肉，原先打算買豬肉的，清晨開稱的時候宣布只有羊肉沒有豬肉，她盤算做紅燒羊肉麵，讓全家人解解饞。紅燒羊肉做好以後，母親去共用水管那裡洗衣服，我放學回家就發現了小鋁鍋里的秘密，然後我就吃了一塊紅燒羊肉。那時候我七歲半，吃到了有生以來最最最最最最美味的紅燒羊肉，那種美妙感覺至今無法用文字形容，然後我就吃了第二塊，然後我出門去路邊轉了半分鐘然後就去吃了第三塊......，等到母親撈出麵條要往麵條里打滷的時候，她發現只剩下兩小塊肉了。母親哭了。她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甚至沒有責備我一句，只是流着淚把那剩下的兩小塊美味羊肉夾到我姐姐碗裡。我那可憐的姐姐十七歲下鄉去到黑龍江農場，1977年考進黑龍江的大學，畢業後在黑龍江當中學教師，冰天雪地中掙扎了十四年後和他人對調工作到了安徽工廠，現在她拿着全上海最低的退休金陪伴着我的母親。

　　那時候我七歲半，偷吃了應該是全家人共享的一斤羊肉，我完全難以想象那時候的我能夠有那麼大的胃口把這些肉吞進肚子裡去。母親排了一夜隊才買回來這一斤金貴的羊肉，是全家人一個月的肉食定量；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直至今天，這件事情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我的心裡頭，是時代燙在我心尖尖的烙印。

　　1959年春節，母親體重125斤；1960庚子年，母親體重79斤。

　　我非常非常思念我的母親。我對澳洲的疫情沒有過多的擔心，疫情在這裡並不嚴重；我更加關注的是上海的疫情，有沒有在上海的病例？離母親居住地有多遠的距離？我期盼疫情早日過去，一旦澳洲和中國打開國門，我會第一時間飛到母親的身邊去。我的母親在澳洲生活過兩年，也曾經踏足北美大陸；她是澳洲公民的母親和奶奶，又是加拿大公民的母親和外婆，還是美國公民的母親和奶奶，理所當然的，她是中國公民的母親和外婆奶奶。一個從河北太行山下農村里走出來的小腳女人，成了澳洲加拿大美國中國四國公民的母親和外婆奶奶，不知道是我們這一家人神經錯亂還是國家民族的神經錯亂或許是時代的神經錯亂！這三十年以來，我們兄弟姐妹很少在母親身邊相聚，我母親的孫輩們重孫輩們更加沒有機會在上海聚集。我們已經約定，在母親百歲壽誕那一天，我們，我們的子女，我們的孫輩，一定要放下身邊所有的事情，放下學習，放下工作，從澳洲從加拿大從美利堅齊齊飛往上海，聚集到我母親她老人家的身邊去。

　　我拜請各位為我母親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