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想念我的母亲，她今年九十七岁，身体依然健康。本来就有计划在退休之后去上海陪伴母亲，现在计划泡汤，因为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澳大利亚关起国门，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禁止出境。现在，我只能使用视频方法和母亲对望，却无法感受到母亲的体温和她的呼吸。母亲耳背，现在愈发严重，和她聊天必须要有姐姐在身边为她传话。本来每年都会回国一次去看望她老人家的，在上海停留要么两周，要么十天，最短一次只有四天，然而现在一切都停顿下来了。上一次去看她是2019年4月，在母亲身边逗留了一个星期，在和她告别的时候，我告诉她我要在2019年年底退休，会在2020年3月回上海，要在上海申请一个三年期的签证在上海陪伴她，要在上海办一个中国的驾驶执照，要买一部上海大通商旅车自驾游游遍故国大好河山......，母亲听了很高兴，然后，2020庚子年，一切都乱套了。

　　1960年那个庚子年的时候我是七岁孩童，2020年我是六十七岁的老头；1960年的时候我是生活在上海的共产主义接班人，2020年的时候我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已经整整30年的澳洲退休人士。我是1990年到澳洲的，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化学工程师，在成为工程师之前我是上海某化工学院学生，在1978年考进大学之前我是在云南农场务农的上海知青。罗哩罗嗦说了那么多，我想要说明白的是，1960年庚子年一直到1978年考进大学这十多年中，饥饿和赤贫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主题。1960年那个庚子年，那时候的我，就是生活在上海的在饥饿中挣扎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1960年初夏的一天清晨，我的母亲抹着眼泪回来了，她半夜一点钟去住家附近的八仙桥菜场排队买菜，她想得好好的，半夜一点钟去菜场排队，清晨六点钟开称，一定可以凭菜卡定量买到两根黄瓜一把鸡毛菜，或者买到两只番茄一把鸡毛菜。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美好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清晨六点开称时间一到，为买到凭菜卡指标标定数量的黄瓜番茄鸡毛菜而努力奋斗的巨大人流立刻把我母亲挤到中间。

　　我的母亲是从河北太行山下走出来的农妇，一个小脚女人，日本军队把岗楼建造在村口；中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逃离河北农村，滞留于国共军队炮火连天的安阳商丘战场，辗转近三年在1948年年中到达南京，又于1949年年初手持珍贵的赴台湾船票抵达上海，但是在登上去台湾轮船的最后一刻，我的父亲放弃了，他决定留在上海，我们从此成为上海人。我的父亲只活了52岁，在贫病交加心力交瘁中死去；他的父亲死在台湾，是国民政府中有地位的人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公费留学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960年初夏的那个清晨六点，在菜场为买到两根黄瓜一把鸡毛菜或者两只番茄一把鸡毛菜而努力挣扎的巨大人流，把规规矩矩在半夜一点就去排队的我的母亲挤压在人群中，可怜的小脚女人，被人踩在唯一正常的那个大脚趾上，剧痛，母亲竭力挣扎，她不是往前挤而是往后退再往后退，终于退出人群，她坐在菜场一角的水泥地上，望着这一个巨大的洪流般的人群，他们为了买到凭菜卡标定数量的两根黄瓜一把鸡毛菜或者两只番茄一把鸡毛菜，他们使出了洪荒之力，我的母亲望着这一群人流泪，然后啜泣，最后嚎啕大哭起来，为自己也为在场的每一个男女。

　　我的母亲曾经步行几百里路，从安阳走到商丘，在国共双方军队停火三天的间歇，她和另外两位小脚女人带着五个幼小的孩子离开安阳战场去商丘，流火七月，半道上死了一个三岁的孩子，那位妇女痛哭着把死孩子背在背上继续行走了大半天，才把孩子放进路边的枯井，小脚女人们捡起土坷垃填埋枯井，然后继续在赤日炎炎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原大地上蹒跚前行。现在我的母亲坐在八仙桥菜场一角的水泥地上嚎啕大哭，望着那群争抢黄瓜番茄鸡毛菜的男男女女。咱们工人有力量。最后，母亲是提着两斤“光荣”菜回来的。在买不到菜场供应的任何蔬菜的时候，可以凭菜卡的供应指标翻倍购买“光荣”菜，所谓“光荣”菜就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帮子，就是白花菜外面的老帮子。这些老帮子深绿，坚硬，难以下咽，居然被称作“光荣”菜！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饭食是“阔垒”，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两个字把它写出来。做法依然记忆犹新：把“光荣”菜任意切碎放入炒菜铁锅，玉米面少许铺开在菜皮上，再放进一层“光荣”菜，再在菜皮上铺少许玉米面，盖上锅盖，等蒸汽大量冒出来即可食用。我的母亲说，这是河北老家遇到灾荒年景时农民们的食物。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上海家中吃到河北农民在灾荒年中所吃的饭食。后来，在云南农场务农期间，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做好周密的计划，冒着被捆绑吊打的巨大风险，去周围乡寨偷窃所有可以用来填饱肚子的东西，其中之一是去猪圈偷窃猪食锅里那些小手指粗细的红薯，红薯虽然细小却依然香甜，冲洗去污物，足以果腹；最悲惨的是半夜三更饿醒，不得不起床去水井边牛饮大量生井水来煞去肚中饥火。我曾经陪老伴去我下乡多年的云南农场游玩，这是她的强烈愿望。从任何方面来考察，农场所在地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鱼米之乡且地广人稀。农场已经不复存在，有了自主耕种权利的农民们把土地经营的有声有色，是大米茶叶澳洲坚果的出产地，是一个“出产一年吃饱五年”的地方；如此富饶膏腴之地，毛泽东有本事把她变成饥饿之乡，这也是他的“旷世奇才”，幸好五百年才出现一个！

　　现在，和你一样，我已经在家枯坐一年有余，每天所做之事就是想想做什么饭菜，既要营养美味又要健康；我和老伴看油管上的做菜节目已经达到新高度，娓娓道来，可以媲美大厨师，但是，做来做去依旧是家常所食。我喜欢吃羊肉，澳洲是盛产羊肉的国度，但是，1960年那个秋季那一天那一个中午所吃掉的那些红烧羊肉，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最对不起母亲的事情。我很多次在母亲面前提起这件事，每一次一开头就会被母亲打断，然后母亲就会把话题扯到与这件事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去。

　　那天是星期三，母亲的工休日。已经有很久没有买到肉了，买不到肉，菜市场就用鱼来替代肉，一两肉票买二两鱼。那一天晚上她没有睡觉，十点钟就去菜市场排队，排了整整一夜队，按照每人每月二两肉的指标凭肉票买回来一斤羊肉，原先打算买猪肉的，清晨开称的时候宣布只有羊肉没有猪肉，她盘算做红烧羊肉面，让全家人解解馋。红烧羊肉做好以后，母亲去共用水管那里洗衣服，我放学回家就发现了小铝锅里的秘密，然后我就吃了一块红烧羊肉。那时候我七岁半，吃到了有生以来最最最最最最美味的红烧羊肉，那种美妙感觉至今无法用文字形容，然后我就吃了第二块，然后我出门去路边转了半分钟然后就去吃了第三块......，等到母亲捞出面条要往面条里打卤的时候，她发现只剩下两小块肉了。母亲哭了。她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甚至没有责备我一句，只是流着泪把那剩下的两小块美味羊肉夹到我姐姐碗里。我那可怜的姐姐十七岁下乡去到黑龙江农场，1977年考进黑龙江的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当中学教师，冰天雪地中挣扎了十四年后和他人对调工作到了安徽工厂，现在她拿着全上海最低的退休金陪伴着我的母亲。

　　那时候我七岁半，偷吃了应该是全家人共享的一斤羊肉，我完全难以想象那时候的我能够有那么大的胃口把这些肉吞进肚子里去。母亲排了一夜队才买回来这一斤金贵的羊肉，是全家人一个月的肉食定量；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直至今天，这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我的心里头，是时代烫在我心尖尖的烙印。

　　1959年春节，母亲体重125斤；1960庚子年，母亲体重79斤。

　　我非常非常思念我的母亲。我对澳洲的疫情没有过多的担心，疫情在这里并不严重；我更加关注的是上海的疫情，有没有在上海的病例？离母亲居住地有多远的距离？我期盼疫情早日过去，一旦澳洲和中国打开国门，我会第一时间飞到母亲的身边去。我的母亲在澳洲生活过两年，也曾经踏足北美大陆；她是澳洲公民的母亲和奶奶，又是加拿大公民的母亲和外婆，还是美国公民的母亲和奶奶，理所当然的，她是中国公民的母亲和外婆奶奶。一个从河北太行山下农村里走出来的小脚女人，成了澳洲加拿大美国中国四国公民的母亲和外婆奶奶，不知道是我们这一家人神经错乱还是国家民族的神经错乱或许是时代的神经错乱！这三十年以来，我们兄弟姐妹很少在母亲身边相聚，我母亲的孙辈们重孙辈们更加没有机会在上海聚集。我们已经约定，在母亲百岁寿诞那一天，我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辈，一定要放下身边所有的事情，放下学习，放下工作，从澳洲从加拿大从美利坚齐齐飞往上海，聚集到我母亲她老人家的身边去。

　　我拜请各位为我母亲祈福！